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妮败王朔 陈良宇输在江湖

　　几年前写过两篇上海归来谈。一些读者热情地要求继续。这期间并非没有去过中国，总是拿起笔又放下了。这回觉得应该写一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近三十年，按理说，观念方面的震荡应该已经结束。但是，中国的出版界，或者说读书界，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德国之声记者在此续谈他的上海感受。

　　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人们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读书热回来了。但是王朔们显然输给了郭妮们。在上海，人们把政治当成茶余饭后的消谴话题。认为陈良宇输在他的江湖义气。在交通方面，出租车代替公交车也是一个人们还没有真正面对的严重问题。

出版震荡：王朔败给郭妮－“书”却回来了

　　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过去的10年里，中国人喜欢书。一开始，任何文革中见不到的书都畅销。然后，是萨特、卡夫卡、弗洛依德。90年代后，书渐渐不那么为人喜爱了。本世纪以来，网络的兴起甚至一度给书蒙上了死亡面纱。然而，在一片争吵声里，书却悄悄地回来了。而这个大现象，至今还几乎没人真正注意到。

　　上海外滩中心这幢大楼的大办公室，大玻璃面对一派现代化气息的黄浦江，好大的气派。这是中国当今最著名的书商路金波的狡兔三窟的其中一窟。拿着德国大媒体企业贝塔斯曼的投资，能干的路金波一路走来，事业越做越大，名气越做越响。

　　路金波告诉笔者，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并不象外面说的那么成功。他估计，整个销售量可能会达到30万册。他还坦率地告知，王朔的那个电影剧本其实也还没有卖出。他说：在这方面，王朔自己更有办法。笔者说，是啊，比如徐静蕾这样的途径。

　　路金波说，他现在已经把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收购图书发行途径，也就是图书批发公司；二是主要做青少年读物，包括动漫画册。他说，年纪偏大的作家只有象王朔这样的个别例外在他这儿出版，以后将基本不再做。他现在的作家群“恨不得都在20岁以下”。象安妮宝贝、韩寒这样的作家在他这儿都已经是老字辈的了。他说，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千辛万苦也只能卖出30来万册，而韩寒的“一座城池”已经突破60万，安妮宝贝的“莲花”也是差不多情况。郭妮去年在他这儿出了13种书，总销量达380万册。他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这几年每年以百分之二、三百的速度增长，今年几千万，明年估计将过亿。

　　意思很清楚，郭妮卖得这么好，他干嘛还要去搞什么王朔呢？王朔之输给郭妮，在今日中国书市上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这是三个方面的胜负：一个是年长的输给年轻的，一个是男的输给女的，一个是文学性输给了看图识字。

　　先说说年长的输给年轻的。笔者在北京与著名作家阎连科一席谈。阎先生说，在中国，一般小说卖出个8、9万册就算是非常畅销的了。“狼图腾”是个绝对的例外。他认为，说“狼图腾”卖出了150万册可能有水份，但超过100万册大概没错。其它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超过10万册的。

　　可是，韩寒能卖出60多万，郭妮能卖出近400万，于丹更是突破了500万。这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一夜之间，中国人又爱读书了。不是吗？第二点：特别爱读书的是特别年轻的受众群。奇怪的恰恰在这里：就在人们认为书输给了网络，尤其在年轻人那里是这样的时候，恰恰是年轻人又在不放弃网络的同时更多地读书了。所谓年长的输给年轻的，主要不是作者群，而是读者群的胜负。

　　为什么说男的输给女的呢？只要举两个名字就行了，即郭妮和于丹。她们超过了年龄比他们大的余秋雨，易中天，王朔，也超过了年龄相当的韩寒、郭敬明等。其实，这个阴盛阳衰的文学现象早就存在。前些年出现了美女文学，不管你对这个“文学” 的层次是怎么看的，即使被德国之声捧红的顾彬说那是垃圾，但它能够风行却是现实。你注意到吗？为什么就没有“俊男文学”出现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对笔者说，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也基本上都是女性作家。看来海内外皆然。女性作家的崛起，且不论其层次档次，是进入本世纪来中国文坛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铁凝之成为作协主席，看来也是有意无意中顺应了这个潮流。

