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九年救孤路：孤儿考上北大 不给儿子钱(图)
王泽林说，孩子们只要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
“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
9月17日傍晚，丝雨霏霏。
王泽林站在他的“泽林孤儿院”门口，看着嬉戏玩耍的几个小男孩，满脸笑意，眼神中充满了慈祥。
其实，最近一个多月，王泽林都被幸福包围着，笑容每天都挂在他脸上。
2009年，在王泽林收养的孤儿中，又有10人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其中，张斌考取了北京大学，李根强考取了武汉大学，谭鹏飞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张哲考取了西南大学，王培培考取了郑州大学。
在此之前，2003年，贺鹏举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4年，郭义飞以69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石奇珍考上了厦门大学，李志强考上了南开大学；2005年，李盼盼考上了厦门大学，李俊霞考上了东南大学，张怀相考上了武汉大学。
至此，王泽林收养的48名孤儿中，已经有27人考上大学，孤儿所住的房间里，墙上贴满了奖状。
“每一年都有人考上大学，并且一年比一年多，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这也是孩子们对我最好的回报。”王泽林说。
除了孩子们考上大学，还有一件“大事”让王泽林兴奋不已。
9 月1日上午，王泽林和那10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受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邀请。在河南省委常委会议室内，徐光春亲切接见了他们，强调要学习王泽林同志，大力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济困工作，并希望受到资助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成才、更加努力奉献，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报答各界人士的关爱。
“徐书记的接见，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使我深受鼓舞，我一定会把孩子们照顾好。”说这话时，王泽林眼神坚定。
“孩子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心疼，我要是不管他们，可能真的没人管了”
王泽林今年62岁，在孤儿院里，大部分孩子称他为“爷爷”，也有称他为“伯伯”的。
他的孤儿院创办于2000年，位于虞城县至亳州公路小侯乡境内的公路东侧。
“办孤儿院，还得从2000年说起。”王泽林深吸了一口烟，告诉记者，2000年6月，他从当地媒体得知，商丘市睢阳区的李艳华、李兵权姐弟俩由于家庭出现变故，失去了父母，面临着辍学。当时，李艳华11岁，她弟弟李兵权才7岁，经和两个孩子的爷爷协商后，王泽林领他们姐弟俩到家中抚养，并送他们上学。
王泽林收养孤儿的事传出去后，一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不断在亲属的带领下上门，孩子渐渐多了起来。
直到2001年春天，看到家里“实在住不下了”，王泽林决心办一个孤儿院。两个月后，一个5间房的孤儿院建了起来。
接收孤儿之初的那几年，国家对农村学生还没有实行“两免一补”。在收了10个孩子的时候，学杂费、生活费开始让王泽林感觉到了压力。
他几次在夜里下决心：再来孩子，绝不能收了。可当一些孤儿找到孤儿院，哭着，甚至跪着向他诉说不幸时，他的心又软了……
“孩子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心疼，我要是不管他们，可能真的就没人管了。”几年来，王泽林一直都是这样说服自己。
就这样，王泽林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至今已有48人。其中大多数来自虞城县的各个乡镇，也有虞城以外、商丘以外的。
除了这些孤儿，王泽林还收留了7位孤寡老人。
“上不了大学，我也不怪他们，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
王泽林有时也会感觉到累，累时，他习惯点一支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出来。
虞城当地人对王泽林的称呼是“王善人”，从孤儿院到老家大王庄，10多里路程，一路上遇见的人常常掏出一支烟递给他，这在农村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惯用方式。
王泽林告诉记者，有一年夏天，他带着一个孤儿到郑州参加会议。由于不熟悉郑州地形，散会后两人拖着行李“奢侈”地打出租车到火车站。下车时，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要王泽林的钱，司机指了指孤儿衣服上印的“泽林孤儿院”几个字说：“你是好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说话间，王泽林的眼眶有点湿润，他扭过头用衣袖擦了擦。
