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秘娱乐档案：从手抄书到BT D版数码盛宴(图)
BT搜索引擎遭查封，它可疑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原来，我们的文娱生活，一直由一个可疑的家伙来帮助完成。其实人的世界一直是这样，一部分是用来摆在台面上、可以言说的，另一部分是在现实中执行、心照不宣的，一部分提供世界观的框架，另一部分用来填补细节。特别在文娱形式方面，多年来中国青少年的文娱启蒙形式通常都带有非官方的隐秘流行性质。在读物匮乏的时代，我们有手抄本；在电影院里的电影为我们塑造一个世界的时候，录像带让我们看见另一个世界，在大片烂片面色诡异地霸占院线的时候，BT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50后60后在那些被禁止的读物里重塑世界观，70后是在录像厅里发育发酵，80后和 90后的文娱教育缺口则是在BT中补齐。尽管它们只够格出现在野史里，是铿锵的时代洪流之外一条地位可疑的副线，但对我们来说，它们才是真实的世界，是分担在我们身上的，真实的历史。
BT搜索引擎遭查封，它可疑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
50后60后多数都抄过当时隐秘流行的小说，也亲手制作过自己的“歌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街上一家录像厅琳琅满目的影片播放安排，吸引了各阶层的小老百姓。
那时的歌舞厅或国有企业里类歌舞厅的“职工之家”，是流行歌曲、流行舞蹈的传播中心。
改革开放前
隐秘档案一：手抄书 手抄的爱情与性启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前，全国人民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讴歌伟大领袖和伟大事业，人民暂时无精力也无心思娱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基石的稳定，新中国的第一代年轻人也进入了青春期，在背语录跳忠字舞的同时，他们也想接触更符合娱乐本质的事物，但也只能走“偏门”——民间总有“胆大妄为”者用隐秘文字的方式传播着这些东西。手抄本、禁书这些是在思想贫乏年代最深远的传播方式。除了像张宝瑞《一只绣花鞋》带有明显“类型片”色彩，是充满悬疑惊悚元素的作品，大多数手抄本、禁书传播的主题居然是爱情！描写知识分子曲折爱情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如今看来比琼瑶小说还纯洁，在当年居然成为TOP1的手抄本，该小说与《少女的心》都被视为“淫秽书籍”。《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流传甚广，成为当时文艺青年能够接受的“性知识教材”。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内地的娱乐教化是从“情、欲”两字开始的，年轻人渴望着爱情，荷尔蒙分泌旺盛，不能总是在阶级斗争或劳动，于是他们找到了诗歌、小说、流行歌曲去表达，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邓丽君、张蔷……内地娱乐文化随时代洪流轰然驾到。(文 _艾辉)
隐秘档案二：内部观影
北京是全国部属机关最集中的地方，鼎盛时期几乎每个部属机关都有自己的“小影院”或者放映厅，经常会搞内部观影，放些国外电影，名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客观上却制造了接触国外电影文化的机会。不少机关大院的孩子都会偷偷溜进去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就有对该场景的生动再现。
隐秘档案三：听“敌台”广播
在当时的年画或者宣传画中甚至会画着对“收听敌台广播”的打击行动，可见该行为在当时是多么危险。但总有一些人能够弄到收音机，晚上躲在被窝里收听，他们其实未必都听的是国外的时政新闻，更多的是那些流行歌曲的旋律，比如来自台湾的邓丽君歌曲。
隐秘档案四：国外带回的唱片
乐评人黄燎原说他从小就听过披头士、滚石等经典摇滚乐队的歌曲，是因为他父亲经常出国，可以给他带。当时政策比较严厉，但依然有少数人有机会出国考察、工作。我们要感谢这部分人，因为他们也利用“特权”带回来一些好东西，流行唱片就是其中一部分。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读的首本禁书是《红楼梦》
那时候能读的书的确不多，我读的第一本禁书是《红楼梦》，我老师偷偷给我看的。其实也不算禁书，但当时我初二，又正好赶上1957年，我在这种年纪就看那个书，被抓起来是不得了的。但是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禁得越多，就越想看，另外还有些许偷偷摸摸的快感。后来，连《苦菜花》都成了黄书，但高中时候还是偷偷地看了英译版的《内分泌学》。再后来就流行手抄书，大家靠手抄的方式在传递书本，都是没办法的事。这些书影响很大，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八十年代
