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军事贡献：十年对越自卫反击
浅析邓小平军事上的贡献：对越自卫反击堪比炮击金门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其对我国国家安全方面作出的贡献则评价较少，本文以民间人士的视点对此作出分析。
可以说，邓和我党第一代领导群体一样，都具备敢战、善战而又慎战的特点。小平同志掌军期间，最大的事情就是长达10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深入的评析这场战争，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小平同志在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对越自卫反击堪比炮击金门。
为什么要对越作战？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反击前苏联对我的军事威胁。
苏联和越南于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约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同年12月13日该条约生效，紧接着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这意味着越南黎笋集团彻底登上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车。
此前在1977年7月18日老挝和越南签订了《老挝越南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是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为巩固与老挝的“特殊关系”并使之合法化而签订的，是越南企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重要步骤。条约签订后，越向老增派了军队、顾问和专家，老挝实际成为越南的卫星国。
这样，曾经是我国与美国的缓冲地带老挝、越南实际成为苏联威胁我西南边疆的桥头堡。
在我国西部边疆之外，1978年4月27日，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杀死了达乌德。新政权成立后，大批苏联军政人员以“顾问”名义控制阿富汗政府机关、企业和军队。同年12月阿苏两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规定双方将加强“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并主张“建立有效的亚洲安全体系”。苏联全面控制阿富汗，伙同印度对我传统盟友巴基斯坦两翼夹击，对我西部安全构成强大军事压力。
不仅在陆地，在海上前苏联对我也构成巨大的威胁。苏联根据苏越条约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
此时可以看到，前苏联环绕我国，从陆地到海洋形成的一个大的战略半包围圈。
中美关系正常化，具体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不确定，我们还没有摸到美国的底。
在这种局势下，对越发动惩罚性作战，恰恰是“挡得一拳开，免得万拳来”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
第二、为了国家尊严、民族感情，不能不惩罚忘恩负义之徒。
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越南给予了最真诚、最无私的援助。
据统计，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和6.35亿美元的现汇。
在20多年间，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战场上伤亡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
我国对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体现：
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越南气候炎热潮湿，蚊子虫蚁很多，嘱咐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
周总理考虑到当时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多为妇女，许多情况下要靠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有关部门，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公斤。
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为越南做出了如此无保留的奉献，再看看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的做法，任谁都会怒不可遏！如果忘恩负义之徒不受到惩罚，我国的尊严何在？
第三、为我国战略重点转移做出初步尝试。
我国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长期的打大战、打核战准备牵扯了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当时发展经济又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机械的对峙、被动的等待、长期的消耗不是办法，果断的亮剑，摸清苏美两霸的底牌，将为我赢得了战略主动。
上面三个原因，是我国对越发动惩罚性作战的主要动因。
发动对越作战，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
中美关系正常化，实际上结成了同盟关系，在中朝边境、我沿海地区的威胁大幅度减轻，美苏之间的核超级大国的默契，降低了中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可能。
中国和苏联在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期３０年，即将到期。一旦中越爆发战争，中苏、苏越之间条约的相互矛盾，给苏联不干涉提供了一个台阶。
中国对越作战，苏联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面对苏越的同盟关系敢不敢打，这个问题和１９５８年面对美台同盟关系敢不敢打一样。
对于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干涉，我们做了三种不同情况的估计：一是大的干涉。即他用利用我们反击越南之机，从北面大规模地超越边境，搞长驱直入的侵犯。这种侵犯可能是严重的军事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甚至计划打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二是中度的干涉或介入，搞一些“还乡团”式的军事行动，以新疆、内蒙境内为主要目标，以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人员为主体进攻我们。三是在边境地区搞一些小规模的挑衅事件，在边境一带闹事，给我们造成压力，达到牵制我们，帮助越南的战略目的。
