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分流 上海一公立中学东部贵族西部平民（图）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老师口中的“西部”像是个无法跟“东部”分享很多权利的低等阶级，东部的外地生高猛会用拳头来教训班上的一些上海男生，遭班主任警告再这样就把他调到西部去。对于东部的这些外地学生，他们既无法完全地融入东部，又惧怕风吹草动让他们被发送西部，像是摇摇欲坠的一小群。
上海宝山区一公立中学，下午3点半，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已经放学，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本地生源学生)则要去上课。同一学校屋檐下“东部”“西部”间有看不见的“围墙”隔离。特约摄影盈文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看不见的墙，还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而所有隔离中，由此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同样是由农民工带出来的话题，在北京大兴区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进行了封闭式社区管理。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粗暴、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对特殊地带、特殊人群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至今仍争论未休。
无论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农民工管理问题，都将伴随并困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之诟病，坚冰一日未破，新隔离尚未解除。
外来工子女并入公立学校之后
上海校园新难题看不见的墙
摘要：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即便是走到这一步，上海市也走了很多年。截至2008年上半年，有将近38万适学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上海。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进公立学校难如登天，他们的容身之所往往是流动的破败校舍和师资匮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状，连同深为诟病的户籍制度，一直被视为城市排外的表现。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发起了一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上海的做法，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大趋势，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当陈萌和他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0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分流到宝山区H中和长江路小学时，实际上是把问题从校外带到了校内。一种新的隔离正在形成。与H中一街之隔的S中，两年前甚至还把所有的“民工班”集中在教学楼的一层，本地生为主的班级就被农民工子女班形象地称为“上面的班级”。在宝山和上海其他的郊区县，这种隔离的秩序会随着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增多而加深。
在H中，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立中学里，他们被全体安置在主教学楼西部的一个配楼，而在东楼和西楼之间，似乎有道无形的界线把他们和这学校原有的一切区隔开来，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中“西部”的学生。
分流合流：并入公立学校
四年前，在河南家乡读到小学三年级的陈萌随父母来到上海，被公立小学拒绝后，自然而然地去了江南学校小学部，学费为每学期400元。
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一名安徽人创办，在靠近吴淞海关的黄浦江边的逸仙路上运行了六七年，离H中有两个半轻轨站的距离。学校小学部六个年级有500多人，初中部三个年级有150多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部的300多人进入了上海学制的H中。
在外来人口多达63万的上海市宝山区，农民工子女人数占全部义务教育人口的比例超过了53%。1999年宝山区有100多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有几十人一个学校的，也有几百人一所学校的，局面纷乱；到2004年渐渐变成55所；缘起于两年前的“关停并转”行动，宝山区在今年已经完成了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关停和转制，如今全区只有16所民办小学，初中部已全部并入公立中学。
江南学校是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全校近800名师生被分流到本区公立的H中和长江路小学。今年寒假之后，300多名江南学校的学生告别中环接近外环、轻轨3号线和黄浦江的夹缝中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向南迁入了H中一座闲置的附楼，在更接近中环的位置开始成为上海公立中学中的一分子。
陈萌在今年春节过后进入H中。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父母曾多次想把他转入附近的公立学校，都因为英语考试不合格或学校不接收而作罢。