隐秘档案五：录像厅 嘘！正在播加演片！
在八十年代，录像厅风靡一时，门票在五毛到两块钱之间，场场满座。它成本低，一台彩电，一部录像机，若干沙发或者木头椅子，就组成了录像厅，一根音频线，将正在播放的电影的声音接出去，用小喇叭朝着大街放出来，以招揽顾客，那是八十年代的经典背景声。另有一块红色的木牌，立在门口，上面写着当天播放的电影名单，李小龙、苗可秀、施思，一直到周润发、刘德华和周星驰，都曾是红牌上的常客。当然，把节目单上所有电影的播放时间加起来，是不够二十四个小时的，那么，有名有姓的电影之外的时间里，录像厅里在播映什么？-加演片。嘘！加演片！
录像厅并不只是作为大导演的黄埔军校存在的，事实上，它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七零后在那里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的补充性学习，接受了文艺教育，甚至在那里完成了性启蒙。九十年代中期以后，VCD成为七零后的新欢，录像厅于是迅速沦落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并迅速走向衰败。它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在一代人五味杂陈的记忆里永垂不朽。(文_韩松落)
隐秘档案六：录像带 刺激又麻烦的黑盒子
要凑热闹就去录像厅，但一些荷包丰润的家庭也添置了录像机和录像带。
家庭播放录像带无非也是港台电影，也包括录像厅的“加演片”。把“加演片”搬到卧室观看，往往是欢乐、刺激和麻烦共存。其一，录像带常常会卡住和搅带；其二，录像带节目的地位非常微妙。当时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是，警察常常开着雷达车四处搜寻录像带节目观看者，如果在观看录像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信号紊乱和停电，那一定是警察来了，信号紊乱是雷达所致，停电是警察拉闸，为了让事主来不及退出录像带，以便人赃并获。最让人胆颤的是另一个传说，据说录像机都有发射功能，在自家看录像节目，隔壁的电视也能收到信号，也就是说，假如这边厢正在进行观赏《玉女心经》的资产阶级腐化行为，隔壁邻居的电视机也将被 “不幸殃及”。
八十年代是录像带的时代，在VCD、LD出现之后这个时代宣告终结。估计再过二十年，它便可以作为文物出现。(文_韩松落)
隐秘档案七：厂矿内部节目
在国有企业发展还不错的时候，一个国企就像一个小社会，从托儿所到医院、从澡堂子到小影院，一应俱全，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甚至会建起小小的电视台，放放“本厂新闻联播”之外，就是转播一些来自港台的录像带。亲爱的朋友，你看过以下几部港剧么，《乌金血剑》、《琥珀青龙》、《天蚕神功》？? 美好的记忆一下子全部被激发出来了。
隐秘档案八：歌舞厅
歌舞厅首先在南方城市(如广州)兴起。它们是传播来自港台、国外流行音乐或舞蹈的“据点”，跑场的、驻场的歌手唱着刘文正、邓丽君、凤飞飞等人的歌曲，跳着电影《油脂》里骚骚的舞步，他们的鸡冠头、花衬衫、喇叭裤，全是当时最潮的单品。歌手毛宁曾回忆说，自己在广州的歌舞厅里很受欢迎，不少港商还专门捧场点唱。如果说这些歌手是老师，来歌舞厅玩的“不良青年”当然就是他们的学生，虽然街道大妈把这些人视为“小流氓”，但他们却是新潮流的主力军。
曹保平(知名导演，作品有《李米的猜想》)：不搞专业的人最初连录像带都看不到
被叫做“录像带”的黑盒子将成文物。
打口带在90年代兴起，至今仍影响甚巨。一张来自牛逼乐队的专辑，尽管被打了口，也仍然价格不菲。
80后歌手王啸坤也深受打口带影响，有丰富的收藏。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D版碟摊点。
我们上电影学院的时候，都是有限的录像带，搞专业的人看的，不搞专业的人连录像带都看不到。当年放的有印象的片子好多啊，像《现代启示录》啊，《出租司机》啊这些都是，那些在外面是好难看得到的。其实我去录像厅比较少，在录像厅完全还没有昌盛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专业的渠道了。但我觉得这种普及性的场所和传播渠道，肯定对影视教育是有好处的。对我而言，所有对电影的敬意和被教育，也有很多是通过文字得来。过去最灿烂的、最美好的回忆，都来自我订的那些《电影新作》、《电影创作》或者《电影文学》杂志，那时都靠那些文字去想象电影。
九十年代
隐秘档案九：打口带 那个电声震耳的年代
不知道打口带具体是哪一年从海外传入中国的，也不知道是谁想到要把这么多的塑料垃圾搬运到中国，但在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中，“打口带”三个字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刻在骨血中的怪异符号。
