大学生和社会良心
发布: 2006-4-12 14:37 | 作者: tianshanyunhai | 来源: 天山云海综合信息港
(1)
提笔时,我本来要写大学生是社会良心的,可愣了一下,实在对不起得很,竟写成了大学生和社会良心。
之所以发愣,并因发愣而改了调子,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暂时还不配担当社会良心的资格。他们因过度追求物欲而日渐颓废萎靡的肩臂还担不起社会良心的重负。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也许会在追逐轻松赚钱、轻松成名和轻松享受时,会抛掉社会良心,让社会良心在尘埃里凋谢沉沦。
人们曾深信,文人是社会的良心,而文人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便要哑然失笑。大学生和社会良心还可以攀上一点亲戚关系,文人则和社会良心早就八辈子搭不上边了。
我所说的文人,指那些拿政府工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记者们。这邦人在中国很威风地横行过一段时间,也曾让百姓们侧目过,崇拜过。但百姓们很快发现这邦人实质上是些见利忘义的打手和骗子,便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抛弃了,让他们在寂寞萧条的文学祭坛上小丑般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
也许,文人们本是应该担负起社会良心的使命的。可惜,在强权时代,他们瞒着百姓,将社会良心出卖了权贵;在金钱时代,他们又将社会良心出卖给了金钱。文学失去了社会良心的滋养,最终只能走向萧条寂寞,甚至是死亡。
哈姆莱特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无所作为,应该做某事而无力去做,最终在惩罚的威胁下冒然行动,以致导致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他是违背自己意志的叛徒。结局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死亡。
我们的文人们在心里也许也存在着相同的疑问,是社会良心,还是权势金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他们最终也做了违背自己意志的叛徒,那文学的结局也只能有一个,也就是死亡。
文人队伍里有一邦跳得挺欢也挺厉害的人,他们自称是无冕之王的记者。这是可怕而又可笑的一邦人(虽然里面有许多优秀人物,但改变不了什么的)。他们不仅抛弃了社会良心,而且还要将社会良心踩进深不见底的污泥之中。作家们抛开社会良心时,多少还保持一点自己的良心,而一些记者则连自己的良心都一块儿踩进泥坑之中,他们打着无冕之王的幌子,为了一己之私,竟无耻地干出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下三烂勾当。
一些记者成为社会公害后,百姓便迅速躲开了他们。在南方一些地方,一些居民区甚至赫然刷上安全提示,让人们:防火、防盗、防记者。
我们在呼唤社会良心时,可以撇开文人一邦子的,让他们和文学一起在凄凉中寿终正寝。有时,我常想:文人,特别是记者们的社会作用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思之再三,最贴切的比如是说他们是一场拙劣猴戏开场前的锣鼓。在猴子出场前,他们这一群锣鼓一气乱敲乱打,将观众听众吵得昏头晕脑,完全丧失了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只傻乎乎白痴一样等着看猴子的表演。
(2)
大学生承担社会良心在中国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文人学子不忍生灵涂炭,在乱世中纷纷站出来,在帮助各诸侯建立霸业的同时,也在为天下百姓着想,提出了许多安抚百姓的主张,做了许多有益百姓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学子们所代表的社会良心与封建专制的残暴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此后,文人学士所代表的社会良心与社会的一切邪恶力量的冲突一直未曾停息过。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一直在帝王宝座前象幽灵般徘徊不去。
到了晚清时期,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官吏们只顾贪污享受,一群学子怀着对民族的热爱,上演了一曲“公车上书”的壮举,并有力推动了维新变法等活动,从此揭开了大学生们公开承担起社会良心的序幕。许多青年学生从此远渡重洋,去西文发达国家寻求振兴民族的真理和科学技术。
只是在封建制度下,学子们的人数较少,且较分散,其力量也较嫩弱。随着封建王朝的倾覆,新的教育方式在中国的推行,大学生们开始由全国各地向大学汇集,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力量渐渐正式形成,并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五四青年运动,这是无需我多用笔墨来描述的学生运动了。这一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大学生们代表的社会良心的彻底觉醒。
大学生们承担的社会良心的彻底觉醒,使一切政府的昏庸、腐败、无能、甚至卖国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民众的反抗和拷问。有时,政府官员们恼羞成怒之际,不惜用血腥的武力镇压学生,一面称大学生们为暴徒,一面又为被他们屠杀的大学生们惋惜哀叹,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当年鲁迅先生目睹了大学生们被屠杀的惨剧后,愤然写下了这样檄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笔下的刘和珍等柔弱的女大学生,其实不是猛士,而是社会的良心。
