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春晚”变形记：从万众瞩目到走回原点

　　■编者按：在“山寨”风暴席卷中国的2008年，一位喜欢刺激的“京漂”和一份雄心勃勃的造星计划，被赋予草根狂欢、解构权威的含义，而如愿以偿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山寨春晚潮里，最受瞩目的一例。

　　但在看客起哄、舆论挟持、资本引诱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下，它不得不背离山寨文化的初衷与本质。

　　一份造星计划

　　“我们的春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2008年12月29日，北京长安街上，“山寨春晚”总导演老孟正驾驶着他的白色面包车混迹在车流中，招致了极高的回头率——两条充满反叛精神的横幅贴在车外，上书“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

　　老孟一手打着方向盘，一手将响个不停的手机交给旁边的助手——找他的记者太多了。

　　车内凌乱的物件很好地说明了主人的身份，一件熨好的白色礼服，一扎散落的胶花，一台便携式摄像机——老孟是一个婚庆摄影师。

　　面包车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一个高大的摄影师热情迎接了老孟，他今天要为一份杂志拍摄封面照。最近一个月里，这位34岁的男人已经习惯了频繁的聚光下的生活。随着他的“山寨春晚”名声鹊起，他已经被塑造成草根精神的代言人和一个挑战权威的文化先锋，引领“人民的狂欢”。

　　“我们的春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在现场接受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老孟笃定地说。

　　老孟原名施孟奇，四川达州人。2001年，他只身来京闯荡，在过去7年的“京漂”时光里，起码换过10种以上的工作，家政、IT、票务、培训、会展……“我喜欢刺激，而且不断变换对事物的兴趣。”

　　但他最大的梦想却是做一个策划家，尽管在偌大的北京，他的才能只能局限在一些车展、婚礼和民办学校招生等方面。他不甘心。

　　一年多前，他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开办了文化公司，并认识了一些娱乐圈的朋友。已有文化部演出经纪人资格的老孟希望在娱乐圈一展拳脚。

　　这个冬天，在一次赴郑州参加婚礼的途中，他在盘点过去一年娱乐事件时发现，2008年是新人贫乏的一年。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那意味着短期内在造星领域将缺乏有力的竞争者。

　　“我了解媒体在关心什么。”老孟说，“我也知道该如何制造热点。”这种自信来源于他长期对互联网热点事件的关注和分析，他自诩通晓里面的道道和必备元素。

　　他把目光放在一个朋友身上，对方是一个流浪歌手，性格散漫但才华横溢。他要捧红他。

　　时值“山寨文化”横行全国，关于“央视春晚”的新闻也渐夺人眼球。作为中国最具规格、收视率最高的垄断性节庆节目，春晚也因过分商业化、程式化、脱离群众而连年遭遇非议。这些来自民间的抵触心理，符合了“2008山寨年”解构权威的一些潮流特点。

　　“山寨春晚”的组合构思应运而生，“它一定能火”。老孟当时判断。在下火车之前，他想好了口号——向央视春晚叫板。“央视是阳春白雪，我们就做点下里巴人的东西。”

　　摄影棚内，镜头再次抬起，草根代言人老孟露出了职业化的笑容。

　　尊敬的导演，我……

　　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孟，这个看起来声望日隆的 “山寨春晚”，给了他一次最近的机会。

　　装卸工韩祖荣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在老孟潇洒地穿行于长安街的那个早上，这个30岁的河北农民正坐在城南郊区一间没有暖气的出租屋内做着哈姆雷特式的选择。他一旁放着一沓收集工整的报纸，上面铺天盖地的关于“山寨春晚”的报道让他心跳加速，另一旁则是他亲手写给2009年“央视春晚”导演郎昆的信——“尊敬的导演您好，我怀着激动而内疚的心情给您们写这封信……我在大兴区做装卸工，但是我酷爱音乐，每当自己完成一首作品，做再苦再累的工作，心中也是快乐的。我有三首歌，是我对战友、父母、四川人们的想念、感恩和挂念……”

　　12月4日，在工整地抄写了一遍之后，韩祖荣把这封信送到了央视春晚办公室。此前他已经往那里寄去了他的原创歌曲，但一直毫无音讯。他希望最后一博。

　　一个客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一定会把信转交到郎昆导演手中。韩祖荣忐忑不安地又等了一个星期，依然没有音信。“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一次就够了。”他感到绝望。