对于那个年代的乐迷来说，从翻看《音乐天堂》、《自由音乐》等杂志到去音像店淘磁带和CD，是一件时髦而带劲儿的事。我记得，那时在逃课去往固定地点选货的路上心是跳跃的、血是沸腾的。如果说音乐、电影是年轻人长大成人的一条必经之路，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除了淘打口带还能有别的途径吗？我的意思是，The Doors、Sonic Youth、Nivana这些乐队有可能被正版引进过来吗？正是打口这种形式的音像制品，让当时全中国年轻人几乎可以不分贵贱地都在分享这一人类精神亢奋剂，不是最佳方案，但无疑是不得已之后的唯一选择。
作为打口一族，总是要在鄙夷国内流行音乐的同时，把自己武装到专业的地步和职业的风范。也就是说，轻蔑是一种必然，然后你还得更加强大。淘打口带的强大，就是所谓的你得懂行，碰到外行的老板赶紧杀价捡便宜，遇见不大专业的乐迷你还得懂得提携新人，然后回家还要职业地把报废的各种磁带一一修复。所以，《自由音乐》等专业资料必不可少，袖珍螺丝刀、镊子、硬塑料条以及弹簧片这些工具和材料让你显得就像个上进的工匠。
打口带影响了一代人的业余生活、欣赏品位以及精神生活，这种从欧美当垃圾贩卖过来的音像制品也成了一代音乐人的辅导教材。第一代的摇滚乐手大多有过扒带子的经历，这既是见识世界上最屌音乐家的作品，也是练习和翻唱的最佳途径。当然，艺术这玩意儿仅仅靠“扒”是弄不明白，扒得再欢，最多也就是个勤奋。所以，扒带子的那拨人到了不扒的时候，也就剩下个江郎才尽了。(文_朱白)
隐秘档案十：D版数码 并非精神盛宴，但也非同小可
在硬盘、BT出现之前，所有音像制品都是靠光盘传播的。VCD在录像带时代的末期像一个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回乡下老家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显得尽是出众、得体，但难免还会一身土气，因为这种过渡性的数码产品乃国人所发明，不是说国货土气，而是作为一种数码标准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最大程度认可，所以软件方面就会显得非常单一和脆弱，等到DVD这种国际标准一出现，VCD就带着自身的双重先天缺陷(软件太少，影音质量不高)急冲冲地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记得当时的三碟连放的VCD机很流行，但为什么流行呢，就是VCD的容量有限，时间稍长一点的电影就需要三张碟，这种产品从优生优育上来说必将被更优秀的技术淘汰。但VCD也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当时一些人，很多现在算不上精彩但当时似乎很带劲儿的片子，都是VCD传播的，以个人记忆来说，我觉得《本能》、《我为卿狂》、《北京杂种》等片子都是VCD时代的极品。我家的那个《本能》就用来招待过不下数十拨的同学，凡来的必看一遍，没时间的时候就直接选看精彩的那一段。
DVD时代对影迷、乐迷来说无疑是一个饕餮盛宴的时刻，大量的D版DVD基本笼罩了全球的艺术电影、商业大片和不靠谱的情色电影，而且在时效性上来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D版制作商，他们从来就很努力。
要说起D版DVD能够影响几代人精神生活的背后原因，只能说这是必然选择，否则精神文化如何在世界范围交流呢，人民群众如何得知地球村的村头老王家的状况呢。当然，要说它是个精神盛宴也谈不上，这些都是人类创造价值的一种，我们只不过分享了这些财富和价值而已。这在哪个时代都一样，就跟唐朝的老少爷们要读一读李白杜甫的诗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分级制度和版权制度无法跟随国际文化制品的脚步，才产生这种不得已的形式。(文_朱白)
隐秘档案十一：“大锅盖”
家里有了点闲钱，又不爱打麻将、跳交谊舞，那就私自找有门路的商贩买下“大锅盖”(电视信号接收器)装在自家楼顶或者阳台上，邻居们也没人多嘴揭发。有了这个“大锅盖”，就可以收到来自香港、国外的电视节目。香港小姐选美、劲歌颁奖、最新的剧集……全是下“锅”的好菜，叫上邻居或亲友一起看，就跟看春晚一样，太带劲了。
隐秘档案十二：租书租碟
很多80后都有这样的记忆，把早饭钱省下来，到学校边的租书摊上租书看，女孩儿租琼瑶、岑凯伦、亦舒，男孩子就选金庸、古老、梁羽生。日本漫画则是男女通吃。至于租碟就更加丰富了，躲着父母在家偷看的“黄片儿”大多都是租来的。无论是出租书或者碟都是被允许的商业行为，但父母和老师却是严厉禁止的，怕耽误学习，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额度不大的娱乐消费。
成方圆(著名歌手)： 扒带子是那时的特定做法
当时生活条件很有限，流行音乐唱片街上根本没得卖。所以大部分是托朋友从国外带的。如果能拿到一盒磁带，简直就疯了，像海绵似的，拼命地去吸收，简直就是如饥似渴。带子都是转来转去，大家轮番听。所谓扒带子，就是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唱。细节到弦怎么走，低音怎么走，鼓点怎么走，完全原封不动的扒过来，没有任何地再创造。好多人回忆起那个年代，都觉得非常的幼稚，扒带子啊，转录资料啊，都是那个年代特定的一种做法，因为没有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现在就不一样了。
