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明星区长一到晚上就想过“夜生活”
备受社会关注的“亿霖”非法传销案今年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承担这起案件公诉任务的是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二处。日前，记者前往该院，采访了“亿霖”案的主诉检察官高景惠。可巧的是，2008年3月宣判的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也是由她主诉的。回顾这两起案件的承办经历，高景惠的思绪又回到了两年前……
搬家公司的大货车运来了案卷
据检察日报报道，2007年4月下旬，还有几天就是“五一”长假。那天，记得很清楚，公安人员说要把“亿霖”案的案卷移送过来。等了一会儿，却见一辆搬家公司的大货车开进了院里。“没搞错吧!”我有点怀疑。没错，宽大的货车车厢里装的就是“亿霖”案的卷宗。整整2500多本!我当时真有些傻眼了。
望着几乎占据了整间屋子的案卷，大家都很沉默。这种沉默预示着某种巨大的压力正悄悄袭来，预示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将打响。
根据院里的安排，我们公诉二处负责“亿霖”案的起诉工作。接案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公诉小组，处长张旭明指导全局，我和同事孙晴具体承办，另外两名同事作为书记员配合工作。
为了如期完成审查任务，我和孙晴在做了简单分工后，便一头扎进了“案卷海洋”里。2500多本卷宗几乎要本本审阅，对重要事实和关键证据更是要仔细核实，一一把关。同时，围绕案件的定性问题，我们公诉组进行了多次细致深入的讨论。
那段时间，加班加点自不必说，最后一个“五一”7天长假我们也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2007年9月，审查任务终于完结了。当两辆警车分多次把“亿霖”案的案卷移送法院时，我们感到，又一场硬仗就要开始。
我们面对的是一支阵容空前的“队伍”
2008年9月，轰动全国的“亿霖”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开庭当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支阵容空前的“队伍”———28名被告人，44名律师，全北京市、乃至全国比较有名的刑辩律师基本上都到了。
一开战，对方就显示出相当的“气势”。28名被告人中，只有小部分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非法传销，包括主犯在内的诸多被告人则拒不认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合法经营。这些被告人中，有几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东北人，他们把法庭当成了自己的宣讲堂，高谈阔论，口若悬河。
由于个别人的“演说”极具煽动性，引得十几名被告人情绪异常激动，竟不顾法官的警告，纷纷起来“助战”。就在这时，主犯赵鹏运突然做了一个手势，那些被告人立刻安静了下来，没人再发出半点声音。
这一戏剧化的转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竭力在为自己做着无罪辩护，但他们的行为表现恰恰让在场的每一个旁观者都领教到了非法传销对人思想的支配和控制。
律师们的表现也相当出色，异口同声地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口才真是了得。
由于涉案人数多，案情复杂，“亿霖”案的庭审前后持续了8天。8天里，我们始终很平静。出于对案情的了解，对法律法规的把握，以及对开庭所做的充分准备，我们早已成竹在胸，对所有的无罪辩护都作了有理有据的回应。我们的公诉意见全部被法庭采纳。
公诉“亿霖”案的同时，我接触到了周良洛
就在公诉“亿霖”案的同时，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也进入了起诉阶段。按照院里的安排部署，由我具体负责此案的公诉工作。
周良洛，人称“明星区长”，他的名气大，但他受贿的案情并不复杂。在审阅案卷的时候，从侦查人员提供的笔录中，我能感觉得出，到案后的周良洛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感，而且他很清楚，只有积极配合、主动交代，才有可能为自己所犯的罪过争取到最大的宽恕。而这，几乎是我审查过的所有贪官的共同特点。
提审时，周良洛表现得很平静。他说，其实早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收了第一笔钱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还很紧张，后来发现没出什么事，就有些放松了。慢慢地，收得多了也就麻木了，收不到反而觉得不正常。
据周良洛交代，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海淀区区长，一个是朋友给的“陈总”。白天，周区长主持廉政会议，义正词严地教育下属要清正廉洁;晚上，“陈总”出入专属的高档会所，美女相伴，歌舞升平。扮演这样的“两面人”也曾让他感到很不安、很矛盾，“自己毕竟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受过教育，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可是时间长了，单凭个人的觉悟和自制力是很难抵御的，那些诱惑实在太大……”后来，一到了晚上，他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
提审结束后，我的耳边时常响起周良洛总结自己时用的三个字:“太顺了”。的确，从高校的团委书记到局级领导，一路坦途。他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而对这些权力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各种诱惑洪水般袭来，走得太顺的周良洛终没能抵挡得住。
采访札记
其实，经高景惠公诉的大、要案远不止这两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系列案;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原副主任丁力受贿案;商务部原专职秘书吴功阳受贿案等均由她参与或独立承办。谈起那些案子，高景惠很淡定:“我们处的公诉人都很优秀，吴春妹(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就是很好的榜样。”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部门承办了不少大案、要案，其中不乏上级检察机关指定办理的。对此，高景惠也时常感到有压力，但更多的是振奋。“领导点名交办，是对我们的肯定和信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办好。”说这话时，记者仿佛看到了公诉席上的高景惠———从容、自信而坚定。