　　从郑州回到北京后，老孟为自己横空出世的伟大创意而激动，他决定暂停目前所有的业务——一家婚庆公司和一个主持人培训机构。他把组委会设在立水桥旁一个 1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接着建立了博客，还拉了几个文艺圈的朋友来帮忙。但这番苦心孤诣的安排，却得不到原定主角，那位流浪歌手的响应——对方的文化公司刚倒闭，债务缠身。

　　老孟决定不等了。11月底，他花了140元在面包车上贴上了“山寨春晚”的宣传横幅，穿行于大街小巷。“我需要从社会上发掘优秀节目和能人。”老孟说，“而且，这能吸引记者眼球。”

　　11月28日，《京华时报》记者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说有辆奇特的面包车在街上跑。

　　记者李慧博在一座小区楼下见到了老孟，“他给人的感觉很憨厚老实”。半个小时的匆匆采访中，老孟侃侃而谈，“这场山寨版春晚，是为了让北京底层老百姓，特别是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大学生朋友们能欢聚一堂，过个热闹年。”

　　“你弄什么我也弄什么，但我有些地方还比你强。”老孟当时说，“我有信心和央视比创意。”他还特意创办了CCSTV（中国山寨电视）网站，看标志都瞄着CCTV。

　　采访结束后，老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朋友丁嘉伟（后来山寨春晚的节目总监），兴奋地说记者来采访了。丁笑他说：“老孟，这下你要红了。”

　　果然，新闻稿《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于次日见报后，网站马上疯狂转载，两天后，媒体大军蜂拥而至。“PK央视”、“颠覆传统”、“全民娱乐”、“草根文化崛起”等词汇占据重要版面，网民也一片叫好声。

　　一个喜欢刺激的男人和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韩祖荣无意间瞥见这一千字报道，觉得“这个创意太伟大了”。他要去找老孟。

　　这个时常笼罩在失败感当中的农民，此前每天在批发市场装卸蔬菜，妻子则在一旁卖一元一杯的自磨豆浆。他有着传统男人的理想，这从他出租屋里两张贴画可以看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和一辆名贵轿车。

　　虽然热爱唱歌，但初中辍学的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艺术教育，至今仍不识谱。凭着天生的乐感，他在过去10年时间里用默念的方法创作了近20首歌，并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事实上，这也被他视为摆脱贫穷最快捷有效的方法。

　　2002年，为见歌手韩红，韩祖荣丢弃了家中5亩薄田，只身来到北京，照着对方专辑背面的地址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后来又想见田震，他拎了一个铺盖就睡到了对方公司门口，结果被保安撵了出来；再后来，他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群众演员，却始终沾不上一点文艺圈的边。

　　现在，这个素不相识的老孟，这个看起来声望日隆的“山寨春晚”，给了他一次最近的机会。

　　“赞助”风波

　　“每当有公司代表前来，老孟就把对方请进单独的房间，并拒绝现场媒体旁听。”

　　12月11日，韩祖荣按照报纸上说的地址找到了“山寨春晚”组委会。

　　他被眼前的场面吓了一跳。人龙蜿蜒到门外的走廊，报名的演员陆续而来，更多的还是记者。他规矩地站在玻璃门外，一个眼尖的摄影师发现了他。

　　在记者们的要求下，韩祖荣就地展示了他的歌喉。一个戴眼镜的短发男人从里面闻声而出。他就是老孟。“小伙子不错。”一曲唱罢，老孟拍着他的肩膀大笑，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叫他回家等消息。由于太过紧张，韩祖荣回到家后才想起竟没向老孟说声“谢谢”。《京华时报》的报道刊发后，老孟的电话很快就被报名的人打爆了，他们是民间艺人、专业歌手、地方笑星、绝活高手、书画家、摇滚乐队……其网站也因点击率过高而换了几次服务器。