邱大立(知名乐评人)：还收藏着一屋子打口带
因为一直写乐评，对我来说，卖打口带、打口盘是一种最方便地找到自己资料的方式。1996年，我开始在广东外语学院一带摆地摊，最开始还卖的是打口磁带。到2002年夏天，跟朋友合开了一家小音像店。那时我们到汕头一个靠海的小镇去接货，坐长途野鸡车，早上去，晚上回。其实一起从事这一行的小贩大多不识字，更不认识国外的音乐人，我一直不断地看杂志、了解不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算是个优势吧。当你在汗牛充栋的“洋垃圾”中发现了一张仰慕已久的独立音乐人的唱片，那种狂喜你无法用语言形容。现在我还有满满一屋子的打口盘，这是我以后写乐评的重要资料，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就算以后它们都发霉了，我也不会把它们丢掉。
二十一世纪
隐秘档案十三：网络下载 BT精神永不倒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网络BT，在民间低调地如火如荼。更强大的文化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娱方式。
我就是喜欢这种娱乐速递、分享无门槛：每晚等新出炉的连续剧种子，新鲜热辣地看完，带着小小兴奋动手敲篇剧评贴BBS，再倒头闷睡，第二天一早看汹涌的回帖。若是喜欢的明星上了香港的访谈或台湾的综艺节目，一天要刷新无数次BT网页看种。心痒某部外国电影，多半国内无望上映，好吧，继续等BT。
BT彻底改变了一代少年的追星模式。以往看戏总是跟着电影院、电视台走，给啥吃啥，小老百姓作不得主。网络则实现了多元化与个性化，并且打通了空间与时间的阻隔。许多国人跨洋越海地喜欢吉姆帕森斯或松本润，虽然他们的片子一部都没能在国内播放；姜大卫红在三四十年前，可我却碰到一个90后学生粉他。这些都仰赖网络。而BT的免费下载，更充分体现了网络分享理念。第一个撒下革命种子的人最具抛头颅洒热血站出来朝我开炮的奉献精神，接着还得靠集体力量薪火相传。BT规则乃是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最符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些给上传限速的都是小人。
据说关闭BT是因为其违法。BT存在了那么久现在被消灭，证明“存在即合理”这话本身很BT(变态)。BT暂时“死”了，但中国娱乐的“大江大海”会记取这朵浪花。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介质也最终将盖过这朵前浪，这已经在发生。唯一不变的是，民间永远有那个时代非官方的流行，真正影响启蒙新一代。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几句复旦大学严锋老师的话：
“凡是网络时代的门外汉，往往是边缘化的人，最担心自己的东西有没有被盗版”；“其实说到底，还是很多人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化逻辑”；“我们不要预支对未来的恐惧。”(文_指间沙)
名人讨论：封BT无聊还是有聊？
崔健(摇滚教父)：网民应该有付费意识
我觉得是好事。社会应该对音乐家的权利进行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下载是错误，我也下载过，下载一些买不到的CD。网民要是有付费意识，当然是更好的，不过这是另一种概念了。我说的是从市场方面来说应该尽快去规范它，应该科学地去管理。群体的利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行业会不会受到鼓励，是国家管理的问题。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人来掌握利益的控制，是有才华的人，还是用才华来卖钱的人。国家现在鼓励的是自由经济，没有人鼓励自由创造。商业带动的是主动，自由创造、自由思考和自由艺术，其他一切都是被动的。这是我的抱怨，抱怨了很长时间了。
曹保平(知名导演)：没有了BT也会有别的渠道
这是将来版权规范化必须要走的一步。我觉得这次BT被封掉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渠道，一样可以给予教育、观赏的机会。只是不知道以后形势会怎样发展，比如说有的网站它有可能以后会有规范化的方法，它一样是可以存在的。中国本身一直是版权法没有完善起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养成这个习惯，很容易在网上下载。像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只要是规范化的，这也是一种渠道，但更多时候人们还是要到电影院去看。我觉得如果仅仅是因为版权法的问题，这个事可能也不是一个坏事。