H中是一所高境镇属初中，位于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边缘，和附近的上海市立四大附中之一———上海交大附中比起来，它只能算一所三流学校，但和旁边杨浦区的S中比起来，它的高中升学率又要高一些，也不会像S中那样放学后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附近职校的小混混。
H中的斜对面曾经是废弃的江湾机场和宝山、杨浦、虹口三区交界地带，10年前，这里因为有一整片的空地而形成了聚集2000多户外来人口的棚户区。到2003年，已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在棚户区周围落脚，其中一所甚至就开在H中的对面。
2005年，因为江湾新城的规划，H中对面的棚户区开始拆迁，周围的近1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逐渐迁离或关闭，H中也在这一年开始少量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更靠近内环的杨浦区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来得更快更彻底，2007年整个区还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8年就只剩下一两所了。
政府用公立学校扩容的办法来应对外地生对本地教育资源的冲击，但扩容之后，对区政府或镇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当陈萌和他的同伴们为终于能进入公立学校而庆幸时，由于担心教育质量将下降，杨浦区和宝山区南部的很多本地生源家长，正考虑把孩子转学。
东楼西楼：隔离的秩序
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陈萌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此前———在江南学校———他农民工子弟的身份不过体现在校舍、老师和课本上，大家间的“平等”可以让他对此视而不见，而现在，和本地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时，这种身份差别无时无刻不深入他的内心。
H中的北侧就是上海市拘留所和戒毒所，南侧的两道校门除了上学和放学一直大门紧闭。学校由一个联体的教学楼和两个操场组成，学生们口中的“东楼”靠近街道，由一座5层教学楼和办公楼“连体”组成，“东楼”向西延伸出一座4层高的实验楼和综合楼，“西部的学生”入驻的“西楼”综合楼再向学校的隐蔽处延伸出一个两层的餐厅。
东楼和西楼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由停车棚隔开。在开学以来的4个月里，这个在空间视觉上并未有明显隔断的学校建筑，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
分化的秩序似乎有意让两边的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无法相遇：东部的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下课到食堂吃午餐，下午1：00开始上课，到6点放学；西部的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就下课开始吃午饭，下午的课程1：00开始，3：30就结束放学。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这样两边学生的作息和流向便可以在视觉上清清楚楚。
添置的新课桌椅被搬到了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被排除在外；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都要让东部的学生优先使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操场上有东部的学生，西部的就要去体育馆，或者在教室里上自习；对西部学生，学校还有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的规定，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西部学生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校中校”———西部的老师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老师，课本也和过去江南学校一样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课程科目的设置、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都和过去几乎一样，甚至分管西部片区的副校长都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校长；这和东部片区的本地老师为主、使用上海版教材、课业量远比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繁重的教学体系形成反差。
一些事件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学生的隔离。西部一个男生在玩闹时把另一个男生摔成了骨折，此后西部学生被校方要求自费买了保险，东部学生如果和西部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就会被老师骂；除了上体育课，西部学生能够接近东楼的最近距离就是自行车棚旁边西楼内卖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过去的蓝鹰小学就设在马路边，校舍也是租来的，地方特别小，同学们都喜欢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老师也不管，王乐想看书也根本看不进去。进了H中，王乐和其他外地同学在学业上感到特别吃力，尤其是英语，在蓝鹰小学基本上相当于没学过。
王乐重读了一年六年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几个外地同学在放学之后凑在一起哭，作业多得像是怎么也做不完。
