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游客海外不文明行为震动高层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马捷婷／“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今年3月，佟女士到欧洲出差，回国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哪儿都有中国人”。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增长了196%，达3100万人次。
去年8月11日，《参考消息》以“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为标题，转载“台北中央社”的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9月中旬热闹开园，第二天登上媒体的不只是欢欣的画面，还有大陆游客插队、蹲踞路边，小孩随处便溺等负面消息”，“连这次来台的‘大陆赴台旅游考察团’官员，也出现在饭店禁烟区抽烟的情况，能出境的多数是13亿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这条不足600字的报道，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在人民网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即批示，提高我国公民文明习惯，除社会上的宣传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研究切入点，其中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批示逐渐具体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今年8月8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联合批示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宣告开始。该行动为期3年，破题动作是公开征集并公布“中国公民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在批评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同时，国外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敢于“揭丑”的举动表示赞赏。有评论者指出，自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所不同的是，前两次是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是因国际交往而起。中国政府把这次行动与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对于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面也吵得不得了。”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看来，“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是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写道。
李立宇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她到学校附近的中餐馆吃饭。两个30岁上下的华裔店伙计因为一句话失和动起手来。“买东西的外国人排成长队，没有人劝架，没有人报警，已经习以为常。我看得难受，赶紧低头走了，再也不想去那家中餐馆吃饭。”
王原曾留学英国，他的印象是中国人到哪儿相机都喀嚓个不停，不管在厕所门口、地铁入口，还是根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中国人真憨直(The Chinese are simple)”，或者，“中国人的行为不可思议(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hinese behavior)”。“憨直”和“不可思议”还不是最糟糕的印象。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在非洲国家看到专以中国人为顾客的象牙制品店，国际上禁止买卖象牙制品，但这些商店可以为中国客人开假发票，说所购商品为仿制品。“中国人出境游，很多是由当地的华人旅行社接待的。他们经常投其所好，给有需要的客人虚开发票，还有专门的‘考察报告’出售。”葛剑雄说。(注:本文原标题为中国游人,你丑陋吗)
“我们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旅游是个切入口。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从这些人往下抓，一级一级带动。”中央文明办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初衷。这位负责人在会议的间隙接受本报采访，他所在的中央文明办正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设部、铁路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等8部委，讨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的具体内容。按照原计划，指南和公约要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出台。
“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这是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最有利的时机。”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说。出台之后的公约和指南将被纳入公务员政务礼仪培训和商务培训。按照设想，有关部门将对出境游人士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签订《文明旅行承诺书》，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设计举报机制，“商务团举报到商务部；自费游客举报到旅行社”。
对于“打算修订护照法，对行为不文明、破坏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游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发给护照”的说法，中央文明办的这位负责人予以否认，称“尚未听说这样的提议”。
“少一些文明公约，多一些具体指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有关部门应对不文明行为分级，“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随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场所脱鞋袜，挖鼻子等都属此列。次之，是不排队、加塞、恶语相向、上厕所不冲水等没有教养的行为。再次之，是对国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质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庙里行为不慎，吃饭时猜拳行令。
对于“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应以明确的规则禁止，而基于对“国外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行为，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应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与20条旅游不文明行为一起征集来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20条建议中，也包括一些对旅行社行为的限定，“组团出游之前，说明目的地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民族禁忌及行为方式”。
有些导游在旅行途中会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垃圾等“旅游注意事项”，“但老说客人会反感，认为旅行社歧视他们”，即便客人出现不文明行为，甚至打架，导游也只能劝，“客人可以向旅游局投诉我们，我们不能投诉客人。”在华夏国旅做过5年导游的李小姐说。另外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台湾女孩任怀乡和丁则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把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跟“大陆将向何处去”联系起来。“城铁站年轻人都插队，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学生样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规。”宿舍楼前3个连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远的都是空的，靠近门的一定满得流出来。
网络论坛上，一方说话不礼貌，另一方就会用更不礼貌的话骂回去。所谓辩论，常常是抓住对方的一个漏洞，不停地进行人身攻击。人心冷漠。丁则曾见一个大一女生骑自行车摔倒，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园里来往的学子，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表示关切。丁则骑自行车把她带回宿舍，她问丁则是哪里人，丁则答后，那女孩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学校的办事机构像衙门。教辅人员对本科生指着鼻子呼来喝去。“今天这个学校怎么对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明天就会怎么对这个社会。”任怀乡说。并不是只有外来的眼睛才对不文明的行为有锐利的感受。于爽的家在北京四环以外的新建小区，小区紧临一条宽阔的马路。驶出拥挤的内城，机动车在这条没有交警和摄像头管制的马路上撒开了欢，一辆辆疾驰而过，掀起一片尘土，毫无礼让行人的意识。