　　至于文学性输给看图识字（或者说“文普”－相当于“科普”），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人说韩寒等人根本无文学性可言，只是有那么一群年轻受众。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几年来，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还有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引起了巨大反响的同时，也招来广泛非议。许多人说，应该让人去读原文，读一些更有文学性、文化性的东西。

　　其实，对“看图识字” 也不必抱什么成见。现今的社会，读物铺天盖地，更不用说网上的了，要大众去钻研，做许多方面的专家，那是不现实的。许多人抱着一个想法：增加一点知识，但也不要累着了。前几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频出，前面还有个二月河的创作。许多人看这些电视剧，消谴之余，也有个想法，即在轻松之中了解一些历史。

　　上述三个胜负，总体上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好在：“读书”回来了，“书”回来了。不知不觉中，大畅销书的读者数量从几万上升到了几百万。笔者相信，“文普”是个有一定阶段性的东西，“普”到了一定程度，读者自然会不满足了，会去追求“精”的享受，会追求更多的文学性和文化性。也就是说，先上数量，再上质量，到了一定的时候，数量和质量都会有，尤其在现在年轻的庞大的读者群进一步长大之后，这或许就是中国未来出版业和读书业的发展前景。

　　笔者当初采访顾彬时，觉得他整个在那里胡说八道。最近读了许多当代长篇小说，觉得顾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真正让人觉得伟大的中国当代小说至少还没有读到。当然了，有人说，中国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有3000多种。阎连科说，2000多种肯定是有的。这还不包括网上大量发表的作品。那么多，没人能通读一遍，难免会有优秀的没被发现就不见了。在这个原始森林中，要想“伟大”，比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来难得太多了。笔者一般也只能挑出了名的读，有一些让人觉得不错的，但也有许多让人失望的。有的写得不够认真（比如余华的“兄弟”），有的注水过多（比如梁晓声的“欲说”以太多理论，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太多环境描述），有的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翻来复去地说一个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道理（比如“狼图腾”），还有许多太缺乏细节，或者节奏太快太乱，缺乏内蕴和回味。但是，相信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读书热的激励下，会有真正让人振奋的作品出现的。

　　至于走向世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路金波说，法国书商听说郭妮出三百多万册，一开始特感兴趣，可找人翻译后，却放弃了。因为这样的书在欧洲很难有读者。当然了，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还是要看质量的。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作家的书都在西方翻译着，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五、六月份要出德语版，“丁庄梦”的法语版也快了；据称，铁凝当上主席后，她的书也引起了国外兴趣，也在翻译中。还有说，诺贝尔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瑞典人马悦然在大力推中国作家李锐（他的“太平风物”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去年十部好小说之首）。但是，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走向世界，道路还很漫长。几十年来在德国和西方世界出版的中国文学，真正畅销的几乎没有，真正影响到汉学圈子以外的更少。关键还在一个世人能够普遍认可的质量的出现。

　　韩寒、郭妮和于丹看来只能是“中国现象”。但足矣。路金波也是这样。他说，现在他的青少年读物每年百分之二三百的增长就让他忙不过来了，走向世界只能等以后空一点再说。

话题震荡：陈良宇输在“江湖文化”？

　　上海人品着茶吃着饭，除了股票和教育，还谈些什么呢？谈政治，谈陈良宇吗？也谈，但兴趣已经不是那么浓了。陈良宇案至今并无结论，但已经不再是什么大话题了。其实，上海人从来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即使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发生了也就发生了，热一阵也就不热了。哪有股票来得那么重要，那么令人眉飞色舞。很少有人主动谈到陈良宇，更没人谈到习近平。

　　有一个朋友谈了一个观点，说是陈良宇的失败是江湖文化败给了正统文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解释是，陈良宇一味地讲江湖义气。但当今为官，还是中庸为正统，所谓明哲保身。

　　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多上海人对陈良宇没有什么恶感，反倒是（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接近于古代的侠客，颇有些钦佩之意。这个看法可能来源于：传说，中央本来没打算把陈良宇揪出来，但是他自己跳了出来，拼命地保他以前的秘书和其他朋友，于是惹怒了中央。

