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 余秋雨二月河韩寒位居前三
历时月余调查，本报独家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
榜单制作说明
版税：发行册数×定价×版税率(10%)
1、发行册数主要来源于图书版权页，没有标明印数的则以相关出版社发行部提供的数据为准。
2、图书版税率目前国内大致为8%-12%，根据作家、出版社提供的情况，我们抽取了平均比例，版税率以10%为基数，以便于计算。一些出版社看过榜单目录的编辑表示，上榜作家的版税率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3、图书选取时间为作家近十年来的主要作品，一些影响比较小的作品，因为统计的困难和数量较小，不计入内。
4、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作者作品所有版本的印数统计出来。上榜作家的版税数字，如果将他们作品的各种版本加以统计，数目可能还要更高。
中国作家富豪榜
5、另外，部分作家的作品在影视改编方面获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比如海岩、池莉、二月河等人，但这毕竟属商业秘密，很多作家不愿透露，所以在排名时，我们仅以图书版税计算。
6、作品的海外版权因为总体比例不大，亦没有计算入内。
7、 版税总数根据以上几点，折算而得。由于印数和具体的销售数存在差距，有的出版社提供的印数与真实印数也存在差距，由于调查的难度，难免无法完全反映作家的真实版税收入。具体的折算方法以余秋雨为例。
8、本榜单结果据以上条件推算而得，与真实状况存在差距之处，敬请各界理解。
换算示例
余秋雨1400万折算方式
中国作家TOP25
1 余秋雨 1400万
2 二月河 1200万
3 韩 寒 950万
4 苏 童 900万
5 郭敬明 850万
6 唐浩明 820万
7 易中天 800万
8 郑渊洁 780万
9 杨红樱 750万
10 姜 戎 720万
11安妮宝贝 700万
12 王 蒙 500万
13 陈忠实 455万
14 贾平凹 420万
15 铁 凝 400万
16 海 岩 380万
17 周梅森 375万
18 张 平 355万
19 余 华 350万
20 莫 言 345万
21 阿 来 330万
22 池 莉 320万
23 张悦然 300万
24 刘心武 275万
25 刘震云 250万
2006年，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论战、先锋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接着诗人叶匡政在网上炮轰“中国作家死了”，中国作家究竟怎么了，中国作家是不是也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本报用了月余时间，走访了诸多作家、出版社、书店，深入了解作家作品的销售情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生存状况。
调查的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一些作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经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基于此，本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目的不在于标榜作家之间的差距，而是试图真实展现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美国作家福克纳绝对想不到，自己无意间的一句感慨，若干年后，竟然变成中国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真实写照。
“文丐”和“文豪”
寒风之中，衣衫单薄的黄辉腿有点发抖。
这是11月14日，记者见到他时的感受，一副被生活所迫的窘态。中午吃饭时，记者点了四个菜，其中三个荤菜，对此黄颇为感慨，说自己很久没有“过如此奢侈的生活”。
此前不久，这位湖南作家主动向媒体爆料，自称因生活所迫，愿意被富婆包养。当时，先锋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的各种讨论，正闹得沸沸扬扬，有网友甚至称之为“文丐”。
作家爆出的生存“危机”，从侧面也反映颇多现实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正通过文艺作品，跻身“富人”行列。比如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新晋作家易中天，也有老牌作家二月河、郑渊洁等。
郑渊洁也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早走上“产业化”之路的。
目前，他饲养了几条德国牧羊犬，为了不妨碍他人，特地在京郊一个山青水秀的风景区盖了一座房子。
据了解，郑渊洁也是较早拥有私家车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辆车上牌照时，北京私家车总量不超过100辆。
喜欢赛车的80后作家韩寒却是后来居上，目前坐驾已经换到第N辆——三年前他就说过，“我比赛用的车子是三菱五代EVO5。平时开的奥迪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辆车的样子。”这对于“要饭”和“卖身”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
而苏童、易中天等人的天价版税，同样是很多作家可望不可及的。
面对中国作家在生存方面的两极分化，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有些大红大紫的作家在80年代时，其实也蛮艰苦。他们沉淀很久也未必有一次出书的机会。比之从前，目前作家们的整体处境已经有很大改善。”谢有顺再三强调，像易中天、余秋雨等人作品的畅销，只是个案而已。 “他们的走红，有很多的社会因素。普通的写作者如果把他们作为标杆，那就太累啦。”