面对政府的暴行,他继续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啊?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再后来,面对日本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的恶行,国民党政府不御外侮,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府,全力围剿红军。又是大学生们率先起来反抗,引导全国民众要求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致有张学良在西安的兵谏,促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面对大学生们的愤怒声讨,国民党政府当年也唱着老调,一面镇压,一面污蔑大学生们受人利用。但社会的良心毕竟最终取得了胜利。
(3)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人为了混水摸鱼,但又恐大学生们这一社会良心的反抗与声讨,便千方百计地先搞乱大学秩序,最终消灭掉这一社会良心。
他们提倡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励自卷英雄,使大学生们沦为一帮氓流,并成为他们的帮凶。真正的社会良心被迫流荡于荒野之中。
除掉了大学生这一眼中钉后,作恶者于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起来了。
无论历史怎样地变迁,也无论少数恶人怎样地扑灭,大学生们作社会良心而成为感知社会善恶变化的晴雨表,这已是铁的历史事实。他们存在着、敏感着、警惕着,总是让想做恶者提心吊胆,诚惶诚恐。
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活劫结束后,大学恢复正常,流散荒野的社会良心又汇集在高校校园,成为一股热血沸腾的力量。当时国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领航下,象一艘巨轮,正朝着一个充满繁荣生机的历史时期快速驶去。
大学生们敏感地捕捉到这一征兆,在天安门前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那一句普通的问候,凝集了社会良心的渴慕真善美,追求真理的所有热情。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他们被人民尊为天之骄子。他们对此称号也当之无愧。这是中国又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足可与五四运动时期和抗日救亡时期的青年们相媲美。他们怀抱民族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时代的使命感,追求知识,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奉献,掀起了新一轮的科学兴国的浪潮。
这代人是唱着《年轻朋友来相会》而走向成熟的一代。在这首歌里,他们怀着纯洁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相约二十年后的相会。相见时要问的不是捞了多少钱,混了多大官,而是为祖国、为四化、出过多少力、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的一代青年,他们深深地感受过愚昧与强权结合给社会造成的余痛,在内心摒弃愚昧和强权,并在知识与真理的路上大踏步向现代文明前进。
这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社会呈显一片繁荣。
但在这繁荣里也有着一股暗流在涌动,那便是经济上的腐败。当时的大学生们敏锐地感觉到,在未来的社会里,经济腐败将取代强权而成为社会和百姓的最大祸害。于是,他们在拼命追求知识的同时,一方面在后门扫荡强权的余孽,一方面在前门抗拒物欲的冲击。
面对刚刚抬头的经济上的腐败,代表社会良心的大学生们奋起声讨,给予迎头的痛击。只可惜,大学生们的这一义举,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屡次学生运动被人利用的厄运。据说,这次行使利用阴谋的是美国人。
被人利用的影响是很容易消除的,并不太可惜。最可惜的是他们当时的满腔热血给后来的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导致了腐败暗火的爆发,并成了燎原之势。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腐败虽然开始抬头,但慑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还有些偷偷摸摸,藏头藏尾的。
代表社会良心的大学生们在反腐败斗争中被人利用后,一些人终于看清了社会良心的软弱可欺,立即变得肆无忌惮,猖狂腐败起来。
他们利用各种改革机会,或明抢,或暗偷,或官官联手,或官商勾结,使国家与百姓的公共财产象滚滚长江之水,汹涌地流进私人腰包。所以,中国在近十几年内创造超级富豪的速度,让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们也目瞪口呆。
社会良心的软弱可欺甚至是消失,使腐败渐渐地变得公开化,合法化。贫富悬殊的无限拉大,使本已靠国家政策开始富裕起来的百姓再次跌落贫困的深坑,被金钱压得无法喘息。
