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记忆：一人洗澡，全家上阳台（组图）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八)生存篇
摆地摊，街头巷尾各自谋生
■四个成年人睡一张一米二宽的床
■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不要房
■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躲到阳台
■正讲着价，身后来人提裤腰抓走
◎文/ 大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些返城知青，重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他们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个章就迁出户口的豪情壮志，换来的是重新融入城市的步履维艰。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一代已经赶上来，甚至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回家了，突然感到一种失落
采访旁白：
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铁路上，同样是这趟54/52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形成太大的反差。想当初站台欢送一路高歌，现如今拼命争抢扒上火车。从沿海城市到西部大漠，再从大漠到城市，这样的轮回中，他们也由少男少女，变成了拖儿带女；由意气风发，变成了早生华发。
聂崇良(1963年进疆，1978年回沪)：从车上下来第一个感觉，脸上扑面而来的那个湿润空气，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那个空气，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间啊。
余加安(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一下车，我立在站台上，说的第一句话：上海呀，我总算回来了。深深的感叹。但是这句话说过去以后，突然间感到一种失落：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采访旁白：
终于挤进这座城市，尽管曾经生长在此，尽管曾经对它日思夜想，但是并不等于被这座城市接纳了。即使有了相应政策，他们返城后仍然要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初回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
余加安：雇的那辆骑黄鱼车的人，他也是个知青，为了谋生就骑黄鱼车帮人拉东西。在车上他问了一句，朋友，怎么，新疆回来的？我说新疆回来的。他说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这时候我岳父接了一句：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自谋生路吧。我就想，自谋生路怎么个自谋？能干什么？
聂崇良：都不认识了。本来整栋花园洋房是我们的，全部给人家住了。我们家住到三层阁楼，一点点地方。父亲出来一看，认不出我了，全变了，他说是四儿吗？我说是啊，我就是啊。父亲说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里，一看住着那么多人，一家子人都挤在上面。
采访旁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住房矛盾突出，多年运动折腾得百业凋敝，民居的规划建设长期滞后。
余加安：老样子，没变，唯一变的，人多了。原来我们弄堂里头，清清爽爽的人不多。1980年底回来，那时候上海没变。你想想看，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对吧，就是人多了。
安康(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在新疆呆了17年，回来以后，城市几乎没一点变化。可是我们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长大了，还娶老婆有小孩儿了。
一人洗澡，全家上阳台
采访旁白：
当年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但是当他们重返家乡的时候，却又带回了好几口人。他们中间年轻的也已三十出头，要重新为房子、为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奋斗。能够有机会顶替父母接班的是幸运者，多数人必须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面临的头一件事，就是怎样有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余加安：家里人也希望你们回来，但是家里人又怕你们回来。爹妈嘛，总是希望儿女在身边，可是你们回来，住在哪里呀？
顾幸运(女，1964年进疆，1982年回沪)：我们家还能留我一张床，那就是说短期内不会有问题，长期肯定有矛盾。而有的人回来家里没有个床怎么办？
杨清良(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和老婆孩子四口，我岳父母两口，她的妹妹三口，多少平方呢？两个亭子间加起来16平方，要住十个人。怎么住啊？就是打地铺，把棉絮摊在地下，就这么过。有的回去就睡在弄堂里面，有的在弄堂门口的地上用芦秸围一围。
朱静华(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杨清良妻子)：我父母亲，三个妹妹加上我外甥住在11平米的房间。爸妈跟我两个妹妹睡在床上，四个成年人就一张1米2宽的床。我妹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工作了，他们上中班、早班、晚班，轮着睡。我们其他人就打地铺，人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床底下。
周敦福(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这个是石库门房子，这是亭子间，原来我们一家用，后来两家用。里边隔成两间屋子，外面等于是客厅。都是老式的，父母留下来，这个墙大修才两年，又一塌糊涂了。80年代我回来就住在这里，有的人比我差多了，借房子，当时他们都羡慕我有房住。
安康：我老婆他们家，房子最多不超过10个平方米，一个亭子间不超过10个平方米，兄弟姐妹五个，带父母七个人就这么大空间。首先一个，解手，那么小的房子，床角弄块塑料布围上，放个马桶，就在那儿大小便。
朱静华：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我们7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个马桶。一家十口人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就在马桶方便了，旁边在吃饭，就那样子。
安康：来个人真是麻烦透了，一般来女同志在那儿，男同志都跑到公共厕所解手去，就到这种程度。不是一家两家，很普遍，没有厨卫什么的，都这样。
朱静华：是受不了。特别是夏天，最难受的是到夏天洗澡。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到阳台上，幸亏还有个阳台。这个阳台是几户公用，五家公用的。
史美云(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安康妻子)：白天下午了，天热，就是一个挨一个洗，晚上没办法洗澡，别人要睡觉就没办法洗。
把哥哥赶出去，弟弟才能结婚
安康：我们回来，起码90%的人，都因为住房跟家里闹矛盾。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太多了。没有办法，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外面结婚，拖家带口回上海来了，一家伙，给双方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双方家庭一下子看不懂了，住在谁家，谁受得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没办法结婚。住在她家，她家里傻了。