“国外很少有人在还没有多大成就的时候，就专事写作。大多数作家都是有正式工作的，写作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个人爱好。中国比较特殊，因为有一个职业的供养制度。”谢有顺的普通话略带广东话的腔调，听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但供养的和畅销的毕竟是少数人嘛。”谢有顺觉得，写作者最好还是把生活和写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到自己能维持现有生活的时候，再专事写作比较好。
一部书稿百万元
在目前的畅销书机制下，也有作家靠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后来居上。
两年的时间，长篇小说《狼图腾》卖了200万册，以其10%版税计算收入令不少作家同行“惊羡”。该书海外版权又卖给了企鹅出版集团。作者姜戎再得到预付10万美元版税。靠这一本书，作者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这么幸运，靠一部小说就能脱贫致富。据了解，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超过3万册可以称畅销。印数超过十万的寥若晨星，上百万的更是屈指可数。有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即使著作有幸出版，销量也极其有限。很多专业作家靠作协有关部门养着每月领取1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其余靠稿酬维持生存，大多数依然处在清贫的状态。
另一种生存
作家中也有另外的生存方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丁天，第一部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的，很久都没有拿到稿费，目前和北京作协签约，月薪一千。因为不用考虑住房问题，再加上一些稿费，不算多，也不算少。丁天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还会有多大的变化。他说，“估计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把小说当成手工艺追求，比如像古龙那样的作家。其实我也很浮躁，也希望书能多卖点，考虑着怎么样能投读者所好——好多小说的技巧就是由此产生，这不丢人。”
作家石康2000年出了畅销书《晃晃悠悠》，不过他也认为靠写小说维生不易。他业余时间会接一些活，比如编写冯小刚的《大腕》，当时获酬是5万元。石康的生活逻辑是，有钱了就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放下一切包袱写小说，“穷疯了再去写剧本”。对他来说，写小说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当写作无法解决生存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临的建议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写作不一定要当专职作家啊，先找一个工作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家并不是专业作家，也不一定要专业作家才能写出来好作品。”
作家新势力
相比严肃文学，近年来，青春文学渐渐成为热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后起之秀，通过各种商业运作，加之其作品本身的特性，已经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每每推出新作，皆能一呼百应。
作为同年代生的其他作家，仅从作品销量来说，似乎很难超过他们，这从近两年青春文学市场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而网络起家的安妮宝贝，凭借冷静而个性化的写作，已经成为众多白领小资的最爱。一直以来，其作品在图书市场都是风生水起。
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时，记者曾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出过安妮宝贝的书？得到的回答是，“不是不想出啊，而是出不起。她的《莲花》稿费去税都要200万。我们算了一下，只有卖到50万册时才能收回成本，风险实在太大。”——尽管版权页上未标印数，但据《莲花》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市场部经理吴爱国透露，目前，《莲花》的发行量已经超过50万册。
作家如何避免沦为“二奶”
也有通过电视荧屏这种大众传播方式跻身“富人”作家的。比如易中天和刘心武。
有趣的是，对于畅销书，部分文学之士不屑一顾。历史小说家王少农就曾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狗屎。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一本书畅销自有畅销的理由，因为读者也不是傻瓜。像易中天的书，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说话方式和见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80后包括韩寒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才华的。每一部畅销书，我觉得质量都不坏，至于是不是很好的作品，我不敢肯定，要因作品而论。”评论家谢有顺说。
国内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作品，也引起了部分文学评论家的担忧和思考。
“在中国当下语境，大部分畅销书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有的只是负面价值，严重误导大众，让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好文字。”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现在，市场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精英作家和汉语整体水准都在下降。”