杨树鹏(新锐导演)：心照不宣，不多评论
BT被禁都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有个特牛X的词叫“心照不宣”，所以也不多评论了，就像你们记者问我当时看盗版碟吗，我说如果你要登报纸的话，我只能讲“下一个问题”。
洪晃(名门痞女)：封BT很无聊
我少年的时候中国流行就是手抄本咯。但要说这种隐秘的传播“非法”，这也不确切。这就是一些民间合法的传递，和现在网络上的SNS没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国家没有非法的信息，因为我们没有新闻管理方面的法律，我们只有一系列规定。我想，我们民间有这么多诡秘或者是隐秘的方式传达信息，这大概就是原因。一直到BT被封这件事，我觉得很无聊。中国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应该走向一个法律社会了。
改革开放前
隐秘档案一：手抄书 手抄的爱情与性启蒙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前，全国人民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讴歌伟大领袖和伟大事业，人民暂时无精力也无心思娱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基石的稳定，新中国的第一代年轻人也进入了青春期，在背语录跳忠字舞的同时，他们也想接触更符合娱乐本质的事物，但也只能走“偏门”——民间总有“胆大妄为”者用隐秘文字的方式传播着这些东西。手抄本、禁书这些是在思想贫乏年代最深远的传播方式。除了像张宝瑞《一只绣花鞋》带有明显“类型片”色彩，是充满悬疑惊悚元素的作品，大多数手抄本、禁书传播的主题居然是爱情！描写知识分子曲折爱情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如今看来比琼瑶小说还纯洁，在当年居然成为TOP1的手抄本，该小说与《少女的心》都被视为“淫秽书籍”。《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流传甚广，成为当时文艺青年能够接受的“性知识教材”。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内地的娱乐教化是从“情、欲”两字开始的，年轻人渴望着爱情，荷尔蒙分泌旺盛，不能总是在阶级斗争或劳动，于是他们找到了诗歌、小说、流行歌曲去表达，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邓丽君、张蔷……内地娱乐文化随时代洪流轰然驾到。(文 _艾辉)
隐秘档案二：内部观影
北京是全国部属机关最集中的地方，鼎盛时期几乎每个部属机关都有自己的“小影院”或者放映厅，经常会搞内部观影，放些国外电影，名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客观上却制造了接触国外电影文化的机会。不少机关大院的孩子都会偷偷溜进去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就有对该场景的生动再现。
隐秘档案三：听“敌台”广播
在当时的年画或者宣传画中甚至会画着对“收听敌台广播”的打击行动，可见该行为在当时是多么危险。但总有一些人能够弄到收音机，晚上躲在被窝里收听，他们其实未必都听的是国外的时政新闻，更多的是那些流行歌曲的旋律，比如来自台湾的邓丽君歌曲。
隐秘档案四：国外带回的唱片
乐评人黄燎原说他从小就听过披头士、滚石等经典摇滚乐队的歌曲，是因为他父亲经常出国，可以给他带。当时政策比较严厉，但依然有少数人有机会出国考察、工作。我们要感谢这部分人，因为他们也利用“特权”带回来一些好东西，流行唱片就是其中一部分。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读的首本禁书是《红楼梦》
那时候能读的书的确不多，我读的第一本禁书是《红楼梦》，我老师偷偷给我看的。其实也不算禁书，但当时我初二，又正好赶上1957年，我在这种年纪就看那个书，被抓起来是不得了的。但是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禁得越多，就越想看，另外还有些许偷偷摸摸的快感。后来，连《苦菜花》都成了黄书，但高中时候还是偷偷地看了英译版的《内分泌学》。再后来就流行手抄书，大家靠手抄的方式在传递书本，都是没办法的事。这些书影响很大，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八十年代
隐秘档案五：录像厅 嘘！正在播加演片！
在八十年代，录像厅风靡一时，门票在五毛到两块钱之间，场场满座。它成本低，一台彩电，一部录像机，若干沙发或者木头椅子，就组成了录像厅，一根音频线，将正在播放的电影的声音接出去，用小喇叭朝着大街放出来，以招揽顾客，那是八十年代的经典背景声。另有一块红色的木牌，立在门口，上面写着当天播放的电影名单，李小龙、苗可秀、施思，一直到周润发、刘德华和周星驰，都曾是红牌上的常客。当然，把节目单上所有电影的播放时间加起来，是不够二十四个小时的，那么，有名有姓的电影之外的时间里，录像厅里在播映什么？-加演片。嘘！加演片！