一看到我们回来，当时最反感的，就是我弟弟。为什么？因为我回来，他不能结婚了。就这么一大间、一小间，我们四个人占小间不行。如果我住大间，我弟弟结婚又不合适。他也难，因为上海这种条件找老婆成个家不容易，一个小青年，就靠点工资，父亲去世了，那么只能靠这个房子。结果我回来了，不是影响他吗。
史美云：刚回来的时候，那是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想不到回到上海几天下来，这个情况就两样了。
安康：我住在家里面，跟我弟弟出现了矛盾，他未来的丈母娘提出来：你哥哥这样子怎么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赶出去的，不然你哥哥不出去，我这个女儿跟你怎么结婚？
有这样的事，我正在屋里吃饭，我弟弟回来一看，这个锅是家里面的，不是我的，他还没结婚，把我的饭一倒，倒出来，他说这锅是我的，你不要动。这个过分吧，太过分了，可是我没跟他打架，没跟他发火，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在上海的人，和我们从新疆回来的不一样，没办法。也确确实实我回来影响他了，如果我不回来，这房子本来是他住，他结婚就没问题了。
李良高(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弟弟为了我回来，他结婚也推迟了。我们石库门的房子，只有13.2个平方，上面小阁楼7个平方。我在办理顶替手续，他很清楚，他要结婚了，我回来，根本没办法。所以，他和我弟妹商量了以后，说是你先回来再说吧。我很过意不去，那时他也二十七八了。我说到了上海，我肯定会想办法。但那时候心里没底，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面积，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家回来怎么办？后来我带了一个儿子，睡在我家，在阁楼搭地铺。我爱人带着一个小的孩子住到她家里，她家的人比我们还多，条件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
分居了，这是没办法的。哪里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环境。我们就这样分居了很长时间。
顾幸运：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应该说年纪还比较轻的，许多夫妻长期分居真的不是一件事。好不容易一起回来了，却没办法住在一起。
李良高：我下了班往哪里去？我常常在马路上转，我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采访旁白：
家是什么？当没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家又在哪里？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这样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也会变得难以相容。那种被家人排斥的阴影，至今埋在他们的内心。
安康：不止我们家，她们家也一样，也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她是老大，在家里面，她妈妈有时候揍她，打她。
史美云：我妈妈那次打我的时候，我大女儿就在边上。我妈妈打我，我也不能还手，真打。结果，我大女儿把我拉到边上去，叫我不要哭。
安康：打她的意思实际上是赶我们回去，赶我们走。
史美云：她就说你们这样还不如回去了。那回去又怎么样，那边的东西都没有了。只能忍着。
安康：我们没有解决户口，没有解决工作，她父母亲也着急，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拖多长时间，拖多少年，肯定是这个想法。
杨清良：很多上海青年受不了这样的环境，跟父母兄弟姐妹吵、闹，有一部分又回到新疆去了。
朱静华：家里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容纳我们也是不容易。有一次我感触很大，就是我的外甥刚会说话，他说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我当时就掉眼泪，因为上海没有我的家。
刚回来最忌讳的一句话，不愿意讲的一句，我是新疆回来的。只要你走在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像看劳改放出来的差不多。
余加安：那时候没有解决的时候，从新疆回来的，人家总是用贬低的眼光在看。去支边的时候挺光荣，戴大红花去的，现在回来了，到车上开口买票，坐公交车上说话，最好不要露出是新疆回来的，被看不起。
安康：回来以后，我们条件好的人几乎没有，离家时间长了，感情也差一些，家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多数人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到新疆去，给家里减轻负担，时间一长，感情就远了。你回来又穷得要命，不是美国回来的，不是香港回来的，是新疆来的，还要占我们一个地方。我们这批人在社会上被瞧不起，穷。
欧阳琏：关键是经济问题。如果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国外回来的，身上有钱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落户口可以，保证不要房子
采访旁白：
由于当初为返城在阿克苏的请愿被平息，其延续的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长年落户无门。好不容易回来的，又不愿再被退回。80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要钱要粮票。购粮证里头，一个人买一个人的粮食，定量的。我们没有粮票，户口没报上，谁给你粮票。我那些老同学对我还不错，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粮票凑给我。后来有的说不对啊，给你粮票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轮流给送点米来。
聂崇良：肉票、鱼票、布票依旧都还是老样子。我回来的时候一样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吃饭就靠家里面。
采访旁白：
30年前的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就要占去几平方米的权利。当时法院经常受理这样的案子，知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不行，最后只好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
安康夫妇在返城知青中属于幸运者，他们两个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但房子成了落户的难题，为得到一纸户口，依然需要历经周折。
史美云：直到最后户口指标下来了，也是个问题，他家不给报，他弟弟不给我们报，我家也不给我们报。
安康：我弟弟把户口簿拿走了，不给我报。因为担心一报户口，这个房子就是我占了。
史美云：我们家里考虑到我下面有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方，你说怎么办？父母还要考虑儿子，根本没法考虑我们四个怎么办。
安康：后来她父亲也看不下去，折衷了一下，说你们报户口可以，你给我立上字据，保证今后不要家里的房子。
史美云：我们马上很爽快地写了一个保证书，这样才报上户口了。
采访旁白：
户口，从过去到今天，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一言难尽。那时，他们中间还有更多的人，把新疆发的户粮关系和工资证明一直揣在口袋里，迟迟无处落户。
杨清良：要落户口才能解决生计，没有落户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说，不是你有能耐没能耐，当然真正有本事的，自己可以赚钱，那是另外的事，但是你没有户口，工商营业执照都不能开。
李小女(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余加安妻子)：户口报不上，三个证都还在自己口袋里装着，我们叫“袋袋户口”。
杨清良：要不了多少时间，仅有的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户口没有，身上也没本钱，又没有好依靠的。在上海你简直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
晚上跑到乡下抓蟋蟀，白天去卖
采访旁白：