朱大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作家才不会沦落为文学二奶，才不会有生存危机，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
然而，归根结底，推动文学进步的重任，最终还是要作家来完成。但问题是，面对市场诱惑和生存压力的时候，作家们还能耐住寂寞烹文煮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我先问一下，你这个调查收费吗？”这是作家出版社宣传主管李宏伟在记者表明来意后问的第一句话。有些出人意料，在记者肯定地作出否定回答后，李宏伟似乎放心了。
作家社发行部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是最热闹的部门，墙上贴着全国各地媒体对他们所出作品报道的报纸，电话铃此起彼伏，催款发货却在唱主角。
在墙角一台运行速度超慢的电脑上，记者看到了从2000年1月至2006年11月的销售详单。每本书销售总量精确到个位。抄录这些数据的时候，记者颇为感慨，有些作品可能有文学价值但是现阶段没有市场价值，有的恰恰相反，有的两者皆无；而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市场价值，则寥寥无几。
记者有时为了求证一本书的印数，电话要转打N次，才能得到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数据”。这个数据会不会有水份呢？“没有必要。”对方的回答都很肯定，“一本书刚出来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可能有些夸大，但当它真正畅销后，就完全没有必要。”
据记者调查所知，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拿到出版社给出的版税。有的作家就抱怨索债比写作更辛苦。对此，出版社似乎也有苦衷。春风社社长韩忠良就曾解释过：“现在出书的周期大大缩短，稿费、纸张费、印刷费、制版费的支付周期都缩短，但回款周期没有缩短，还是6个月开始回款，中间便出现了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按时支付稿费。稿费滞后问题实在是无奈之举。”
颇让人深思的是，在80年代稿费制时代，作家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市场经济下，作家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
关于作家的贫富分化，很多受访作家都觉得正常。童话大王郑渊洁就是其一，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任何行业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因为作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就另眼相看。”
榜单制作说明
版税：发行册数×定价×版税率(10%)
1、发行册数主要来源于图书版权页，没有标明印数的则以相关出版社发行部提供的数据为准。
2、图书版税率目前国内大致为8%-12%，根据作家、出版社提供的情况，我们抽取了平均比例，版税率以10%为基数，以便于计算。一些出版社看过榜单目录的编辑表示，上榜作家的版税率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3、图书选取时间为作家近十年来的主要作品，一些影响比较小的作品，因为统计的困难和数量较小，不计入内。
4、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作者作品所有版本的印数统计出来。上榜作家的版税数字，如果将他们作品的各种版本加以统计，数目可能还要更高。
5、另外，部分作家的作品在影视改编方面获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比如海岩、池莉、二月河等人，但这毕竟属商业秘密，很多作家不愿透露，所以在排名时，我们仅以图书版税计算。
6、作品的海外版权因为总体比例不大，亦没有计算入内。
7、 版税总数根据以上几点，折算而得。由于印数和具体的销售数存在差距，有的出版社提供的印数与真实印数也存在差距，由于调查的难度，难免无法完全反映作家的真实版税收入。具体的折算方法以余秋雨为例。
8、本榜单结果据以上条件推算而得，与真实状况存在差距之处，敬请各界理解。
换算示例
余秋雨1400万折算方式
中国作家TOP25
1 余秋雨 1400万
2 二月河 1200万
3 韩 寒 950万
4 苏 童 900万
5 郭敬明 850万
6 唐浩明 820万
7 易中天 800万
8 郑渊洁 780万
9 杨红樱 750万
10 姜 戎 720万
11安妮宝贝 700万
12 王 蒙 500万
13 陈忠实 455万
14 贾平凹 420万
15 铁 凝 400万
16 海 岩 380万
17 周梅森 375万
18 张 平 355万
19 余 华 350万
20 莫 言 345万
21 阿 来 330万
22 池 莉 320万
23 张悦然 300万
24 刘心武 275万
25 刘震云 250万
2006年，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论战、先锋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接着诗人叶匡政在网上炮轰“中国作家死了”，中国作家究竟怎么了，中国作家是不是也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本报用了月余时间，走访了诸多作家、出版社、书店，深入了解作家作品的销售情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生存状况。