录像厅并不只是作为大导演的黄埔军校存在的，事实上，它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七零后在那里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的补充性学习，接受了文艺教育，甚至在那里完成了性启蒙。九十年代中期以后，VCD成为七零后的新欢，录像厅于是迅速沦落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并迅速走向衰败。它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在一代人五味杂陈的记忆里永垂不朽。(文_韩松落)
隐秘档案六：录像带 刺激又麻烦的黑盒子
要凑热闹就去录像厅，但一些荷包丰润的家庭也添置了录像机和录像带。
家庭播放录像带无非也是港台电影，也包括录像厅的“加演片”。把“加演片”搬到卧室观看，往往是欢乐、刺激和麻烦共存。其一，录像带常常会卡住和搅带；其二，录像带节目的地位非常微妙。当时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是，警察常常开着雷达车四处搜寻录像带节目观看者，如果在观看录像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信号紊乱和停电，那一定是警察来了，信号紊乱是雷达所致，停电是警察拉闸，为了让事主来不及退出录像带，以便人赃并获。最让人胆颤的是另一个传说，据说录像机都有发射功能，在自家看录像节目，隔壁的电视也能收到信号，也就是说，假如这边厢正在进行观赏《玉女心经》的资产阶级腐化行为，隔壁邻居的电视机也将被 “不幸殃及”。
八十年代是录像带的时代，在VCD、LD出现之后这个时代宣告终结。估计再过二十年，它便可以作为文物出现。(文_韩松落)
隐秘档案七：厂矿内部节目
在国有企业发展还不错的时候，一个国企就像一个小社会，从托儿所到医院、从澡堂子到小影院，一应俱全，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甚至会建起小小的电视台，放放“本厂新闻联播”之外，就是转播一些来自港台的录像带。亲爱的朋友，你看过以下几部港剧么，《乌金血剑》、《琥珀青龙》、《天蚕神功》？? 美好的记忆一下子全部被激发出来了。
隐秘档案八：歌舞厅
歌舞厅首先在南方城市(如广州)兴起。它们是传播来自港台、国外流行音乐或舞蹈的“据点”，跑场的、驻场的歌手唱着刘文正、邓丽君、凤飞飞等人的歌曲，跳着电影《油脂》里骚骚的舞步，他们的鸡冠头、花衬衫、喇叭裤，全是当时最潮的单品。歌手毛宁曾回忆说，自己在广州的歌舞厅里很受欢迎，不少港商还专门捧场点唱。如果说这些歌手是老师，来歌舞厅玩的“不良青年”当然就是他们的学生，虽然街道大妈把这些人视为“小流氓”，但他们却是新潮流的主力军。
曹保平(知名导演，作品有《李米的猜想》)：不搞专业的人最初连录像带都看不到
我们上电影学院的时候，都是有限的录像带，搞专业的人看的，不搞专业的人连录像带都看不到。当年放的有印象的片子好多啊，像《现代启示录》啊，《出租司机》啊这些都是，那些在外面是好难看得到的。其实我去录像厅比较少，在录像厅完全还没有昌盛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专业的渠道了。但我觉得这种普及性的场所和传播渠道，肯定对影视教育是有好处的。对我而言，所有对电影的敬意和被教育，也有很多是通过文字得来。过去最灿烂的、最美好的回忆，都来自我订的那些《电影新作》、《电影创作》或者《电影文学》杂志，那时都靠那些文字去想象电影。
九十年代
隐秘档案九：打口带 那个电声震耳的年代
不知道打口带具体是哪一年从海外传入中国的，也不知道是谁想到要把这么多的塑料垃圾搬运到中国，但在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中，“打口带”三个字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刻在骨血中的怪异符号。
对于那个年代的乐迷来说，从翻看《音乐天堂》、《自由音乐》等杂志到去音像店淘磁带和CD，是一件时髦而带劲儿的事。我记得，那时在逃课去往固定地点选货的路上心是跳跃的、血是沸腾的。如果说音乐、电影是年轻人长大成人的一条必经之路，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除了淘打口带还能有别的途径吗？我的意思是，The Doors、Sonic Youth、Nivana这些乐队有可能被正版引进过来吗？正是打口这种形式的音像制品，让当时全中国年轻人几乎可以不分贵贱地都在分享这一人类精神亢奋剂，不是最佳方案，但无疑是不得已之后的唯一选择。
作为打口一族，总是要在鄙夷国内流行音乐的同时，把自己武装到专业的地步和职业的风范。也就是说，轻蔑是一种必然，然后你还得更加强大。淘打口带的强大，就是所谓的你得懂行，碰到外行的老板赶紧杀价捡便宜，遇见不大专业的乐迷你还得懂得提携新人，然后回家还要职业地把报废的各种磁带一一修复。所以，《自由音乐》等专业资料必不可少，袖珍螺丝刀、镊子、硬塑料条以及弹簧片这些工具和材料让你显得就像个上进的工匠。