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边疆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在火车站接他回家的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拉客。从十里铺，一直拉到哪里？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一趟五块钱。天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出汗，汗在里头，更冷啊。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联防的和警察出来。你这个黄鱼车哪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我又摆康乐球台，摆在弄堂口，一毛钱打一盘。还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边守这个摊子，交给弄堂里那些小家伙，你们去，人家打，把钱帮我收回来就行。
周敦福：我摆了两个康乐球台，白天夜晚都有人玩。
余加安：又做小买卖，开始张口真难，你吆喝不出来，这做什么生意。张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胆子来的：苹果啊，苹果。到后来，卖布，卖炒螺丝，做油墩子、萝卜丝饼。我老婆跑到老家的乡下去卖布。在新疆不管怎么样，不需要这样拼命想办法赚钱，每月至少有工资，到上海吃饭成问题了，不赚钱怎么办？
顾幸运：我跟我爸爸讲怎么办，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现在没有钱，我说算了还是做你的老本行。我爸爸做古今品牌内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品牌的师傅。好卖。我就摆地摊，卖女人的内衣内裤。
早晨五点在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七点以后小菜场打扫了，天亮了要赶你，赶到中央商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群体，大家都认识，旁边有江西回来的，云南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新疆的比例多一点，如果六七个人放摊，起码两三个是新疆回来的。
安康：那时候没什么打工的，也没有外来打工的。都是有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过上海有些人喜欢玩那个蟋蟀，蛐蛐儿，每年玩这个的人很多。那么人家就给我出主意，你去抓这个卖。到哪里抓？到乡下去抓，到郊区去抓。晚上不睡觉，拿个手电筒，抓好了以后，白天跑到蟋蟀市场去卖，一毛钱一个。
史美云：他做点小生意，卖卖鱼虫，批点水果卖卖，我想我怎么办呢？正好我们楼下人家要上班，孩子没人带，那我来带。不管怎么说，每个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刚开始一个月15块，后来增加了，18块。
杨清良：咬紧牙关，跟在新疆一样起早摸黑，做小生意，贩卖海鲜，贩卖蔬菜，就这样子支撑着一点点熬出来。
采访旁白：
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出了这样的政策。
安康：还有人赶呢，不许我们卖。当时社会这个情况，不是你要卖橘子就可以卖的，不是这么回事，要赶，要冲这个摊。有一次我不在，我老婆一个人在永安电影院门口卖橘子，人家公开欺负她，掉眼泪了。
顾幸运：马路边，九点钟城管的要来，来了人家叫，注意有人来了，我们赶快把东西收起来跑回家。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台警车来冲的，把盘子抢掉，不准摆。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要谋生的。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赌博工具。我跟他讲，这个是康乐球，健康的康，娱乐的乐，怎么是赌博的。后来他说，你算干什么的？他以为我是上海人。我说不瞒你讲，我是新疆回来的。
余加安：每天呢，四五点就到哪里？到码头上接货。跟乡下来的那些人接上头了，你的货给我吧。正讲着，后边来两个人把你裤腰一提，走，带走了。有些东西不能放的呀，比如像那个蟹，对吧，一放时间长了，错过时头了，卖不出去就死了，死了就是钱。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说好话，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回来混口饭。不行。后来人横下一条心，跟他吵。我17岁出去，在外面艰苦那么多年，回来，不做，没饭吃；做，你为什么不让做。
采访旁白：
曾在云南插队的王小波说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各自谋生以后仍然延续着。而在新疆兵团一起过来的人们，这种紧密大概更胜一筹了。
余加安：我在浙江路电影院门口卖橘子，来个小流氓。问橘子甜不甜，我说甜的。他说我吃吃看，我说你吃吧，先尝以后再说。他吃了，还要拿。我说你怎么的？他说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心里真火，赚点钱不容易，你还白吃白拿，我秤砣拿了真想打。
边上有个人说话了，他说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他是新疆回来的，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回来的把你打扁了。他一听吓坏了，赶紧放下走了。
落户海丰，三十几岁重新开始
采访旁白：
1982年，上海明确了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夫妇一方符合顶替条件，就可举家迁往江苏盐城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过去作为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成为上海青年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后，这里变成了新疆大哥大姐的落脚点。
大约有5000多个支边青年家庭， 暂时摆脱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处境，落户海丰。这里盖起的宿舍，让他们喜不自禁。
朱静华：乐意，乐意接受。算了，去吧，还是去吧。挺不下去了，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
到海丰坐船去的，身上只有十块钱，给每家发了50斤大米，放了一点油，还有放了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那里房子是现成的呀，看到那个房子可高兴了，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一小间，大间二十七八个平方，给我们一家人绰绰有余。
施华忠(1963年进疆，1982年回沪)：一个大队十几栋楼，我家当时就是两室一厅了。这个是我和老婆的主卧室，儿子丫头住这个房间，外面呢烧烧饭吃吃饭，格局非常好了。当初我们在上海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余加安：我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房子，突然之间我笑了。她问我，你笑什么？我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采访旁白：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相当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
顾幸运：有的人回到上海来心变了，他还想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就发生矛盾了。
朱静华：如果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那就到那个大队去，当时把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
余加安：那时候搞些舞会，这里有舞会那里有舞会，舞会虽说条件不是怎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不少还是凑合的。
朱静华：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没有共同语言，在新疆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除了你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你女的干不了，男的能够去干，那合着过日子就够了。