调查的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一些作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一些作家已经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基于此，本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目的不在于标榜作家之间的差距，而是试图真实展现中国作家的生存现状。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太穷和太富，都不太妙。”美国作家福克纳绝对想不到，自己无意间的一句感慨，若干年后，竟然变成中国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真实写照。
“文丐”和“文豪”
寒风之中，衣衫单薄的黄辉腿有点发抖。
这是11月14日，记者见到他时的感受，一副被生活所迫的窘态。中午吃饭时，记者点了四个菜，其中三个荤菜，对此黄颇为感慨，说自己很久没有“过如此奢侈的生活”。
此前不久，这位湖南作家主动向媒体爆料，自称因生活所迫，愿意被富婆包养。当时，先锋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的各种讨论，正闹得沸沸扬扬，有网友甚至称之为“文丐”。
作家爆出的生存“危机”，从侧面也反映颇多现实问题。而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正通过文艺作品，跻身“富人”行列。比如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新晋作家易中天，也有老牌作家二月河、郑渊洁等。
郑渊洁也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早走上“产业化”之路的。
目前，他饲养了几条德国牧羊犬，为了不妨碍他人，特地在京郊一个山青水秀的风景区盖了一座房子。
据了解，郑渊洁也是较早拥有私家车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辆车上牌照时，北京私家车总量不超过100辆。
喜欢赛车的80后作家韩寒却是后来居上，目前坐驾已经换到第N辆——三年前他就说过，“我比赛用的车子是三菱五代EVO5。平时开的奥迪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辆车的样子。”这对于“要饭”和“卖身”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
而苏童、易中天等人的天价版税，同样是很多作家可望不可及的。
面对中国作家在生存方面的两极分化，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有些大红大紫的作家在80年代时，其实也蛮艰苦。他们沉淀很久也未必有一次出书的机会。比之从前，目前作家们的整体处境已经有很大改善。”谢有顺再三强调，像易中天、余秋雨等人作品的畅销，只是个案而已。 “他们的走红，有很多的社会因素。普通的写作者如果把他们作为标杆，那就太累啦。”
“国外很少有人在还没有多大成就的时候，就专事写作。大多数作家都是有正式工作的，写作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个人爱好。中国比较特殊，因为有一个职业的供养制度。”谢有顺的普通话略带广东话的腔调，听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但供养的和畅销的毕竟是少数人嘛。”谢有顺觉得，写作者最好还是把生活和写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到自己能维持现有生活的时候，再专事写作比较好。
一部书稿百万元
在目前的畅销书机制下，也有作家靠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后来居上。
两年的时间，长篇小说《狼图腾》卖了200万册，以其10%版税计算收入令不少作家同行“惊羡”。该书海外版权又卖给了企鹅出版集团。作者姜戎再得到预付10万美元版税。靠这一本书，作者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这么幸运，靠一部小说就能脱贫致富。据了解，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超过3万册可以称畅销。印数超过十万的寥若晨星，上百万的更是屈指可数。有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即使著作有幸出版，销量也极其有限。很多专业作家靠作协有关部门养着每月领取1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其余靠稿酬维持生存，大多数依然处在清贫的状态。
另一种生存
作家中也有另外的生存方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丁天，第一部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的，很久都没有拿到稿费，目前和北京作协签约，月薪一千。因为不用考虑住房问题，再加上一些稿费，不算多，也不算少。丁天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还会有多大的变化。他说，“估计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把小说当成手工艺追求，比如像古龙那样的作家。其实我也很浮躁，也希望书能多卖点，考虑着怎么样能投读者所好——好多小说的技巧就是由此产生，这不丢人。”
作家石康2000年出了畅销书《晃晃悠悠》，不过他也认为靠写小说维生不易。他业余时间会接一些活，比如编写冯小刚的《大腕》，当时获酬是5万元。石康的生活逻辑是，有钱了就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放下一切包袱写小说，“穷疯了再去写剧本”。对他来说，写小说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当写作无法解决生存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临的建议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写作不一定要当专职作家啊，先找一个工作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家并不是专业作家，也不一定要专业作家才能写出来好作品。”