那时,八十年代的青年们相约再过二十年的相会,现在已经到期。我想他们也许不再相会,即使相会了,也只能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了。
也许,他们有些后悔自己当年的莽撞,在不经意间将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力量的软弱和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力地助长了邪恶势力和腐朽意识的胆量和气焰。
(4)
历史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特别是进行新世纪后,蔓延整个社会的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对真理正义、理想主义等的轻视,急功近利等对人生信仰的冲击扫荡等,泯灭了青年人本应固有的正义感,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大学生们和社会良心开始沉沦了、沉睡了。
在酣梦里,他们做着拿脸盆仰面接钱、吃喝玩乐、或旋转舞台与追光灯的美梦。
可惜梦与现实的差距毕竟太大太多了,大得让现在的大学生们有些无法正视。他们只能瞪着迷茫的双眼,一脸的困惑,弄不懂自己到底是谁了,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该向何处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生可说是极尴尬的一个群体。社会上流行一句戏语,说,本科学象条狗,硕士生满街走。
时隔仅仅二十年,大学生们不仅没能保住天之骄子的桂冠,而且沦落为一条狗的困境。这是谁的错?是大学生的错,是社会的错,还是时代的错?都是,又都不是。
我一直弄不清,到底是什么使现在大学生们群体地放弃了时代弄潮儿的权力,而心甘情愿地随波逐流,甚至对流俗推波助澜起来。曾有一位大学生告诉我,说,因为知识和理想贬值,而金钱与享乐升值了。
我看未必。大学生本应是社会善恶变化的晴雨表,他们理应代表社会良心,率先追求美好,抗拒或最少是抨击邪恶的。可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学生们几乎成了低级流俗的领军群体。他们首先抛弃了社会,最后又被社会所抛弃。这不知是大学生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
现在的大学生,自小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自小至大一直被娇宠着,养成了只知索取,不知奉献;只知享乐,不知奋斗的习性。社会上泛滥的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最容易为这批人所接受。再加上宣传媒体不遗余力的引导,使这些自小娇生惯养的小皇帝们小公主们在享乐至上和理想丧失的道路上越滑越快。
他们追求的是享乐,崇尚的是叛逆,向往的是急功近利的轻松成名和轻松赚钱。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及对善恶美丑和是非对错的正确判断。
存在即合理的信仰在他们之间蔓延。对正在日益加深的腐败和贫富分化,他们漠然置之,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少大学生们赞同官员的腐败,他们认为,只要当官的贪足了,他们便自会有精神为百姓做点好事善事。在他们看来,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只有傻瓜才会乐于去做。
大学生们对社会采取冷漠不负责任态度,很快得到了社会回报给他们的冷漠和不负责。社会无情地让大学生们迅速地贬值。这让大学生们痛切地感觉到,只关心自我利益而不关心社会的做法,最终自身利益根本无法保证。
现在的大学生是受社会流俗坑害最深最重的一个群体。他们正要展翅飞翔时,社会流俗的风暴摧折了他们理想的翅膀。正所谓落毛的凤凰不于鸡,跌落尘埃的雄鹰受制于蝼蚁了。
(5)
首先起来坑害大学生的不是别人,而正好是高校。
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感到知识贬值的危机,便不约而同地清仓式处理知识,处理方式是出卖知识的标签--文凭。这种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强行注水的行为是引发大学生贬值的最根本原因。
青年的圣地,知识的殿堂,终于成了捞钱的市场。昔日是权力支撑的白卷英雄,现在变成了金钱支撑的白卷英雄。这些最终导致了本科生象条狗的悲剧结局。
继高校坑害大学生之后,社会也开始了对大学生的再度坑害。而社会的坑害则较之高校的坑害更加五花八门,怪异纷呈。公众利益这块蛋糕早已被权力、被金钱等产生的特权切割分占,等着大学生们的所剩无几。大学生们在大学里所做的拿着脸盆哗啦啦接钱的梦,立即变成了伸手讨钱的冷酷现实。
社会理想和信仰既已丧失,金钱又遥不可及,青年们陷入一片迷茫郁闷的恐慌。但他们又无法停顿下来稍做思考。残酷的竞争无情地泯灭他们的感觉和理智,将他们变成了单纯枯燥的竞争机器。青春的激情与物欲的诱惑又作着无谓的抗争,使他们在竞争的压力下,象考试和寻找工作那样紧张而困难地寻求快乐。因为他们内心已失去了快乐的基础与源泉,只得依赖外界的强烈刺激。于是追星便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于青年来说,即使抛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最少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纯洁神圣的快乐源泉,那便是爱情。可社会物欲洪流将这一点也给扫荡殆尽了。在现代青年心里,爱情也不再神圣,不再纯洁,也是可以亵渎的。《老鼠爱大米》的流行,宣告了爱情功利主义时代的正式来临。
自幼习惯了得到与享乐的青年们,步入社会时,面前能看到的是枯燥坚硬的金钱冷眼,心里相着的是玫瑰般的艳丽与芬芳,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冲突让他们厌烦。