　　还有一个看法也是普遍的：贪污腐败中国哪里没有，如果要全面地抓，没准能把当今当官的打倒一大半，那么，中国也乱了，没人管事了。上海是撞在了枪口上。陈良宇更是“不识时务”。

怎么样？人家韩正不是没事吗？

　　笔者去年去上海的时候，中央纪检刚刚进驻陕西路公馆。只说陈良宇的秘书有事了，还没有陈良宇的事。那时，一位在某国营大型建筑设计院工作的朋友神秘地告知：你知道淮海路在陕西路和襄阳路之间的那块地皮吧，就是原来襄阳路市场那块。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从去年6月名震中外的襄阳路市场关闭后，那里已经在拆迁，连同旁边的房子，一直拆迁到陕西路，非常大的一块地皮，黄金地段。这位朋友说，他们公司负责这一段的建筑设计，在他们得到的地产资料上，写着的地产拥有人居然是韩正。这让他们设计院的人大为震惊。

　　假如真是同一个韩正，假如这事不是编出来的，就这一个资料就不得了，足以让韩正倒台三次。然而，不管这位朋友说得怎么煞有介事，笔者认为这还只能视为小道消息。不能当真。如果是真的，中纪委会不知道吗？韩正会至今没事吗？

　　从这一点却也可看出，上海人对政坛上的变化取一种不怎么认真的态度。还是喜欢播放一些小道消息。反正无关自己的痛痒。当然了，关于韩正的种种说法，在海外中文媒体中也时有所见。政坛中的事情都只能等待证实。如果有的事情确实有而永远得不到证实，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交通震荡：出租车应该取代公交车吗？

　　没到上海前，就读到新闻说，由于地铁线延长，2号线也跟1号线一样，挤扁人了。上海的公共交通从地面转移到了地下。到了上海后，人们说，岂止2号线，3号线也很挤了。

　　但真正给笔者痛苦经验的是坐出租车的困难。以前到上海，发现下雨天出租车难拦。现在，几乎任何时候，几乎到处都是这样。在内环以内，在浦东，经常半个小时，近一个小时等不到一辆出租车。站在街头，放眼望去，延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伙人站在路边等着抢车。很多时候，你必须等到有出租车在你面前停下，有人要下车。即使在这个时候，你稍慢一点，车门就被另一伙等车人拉开了。有时，会有两伙人同时往车里坐。没办法时，笔者只能找附近的大宾馆，到那里的门口去等车。但那里同样有许多人在等着，抢着。

　　上海出租车的收费涨过一些，起步费由10元变成了11元，每公里由1.6元到2元不等到普遍2元。但涨得有限。

　　实际上，在一部分乘客转移到地下的同时，出租车变成了新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无论如何，它是相当便宜的了。在工资收入不断增加的今天，十几元、二十元的出租费对许多人来说不算什么。

　　上海出租车太少吗？错。满街跑的汽车，大概至少有一半是出租车。几年前就听说上海有近六万辆出租车，现在肯定更多了。上海的交通拥堵状况比北京好不了多少。无限增加出租车的数量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地面的公共交通工具变得很空。在半夜以后，地铁不开了，出租车更吃香。

　　在德国，在欧洲各地，街上能见到的出租车是很少的。许多出租车在出租车等候点等候着。这里是车等人，而不是人等车。打个电话，出租车马上就到。

　　这里就要说一个许多人也许不爱听的观点了：这牵涉到出租车的定位问题。是大众化，让它真正成为公交工具，还是象在欧美一样，让它成为必需时不得不忍痛去坐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么个问题。如果要成为后者，就应该大大提高出租车费，比如至少翻一倍，以后根据民众工资水平的提高继续往上涨。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控制出租车的数量，让人们恢复尽量坐公交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也能让确实急需坐出租车的人能够坐上出租车。

　　让出租车成为公交工具，在世界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价格的控制（价格的统一管理是需要的），这却成了一个现实。至少在上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