打口带影响了一代人的业余生活、欣赏品位以及精神生活，这种从欧美当垃圾贩卖过来的音像制品也成了一代音乐人的辅导教材。第一代的摇滚乐手大多有过扒带子的经历，这既是见识世界上最屌音乐家的作品，也是练习和翻唱的最佳途径。当然，艺术这玩意儿仅仅靠“扒”是弄不明白，扒得再欢，最多也就是个勤奋。所以，扒带子的那拨人到了不扒的时候，也就剩下个江郎才尽了。(文_朱白)
隐秘档案十：D版数码 并非精神盛宴，但也非同小可
在硬盘、BT出现之前，所有音像制品都是靠光盘传播的。VCD在录像带时代的末期像一个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回乡下老家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显得尽是出众、得体，但难免还会一身土气，因为这种过渡性的数码产品乃国人所发明，不是说国货土气，而是作为一种数码标准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最大程度认可，所以软件方面就会显得非常单一和脆弱，等到DVD这种国际标准一出现，VCD就带着自身的双重先天缺陷(软件太少，影音质量不高)急冲冲地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记得当时的三碟连放的VCD机很流行，但为什么流行呢，就是VCD的容量有限，时间稍长一点的电影就需要三张碟，这种产品从优生优育上来说必将被更优秀的技术淘汰。但VCD也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当时一些人，很多现在算不上精彩但当时似乎很带劲儿的片子，都是VCD传播的，以个人记忆来说，我觉得《本能》、《我为卿狂》、《北京杂种》等片子都是VCD时代的极品。我家的那个《本能》就用来招待过不下数十拨的同学，凡来的必看一遍，没时间的时候就直接选看精彩的那一段。
DVD时代对影迷、乐迷来说无疑是一个饕餮盛宴的时刻，大量的D版DVD基本笼罩了全球的艺术电影、商业大片和不靠谱的情色电影，而且在时效性上来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D版制作商，他们从来就很努力。
要说起D版DVD能够影响几代人精神生活的背后原因，只能说这是必然选择，否则精神文化如何在世界范围交流呢，人民群众如何得知地球村的村头老王家的状况呢。当然，要说它是个精神盛宴也谈不上，这些都是人类创造价值的一种，我们只不过分享了这些财富和价值而已。这在哪个时代都一样，就跟唐朝的老少爷们要读一读李白杜甫的诗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分级制度和版权制度无法跟随国际文化制品的脚步，才产生这种不得已的形式。(文_朱白)
隐秘档案十一：“大锅盖”
家里有了点闲钱，又不爱打麻将、跳交谊舞，那就私自找有门路的商贩买下“大锅盖”(电视信号接收器)装在自家楼顶或者阳台上，邻居们也没人多嘴揭发。有了这个“大锅盖”，就可以收到来自香港、国外的电视节目。香港小姐选美、劲歌颁奖、最新的剧集……全是下“锅”的好菜，叫上邻居或亲友一起看，就跟看春晚一样，太带劲了。
隐秘档案十二：租书租碟
很多80后都有这样的记忆，把早饭钱省下来，到学校边的租书摊上租书看，女孩儿租琼瑶、岑凯伦、亦舒，男孩子就选金庸、古老、梁羽生。日本漫画则是男女通吃。至于租碟就更加丰富了，躲着父母在家偷看的“黄片儿”大多都是租来的。无论是出租书或者碟都是被允许的商业行为，但父母和老师却是严厉禁止的，怕耽误学习，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额度不大的娱乐消费。
成方圆(著名歌手)： 扒带子是那时的特定做法
当时生活条件很有限，流行音乐唱片街上根本没得卖。所以大部分是托朋友从国外带的。如果能拿到一盒磁带，简直就疯了，像海绵似的，拼命地去吸收，简直就是如饥似渴。带子都是转来转去，大家轮番听。所谓扒带子，就是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唱。细节到弦怎么走，低音怎么走，鼓点怎么走，完全原封不动的扒过来，没有任何地再创造。好多人回忆起那个年代，都觉得非常的幼稚，扒带子啊，转录资料啊，都是那个年代特定的一种做法，因为没有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现在就不一样了。
邱大立(知名乐评人)：还收藏着一屋子打口带
因为一直写乐评，对我来说，卖打口带、打口盘是一种最方便地找到自己资料的方式。1996年，我开始在广东外语学院一带摆地摊，最开始还卖的是打口磁带。到2002年夏天，跟朋友合开了一家小音像店。那时我们到汕头一个靠海的小镇去接货，坐长途野鸡车，早上去，晚上回。其实一起从事这一行的小贩大多不识字，更不认识国外的音乐人，我一直不断地看杂志、了解不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算是个优势吧。当你在汗牛充栋的“洋垃圾”中发现了一张仰慕已久的独立音乐人的唱片，那种狂喜你无法用语言形容。现在我还有满满一屋子的打口盘，这是我以后写乐评的重要资料，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就算以后它们都发霉了，我也不会把它们丢掉。