他们没有忍受这厌烦的经验与意志,只得向外界寻求感官的刺激。罗素曾指出,不能忍受厌烦单调的一代,注定是渺小无为的一代。他这一预言似乎专为我们现代青年所做。
近十几年来,社会各方面对我们青年在精神上所进行的毒害与摧残,已达到了全方位深层次,以及无孔不入的境界。他们说,现在首先是经济时代,物欲的享乐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引导广大青年盲目地、狂热地追求物欲的享受;从而使青年们彻底抛弃精神家园。其次,现在是竞争时代。竞争时代要求青年们适应一切,这就是所谓适者生存。他们要求青年们要适应社会上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不必反抗。从而使本应领导社会潮流的青年们丧失反抗邪恶的意志,面对邪恶的猖獗只好彻底缴械投降。
社会完成了对青年们的彻底毒害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将魔爪伸向仍在中学里的少男少女们。特别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宣传媒体,如电视界、出版界,他们打着所谓青春时尚的旗帜,将精神毒品铺天盖地贩向少年的领地。他们赚取的是金钱,少年们付出的是精神,是灵魂。浮土德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悲剧正在现代青少年一代身上重演。
社会上,贩卖海洛因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但捉住会掉脑袋的;而贩买精神毒品也同样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且无任何风险。无论是海洛因之类的毒品,还是精神毒品,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可以为贩卖者带来金钱;二是都可以让消费群上瘾并丧失理智意志,完全听任毒品控制。
媒体和出版机构一边向青少年们贩卖精神毒品,一边说,既然这么多青少年喜欢,肯定是好东西。我要说,即使有杀头的危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海洛因。无论它多么受人喜欢,也改变不了它毒害人的性质。
这些毒害青少年的社会行为不被禁止,我们的青少年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为青少年们,也要自觉地远离精神毒品,关爱心灵健康。
(6)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时间间隔刚好一百年。由大学生们承载社会良心的时代似乎也要终结了。那么社会良心的重担该由谁来承担?丧失了社会良心的社会,将向何处去?
也许,我们在呼吁救救社会良心的时候,得先呼吁救救我们的大学生;救救我们的年轻一代。
提笔时,我本来要写大学生是社会良心的,可愣了一下,实在对不起得很,竟写成了大学生和社会良心。
之所以发愣,并因发愣而改了调子,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暂时还不配担当社会良心的资格。他们因过度追求物欲而日渐颓废萎靡的肩臂还担不起社会良心的重负。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也许会在追逐轻松赚钱、轻松成名和轻松享受时,会抛掉社会良心,让社会良心在尘埃里凋谢沉沦。
人们曾深信,文人是社会的良心,而文人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便要哑然失笑。大学生和社会良心还可以攀上一点亲戚关系,文人则和社会良心早就八辈子搭不上边了。
我所说的文人,指那些拿政府工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记者们。这邦人在中国很威风地横行过一段时间,也曾让百姓们侧目过,崇拜过。但百姓们很快发现这邦人实质上是些见利忘义的打手和骗子,便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抛弃了,让他们在寂寞萧条的文学祭坛上小丑般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
也许,文人们本是应该担负起社会良心的使命的。可惜,在强权时代,他们瞒着百姓,将社会良心出卖了权贵;在金钱时代,他们又将社会良心出卖给了金钱。文学失去了社会良心的滋养,最终只能走向萧条寂寞,甚至是死亡。
哈姆莱特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无所作为,应该做某事而无力去做,最终在惩罚的威胁下冒然行动,以致导致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他是违背自己意志的叛徒。结局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死亡。
我们的文人们在心里也许也存在着相同的疑问,是社会良心,还是权势金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他们最终也做了违背自己意志的叛徒,那文学的结局也只能有一个,也就是死亡。
文人队伍里有一邦跳得挺欢也挺厉害的人,他们自称是无冕之王的记者。这是可怕而又可笑的一邦人(虽然里面有许多优秀人物,但改变不了什么的)。他们不仅抛弃了社会良心,而且还要将社会良心踩进深不见底的污泥之中。作家们抛开社会良心时,多少还保持一点自己的良心,而一些记者则连自己的良心都一块儿踩进泥坑之中,他们打着无冕之王的幌子,为了一己之私,竟无耻地干出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下三烂勾当。
一些记者成为社会公害后,百姓便迅速躲开了他们。在南方一些地方,一些居民区甚至赫然刷上安全提示,让人们:防火、防盗、防记者。