H中后来把所有成绩差的学生和外地学生都集中在一个补习班里补课，外地学生的成绩很快就达到了班级的中上水平，有的还名列前茅，上海学生也跟他们交朋友，还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课余他们还是自然地分成上海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小圈子。
进入初一，学校开始分提高班和平行班。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一到两个提高班，三到四个平行班。提高班的学生都是年级排名靠前的学生，目标是考上区里或市里的重点高中。这个学期，学校甚至为初三排名前30名的学生再开一个补习班。学校各项优秀奖的得主，广播里报出的名字都来自提高班中最好的初三(一)班，当偶尔提到另一个提高班(二)班或者平行班(三)班时，都会有学生欢呼。
中考临界点：命运分流
H中所在镇教委主任无法想像如果放开外地生参加中考的政策，现有的中小学如何应对从外地农村滚滚而来的入学洪流。面对每天来办公室为孩子申请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父母，她只能严格执行5证(指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簿证明、居住证明)齐全、一年以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居住证期限的入学基本条件。
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后，像H中这样场地设施吃紧的公立学校在宝山区等上海郊区极为普遍。今年镇教委主任手中累积了近250个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申请表，而真正能入学的只有1/2。
时间，对于东部初三的十几个外地学生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一点点地逼近那个临界点———中考，却离高中和大学越来越远。
4月底H中的第二次质量模拟考被王乐等东部的外地学生称为“小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参加6月19日的中考，学校将用“二模”的成绩让他们提前毕业。考试结束之后，老师经常把“参加中考的同学”挂在嘴边，王乐等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去上学。
王乐所在班级的8个外地学生到初三只剩下3个，另外5个在初二结束时就已经回到家乡筹备中考。王乐、耿浩等不打算回乡，他们很小就随父母从家乡农村来到上海，在老家没有亲人和朋友，家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地名而已。而老家使用的全国版教材和他们在H中使用的上海版教材也不一样，回乡复读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度。
“小中考”之前，东部另一个班的外地生耿浩向王乐等提起申请中职院校的事情，上海的中职院校从2008年开始允许自主申报招收外地农民工子女，并在2009年由市财政对农户子女进行补贴。王乐等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才把选职业学校的小册子交给他们，这时距离向职业学校报名和寄送档案的截止日期只差了两天。
仓促之中，王乐、耿浩等3位外地同学把未来4年的命运交给了上海市信息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对双农户和未满18周岁的初中学生进行补贴，王乐等基本上可以免除全额学费。
然而在上海，职校往往是成绩最差的10%本地学生的选择。在对外地农民工子女开放招生之后，空姐、文秘、广告设计、音乐教育等热门专业仍旧只招收本地学生，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专业还是和劳务型行业相对应的数控机床、汽车修理、酒店服务和餐饮烹饪等。
虽然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曾经想过考大学，H中“西部”初三班级80%的同学最终报读了宝山职校。这所学校在一两个月前就到班上来招生，男生学数控、机修，女生读物流和饭店服务成为初三班普遍的选择。
5月1日开始，王乐等外地学生决定不去H中了，比班上的本地同学提前两个月开始了暑假，班主任默许了他们的离校。在紧锣密鼓的毕业的气氛里，他们却成了H中初三毕业班几个多余的学生，这感觉让王乐和耿浩说不出的难受。
5月27日，班主任没有通知他们和“东部”的学生一起去参观世博园区。6月2日拍毕业照，王乐也是凑巧遇见了英语老师才知道的，耿浩和其他几个外地同学没人通知没能赶上。他们去学校补办学生证，班主任冷淡得像是从未有过他们这样几个学生。
“西部”初三班的同学正在紧张准备6月8日和9日的期末考和18、19日的中职考，女生们还在为6月13日班级教室里的一场毕业典礼筹备节目。毕业留言本正在教室里传递着，这个“西部”初三唯一的班级里同学关系融洽，这段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5年之后，成年的我们都在哪里，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
王乐和耿浩没有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印满同学字迹的留言本。他们害怕回到H中，在那里他们的名字似乎被轻轻抹去，不留痕迹。他们也不知道充斥着外地学生的职校是否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未来，因为在上海学生的口中那里向来是一个混混们出没的地方。
在东楼学生集体去参观浦东世博园区时，西楼这一天只能上课。校园静悄悄的，原来的早操和眼保健操都取消了“连下课铃声都小了很多”。
不过“西部”的学生第二天却参加了H中十周年的庆典。出演开场舞的14名学生中，有3名来自西楼。他们甚至还独立演出了一个叫《棉花糖》的舞蹈，这是他们进入H中以来第一次和东楼的学生一起活动。
下午3点半，西楼和东楼的学生第一次同时间放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各自从西楼和东楼的原点出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列队走向校门口这个终点“老师再见！”西部学生的告别口号明显要比东部学生响亮。