回到这边不一样了，矛盾凸现出来，因为不需要那样了。而且最多年龄就三十几岁，三十几岁正是能够重新开始的时候。
这些年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采访旁白：
在单顶去海丰的人暂时心满意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对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无锡一家小厂去做工。
聂崇良：我表哥说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以后再说。那时候抓得很厉害，有一个抓一个。不给户口，不给饭吃，家里有新疆私自回来的在，父母亲不要上班，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你再上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跑出去了。
周敦福：每次高音喇叭，站在楼上高音喇叭叫，有条件的，符合条件的到海丰，不符合条件的回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都是讲这些东西。最后有的是自愿的，有的遣送回去。
而且小孩大了念书，不给念书，什么都卡掉。我们孩子本来都是借读，为了叫我们回去，不能借读了，取消了。
采访旁白：
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到1987年，他又举家和不少知青一起从新疆倒流回城。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羡慕的。一旦进到母亲原先的单位，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安康：我妈妈在第一人民医院是营养师。我进去以后，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没什么特长。刚开始把我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挂号，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调到电梯间做电梯维修。
采访旁白：
有一位顶替的知青遇到这样的情况，劳资科长问：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会木工。结果就是这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恢复高考，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新疆支边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单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30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是团里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王祖炯(1963年进疆，2007年定居上海)：高考，听说了，我压根儿不会想它，因为很自卑，我只是个初二才上了13天的人，怎么可能想登天去参加高考。我想，我们新疆的上海知青因为比后来“文革”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五年，这五年对我们来说，是磨灭你知识的五年。
鱼姗玲：赶不上高考，因为年龄的限制，1977年恢复高考，我33岁，我们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年龄限制到30呀。而且已经成家有小孩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复习，又要工作，又是家务压力。
采访旁白：
安康自幼就有个学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他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错过了。现在他不仅自己渴望圆梦，而且更想通过子女补偿回来。
安康：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买一架钢琴吧，哪怕借钱。当初买琴是5600块。一个月工资53块，100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重新登上那趟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采访旁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劳力带来新的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劳务输出了。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落到江苏，然后再到远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上海。好像画了一条曲线，所以这回家的路被拉得很长。
朱静华：扫地、清洁工等等。而且当时好多厂都缺少劳力。
顾幸运：就是最低的活，最苦的活没人干，就劳务输出了。比如医院里的勤杂工，饭馆洗碗什么的，一般都是从海丰农场来的人。
李小女：手术室的手术服消毒，烫白大褂，我干了十多年。
余加安：我做的事情多了，当过保安，跑过列车，看过车棚，自行车车棚。
采访旁白：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欧阳琏(1964年进疆，1984年回沪)：我是1984年放出去了，我曾经当过采购，商店的采购，当过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工人三年多。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给人家洗鱼缸。然后在电缆厂，接下来是看门的，做保安，看弄堂，帮人家看大门，大楼里面做保安。那个时候我50多岁了。
采访旁白：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从新疆返城的知青，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
顾幸运：人家运的大电器，行李托运，他们装卸，送到仓库里去。好多人做了两天就跑掉了，辛苦，冬天都是满身大汗，不能穿衣服，光着背扛行李。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就是这三年，正好女儿念高中，要花钱的时候。
采访旁白：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开玩笑说，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如同向日葵，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顾幸运：我们新疆回来的，负责的车厢肯定特别干净。我们把厕所什么的都冲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要评选的，我们都是五角星，从来不可能没有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我们评价很高，他有的时候对职工讲起来，说你们在上海的不惜福，看看新疆回来的人怎么干活，你们怎么干活的？
我一看到探家以后从上海回新疆的知青，会特别照顾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新疆回去的，很羡慕，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你们运气真的好。他们的情况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采访旁白：
顾幸运还发现，就在这连接上海与新疆的列车上，在他们留下了多少往日情怀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知青儿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在80年代末，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将要开始与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摆地摊，街头巷尾各自谋生