领袖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下，准确的判断、果断的决策，从而赢得战略主动。
和１９５８年一样，打了也就打了。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接到越南政府的紧急请求，要求苏联立即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苏联方面只是决定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指挥顾问团协助作战，北部边境的苏军几十个师除了有一些类似威吓性的演习之外，始终没有实质上的什么调动和部署。
后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评论说：
“……如中国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打了十多天后就收手撤军了。而苏联的反应呢？始终只限于虚张声势，恐吓威胁，不敢轻举妄动。”
“……它起码揭穿了苏联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人们看到把苏联的盟友教训教训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些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们的“打”，还是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战前，我们直接而明确的表明了要惩罚越南。
1979 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1979年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这一系列的表态，清晰的表明了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既表明了中国严正的态度，又取得了盟友的默契，也给苏联打了预防针，起到了“抢先划线”的作用。
什么是“抢先划线”？就是依据核大国必须受到尊重的原则，抢先表明态度以限制其他核大国的选择。
当然，这条线不能划到其他核大国的核心利益中去。我们表态要“惩罚”越南，并没有说是彻底推翻，这就给各方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类似的场面在１９５８年也出现过，当时苏联在得到我国不进攻台湾的明确承诺后，向我国提供了核保护。
时间到了１９７９年，我们有更有力的手段迫使前苏联尊重我们的立场。在1978 年的３月、１０月和１２月，我国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密集的核试验成为震慑苏联、左右局势的有效砝码。
综上所述，在对越作战前夕，中美苏之间有过错综复杂的大国较量，这场较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准确大局观、有效的纵横术。
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具体的评价很复杂，国内甚至以惨败形容，这就要看引用谁的战果统计资料了。我认为昆明军区编写的资料还是比较权威的，1979年2月17日至 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 日击毙越军37000人。
认为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失败的人，还是有轻视越军的思想，认为打越南没打出打印度那样的战果很没面子，实际上越军当时的战斗里相当强，而且装备也不算差，当时他们自己不是号称“第三军事强国”嘛！对此邓小平是有充分认识的，定下了杀鸡要用牛刀的策略，说明他对于我军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是看的很清楚的。
评价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的成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对越南经济造成的损失。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战争使得越南北部工农业、教科文卫等方面损失在９０％以上。当时的柑塘年产磷矿石50万吨，在越南对苏出口中占三分之一，战前刚安装全新的苏联矿山设备，越南曾下令死守柑塘矿区的命令，但最终还是被我攻克，345师几乎被全歼，316A师受重创，估计那些矿山设备也不会给越南人留下。
这些都是对越南经济的沉重打击，这个打击在日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
1979 年对越作战，只是中越战争的开始，随后两军在边境线上激烈交战，延续１０年。评价后来的作战，可以认为，在１９７９年摸清苏联底牌后，邓小平继续以进攻姿态压迫苏联，掌握了中苏较量的主动权。１９７９年的作战如果说体现了邓敢战的特点，那么其后的边境线作战则体现了邓善战的一面。
１９７９年以后的中越作战，主要发生在“骑线点”上，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这样。所谓“骑线点”就是指边境上的界山，通常国境线沿山脊延伸，国境线上的制高点即是“骑线点”。按国际惯例“骑线点”一般互不派兵，1979年中越战争后，我军各参战部队纷纷返回营区，中越边境线上的部分重要“骑线点”被越军占领。
1980年，中央军委作出了“中越边境问题上，要取得边境斗争的主动权”的指示。作出这样的指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保持对越南的军事高压；第二是大规模越境作战战果大、代价也大。这样，在边界线上有利地区的攻防作战就成为最佳选择。
1980年10月收复罗家坪大山，１９８１年５月收复法卡山、扣林，其后就是著名的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的近６年两山轮战。
这些战斗打的非常成功，在法卡山之战、扣林之战中，均歼灭越军１０００多人民，中越伤亡比在１：５左右。而在“两山”地区，６年轮战击毙越军１１７００人，击伤２１１４４人，俘获越军６１人。我各参战部队（包括各侦察大队）共计阵亡９３９人、负伤３８８４人，敌我双方伤亡交换比大约在８：１上下，若单算阵亡交换比则为１３：１。如果说这个阶段我军的战术特点就是严密组织、拔除要点、诱敌攻坚。
至于越军为什么不惜牺牲的反扑，仔细打开地图就可以清楚。我军夺取的骑线点往往正好在国境线上，比如老山主峰，在夺取主峰我军的辅助阵地往往要楔入越南境内２－３公里，我军阵地楔入越境越深，越军反扑的越猛，于是就有几次著名的血战。此时苏联袖手旁观，我军对付越军已经是游刃有余，越军只能在选择我方选定的战场作战，而且自“７.１２”大战后，战斗的规模也完全由我方决定。
１９８４年我国作出裁军１００万的决定，同时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把过去关于要准备打世界大战的路线扭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显示邓小平对于国际政治形势有了充分的把握。没有对越作战的成果，以及对美苏的摸底，是不会有这样的自信的。