作家新势力
相比严肃文学，近年来，青春文学渐渐成为热点。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后起之秀，通过各种商业运作，加之其作品本身的特性，已经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每每推出新作，皆能一呼百应。
作为同年代生的其他作家，仅从作品销量来说，似乎很难超过他们，这从近两年青春文学市场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而网络起家的安妮宝贝，凭借冷静而个性化的写作，已经成为众多白领小资的最爱。一直以来，其作品在图书市场都是风生水起。
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时，记者曾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出过安妮宝贝的书？得到的回答是，“不是不想出啊，而是出不起。她的《莲花》稿费去税都要200万。我们算了一下，只有卖到50万册时才能收回成本，风险实在太大。”——尽管版权页上未标印数，但据《莲花》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市场部经理吴爱国透露，目前，《莲花》的发行量已经超过50万册。
作家如何避免沦为“二奶”
也有通过电视荧屏这种大众传播方式跻身“富人”作家的。比如易中天和刘心武。
有趣的是，对于畅销书，部分文学之士不屑一顾。历史小说家王少农就曾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狗屎。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一本书畅销自有畅销的理由，因为读者也不是傻瓜。像易中天的书，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说话方式和见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80后包括韩寒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才华的。每一部畅销书，我觉得质量都不坏，至于是不是很好的作品，我不敢肯定，要因作品而论。”评论家谢有顺说。
国内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作品，也引起了部分文学评论家的担忧和思考。
“在中国当下语境，大部分畅销书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有的只是负面价值，严重误导大众，让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好文字。”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现在，市场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精英作家和汉语整体水准都在下降。”
朱大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作家才不会沦落为文学二奶，才不会有生存危机，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
然而，归根结底，推动文学进步的重任，最终还是要作家来完成。但问题是，面对市场诱惑和生存压力的时候，作家们还能耐住寂寞烹文煮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我先问一下，你这个调查收费吗？”这是作家出版社宣传主管李宏伟在记者表明来意后问的第一句话。有些出人意料，在记者肯定地作出否定回答后，李宏伟似乎放心了。
作家社发行部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是最热闹的部门，墙上贴着全国各地媒体对他们所出作品报道的报纸，电话铃此起彼伏，催款发货却在唱主角。
在墙角一台运行速度超慢的电脑上，记者看到了从2000年1月至2006年11月的销售详单。每本书销售总量精确到个位。抄录这些数据的时候，记者颇为感慨，有些作品可能有文学价值但是现阶段没有市场价值，有的恰恰相反，有的两者皆无；而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市场价值，则寥寥无几。
记者有时为了求证一本书的印数，电话要转打N次，才能得到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数据”。这个数据会不会有水份呢？“没有必要。”对方的回答都很肯定，“一本书刚出来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可能有些夸大，但当它真正畅销后，就完全没有必要。”
据记者调查所知，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拿到出版社给出的版税。有的作家就抱怨索债比写作更辛苦。对此，出版社似乎也有苦衷。春风社社长韩忠良就曾解释过：“现在出书的周期大大缩短，稿费、纸张费、印刷费、制版费的支付周期都缩短，但回款周期没有缩短，还是6个月开始回款，中间便出现了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按时支付稿费。稿费滞后问题实在是无奈之举。”
颇让人深思的是，在80年代稿费制时代，作家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市场经济下，作家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
关于作家的贫富分化，很多受访作家都觉得正常。童话大王郑渊洁就是其一，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任何行业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因为作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就另眼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