■四个成年人睡一张一米二宽的床
■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不要房
■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躲到阳台
■正讲着价，身后来人提裤腰抓走
◎文/ 大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些返城知青，重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他们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个章就迁出户口的豪情壮志，换来的是重新融入城市的步履维艰。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一代已经赶上来，甚至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保洁工是许多返城知青做过的工作（大力摄影）。
上海里弄的住房拥挤尽人皆知（大力摄影）。
上海知青沈黎明（左）在乌鲁木齐街头演奏（大力摄影）。
周敦福在老房子里讲述回城后的经历（大力摄影）。
回家了，突然感到一种失落
采访旁白：
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铁路上，同样是这趟54/52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形成太大的反差。想当初站台欢送一路高歌，现如今拼命争抢扒上火车。从沿海城市到西部大漠，再从大漠到城市，这样的轮回中，他们也由少男少女，变成了拖儿带女；由意气风发，变成了早生华发。
聂崇良(1963年进疆，1978年回沪)：从车上下来第一个感觉，脸上扑面而来的那个湿润空气，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那个空气，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间啊。
余加安(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一下车，我立在站台上，说的第一句话：上海呀，我总算回来了。深深的感叹。但是这句话说过去以后，突然间感到一种失落：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采访旁白：
终于挤进这座城市，尽管曾经生长在此，尽管曾经对它日思夜想，但是并不等于被这座城市接纳了。即使有了相应政策，他们返城后仍然要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初回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
余加安：雇的那辆骑黄鱼车的人，他也是个知青，为了谋生就骑黄鱼车帮人拉东西。在车上他问了一句，朋友，怎么，新疆回来的？我说新疆回来的。他说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这时候我岳父接了一句：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自谋生路吧。我就想，自谋生路怎么个自谋？能干什么？
聂崇良：都不认识了。本来整栋花园洋房是我们的，全部给人家住了。我们家住到三层阁楼，一点点地方。父亲出来一看，认不出我了，全变了，他说是四儿吗？我说是啊，我就是啊。父亲说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里，一看住着那么多人，一家子人都挤在上面。
采访旁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住房矛盾突出，多年运动折腾得百业凋敝，民居的规划建设长期滞后。
余加安：老样子，没变，唯一变的，人多了。原来我们弄堂里头，清清爽爽的人不多。1980年底回来，那时候上海没变。你想想看，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对吧，就是人多了。
安康(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在新疆呆了17年，回来以后，城市几乎没一点变化。可是我们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长大了，还娶老婆有小孩儿了。
一人洗澡，全家上阳台
采访旁白：
当年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但是当他们重返家乡的时候，却又带回了好几口人。他们中间年轻的也已三十出头，要重新为房子、为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奋斗。能够有机会顶替父母接班的是幸运者，多数人必须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面临的头一件事，就是怎样有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余加安：家里人也希望你们回来，但是家里人又怕你们回来。爹妈嘛，总是希望儿女在身边，可是你们回来，住在哪里呀？
顾幸运(女，1964年进疆，1982年回沪)：我们家还能留我一张床，那就是说短期内不会有问题，长期肯定有矛盾。而有的人回来家里没有个床怎么办？
杨清良(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和老婆孩子四口，我岳父母两口，她的妹妹三口，多少平方呢？两个亭子间加起来16平方，要住十个人。怎么住啊？就是打地铺，把棉絮摊在地下，就这么过。有的回去就睡在弄堂里面，有的在弄堂门口的地上用芦秸围一围。
朱静华(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杨清良妻子)：我父母亲，三个妹妹加上我外甥住在11平米的房间。爸妈跟我两个妹妹睡在床上，四个成年人就一张1米2宽的床。我妹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工作了，他们上中班、早班、晚班，轮着睡。我们其他人就打地铺，人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床底下。
周敦福(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这个是石库门房子，这是亭子间，原来我们一家用，后来两家用。里边隔成两间屋子，外面等于是客厅。都是老式的，父母留下来，这个墙大修才两年，又一塌糊涂了。80年代我回来就住在这里，有的人比我差多了，借房子，当时他们都羡慕我有房住。
安康：我老婆他们家，房子最多不超过10个平方米，一个亭子间不超过10个平方米，兄弟姐妹五个，带父母七个人就这么大空间。首先一个，解手，那么小的房子，床角弄块塑料布围上，放个马桶，就在那儿大小便。
朱静华：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我们7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个马桶。一家十口人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就在马桶方便了，旁边在吃饭，就那样子。
安康：来个人真是麻烦透了，一般来女同志在那儿，男同志都跑到公共厕所解手去，就到这种程度。不是一家两家，很普遍，没有厨卫什么的，都这样。
朱静华：是受不了。特别是夏天，最难受的是到夏天洗澡。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到阳台上，幸亏还有个阳台。这个阳台是几户公用，五家公用的。
史美云(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安康妻子)：白天下午了，天热，就是一个挨一个洗，晚上没办法洗澡，别人要睡觉就没办法洗。
把哥哥赶出去，弟弟才能结婚
安康：我们回来，起码90%的人，都因为住房跟家里闹矛盾。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太多了。没有办法，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外面结婚，拖家带口回上海来了，一家伙，给双方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双方家庭一下子看不懂了，住在谁家，谁受得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没办法结婚。住在她家，她家里傻了。
一看到我们回来，当时最反感的，就是我弟弟。为什么？因为我回来，他不能结婚了。就这么一大间、一小间，我们四个人占小间不行。如果我住大间，我弟弟结婚又不合适。他也难，因为上海这种条件找老婆成个家不容易，一个小青年，就靠点工资，父亲去世了，那么只能靠这个房子。结果我回来了，不是影响他吗。