尽管这天他们可以在校门外相会，却没有人互相攀谈。他们自动地分成两色的人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文中学生及两所公立中学均做了化名处理)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东楼西楼：隔离的秩序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老师口中的“西部”像是个无法跟“东部”分享很多权利的低等阶级，东部的外地生高猛会用拳头来教训班上的一些上海男生，遭班主任警告再这样就把他调到西部去。对于东部的这些外地学生，他们既无法完全地融入东部，又惧怕风吹草动让他们被发送西部，像是摇摇欲坠的一小群。
上海宝山区一公立中学，下午3点半，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已经放学，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本地生源学生)则要去上课。同一学校屋檐下“东部”“西部”间有看不见的“围墙”隔离。特约摄影盈文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看不见的墙，还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而所有隔离中，由此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同样是由农民工带出来的话题，在北京大兴区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进行了封闭式社区管理。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粗暴、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对特殊地带、特殊人群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至今仍争论未休。
无论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农民工管理问题，都将伴随并困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之诟病，坚冰一日未破，新隔离尚未解除。
外来工子女并入公立学校之后
上海校园新难题看不见的墙
摘要：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即便是走到这一步，上海市也走了很多年。截至2008年上半年，有将近38万适学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上海。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进公立学校难如登天，他们的容身之所往往是流动的破败校舍和师资匮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状，连同深为诟病的户籍制度，一直被视为城市排外的表现。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发起了一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上海的做法，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大趋势，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当陈萌和他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0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分流到宝山区H中和长江路小学时，实际上是把问题从校外带到了校内。一种新的隔离正在形成。与H中一街之隔的S中，两年前甚至还把所有的“民工班”集中在教学楼的一层，本地生为主的班级就被农民工子女班形象地称为“上面的班级”。在宝山和上海其他的郊区县，这种隔离的秩序会随着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增多而加深。
在H中，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立中学里，他们被全体安置在主教学楼西部的一个配楼，而在东楼和西楼之间，似乎有道无形的界线把他们和这学校原有的一切区隔开来，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中“西部”的学生。
分流合流：并入公立学校
四年前，在河南家乡读到小学三年级的陈萌随父母来到上海，被公立小学拒绝后，自然而然地去了江南学校小学部，学费为每学期400元。
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一名安徽人创办，在靠近吴淞海关的黄浦江边的逸仙路上运行了六七年，离H中有两个半轻轨站的距离。学校小学部六个年级有500多人，初中部三个年级有150多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部的300多人进入了上海学制的H中。
在外来人口多达63万的上海市宝山区，农民工子女人数占全部义务教育人口的比例超过了53%。1999年宝山区有100多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有几十人一个学校的，也有几百人一所学校的，局面纷乱；到2004年渐渐变成55所；缘起于两年前的“关停并转”行动，宝山区在今年已经完成了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关停和转制，如今全区只有16所民办小学，初中部已全部并入公立中学。
江南学校是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全校近800名师生被分流到本区公立的H中和长江路小学。今年寒假之后，300多名江南学校的学生告别中环接近外环、轻轨3号线和黄浦江的夹缝中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向南迁入了H中一座闲置的附楼，在更接近中环的位置开始成为上海公立中学中的一分子。
陈萌在今年春节过后进入H中。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父母曾多次想把他转入附近的公立学校，都因为英语考试不合格或学校不接收而作罢。