此时，在中苏对抗中，在阿富汗、柬埔寨、中越边境有三场热战同时进行。由于越南的国力薄弱，无法对我造成实质的损害，我国经济发展未受过多影响，相反苏联、越南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
越南在1976--1980年的五年中，物价则年均上涨120%，1986年通货膨胀率竟达到774%，80年代中期,越南经济已陷入严重的危机,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帮助越南支撑下去，苏联每年要向越南提供１０亿卢布的直接援助，近３０亿卢布的间接援助，同时自己在阿富汗损失每年直接损失３０多亿美圆。
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认为在三个地区的热战严重的消耗了前苏联的经济实力。
因为前苏联的突然解体，使我们关于对越作战的评价陷入迷茫：如果过高的评价这场战争，如果说战争的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么不是帮助了美国成就其单边霸权了吗？不是使我们过早的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首要敌人吗？
分析这个问题要多角度。
从美国的角度看，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从中国的角度看，相比美国不能算是大赢家，但无疑也是赢家。
第一、中苏之间的交恶，是前苏联一贯奉行霸权主义的结果，调起争端的苏联最终品尝触怒中国的苦果，也是天理昭然。
第二、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官僚独裁体制、腐败作风，以及内部出现了背弃信仰的叛徒，中苏对峙及其后局部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只是间接的原因。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始终受到北方恶邻的威胁，这个威胁是超越信仰的。前苏联解体，使得长期影响我国东北、西北安全的威胁消除，无疑对我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
第四、从民族感情上来说，沙皇俄国和前苏联侵占、肢解我国国土３５０多万平方公里，对我可谓是深仇大恨。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国土面积减少了５００万平方公里，经济倒退２０年，我们应当乐见俄罗斯遭到这样的报应。况且在其摇摇欲坠的时刻能在他的屁股上踢上一脚，那是很解气的。
据我分析，邓小平当初联美抗苏唯一失算的地方，就是没有想到苏联会如此快的崩溃。不过这种失算也许是某种幸运，如果在邓公的身后再发生“苏东波”巨变，我们能否躲过休克这关就难说了。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的军事统帅，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１９８８年的赤瓜礁海战，为我们日后解决南海问题打入了一个楔子；采纳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王大衍等核科学家的建议，大力推进我国核力量建设，确保在１９９６年全面禁核试之前完成所有试验工作。这些都是小平同志正确决策的结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
对于目前的一些问题，我认为看问题的角度要换一下。
建设一幢大厦，需要有好的设计师，好的施工队，还要有工程监理人员的监理，缺一不可。当发现工程出现问题时，如果我们总是往设计出问题这个方向上想，就不会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如果施工队偷梁换柱、偷工减料甚至监守自盗，再加上没有好的工程监理，徒有宏伟设计也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其对我国国家安全方面作出的贡献则评价较少，本文以民间人士的视点对此作出分析。
可以说，邓和我党第一代领导群体一样，都具备敢战、善战而又慎战的特点。小平同志掌军期间，最大的事情就是长达10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深入的评析这场战争，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小平同志在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对越自卫反击堪比炮击金门。
为什么要对越作战？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反击前苏联对我的军事威胁。
苏联和越南于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约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同年12月13日该条约生效，紧接着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这意味着越南黎笋集团彻底登上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车。
此前在1977年7月18日老挝和越南签订了《老挝越南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是1975年12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为巩固与老挝的“特殊关系”并使之合法化而签订的，是越南企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重要步骤。条约签订后，越向老增派了军队、顾问和专家，老挝实际成为越南的卫星国。
这样，曾经是我国与美国的缓冲地带老挝、越南实际成为苏联威胁我西南边疆的桥头堡。
在我国西部边疆之外，1978年4月27日，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杀死了达乌德。新政权成立后，大批苏联军政人员以“顾问”名义控制阿富汗政府机关、企业和军队。同年12月阿苏两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规定双方将加强“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并主张“建立有效的亚洲安全体系”。苏联全面控制阿富汗，伙同印度对我传统盟友巴基斯坦两翼夹击，对我西部安全构成强大军事压力。
不仅在陆地，在海上前苏联对我也构成巨大的威胁。苏联根据苏越条约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
此时可以看到，前苏联环绕我国，从陆地到海洋形成的一个大的战略半包围圈。
中美关系正常化，具体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不确定，我们还没有摸到美国的底。
在这种局势下，对越发动惩罚性作战，恰恰是“挡得一拳开，免得万拳来”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
第二、为了国家尊严、民族感情，不能不惩罚忘恩负义之徒。
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越南给予了最真诚、最无私的援助。
据统计，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和6.35亿美元的现汇。