　　只消半个月时间，组委会就收到了七百多个节目。老孟不得不在网站上发布了通知，提前终止节目征集。

　　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境外媒体也来采访老孟。他开始不亲自接电话，交由助手安排预约。12月23日，在一个滔滔不绝的记者面前，老孟竟然累得睡着了。远在老家四川的父亲看到儿子的新闻，也赶了过来，说要帮他“把好政治关”。

　　老孟在不断修改他的计划。他试图洽谈几家大公司，但外地演员赴京费用仍无着落。这一块的预算已经从原来的两三万元飙升到五十多万元。他在网站上发帖《老孟挺着急的事》，呼吁社会支持。

　　另一些人找上门来。他们是企业、酒店、文化公司、策划团体以及艺术商人，他们嗅到了商机。每当有公司代表前来，老孟就把对方请进单独的房间，并拒绝现场媒体旁听。

　　老孟说，很多企业向他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垄断冠名权，花钱上节目，进组委会，或以现场标语、领导讲话和奖品形式等打软广告。一个文化公司干脆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摆到老孟面前，希望他把“山寨春晚”打包转让。

　　商业气息渐重的“山寨春晚”开始吸引外界在法律层面的关注。一些法律人士说，“山寨春晚”涉及营利，已有营业性演出的色彩，并涉及侵权。

　　老孟回应：晚会不营利，不假唱，并聘请了专门的律师顾问。

　　12月中旬，北京一家报纸曝出“山寨春晚拉到百万赞助”，让老孟顿时负上敛财的嫌疑。媒体开始倒戈，称其已沦为商业闹剧。在老孟受邀参加湖南卫视一档谈话节目时，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更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山寨文化就是新的圈钱文化。”

　　“都是媒体误导的。”老孟说，“我到现在连一分钱赞助费都没有。”他依然坚称晚会不卖票，无广告，无出场费，是一场纯粹的草根娱乐。但很少有人相信了。

　　12月25日，一个过于执着的记者用质问的口吻缠了他整个下午，最后他只好躲进楼下的地铁站里。

　　两种膨胀

　　“他的感觉不错，有成为第二个王宝强的潜质。”

　　报名试唱回来的那天晚上，韩祖荣夫妇俩吵了一架。妻子埋怨他不务正业。为了练歌，韩祖荣现在开工量不足一半。

　　他说那是艺术，妻子说“做梦”。在一个象征性的嘟囔后，带着对糟糠之妻的愧疚，韩祖荣最终选择了沉默。值得愧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他曾花了2000元灌录了一首自创的单曲，背着妻子藏了起来。

　　12月下旬，老孟的助手打来电话，说欢迎他成为“山寨春晚”首个入选演员。韩祖荣竟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韩祖荣的眼泪很复杂。8年前，他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初恋，因为穷，婚事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后来他写了一首《我依然爱你》来纪念失落的爱情。 2005年11月，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妻子在一次生病中被迫将怀了6个月的孩子引产。出来的时候孩子还有气，韩祖荣就抱着他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医生说他的妻子今后可能不能再怀孕了。

　　这两件事在不同时期打击了这个男人的斗志。他讨厌贫穷，并发誓摆脱它。他辛苦而忍耐地活着，对未来不敢有太多奢望。

　　但现在，幸运之神貌似一夜降临。“他的感觉不错。”山寨春晚节目总监丁嘉伟说，“有成为第二个王宝强的潜质。”

　　12月28日，按照组委会的安排，两位摄影师到韩祖荣家里给他拍一段小纪录片，将来在他演出的时候同步大屏幕播放，增加现场感染力。

　　货车上、报摊旁、邮局里……韩祖荣走到哪里，两个镜头就跟到哪里。他还在路边即兴唱了一首，两个摄影师一边拍摄，一边叫好。

　　工友和邻居没见过这架势，以为韩祖荣出了名，都围过来看。他谦逊地笑着。后来房东特意请夫妇俩吃了一顿水饺，那种器重有加的眼神让韩祖荣感觉非常好。

　　他对记者说，最近总有种错觉，仿佛他已经踏上了那光明的大道。他在台上忘情献唱，台下欢声雷动。他甚至开始幻想“红”了以后，要给母亲拍部电影。

　　从700个节目中筛选至100个，再选择50个，最后压缩至35个……这让老孟倍感痛苦，好节目实在太多了。但老孟考虑得很远，在与赞助商的一次交谈中，他提出了他的设想：那些没选上的优秀节目还可以组成其他风格的晚会，进行商业演出。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安全：要避开一切可能出现的侵犯版权等纠纷，以及一切政治风险。曾经有个以“正龙拍虎”为主题的相声段子前来报名，写得还不错，但直接被筛选掉了。