我们在呼唤社会良心时,可以撇开文人一邦子的,让他们和文学一起在凄凉中寿终正寝。有时,我常想:文人,特别是记者们的社会作用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思之再三,最贴切的比如是说他们是一场拙劣猴戏开场前的锣鼓。在猴子出场前,他们这一群锣鼓一气乱敲乱打,将观众听众吵得昏头晕脑,完全丧失了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只傻乎乎白痴一样等着看猴子的表演。
(2)
大学生承担社会良心在中国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文人学子不忍生灵涂炭,在乱世中纷纷站出来,在帮助各诸侯建立霸业的同时,也在为天下百姓着想,提出了许多安抚百姓的主张,做了许多有益百姓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学子们所代表的社会良心与封建专制的残暴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此后,文人学士所代表的社会良心与社会的一切邪恶力量的冲突一直未曾停息过。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一直在帝王宝座前象幽灵般徘徊不去。
到了晚清时期,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官吏们只顾贪污享受,一群学子怀着对民族的热爱,上演了一曲“公车上书”的壮举,并有力推动了维新变法等活动,从此揭开了大学生们公开承担起社会良心的序幕。许多青年学生从此远渡重洋,去西文发达国家寻求振兴民族的真理和科学技术。
只是在封建制度下,学子们的人数较少,且较分散,其力量也较嫩弱。随着封建王朝的倾覆,新的教育方式在中国的推行,大学生们开始由全国各地向大学汇集,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力量渐渐正式形成,并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五四青年运动,这是无需我多用笔墨来描述的学生运动了。这一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大学生们代表的社会良心的彻底觉醒。
大学生们承担的社会良心的彻底觉醒,使一切政府的昏庸、腐败、无能、甚至卖国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民众的反抗和拷问。有时,政府官员们恼羞成怒之际,不惜用血腥的武力镇压学生,一面称大学生们为暴徒,一面又为被他们屠杀的大学生们惋惜哀叹,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当年鲁迅先生目睹了大学生们被屠杀的惨剧后,愤然写下了这样檄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笔下的刘和珍等柔弱的女大学生,其实不是猛士,而是社会的良心。
面对政府的暴行,他继续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啊?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再后来,面对日本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的恶行,国民党政府不御外侮,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府,全力围剿红军。又是大学生们率先起来反抗,引导全国民众要求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致有张学良在西安的兵谏,促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面对大学生们的愤怒声讨,国民党政府当年也唱着老调,一面镇压,一面污蔑大学生们受人利用。但社会的良心毕竟最终取得了胜利。
(3)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人为了混水摸鱼,但又恐大学生们这一社会良心的反抗与声讨,便千方百计地先搞乱大学秩序,最终消灭掉这一社会良心。
他们提倡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励自卷英雄,使大学生们沦为一帮氓流,并成为他们的帮凶。真正的社会良心被迫流荡于荒野之中。
除掉了大学生这一眼中钉后,作恶者于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起来了。
无论历史怎样地变迁,也无论少数恶人怎样地扑灭,大学生们作社会良心而成为感知社会善恶变化的晴雨表,这已是铁的历史事实。他们存在着、敏感着、警惕着,总是让想做恶者提心吊胆,诚惶诚恐。
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活劫结束后,大学恢复正常,流散荒野的社会良心又汇集在高校校园,成为一股热血沸腾的力量。当时国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领航下,象一艘巨轮,正朝着一个充满繁荣生机的历史时期快速驶去。
大学生们敏感地捕捉到这一征兆,在天安门前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那一句普通的问候,凝集了社会良心的渴慕真善美,追求真理的所有热情。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他们被人民尊为天之骄子。他们对此称号也当之无愧。这是中国又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足可与五四运动时期和抗日救亡时期的青年们相媲美。他们怀抱民族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时代的使命感,追求知识,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奉献,掀起了新一轮的科学兴国的浪潮。