史美云：刚回来的时候，那是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想不到回到上海几天下来，这个情况就两样了。
安康：我住在家里面，跟我弟弟出现了矛盾，他未来的丈母娘提出来：你哥哥这样子怎么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赶出去的，不然你哥哥不出去，我这个女儿跟你怎么结婚？
有这样的事，我正在屋里吃饭，我弟弟回来一看，这个锅是家里面的，不是我的，他还没结婚，把我的饭一倒，倒出来，他说这锅是我的，你不要动。这个过分吧，太过分了，可是我没跟他打架，没跟他发火，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在上海的人，和我们从新疆回来的不一样，没办法。也确确实实我回来影响他了，如果我不回来，这房子本来是他住，他结婚就没问题了。
李良高(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弟弟为了我回来，他结婚也推迟了。我们石库门的房子，只有13.2个平方，上面小阁楼7个平方。我在办理顶替手续，他很清楚，他要结婚了，我回来，根本没办法。所以，他和我弟妹商量了以后，说是你先回来再说吧。我很过意不去，那时他也二十七八了。我说到了上海，我肯定会想办法。但那时候心里没底，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面积，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家回来怎么办？后来我带了一个儿子，睡在我家，在阁楼搭地铺。我爱人带着一个小的孩子住到她家里，她家的人比我们还多，条件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
分居了，这是没办法的。哪里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环境。我们就这样分居了很长时间。
顾幸运：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应该说年纪还比较轻的，许多夫妻长期分居真的不是一件事。好不容易一起回来了，却没办法住在一起。
李良高：我下了班往哪里去？我常常在马路上转，我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采访旁白：
家是什么？当没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家又在哪里？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这样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也会变得难以相容。那种被家人排斥的阴影，至今埋在他们的内心。
安康：不止我们家，她们家也一样，也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她是老大，在家里面，她妈妈有时候揍她，打她。
史美云：我妈妈那次打我的时候，我大女儿就在边上。我妈妈打我，我也不能还手，真打。结果，我大女儿把我拉到边上去，叫我不要哭。
安康：打她的意思实际上是赶我们回去，赶我们走。
史美云：她就说你们这样还不如回去了。那回去又怎么样，那边的东西都没有了。只能忍着。
安康：我们没有解决户口，没有解决工作，她父母亲也着急，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拖多长时间，拖多少年，肯定是这个想法。
杨清良：很多上海青年受不了这样的环境，跟父母兄弟姐妹吵、闹，有一部分又回到新疆去了。
朱静华：家里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容纳我们也是不容易。有一次我感触很大，就是我的外甥刚会说话，他说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我当时就掉眼泪，因为上海没有我的家。
刚回来最忌讳的一句话，不愿意讲的一句，我是新疆回来的。只要你走在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像看劳改放出来的差不多。
余加安：那时候没有解决的时候，从新疆回来的，人家总是用贬低的眼光在看。去支边的时候挺光荣，戴大红花去的，现在回来了，到车上开口买票，坐公交车上说话，最好不要露出是新疆回来的，被看不起。
安康：回来以后，我们条件好的人几乎没有，离家时间长了，感情也差一些，家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多数人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到新疆去，给家里减轻负担，时间一长，感情就远了。你回来又穷得要命，不是美国回来的，不是香港回来的，是新疆来的，还要占我们一个地方。我们这批人在社会上被瞧不起，穷。
欧阳琏：关键是经济问题。如果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国外回来的，身上有钱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落户口可以，保证不要房子
采访旁白：
由于当初为返城在阿克苏的请愿被平息，其延续的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长年落户无门。好不容易回来的，又不愿再被退回。80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要钱要粮票。购粮证里头，一个人买一个人的粮食，定量的。我们没有粮票，户口没报上，谁给你粮票。我那些老同学对我还不错，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粮票凑给我。后来有的说不对啊，给你粮票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轮流给送点米来。
聂崇良：肉票、鱼票、布票依旧都还是老样子。我回来的时候一样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吃饭就靠家里面。
采访旁白：
30年前的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就要占去几平方米的权利。当时法院经常受理这样的案子，知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不行，最后只好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
安康夫妇在返城知青中属于幸运者，他们两个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但房子成了落户的难题，为得到一纸户口，依然需要历经周折。
史美云：直到最后户口指标下来了，也是个问题，他家不给报，他弟弟不给我们报，我家也不给我们报。
安康：我弟弟把户口簿拿走了，不给我报。因为担心一报户口，这个房子就是我占了。
史美云：我们家里考虑到我下面有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方，你说怎么办？父母还要考虑儿子，根本没法考虑我们四个怎么办。
安康：后来她父亲也看不下去，折衷了一下，说你们报户口可以，你给我立上字据，保证今后不要家里的房子。
史美云：我们马上很爽快地写了一个保证书，这样才报上户口了。
采访旁白：
户口，从过去到今天，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一言难尽。那时，他们中间还有更多的人，把新疆发的户粮关系和工资证明一直揣在口袋里，迟迟无处落户。
杨清良：要落户口才能解决生计，没有落户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说，不是你有能耐没能耐，当然真正有本事的，自己可以赚钱，那是另外的事，但是你没有户口，工商营业执照都不能开。
李小女(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余加安妻子)：户口报不上，三个证都还在自己口袋里装着，我们叫“袋袋户口”。
杨清良：要不了多少时间，仅有的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户口没有，身上也没本钱，又没有好依靠的。在上海你简直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
晚上跑到乡下抓蟋蟀，白天去卖
采访旁白：