二十一世纪
隐秘档案十三：网络下载 BT精神永不倒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网络BT，在民间低调地如火如荼。更强大的文化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娱方式。
我就是喜欢这种娱乐速递、分享无门槛：每晚等新出炉的连续剧种子，新鲜热辣地看完，带着小小兴奋动手敲篇剧评贴BBS，再倒头闷睡，第二天一早看汹涌的回帖。若是喜欢的明星上了香港的访谈或台湾的综艺节目，一天要刷新无数次BT网页看种。心痒某部外国电影，多半国内无望上映，好吧，继续等BT。
BT彻底改变了一代少年的追星模式。以往看戏总是跟着电影院、电视台走，给啥吃啥，小老百姓作不得主。网络则实现了多元化与个性化，并且打通了空间与时间的阻隔。许多国人跨洋越海地喜欢吉姆帕森斯或松本润，虽然他们的片子一部都没能在国内播放；姜大卫红在三四十年前，可我却碰到一个90后学生粉他。这些都仰赖网络。而BT的免费下载，更充分体现了网络分享理念。第一个撒下革命种子的人最具抛头颅洒热血站出来朝我开炮的奉献精神，接着还得靠集体力量薪火相传。BT规则乃是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最符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些给上传限速的都是小人。
据说关闭BT是因为其违法。BT存在了那么久现在被消灭，证明“存在即合理”这话本身很BT(变态)。BT暂时“死”了，但中国娱乐的“大江大海”会记取这朵浪花。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介质也最终将盖过这朵前浪，这已经在发生。唯一不变的是，民间永远有那个时代非官方的流行，真正影响启蒙新一代。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几句复旦大学严锋老师的话：
“凡是网络时代的门外汉，往往是边缘化的人，最担心自己的东西有没有被盗版”；“其实说到底，还是很多人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化逻辑”；“我们不要预支对未来的恐惧。”(文_指间沙)
名人讨论：封BT无聊还是有聊？
崔健(摇滚教父)：网民应该有付费意识
我觉得是好事。社会应该对音乐家的权利进行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下载是错误，我也下载过，下载一些买不到的CD。网民要是有付费意识，当然是更好的，不过这是另一种概念了。我说的是从市场方面来说应该尽快去规范它，应该科学地去管理。群体的利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行业会不会受到鼓励，是国家管理的问题。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人来掌握利益的控制，是有才华的人，还是用才华来卖钱的人。国家现在鼓励的是自由经济，没有人鼓励自由创造。商业带动的是主动，自由创造、自由思考和自由艺术，其他一切都是被动的。这是我的抱怨，抱怨了很长时间了。
曹保平(知名导演)：没有了BT也会有别的渠道
这是将来版权规范化必须要走的一步。我觉得这次BT被封掉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渠道，一样可以给予教育、观赏的机会。只是不知道以后形势会怎样发展，比如说有的网站它有可能以后会有规范化的方法，它一样是可以存在的。中国本身一直是版权法没有完善起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养成这个习惯，很容易在网上下载。像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只要是规范化的，这也是一种渠道，但更多时候人们还是要到电影院去看。我觉得如果仅仅是因为版权法的问题，这个事可能也不是一个坏事。
杨树鹏(新锐导演)：心照不宣，不多评论
BT被禁都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有个特牛X的词叫“心照不宣”，所以也不多评论了，就像你们记者问我当时看盗版碟吗，我说如果你要登报纸的话，我只能讲“下一个问题”。
洪晃(名门痞女)：封BT很无聊
我少年的时候中国流行就是手抄本咯。但要说这种隐秘的传播“非法”，这也不确切。这就是一些民间合法的传递，和现在网络上的SNS没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国家没有非法的信息，因为我们没有新闻管理方面的法律，我们只有一系列规定。我想，我们民间有这么多诡秘或者是隐秘的方式传达信息，这大概就是原因。一直到BT被封这件事，我觉得很无聊。中国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应该走向一个法律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