对于别人和社会给他的一切，他很感激，他认为，这些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肯定。
2003 年，孤儿院里第一次有孩子考上大学，他激动地跳起来。王泽林把考上大学的孩子的照片制作成展板，激励其他还在上学的孤儿。“如果实在上不了大学，我也不怪他们，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他说自己对孩子们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能做一个好人就行。
“我不能给儿子钱，我的儿子再没钱，也比孤儿强”
“那么多孩子，每天要伺候他们吃喝，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钱也花得很快，跟流水似的。当初我不太乐意，办孤儿院，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王泽林的妻子袁献芝说。
袁献芝告诉记者，有段时间经济困难，一到开学，王泽林就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一个劲儿地吸烟，很少说话。
为了省钱，他去4公里外的县城办事，从不乘车，而是骑自行车；他也从来不在县城吃饭，再晚也要回家吃。王泽林说，一天就算省两毛钱，时间长了也能省下一大笔钱。
看到王泽林如此省吃俭用地办孤儿院，袁献芝一开始不明白丈夫到底为了啥。后来看到孩子在眼前一天天长大，有的还考上了大学，看到王泽林的劲头一天比一天大，袁献芝逐渐接受了他的举动，“现在，我心里也想开了。”
王泽林一共有4个孩子，其中，唯一的儿子从来就不搭理办慈善事业的父亲。前几年，从一家工厂里下岗的儿子想问父亲要点钱，但被父亲拒绝了。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我不能给他钱，如果把钱给他了，这些没有爹妈的孤儿咋办？我的儿子再没有钱，也比孤儿强。”王泽林说，儿子不理解他，但他理解儿子，“我的一个孙女有小儿麻痹症，我的外孙有两个得这病的，他们都需要钱，但是没有钱也比没有亲人强。”
从2002年开始，王泽林就陆续在孤儿院四周种树，几年下来，600多棵白杨大多都已成材。这些树是王泽林的希望，他指望用这些树还债。“我欠3个女儿太多，我希望死后把这些树留下来，用卖树的钱来补偿她们。”王泽林说。
为了节省开支，自从孤儿院开办以来，王泽林没有雇请过人，9年来，一直是由妻子和两个女儿跟随他打理孤儿院。从做饭到照顾小孩，两个女儿没有丝毫怨言，最小的女儿在郑州工作，每月还给他寄回1000元钱。
“她们都理解我，不过，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对不住她们。”王泽林感慨地说。
“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王泽林靠承包土地、种植速生杨、培育棉花种、开办工厂挣钱，用这些劳动收入办孤儿院。有时候，孤儿院也会得到一些社会援助。
2003年和2004年是孤儿院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孤儿院有4个孩子在上小学，15个读初中、高中，再加上几名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下来需要十几万才能维持。
“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多，我不敢保证孩子们吃好，但必须让他们吃饱。”王泽林对钱控制得很严，“学费、理发、洗澡、生病、吃油、买盐、文具都需要钱，能省一个是一个。”
“当时，我每天都在咬牙坚持，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孩子们。”王泽林说，不管再怎么困难，他从来不会主动向政府求助，“徐书记接见我时，问我有没有困难，我说没有，这个孤儿院是我自愿干的，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别人愿意帮助，我非常感谢，但不能主动向别人要。” 王泽林的语气非常坚定。
与几年前相比，如今，孤儿院的经济困境正在逐步好转。
“两免一补”后，孩子们的书费、学杂费全免了，初中住校的孩子还能领到一天1元钱的生活补助，让王泽林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今年年初，王泽林又开办了毛毡厂和小磨香油厂，目前，运转良好。
“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王泽林说，几年前，他骑的是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现在骑的是电动车，原来吸的是每包0.8元的黄河牌香烟，现在吸的是2.3元的红旗渠。
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9年来，一直戴着“体制非法”帽子的孤儿院也即将得到“转正”。目前，虞城县民政部门正在给孤儿院办理相关手续，孤儿院也将更名为“刘店乡泽林福利院”。“我估计手续很快就会办下来。”王泽林说。
“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王泽林说，按照他的设想，再过几年，会把孤儿院完全交给两个女儿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