在20多年间，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战场上伤亡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
我国对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体现：
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越南气候炎热潮湿，蚊子虫蚁很多，嘱咐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
周总理考虑到当时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多为妇女，许多情况下要靠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有关部门，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公斤。
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曾经为越南做出了如此无保留的奉献，再看看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的做法，任谁都会怒不可遏！如果忘恩负义之徒不受到惩罚，我国的尊严何在？
第三、为我国战略重点转移做出初步尝试。
我国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长期的打大战、打核战准备牵扯了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当时发展经济又是我们迫切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机械的对峙、被动的等待、长期的消耗不是办法，果断的亮剑，摸清苏美两霸的底牌，将为我赢得了战略主动。
上面三个原因，是我国对越发动惩罚性作战的主要动因。
发动对越作战，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
中美关系正常化，实际上结成了同盟关系，在中朝边境、我沿海地区的威胁大幅度减轻，美苏之间的核超级大国的默契，降低了中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可能。
中国和苏联在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期３０年，即将到期。一旦中越爆发战争，中苏、苏越之间条约的相互矛盾，给苏联不干涉提供了一个台阶。
中国对越作战，苏联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面对苏越的同盟关系敢不敢打，这个问题和１９５８年面对美台同盟关系敢不敢打一样。
对于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干涉，我们做了三种不同情况的估计：一是大的干涉。即他用利用我们反击越南之机，从北面大规模地超越边境，搞长驱直入的侵犯。这种侵犯可能是严重的军事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甚至计划打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二是中度的干涉或介入，搞一些“还乡团”式的军事行动，以新疆、内蒙境内为主要目标，以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人员为主体进攻我们。三是在边境地区搞一些小规模的挑衅事件，在边境一带闹事，给我们造成压力，达到牵制我们，帮助越南的战略目的。
领袖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下，准确的判断、果断的决策，从而赢得战略主动。
和１９５８年一样，打了也就打了。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接到越南政府的紧急请求，要求苏联立即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苏联方面只是决定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指挥顾问团协助作战，北部边境的苏军几十个师除了有一些类似威吓性的演习之外，始终没有实质上的什么调动和部署。
后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评论说：
“……如中国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打了十多天后就收手撤军了。而苏联的反应呢？始终只限于虚张声势，恐吓威胁，不敢轻举妄动。”
“……它起码揭穿了苏联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人们看到把苏联的盟友教训教训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些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们的“打”，还是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战前，我们直接而明确的表明了要惩罚越南。
1979 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1979年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这一系列的表态，清晰的表明了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既表明了中国严正的态度，又取得了盟友的默契，也给苏联打了预防针，起到了“抢先划线”的作用。
什么是“抢先划线”？就是依据核大国必须受到尊重的原则，抢先表明态度以限制其他核大国的选择。
当然，这条线不能划到其他核大国的核心利益中去。我们表态要“惩罚”越南，并没有说是彻底推翻，这就给各方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类似的场面在１９５８年也出现过，当时苏联在得到我国不进攻台湾的明确承诺后，向我国提供了核保护。
时间到了１９７９年，我们有更有力的手段迫使前苏联尊重我们的立场。在1978 年的３月、１０月和１２月，我国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密集的核试验成为震慑苏联、左右局势的有效砝码。
综上所述，在对越作战前夕，中美苏之间有过错综复杂的大国较量，这场较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准确大局观、有效的纵横术。
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具体的评价很复杂，国内甚至以惨败形容，这就要看引用谁的战果统计资料了。我认为昆明军区编写的资料还是比较权威的，1979年2月17日至 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 日击毙越军37000人。
认为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失败的人，还是有轻视越军的思想，认为打越南没打出打印度那样的战果很没面子，实际上越军当时的战斗里相当强，而且装备也不算差，当时他们自己不是号称“第三军事强国”嘛！对此邓小平是有充分认识的，定下了杀鸡要用牛刀的策略，说明他对于我军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是看的很清楚的。