　　“他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市场考察和评估了。”一位要求匿名的组委会成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山寨春晚的目标是至少捧红2名主持人和5名歌手或演员。”

　　该成员还透露，老孟名下有五六家文化公司，都是空壳的。等“山寨春晚”的一些演员走红了，就以这些公司的名义和他们签约，操盘商演。

　　但对于这些内容，老孟本人一直讳莫如深。

　　12月13日，一个长发男人走进了老孟的办公室。对方是贵州卫视特别节目部制片人胡庶，他在网上看到了老孟的山寨春晚，“感觉很振奋”。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创意行。”胡庶说。他在贵州电视台拥有独立的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和电影多次在国外获得好评。

　　老孟欣然欢迎胡庶前来。“大家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胡庶说。

　　共处5天后，双方达成了合作转播的意向，并一致认同这将是一次愉快且双赢的结合——贵州卫视借助“山寨春晚”的超高人气形成品牌效应，后者则拥有前者覆盖的5亿观众。

　　短暂的蜜月

　　老孟的父亲见过大风浪，心里头明白：“八成是上头来什么指示了吧。”

　　12月18日，山寨春晚新闻发布会召开。

　　老孟特意挑选了“鸟巢”旁的一座大厦，在被数十家媒体挤满的大厅里，他难抑内心的兴奋，从原来一个人的创意到现在拥有上亿观众的热点盛会，他觉得这一程已走得足够漂亮。

　　“这是全国人民办的晚会。”发表演讲时，老孟几次脱稿，不时抱拳作揖，“我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她能成功。”

　　发布会上，老孟和胡庶签订了电视转播意向协议。贵州卫视将为山寨春晚提供专业化支持，除了提供在北京的影视基地外，还从艺术、技术方面进行指导。

　　胡庶向老孟建议，为避免“山寨”带来的负面含义，将“山寨春晚”更名为“草根春晚”或“平民春晚”更合适，并从电视台的角度对节目播出时做一定的审查。老孟言听计从。

　　此外，在胡庶“要谦虚、务实”的建议下，老孟撤下了网站上“叫板”、“PK”等激进标语，并在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要向央视春晚学习”。

　　“叫板不是挑战，不是对抗，就是一起玩，不同方式的玩。”从这时期开始，老孟开始对媒体玩起文字游戏，“我们和央视春晚没冲突，他们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晚会，是老大。”

　　这些都被后来媒体视为“山寨春晚”被招安的标志。老孟则反驳，电视台只是提供转播平台，节目选择权还是在组委会手上。“山寨春晚不会变味。”

　　和老孟一样兴奋的还有韩祖荣。在邢台老家那个闭塞贫穷的小村庄里，上网还是陌生的高科技，但上电视却绝对是一等一的光荣。

　　也就是说，母亲和乡亲们在2009年1月25日正式演出时，只需借助屋顶的“大锅盖”就能看到他表演。韩祖荣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像孩子般卖了个关子，准备把惊喜留在最后时刻。

　　只是一个周末假期后，胡庶甚至还没来得及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电视台收到了一份指示，大致内容为广播影视机构不要与山寨类节目接洽。

　　这无疑是一张“军令状”。为挽救和“山寨春晚”的合作，贵州电视台一名副台长和当地主管机构的一位领导立即进京，并递交了书面解释。

　　胡庶也抱着“等等看”的心态暂时不向老孟交代。

　　老孟已经有所觉察了。原本约定好要做的电视访谈节目突然没了下文，电视记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孟的父亲见过大风浪，心里头明白：“八成是上头来什么指示了吧。”

　　过了数天，在确定没有回旋余地后，12月27日，胡庶向老孟说了实情。电话那头，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兴奋戛然而止。

　　“整台晚会的转播肯定没有了。”胡庶说，“但不排除个别优秀节目会在某些栏目里播出。”