这代人是唱着《年轻朋友来相会》而走向成熟的一代。在这首歌里,他们怀着纯洁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相约二十年后的相会。相见时要问的不是捞了多少钱,混了多大官,而是为祖国、为四化、出过多少力、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的一代青年,他们深深地感受过愚昧与强权结合给社会造成的余痛,在内心摒弃愚昧和强权,并在知识与真理的路上大踏步向现代文明前进。
这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社会呈显一片繁荣。
但在这繁荣里也有着一股暗流在涌动,那便是经济上的腐败。当时的大学生们敏锐地感觉到,在未来的社会里,经济腐败将取代强权而成为社会和百姓的最大祸害。于是,他们在拼命追求知识的同时,一方面在后门扫荡强权的余孽,一方面在前门抗拒物欲的冲击。
面对刚刚抬头的经济上的腐败,代表社会良心的大学生们奋起声讨,给予迎头的痛击。只可惜,大学生们的这一义举,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屡次学生运动被人利用的厄运。据说,这次行使利用阴谋的是美国人。
被人利用的影响是很容易消除的,并不太可惜。最可惜的是他们当时的满腔热血给后来的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导致了腐败暗火的爆发,并成了燎原之势。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腐败虽然开始抬头,但慑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还有些偷偷摸摸,藏头藏尾的。
代表社会良心的大学生们在反腐败斗争中被人利用后,一些人终于看清了社会良心的软弱可欺,立即变得肆无忌惮,猖狂腐败起来。
他们利用各种改革机会,或明抢,或暗偷,或官官联手,或官商勾结,使国家与百姓的公共财产象滚滚长江之水,汹涌地流进私人腰包。所以,中国在近十几年内创造超级富豪的速度,让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们也目瞪口呆。
社会良心的软弱可欺甚至是消失,使腐败渐渐地变得公开化,合法化。贫富悬殊的无限拉大,使本已靠国家政策开始富裕起来的百姓再次跌落贫困的深坑,被金钱压得无法喘息。
那时,八十年代的青年们相约再过二十年的相会,现在已经到期。我想他们也许不再相会,即使相会了,也只能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了。
也许,他们有些后悔自己当年的莽撞,在不经意间将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力量的软弱和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力地助长了邪恶势力和腐朽意识的胆量和气焰。
(4)
历史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特别是进行新世纪后,蔓延整个社会的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对真理正义、理想主义等的轻视,急功近利等对人生信仰的冲击扫荡等,泯灭了青年人本应固有的正义感,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大学生们和社会良心开始沉沦了、沉睡了。
在酣梦里,他们做着拿脸盆仰面接钱、吃喝玩乐、或旋转舞台与追光灯的美梦。
可惜梦与现实的差距毕竟太大太多了,大得让现在的大学生们有些无法正视。他们只能瞪着迷茫的双眼,一脸的困惑,弄不懂自己到底是谁了,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该向何处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生可说是极尴尬的一个群体。社会上流行一句戏语,说,本科学象条狗,硕士生满街走。
时隔仅仅二十年,大学生们不仅没能保住天之骄子的桂冠,而且沦落为一条狗的困境。这是谁的错?是大学生的错,是社会的错,还是时代的错?都是,又都不是。
我一直弄不清,到底是什么使现在大学生们群体地放弃了时代弄潮儿的权力,而心甘情愿地随波逐流,甚至对流俗推波助澜起来。曾有一位大学生告诉我,说,因为知识和理想贬值,而金钱与享乐升值了。
我看未必。大学生本应是社会善恶变化的晴雨表,他们理应代表社会良心,率先追求美好,抗拒或最少是抨击邪恶的。可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学生们几乎成了低级流俗的领军群体。他们首先抛弃了社会,最后又被社会所抛弃。这不知是大学生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
现在的大学生,自小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自小至大一直被娇宠着,养成了只知索取,不知奉献;只知享乐,不知奋斗的习性。社会上泛滥的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最容易为这批人所接受。再加上宣传媒体不遗余力的引导,使这些自小娇生惯养的小皇帝们小公主们在享乐至上和理想丧失的道路上越滑越快。
他们追求的是享乐,崇尚的是叛逆,向往的是急功近利的轻松成名和轻松赚钱。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及对善恶美丑和是非对错的正确判断。
