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富翁玩够捞够后，为何纷纷移民国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国造就了大批富翁，然而，这一大批富翁在吃饱喝足玩够捞够之后，却纷纷移民国外，这又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这些富翁是怎样产生的？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富翁的产生过程。他说：“中国的改革使国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收入差距拉大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正常原因。城镇高收入家庭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扩大的主要因素。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使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与权力相关的人（血缘和收买而形成的权力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垄断利益。行政垄断的强势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力量的交易。行政权力控制资源进入市场交易。
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时用行政手段，低价收购，政府在出让土地时，用市场手段，高价卖给开发商。垄断行业收入：据2005年数据，电力、电讯、石油、金融、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企业利益。中国的垄断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
权力场像‘物理场’，‘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权力万能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改革就是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市场。这样，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我曾把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称为‘红顶商人’。在改革期间‘红顶商人’ 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一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二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
三在金融资本时期。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四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其中。‘管理层收购’（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敛财机会中产生的。”
从杨先生以上的演讲内容中，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富翁的产生过程。由于他们大多数财富来路不明不正，因此非常担心这些既得利益在国内保不住，自然而然就想移民国外了。
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富翁移民国外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一直处于低潮时期。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集团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不断挑起武装冲突，把世界各地弄得鸡犬不宁，使当前国际局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在国内，一些腐败官僚集团与国内外资本家集团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他们利用公权，大肆掠夺社会财富，糟蹋国内资源，侵占百姓利益，破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作为中国富翁的主流——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十分清楚这样下去，终究会闹出大问题，引起大变局。他们清楚，不管局势如何发展变化，不管国家将来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将对既得利益体产生强烈冲击。与其留在国内“束手就擒”，不如趁早移民国外。
三、中国富翁自身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质决定他们必然移民国外
中国的富翁大都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在国内都有较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十年动乱”曾让他们吃了小亏，但改革开放又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小平同志说过要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三十年来，这先富起来的就是他们这一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
这一部分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新贵，他们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质都是非常低劣的，在所谓的“动乱”年代，他们因受过政治“冲击”，自然对毛泽东的路线主义特别仇视和忌讳。由于他们十分担心社会环境再像以前那样动荡不安。所以，他们就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诬陷和抨击，对仅存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模式进行抵制和打压。企图让自己的国家沦为资本主义殖民地。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存在很大一股左派势力，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立场，一直在跟极右势力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时刻威胁着既得利益体的政治经济地位。
左派势力和中共高层全力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特色，粉碎了帝国主义集团和国内极右势力企图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中国富翁们认为，只要中国不彻底改变公有制政权性质，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没有安全保障。为了保全自己既得财富与贵族地位，他们只有选择移民海外了。
一、这些富翁是怎样产生的？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富翁的产生过程。他说：“中国的改革使国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收入差距拉大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正常原因。城镇高收入家庭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扩大的主要因素。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使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与权力相关的人（血缘和收买而形成的权力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垄断利益。行政垄断的强势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力量的交易。行政权力控制资源进入市场交易。
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时用行政手段，低价收购，政府在出让土地时，用市场手段，高价卖给开发商。垄断行业收入：据2005年数据，电力、电讯、石油、金融、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企业利益。中国的垄断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
权力场像‘物理场’，‘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力至上、权力万能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改革就是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市场。这样，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我曾把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称为‘红顶商人’。在改革期间‘红顶商人’ 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一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二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
三在金融资本时期。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四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其中。‘管理层收购’（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敛财机会中产生的。”
从杨先生以上的演讲内容中，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富翁的产生过程。由于他们大多数财富来路不明不正，因此非常担心这些既得利益在国内保不住，自然而然就想移民国外了。
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富翁移民国外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一直处于低潮时期。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集团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不断挑起武装冲突，把世界各地弄得鸡犬不宁，使当前国际局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在国内，一些腐败官僚集团与国内外资本家集团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他们利用公权，大肆掠夺社会财富，糟蹋国内资源，侵占百姓利益，破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作为中国富翁的主流——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十分清楚这样下去，终究会闹出大问题，引起大变局。他们清楚，不管局势如何发展变化，不管国家将来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将对既得利益体产生强烈冲击。与其留在国内“束手就擒”，不如趁早移民国外。
三、中国富翁自身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质决定他们必然移民国外
中国的富翁大都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在国内都有较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十年动乱”曾让他们吃了小亏，但改革开放又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小平同志说过要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三十年来，这先富起来的就是他们这一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
这一部分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新贵，他们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质都是非常低劣的，在所谓的“动乱”年代，他们因受过政治“冲击”，自然对毛泽东的路线主义特别仇视和忌讳。由于他们十分担心社会环境再像以前那样动荡不安。所以，他们就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诬陷和抨击，对仅存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模式进行抵制和打压。企图让自己的国家沦为资本主义殖民地。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存在很大一股左派势力，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立场，一直在跟极右势力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时刻威胁着既得利益体的政治经济地位。
左派势力和中共高层全力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特色，粉碎了帝国主义集团和国内极右势力企图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中国富翁们认为，只要中国不彻底改变公有制政权性质，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没有安全保障。为了保全自己既得财富与贵族地位，他们只有选择移民海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