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边疆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在火车站接他回家的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拉客。从十里铺，一直拉到哪里？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一趟五块钱。天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出汗，汗在里头，更冷啊。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联防的和警察出来。你这个黄鱼车哪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我又摆康乐球台，摆在弄堂口，一毛钱打一盘。还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边守这个摊子，交给弄堂里那些小家伙，你们去，人家打，把钱帮我收回来就行。
周敦福：我摆了两个康乐球台，白天夜晚都有人玩。
余加安：又做小买卖，开始张口真难，你吆喝不出来，这做什么生意。张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胆子来的：苹果啊，苹果。到后来，卖布，卖炒螺丝，做油墩子、萝卜丝饼。我老婆跑到老家的乡下去卖布。在新疆不管怎么样，不需要这样拼命想办法赚钱，每月至少有工资，到上海吃饭成问题了，不赚钱怎么办？
顾幸运：我跟我爸爸讲怎么办，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现在没有钱，我说算了还是做你的老本行。我爸爸做古今品牌内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品牌的师傅。好卖。我就摆地摊，卖女人的内衣内裤。
早晨五点在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七点以后小菜场打扫了，天亮了要赶你，赶到中央商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群体，大家都认识，旁边有江西回来的，云南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新疆的比例多一点，如果六七个人放摊，起码两三个是新疆回来的。
安康：那时候没什么打工的，也没有外来打工的。都是有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过上海有些人喜欢玩那个蟋蟀，蛐蛐儿，每年玩这个的人很多。那么人家就给我出主意，你去抓这个卖。到哪里抓？到乡下去抓，到郊区去抓。晚上不睡觉，拿个手电筒，抓好了以后，白天跑到蟋蟀市场去卖，一毛钱一个。
史美云：他做点小生意，卖卖鱼虫，批点水果卖卖，我想我怎么办呢？正好我们楼下人家要上班，孩子没人带，那我来带。不管怎么说，每个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刚开始一个月15块，后来增加了，18块。
杨清良：咬紧牙关，跟在新疆一样起早摸黑，做小生意，贩卖海鲜，贩卖蔬菜，就这样子支撑着一点点熬出来。
采访旁白：
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出了这样的政策。
安康：还有人赶呢，不许我们卖。当时社会这个情况，不是你要卖橘子就可以卖的，不是这么回事，要赶，要冲这个摊。有一次我不在，我老婆一个人在永安电影院门口卖橘子，人家公开欺负她，掉眼泪了。
顾幸运：马路边，九点钟城管的要来，来了人家叫，注意有人来了，我们赶快把东西收起来跑回家。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台警车来冲的，把盘子抢掉，不准摆。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要谋生的。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赌博工具。我跟他讲，这个是康乐球，健康的康，娱乐的乐，怎么是赌博的。后来他说，你算干什么的？他以为我是上海人。我说不瞒你讲，我是新疆回来的。
余加安：每天呢，四五点就到哪里？到码头上接货。跟乡下来的那些人接上头了，你的货给我吧。正讲着，后边来两个人把你裤腰一提，走，带走了。有些东西不能放的呀，比如像那个蟹，对吧，一放时间长了，错过时头了，卖不出去就死了，死了就是钱。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说好话，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回来混口饭。不行。后来人横下一条心，跟他吵。我17岁出去，在外面艰苦那么多年，回来，不做，没饭吃；做，你为什么不让做。
采访旁白：
曾在云南插队的王小波说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各自谋生以后仍然延续着。而在新疆兵团一起过来的人们，这种紧密大概更胜一筹了。
余加安：我在浙江路电影院门口卖橘子，来个小流氓。问橘子甜不甜，我说甜的。他说我吃吃看，我说你吃吧，先尝以后再说。他吃了，还要拿。我说你怎么的？他说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心里真火，赚点钱不容易，你还白吃白拿，我秤砣拿了真想打。
边上有个人说话了，他说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他是新疆回来的，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回来的把你打扁了。他一听吓坏了，赶紧放下走了。
落户海丰，三十几岁重新开始
采访旁白：
1982年，上海明确了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夫妇一方符合顶替条件，就可举家迁往江苏盐城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过去作为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成为上海青年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后，这里变成了新疆大哥大姐的落脚点。
大约有5000多个支边青年家庭， 暂时摆脱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处境，落户海丰。这里盖起的宿舍，让他们喜不自禁。
朱静华：乐意，乐意接受。算了，去吧，还是去吧。挺不下去了，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
到海丰坐船去的，身上只有十块钱，给每家发了50斤大米，放了一点油，还有放了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那里房子是现成的呀，看到那个房子可高兴了，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一小间，大间二十七八个平方，给我们一家人绰绰有余。
施华忠(1963年进疆，1982年回沪)：一个大队十几栋楼，我家当时就是两室一厅了。这个是我和老婆的主卧室，儿子丫头住这个房间，外面呢烧烧饭吃吃饭，格局非常好了。当初我们在上海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余加安：我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房子，突然之间我笑了。她问我，你笑什么？我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采访旁白：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相当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
顾幸运：有的人回到上海来心变了，他还想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就发生矛盾了。
朱静华：如果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那就到那个大队去，当时把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
余加安：那时候搞些舞会，这里有舞会那里有舞会，舞会虽说条件不是怎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不少还是凑合的。
朱静华：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没有共同语言，在新疆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除了你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你女的干不了，男的能够去干，那合着过日子就够了。