存在即合理的信仰在他们之间蔓延。对正在日益加深的腐败和贫富分化,他们漠然置之,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少大学生们赞同官员的腐败,他们认为,只要当官的贪足了,他们便自会有精神为百姓做点好事善事。在他们看来,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只有傻瓜才会乐于去做。
大学生们对社会采取冷漠不负责任态度,很快得到了社会回报给他们的冷漠和不负责。社会无情地让大学生们迅速地贬值。这让大学生们痛切地感觉到,只关心自我利益而不关心社会的做法,最终自身利益根本无法保证。
现在的大学生是受社会流俗坑害最深最重的一个群体。他们正要展翅飞翔时,社会流俗的风暴摧折了他们理想的翅膀。正所谓落毛的凤凰不于鸡,跌落尘埃的雄鹰受制于蝼蚁了。
(5)
首先起来坑害大学生的不是别人,而正好是高校。
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感到知识贬值的危机,便不约而同地清仓式处理知识,处理方式是出卖知识的标签--文凭。这种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强行注水的行为是引发大学生贬值的最根本原因。
青年的圣地,知识的殿堂,终于成了捞钱的市场。昔日是权力支撑的白卷英雄,现在变成了金钱支撑的白卷英雄。这些最终导致了本科生象条狗的悲剧结局。
继高校坑害大学生之后,社会也开始了对大学生的再度坑害。而社会的坑害则较之高校的坑害更加五花八门,怪异纷呈。公众利益这块蛋糕早已被权力、被金钱等产生的特权切割分占,等着大学生们的所剩无几。大学生们在大学里所做的拿着脸盆哗啦啦接钱的梦,立即变成了伸手讨钱的冷酷现实。
社会理想和信仰既已丧失,金钱又遥不可及,青年们陷入一片迷茫郁闷的恐慌。但他们又无法停顿下来稍做思考。残酷的竞争无情地泯灭他们的感觉和理智,将他们变成了单纯枯燥的竞争机器。青春的激情与物欲的诱惑又作着无谓的抗争,使他们在竞争的压力下,象考试和寻找工作那样紧张而困难地寻求快乐。因为他们内心已失去了快乐的基础与源泉,只得依赖外界的强烈刺激。于是追星便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于青年来说,即使抛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最少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纯洁神圣的快乐源泉,那便是爱情。可社会物欲洪流将这一点也给扫荡殆尽了。在现代青年心里,爱情也不再神圣,不再纯洁,也是可以亵渎的。《老鼠爱大米》的流行,宣告了爱情功利主义时代的正式来临。
自幼习惯了得到与享乐的青年们,步入社会时,面前能看到的是枯燥坚硬的金钱冷眼,心里相着的是玫瑰般的艳丽与芬芳,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冲突让他们厌烦。
他们没有忍受这厌烦的经验与意志,只得向外界寻求感官的刺激。罗素曾指出,不能忍受厌烦单调的一代,注定是渺小无为的一代。他这一预言似乎专为我们现代青年所做。
近十几年来,社会各方面对我们青年在精神上所进行的毒害与摧残,已达到了全方位深层次,以及无孔不入的境界。他们说,现在首先是经济时代,物欲的享乐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引导广大青年盲目地、狂热地追求物欲的享受;从而使青年们彻底抛弃精神家园。其次,现在是竞争时代。竞争时代要求青年们适应一切,这就是所谓适者生存。他们要求青年们要适应社会上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不必反抗。从而使本应领导社会潮流的青年们丧失反抗邪恶的意志,面对邪恶的猖獗只好彻底缴械投降。
社会完成了对青年们的彻底毒害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将魔爪伸向仍在中学里的少男少女们。特别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宣传媒体,如电视界、出版界,他们打着所谓青春时尚的旗帜,将精神毒品铺天盖地贩向少年的领地。他们赚取的是金钱,少年们付出的是精神,是灵魂。浮土德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悲剧正在现代青少年一代身上重演。
社会上,贩卖海洛因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但捉住会掉脑袋的;而贩买精神毒品也同样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且无任何风险。无论是海洛因之类的毒品,还是精神毒品,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可以为贩卖者带来金钱;二是都可以让消费群上瘾并丧失理智意志,完全听任毒品控制。
媒体和出版机构一边向青少年们贩卖精神毒品,一边说,既然这么多青少年喜欢,肯定是好东西。我要说,即使有杀头的危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海洛因。无论它多么受人喜欢,也改变不了它毒害人的性质。
这些毒害青少年的社会行为不被禁止,我们的青少年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为青少年们,也要自觉地远离精神毒品,关爱心灵健康。
(6)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时间间隔刚好一百年。由大学生们承载社会良心的时代似乎也要终结了。那么社会良心的重担该由谁来承担?丧失了社会良心的社会,将向何处去?
也许,我们在呼吁救救社会良心的时候,得先呼吁救救我们的大学生;救救我们的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