搬家公司的大货车运来了案卷
据检察日报报道，2007年4月下旬，还有几天就是“五一”长假。那天，记得很清楚，公安人员说要把“亿霖”案的案卷移送过来。等了一会儿，却见一辆搬家公司的大货车开进了院里。“没搞错吧!”我有点怀疑。没错，宽大的货车车厢里装的就是“亿霖”案的卷宗。整整2500多本!我当时真有些傻眼了。
望着几乎占据了整间屋子的案卷，大家都很沉默。这种沉默预示着某种巨大的压力正悄悄袭来，预示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将打响。
根据院里的安排，我们公诉二处负责“亿霖”案的起诉工作。接案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公诉小组，处长张旭明指导全局，我和同事孙晴具体承办，另外两名同事作为书记员配合工作。
为了如期完成审查任务，我和孙晴在做了简单分工后，便一头扎进了“案卷海洋”里。2500多本卷宗几乎要本本审阅，对重要事实和关键证据更是要仔细核实，一一把关。同时，围绕案件的定性问题，我们公诉组进行了多次细致深入的讨论。
那段时间，加班加点自不必说，最后一个“五一”7天长假我们也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2007年9月，审查任务终于完结了。当两辆警车分多次把“亿霖”案的案卷移送法院时，我们感到，又一场硬仗就要开始。
我们面对的是一支阵容空前的“队伍”
2008年9月，轰动全国的“亿霖”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开庭当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支阵容空前的“队伍”———28名被告人，44名律师，全北京市、乃至全国比较有名的刑辩律师基本上都到了。
一开战，对方就显示出相当的“气势”。28名被告人中，只有小部分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非法传销，包括主犯在内的诸多被告人则拒不认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合法经营。这些被告人中，有几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东北人，他们把法庭当成了自己的宣讲堂，高谈阔论，口若悬河。
由于个别人的“演说”极具煽动性，引得十几名被告人情绪异常激动，竟不顾法官的警告，纷纷起来“助战”。就在这时，主犯赵鹏运突然做了一个手势，那些被告人立刻安静了下来，没人再发出半点声音。
这一戏剧化的转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竭力在为自己做着无罪辩护，但他们的行为表现恰恰让在场的每一个旁观者都领教到了非法传销对人思想的支配和控制。
律师们的表现也相当出色，异口同声地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口才真是了得。
由于涉案人数多，案情复杂，“亿霖”案的庭审前后持续了8天。8天里，我们始终很平静。出于对案情的了解，对法律法规的把握，以及对开庭所做的充分准备，我们早已成竹在胸，对所有的无罪辩护都作了有理有据的回应。我们的公诉意见全部被法庭采纳。
公诉“亿霖”案的同时，我接触到了周良洛
就在公诉“亿霖”案的同时，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也进入了起诉阶段。按照院里的安排部署，由我具体负责此案的公诉工作。
周良洛，人称“明星区长”，他的名气大，但他受贿的案情并不复杂。在审阅案卷的时候，从侦查人员提供的笔录中，我能感觉得出，到案后的周良洛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感，而且他很清楚，只有积极配合、主动交代，才有可能为自己所犯的罪过争取到最大的宽恕。而这，几乎是我审查过的所有贪官的共同特点。
提审时，周良洛表现得很平静。他说，其实早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收了第一笔钱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还很紧张，后来发现没出什么事，就有些放松了。慢慢地，收得多了也就麻木了，收不到反而觉得不正常。
据周良洛交代，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海淀区区长，一个是朋友给的“陈总”。白天，周区长主持廉政会议，义正词严地教育下属要清正廉洁;晚上，“陈总”出入专属的高档会所，美女相伴，歌舞升平。扮演这样的“两面人”也曾让他感到很不安、很矛盾，“自己毕竟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受过教育，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可是时间长了，单凭个人的觉悟和自制力是很难抵御的，那些诱惑实在太大……”后来，一到了晚上，他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
提审结束后，我的耳边时常响起周良洛总结自己时用的三个字:“太顺了”。的确，从高校的团委书记到局级领导，一路坦途。他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而对这些权力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各种诱惑洪水般袭来，走得太顺的周良洛终没能抵挡得住。
采访札记
其实，经高景惠公诉的大、要案远不止这两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系列案;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原副主任丁力受贿案;商务部原专职秘书吴功阳受贿案等均由她参与或独立承办。谈起那些案子，高景惠很淡定:“我们处的公诉人都很优秀，吴春妹(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就是很好的榜样。”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部门承办了不少大案、要案，其中不乏上级检察机关指定办理的。对此，高景惠也时常感到有压力，但更多的是振奋。“领导点名交办，是对我们的肯定和信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办好。”说这话时，记者仿佛看到了公诉席上的高景惠———从容、自信而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