　　双方和平解约。糟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贵州卫视的退出带来一种莫名的心理真空，企业撤销了赞助意向；一些演员要求退演。就连组委会内部，也出现了消极情绪。

　　曾做过“山寨春晚”艺术顾问的词曲作家、特型演员施咏之最后选择了退出，他对记者说，“节目水平太一般，而且他（老孟）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现在，施准备另起炉灶办一台“人民春晚”，与老孟唱对台。

　　老孟和父亲的争执也多了起来。父亲唠叨说：“年轻人要懂政治，别风头太露。”每当这时，老孟都是摩挲着他的头发，默不作声。

　　“老孟最难受。”一位组委会成员说，“不是他的错，却全让他扛。”

　　老孟又回到了初期的状态，他整天开着面包车频繁地看场地、看灯光音响，同时也保守着合作缘何中止的秘密。

　　这么近，那么远

　　一场轰烈的山寨春晚，不管当事人承不承认，已经和一场平素的有偿演出，日渐无异。

　　韩祖荣看不懂这一切。“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得知电视不转播了，他有点不满，有点无奈，更有点宿命感，“总是无法完美”。

　　他曾经飘起来的心如今又落了下去。

　　2009年1月6日，组委会通知韩祖荣去签演出保密协议。他第一次和这么多即将同台的演员见面，后悔没穿得光鲜些——旧皮鞋，打补丁的西裤，外加一件露着线头的羽绒服。

　　而那些人则或浓妆艳抹，或大方得体。两个穿着宽大衣服的街舞青年如怪物般地看着他。一个新来的保安过来说，没什么事就别待在这。韩祖荣涨红了脸说，我是来签约的。

　　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一个律师打扮的人正逐条解释条款的意思。身边不时有人提出异议，争取权益，但一点也引不起韩祖荣的兴趣。“只要能上台，你们把我卖了也行。”韩祖荣嘟囔着，随手签上了名字。这些协议分两部分：一是本次山寨春晚的保密协议，二是日后进行商业演出的意向性协议。

　　会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找了一帮久违的农民工朋友。8个汉子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说黄段子，说女人，说挣钱，然后喝酒，大笑。这一个月来，韩祖荣心里从来没有这样踏实过，不管怎样，他签约了。

　　但在电视里露脸的愿望落空了，还是有些难以释怀，“有时候以为走了很远，一回头却还在那里。”

　　而就在韩祖荣签约的那天，老孟也把演出场地最终确定下来，一个超大型的度假山庄。对方包揽了表演场馆、演员住房、饮食等所有开销，日耗数万元。而山庄也借机推出一个“泡温泉、看春晚”的宣传，为迎接春节消费潮造势。

　　一场轰烈的山寨春晚，不管当事人承不承认，已经和一场平素的有偿演出，日渐无异。

　　小插曲还是不断出现。1月5日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硬拉着老孟开着印有“叫板”的面包车到央视新大楼前拍照。这一多少具有挑衅性的行为，老孟竟也配合做了。回来之后，父亲斥责儿子“太幼稚”。对于经历了太多风波的山寨春晚来说，一切正变得脆弱而敏感。

　　现在，两家网络公司已答应届时为山寨春晚提供网络直播服务。从1月15日开始，所有演员都将进入封闭式排练阶段，如果不出意外，直到1月25日除夕晚上9时09分正式演出。

　　“我时刻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老孟说，但言语间满是疲惫。

　　■名词解释

　　“山寨”与“山寨文化”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各种电子产品加工制造 “山寨厂”遍布广东，大多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

　　山寨文化则是对由山寨制造引申而出的五花八门的山寨现象的总称，草根化、平民化是其特征，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在网络信息社会一路传播。山寨明星、山寨购物、山寨广告、山寨春晚层出不穷，从北京乔丹到中国科比，从iphone到hiphone，从周杰伦到山寨版周杰伦，从美国版《丑女贝蒂》到中国版《丑女无敌》……山寨将平民精神迅速放大。

　　山寨文化就像万花筒，从不同角度总能看到不同色彩，肯定者从中看到了个性创意、平民智慧、解构权威；批评者则从中看到了低俗粗糙，亦步亦趋。有人对其嗤之以鼻，同样也有人对其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