回到这边不一样了，矛盾凸现出来，因为不需要那样了。而且最多年龄就三十几岁，三十几岁正是能够重新开始的时候。
这些年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采访旁白：
在单顶去海丰的人暂时心满意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对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无锡一家小厂去做工。
聂崇良：我表哥说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以后再说。那时候抓得很厉害，有一个抓一个。不给户口，不给饭吃，家里有新疆私自回来的在，父母亲不要上班，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你再上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跑出去了。
周敦福：每次高音喇叭，站在楼上高音喇叭叫，有条件的，符合条件的到海丰，不符合条件的回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都是讲这些东西。最后有的是自愿的，有的遣送回去。
而且小孩大了念书，不给念书，什么都卡掉。我们孩子本来都是借读，为了叫我们回去，不能借读了，取消了。
采访旁白：
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到1987年，他又举家和不少知青一起从新疆倒流回城。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羡慕的。一旦进到母亲原先的单位，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安康：我妈妈在第一人民医院是营养师。我进去以后，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没什么特长。刚开始把我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挂号，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调到电梯间做电梯维修。
采访旁白：
有一位顶替的知青遇到这样的情况，劳资科长问：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会木工。结果就是这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恢复高考，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新疆支边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单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30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是团里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王祖炯(1963年进疆，2007年定居上海)：高考，听说了，我压根儿不会想它，因为很自卑，我只是个初二才上了13天的人，怎么可能想登天去参加高考。我想，我们新疆的上海知青因为比后来“文革”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五年，这五年对我们来说，是磨灭你知识的五年。
鱼姗玲：赶不上高考，因为年龄的限制，1977年恢复高考，我33岁，我们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年龄限制到30呀。而且已经成家有小孩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复习，又要工作，又是家务压力。
采访旁白：
安康自幼就有个学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他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错过了。现在他不仅自己渴望圆梦，而且更想通过子女补偿回来。
安康：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买一架钢琴吧，哪怕借钱。当初买琴是5600块。一个月工资53块，100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重新登上那趟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采访旁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劳力带来新的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劳务输出了。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落到江苏，然后再到远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上海。好像画了一条曲线，所以这回家的路被拉得很长。
朱静华：扫地、清洁工等等。而且当时好多厂都缺少劳力。
顾幸运：就是最低的活，最苦的活没人干，就劳务输出了。比如医院里的勤杂工，饭馆洗碗什么的，一般都是从海丰农场来的人。
李小女：手术室的手术服消毒，烫白大褂，我干了十多年。
余加安：我做的事情多了，当过保安，跑过列车，看过车棚，自行车车棚。
采访旁白：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欧阳琏(1964年进疆，1984年回沪)：我是1984年放出去了，我曾经当过采购，商店的采购，当过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工人三年多。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给人家洗鱼缸。然后在电缆厂，接下来是看门的，做保安，看弄堂，帮人家看大门，大楼里面做保安。那个时候我50多岁了。
采访旁白：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从新疆返城的知青，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
顾幸运：人家运的大电器，行李托运，他们装卸，送到仓库里去。好多人做了两天就跑掉了，辛苦，冬天都是满身大汗，不能穿衣服，光着背扛行李。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就是这三年，正好女儿念高中，要花钱的时候。
采访旁白：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开玩笑说，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如同向日葵，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顾幸运：我们新疆回来的，负责的车厢肯定特别干净。我们把厕所什么的都冲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要评选的，我们都是五角星，从来不可能没有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我们评价很高，他有的时候对职工讲起来，说你们在上海的不惜福，看看新疆回来的人怎么干活，你们怎么干活的？
我一看到探家以后从上海回新疆的知青，会特别照顾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新疆回去的，很羡慕，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你们运气真的好。他们的情况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采访旁白：
顾幸运还发现，就在这连接上海与新疆的列车上，在他们留下了多少往日情怀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知青儿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在80年代末，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将要开始与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