H中是一所高境镇属初中，位于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边缘，和附近的上海市立四大附中之一———上海交大附中比起来，它只能算一所三流学校，但和旁边杨浦区的S中比起来，它的高中升学率又要高一些，也不会像S中那样放学后门口经常可以看见附近职校的小混混。
H中的斜对面曾经是废弃的江湾机场和宝山、杨浦、虹口三区交界地带，10年前，这里因为有一整片的空地而形成了聚集2000多户外来人口的棚户区。到2003年，已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在棚户区周围落脚，其中一所甚至就开在H中的对面。
2005年，因为江湾新城的规划，H中对面的棚户区开始拆迁，周围的近1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也逐渐迁离或关闭，H中也在这一年开始少量接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更靠近内环的杨浦区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来得更快更彻底，2007年整个区还有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8年就只剩下一两所了。
政府用公立学校扩容的办法来应对外地生对本地教育资源的冲击，但扩容之后，对区政府或镇政府来说，意味着财政负担的增加。当陈萌和他的同伴们为终于能进入公立学校而庆幸时，由于担心教育质量将下降，杨浦区和宝山区南部的很多本地生源家长，正考虑把孩子转学。
东楼西楼：隔离的秩序
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陈萌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此前———在江南学校———他农民工子弟的身份不过体现在校舍、老师和课本上，大家间的“平等”可以让他对此视而不见，而现在，和本地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时，这种身份差别无时无刻不深入他的内心。
H中的北侧就是上海市拘留所和戒毒所，南侧的两道校门除了上学和放学一直大门紧闭。学校由一个联体的教学楼和两个操场组成，学生们口中的“东楼”靠近街道，由一座5层教学楼和办公楼“连体”组成，“东楼”向西延伸出一座4层高的实验楼和综合楼，“西部的学生”入驻的“西楼”综合楼再向学校的隐蔽处延伸出一个两层的餐厅。
东楼和西楼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由停车棚隔开。在开学以来的4个月里，这个在空间视觉上并未有明显隔断的学校建筑，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生。
分化的秩序似乎有意让两边的学生在校园内外都无法相遇：东部的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下课到食堂吃午餐，下午1：00开始上课，到6点放学；西部的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就下课开始吃午饭，下午的课程1：00开始，3：30就结束放学。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这样两边学生的作息和流向便可以在视觉上清清楚楚。
添置的新课桌椅被搬到了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被排除在外；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都要让东部的学生优先使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操场上有东部的学生，西部的就要去体育馆，或者在教室里上自习；对西部学生，学校还有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的规定，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西部学生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校中校”———西部的老师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老师，课本也和过去江南学校一样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课程科目的设置、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都和过去几乎一样，甚至分管西部片区的副校长都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校长；这和东部片区的本地老师为主、使用上海版教材、课业量远比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繁重的教学体系形成反差。
一些事件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学生的隔离。西部一个男生在玩闹时把另一个男生摔成了骨折，此后西部学生被校方要求自费买了保险，东部学生如果和西部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就会被老师骂；除了上体育课，西部学生能够接近东楼的最近距离就是自行车棚旁边西楼内卖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过去的蓝鹰小学就设在马路边，校舍也是租来的，地方特别小，同学们都喜欢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老师也不管，王乐想看书也根本看不进去。进了H中，王乐和其他外地同学在学业上感到特别吃力，尤其是英语，在蓝鹰小学基本上相当于没学过。
王乐重读了一年六年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几个外地同学在放学之后凑在一起哭，作业多得像是怎么也做不完。
H中后来把所有成绩差的学生和外地学生都集中在一个补习班里补课，外地学生的成绩很快就达到了班级的中上水平，有的还名列前茅，上海学生也跟他们交朋友，还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课余他们还是自然地分成上海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小圈子。