评价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的成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对越南经济造成的损失。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战争使得越南北部工农业、教科文卫等方面损失在９０％以上。当时的柑塘年产磷矿石50万吨，在越南对苏出口中占三分之一，战前刚安装全新的苏联矿山设备，越南曾下令死守柑塘矿区的命令，但最终还是被我攻克，345师几乎被全歼，316A师受重创，估计那些矿山设备也不会给越南人留下。
这些都是对越南经济的沉重打击，这个打击在日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
1979 年对越作战，只是中越战争的开始，随后两军在边境线上激烈交战，延续１０年。评价后来的作战，可以认为，在１９７９年摸清苏联底牌后，邓小平继续以进攻姿态压迫苏联，掌握了中苏较量的主动权。１９７９年的作战如果说体现了邓敢战的特点，那么其后的边境线作战则体现了邓善战的一面。
１９７９年以后的中越作战，主要发生在“骑线点”上，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这样。所谓“骑线点”就是指边境上的界山，通常国境线沿山脊延伸，国境线上的制高点即是“骑线点”。按国际惯例“骑线点”一般互不派兵，1979年中越战争后，我军各参战部队纷纷返回营区，中越边境线上的部分重要“骑线点”被越军占领。
1980年，中央军委作出了“中越边境问题上，要取得边境斗争的主动权”的指示。作出这样的指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保持对越南的军事高压；第二是大规模越境作战战果大、代价也大。这样，在边界线上有利地区的攻防作战就成为最佳选择。
1980年10月收复罗家坪大山，１９８１年５月收复法卡山、扣林，其后就是著名的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的近６年两山轮战。
这些战斗打的非常成功，在法卡山之战、扣林之战中，均歼灭越军１０００多人民，中越伤亡比在１：５左右。而在“两山”地区，６年轮战击毙越军１１７００人，击伤２１１４４人，俘获越军６１人。我各参战部队（包括各侦察大队）共计阵亡９３９人、负伤３８８４人，敌我双方伤亡交换比大约在８：１上下，若单算阵亡交换比则为１３：１。如果说这个阶段我军的战术特点就是严密组织、拔除要点、诱敌攻坚。
至于越军为什么不惜牺牲的反扑，仔细打开地图就可以清楚。我军夺取的骑线点往往正好在国境线上，比如老山主峰，在夺取主峰我军的辅助阵地往往要楔入越南境内２－３公里，我军阵地楔入越境越深，越军反扑的越猛，于是就有几次著名的血战。此时苏联袖手旁观，我军对付越军已经是游刃有余，越军只能在选择我方选定的战场作战，而且自“７.１２”大战后，战斗的规模也完全由我方决定。
１９８４年我国作出裁军１００万的决定，同时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把过去关于要准备打世界大战的路线扭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显示邓小平对于国际政治形势有了充分的把握。没有对越作战的成果，以及对美苏的摸底，是不会有这样的自信的。
此时，在中苏对抗中，在阿富汗、柬埔寨、中越边境有三场热战同时进行。由于越南的国力薄弱，无法对我造成实质的损害，我国经济发展未受过多影响，相反苏联、越南经济陷入极大的困难。
越南在1976--1980年的五年中，物价则年均上涨120%，1986年通货膨胀率竟达到774%，80年代中期,越南经济已陷入严重的危机,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帮助越南支撑下去，苏联每年要向越南提供１０亿卢布的直接援助，近３０亿卢布的间接援助，同时自己在阿富汗损失每年直接损失３０多亿美圆。
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认为在三个地区的热战严重的消耗了前苏联的经济实力。
因为前苏联的突然解体，使我们关于对越作战的评价陷入迷茫：如果过高的评价这场战争，如果说战争的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么不是帮助了美国成就其单边霸权了吗？不是使我们过早的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首要敌人吗？
分析这个问题要多角度。
从美国的角度看，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从中国的角度看，相比美国不能算是大赢家，但无疑也是赢家。
第一、中苏之间的交恶，是前苏联一贯奉行霸权主义的结果，调起争端的苏联最终品尝触怒中国的苦果，也是天理昭然。
第二、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官僚独裁体制、腐败作风，以及内部出现了背弃信仰的叛徒，中苏对峙及其后局部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只是间接的原因。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安全始终受到北方恶邻的威胁，这个威胁是超越信仰的。前苏联解体，使得长期影响我国东北、西北安全的威胁消除，无疑对我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
第四、从民族感情上来说，沙皇俄国和前苏联侵占、肢解我国国土３５０多万平方公里，对我可谓是深仇大恨。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国土面积减少了５００万平方公里，经济倒退２０年，我们应当乐见俄罗斯遭到这样的报应。况且在其摇摇欲坠的时刻能在他的屁股上踢上一脚，那是很解气的。
据我分析，邓小平当初联美抗苏唯一失算的地方，就是没有想到苏联会如此快的崩溃。不过这种失算也许是某种幸运，如果在邓公的身后再发生“苏东波”巨变，我们能否躲过休克这关就难说了。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的军事统帅，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１９８８年的赤瓜礁海战，为我们日后解决南海问题打入了一个楔子；采纳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王大衍等核科学家的建议，大力推进我国核力量建设，确保在１９９６年全面禁核试之前完成所有试验工作。这些都是小平同志正确决策的结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
对于目前的一些问题，我认为看问题的角度要换一下。
建设一幢大厦，需要有好的设计师，好的施工队，还要有工程监理人员的监理，缺一不可。当发现工程出现问题时，如果我们总是往设计出问题这个方向上想，就不会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如果施工队偷梁换柱、偷工减料甚至监守自盗，再加上没有好的工程监理，徒有宏伟设计也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