进入初一，学校开始分提高班和平行班。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一到两个提高班，三到四个平行班。提高班的学生都是年级排名靠前的学生，目标是考上区里或市里的重点高中。这个学期，学校甚至为初三排名前30名的学生再开一个补习班。学校各项优秀奖的得主，广播里报出的名字都来自提高班中最好的初三(一)班，当偶尔提到另一个提高班(二)班或者平行班(三)班时，都会有学生欢呼。
中考临界点：命运分流
H中所在镇教委主任无法想像如果放开外地生参加中考的政策，现有的中小学如何应对从外地农村滚滚而来的入学洪流。面对每天来办公室为孩子申请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父母，她只能严格执行5证(指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簿证明、居住证明)齐全、一年以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居住证期限的入学基本条件。
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后，像H中这样场地设施吃紧的公立学校在宝山区等上海郊区极为普遍。今年镇教委主任手中累积了近250个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申请表，而真正能入学的只有1/2。
时间，对于东部初三的十几个外地学生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一点点地逼近那个临界点———中考，却离高中和大学越来越远。
4月底H中的第二次质量模拟考被王乐等东部的外地学生称为“小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参加6月19日的中考，学校将用“二模”的成绩让他们提前毕业。考试结束之后，老师经常把“参加中考的同学”挂在嘴边，王乐等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去上学。
王乐所在班级的8个外地学生到初三只剩下3个，另外5个在初二结束时就已经回到家乡筹备中考。王乐、耿浩等不打算回乡，他们很小就随父母从家乡农村来到上海，在老家没有亲人和朋友，家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地名而已。而老家使用的全国版教材和他们在H中使用的上海版教材也不一样，回乡复读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度。
“小中考”之前，东部另一个班的外地生耿浩向王乐等提起申请中职院校的事情，上海的中职院校从2008年开始允许自主申报招收外地农民工子女，并在2009年由市财政对农户子女进行补贴。王乐等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才把选职业学校的小册子交给他们，这时距离向职业学校报名和寄送档案的截止日期只差了两天。
仓促之中，王乐、耿浩等3位外地同学把未来4年的命运交给了上海市信息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对双农户和未满18周岁的初中学生进行补贴，王乐等基本上可以免除全额学费。
然而在上海，职校往往是成绩最差的10%本地学生的选择。在对外地农民工子女开放招生之后，空姐、文秘、广告设计、音乐教育等热门专业仍旧只招收本地学生，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专业还是和劳务型行业相对应的数控机床、汽车修理、酒店服务和餐饮烹饪等。
虽然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曾经想过考大学，H中“西部”初三班级80%的同学最终报读了宝山职校。这所学校在一两个月前就到班上来招生，男生学数控、机修，女生读物流和饭店服务成为初三班普遍的选择。
5月1日开始，王乐等外地学生决定不去H中了，比班上的本地同学提前两个月开始了暑假，班主任默许了他们的离校。在紧锣密鼓的毕业的气氛里，他们却成了H中初三毕业班几个多余的学生，这感觉让王乐和耿浩说不出的难受。
5月27日，班主任没有通知他们和“东部”的学生一起去参观世博园区。6月2日拍毕业照，王乐也是凑巧遇见了英语老师才知道的，耿浩和其他几个外地同学没人通知没能赶上。他们去学校补办学生证，班主任冷淡得像是从未有过他们这样几个学生。
“西部”初三班的同学正在紧张准备6月8日和9日的期末考和18、19日的中职考，女生们还在为6月13日班级教室里的一场毕业典礼筹备节目。毕业留言本正在教室里传递着，这个“西部”初三唯一的班级里同学关系融洽，这段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5年之后，成年的我们都在哪里，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
王乐和耿浩没有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印满同学字迹的留言本。他们害怕回到H中，在那里他们的名字似乎被轻轻抹去，不留痕迹。他们也不知道充斥着外地学生的职校是否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未来，因为在上海学生的口中那里向来是一个混混们出没的地方。
在东楼学生集体去参观浦东世博园区时，西楼这一天只能上课。校园静悄悄的，原来的早操和眼保健操都取消了“连下课铃声都小了很多”。
不过“西部”的学生第二天却参加了H中十周年的庆典。出演开场舞的14名学生中，有3名来自西楼。他们甚至还独立演出了一个叫《棉花糖》的舞蹈，这是他们进入H中以来第一次和东楼的学生一起活动。
下午3点半，西楼和东楼的学生第一次同时间放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各自从西楼和东楼的原点出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列队走向校门口这个终点“老师再见！”西部学生的告别口号明显要比东部学生响亮。
尽管这天他们可以在校门外相会，却没有人互相攀谈。他们自动地分成两色的人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文中学生及两所公立中学均做了化名处理)
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