媒体工作者郭先生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一个掌故：考虑到长安街中间安置铁栏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机就直接横穿中线在天安门广场停车，两个月后只能恢复安装铁栏杆，管理者无奈地说中国人只适合“圈养”。
服务行业的面貌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的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女车掌和女店员是例外。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但台湾女孩丁则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则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
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今年3月，佟女士到欧洲出差，回国之后，最大的感慨是“哪儿都有中国人”。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增长了196%，达3100万人次。
去年8月11日，《参考消息》以“台湾人担心大陆游客不拘小节”为标题，转载“台北中央社”的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9月中旬热闹开园，第二天登上媒体的不只是欢欣的画面，还有大陆游客插队、蹲踞路边，小孩随处便溺等负面消息”，“连这次来台的‘大陆赴台旅游考察团’官员，也出现在饭店禁烟区抽烟的情况，能出境的多数是13亿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钱并不代表素质。”
这条不足600字的报道，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在人民网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即批示，提高我国公民文明习惯，除社会上的宣传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研究切入点，其中旅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批示逐渐具体为“文明办要集中一段时间，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加强对组团旅游、出国出境旅游人员的礼仪规范培训”。今年8月8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部长联合批示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宣告开始。该行动为期3年，破题动作是公开征集并公布“中国公民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在批评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同时，国外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敢于“揭丑”的举动表示赞赏。有评论者指出，自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所不同的是，前两次是社会内部的运动，而这一次是因国际交往而起。中国政府把这次行动与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地位相提并论。
对于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面也吵得不得了。”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此外还有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孕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吃饭时大声咀嚼。
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看来，“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的原因是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当众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对身体的动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共场所，动辄毫无节制地将怒气和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侮辱别人的冲动。”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写道。
李立宇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她到学校附近的中餐馆吃饭。两个30岁上下的华裔店伙计因为一句话失和动起手来。“买东西的外国人排成长队，没有人劝架，没有人报警，已经习以为常。我看得难受，赶紧低头走了，再也不想去那家中餐馆吃饭。”
王原曾留学英国，他的印象是中国人到哪儿相机都喀嚓个不停，不管在厕所门口、地铁入口，还是根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中国人真憨直(The Chinese are simple)”，或者，“中国人的行为不可思议(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hinese behavior)”。“憨直”和“不可思议”还不是最糟糕的印象。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在非洲国家看到专以中国人为顾客的象牙制品店，国际上禁止买卖象牙制品，但这些商店可以为中国客人开假发票，说所购商品为仿制品。“中国人出境游，很多是由当地的华人旅行社接待的。他们经常投其所好，给有需要的客人虚开发票，还有专门的‘考察报告’出售。”葛剑雄说。(注:本文原标题为中国游人,你丑陋吗)
“我们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旅游是个切入口。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从这些人往下抓，一级一级带动。”中央文明办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初衷。这位负责人在会议的间隙接受本报采访，他所在的中央文明办正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设部、铁路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等8部委，讨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的具体内容。按照原计划，指南和公约要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出台。
“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这是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最有利的时机。”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说。出台之后的公约和指南将被纳入公务员政务礼仪培训和商务培训。按照设想，有关部门将对出境游人士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签订《文明旅行承诺书》，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设计举报机制，“商务团举报到商务部；自费游客举报到旅行社”。
对于“打算修订护照法，对行为不文明、破坏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游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发给护照”的说法，中央文明办的这位负责人予以否认，称“尚未听说这样的提议”。
“少一些文明公约，多一些具体指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有关部门应对不文明行为分级，“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随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场所脱鞋袜，挖鼻子等都属此列。次之，是不排队、加塞、恶语相向、上厕所不冲水等没有教养的行为。再次之，是对国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质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庙里行为不慎，吃饭时猜拳行令。
对于“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应以明确的规则禁止，而基于对“国外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行为，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应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与20条旅游不文明行为一起征集来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20条建议中，也包括一些对旅行社行为的限定，“组团出游之前，说明目的地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民族禁忌及行为方式”。
有些导游在旅行途中会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垃圾等“旅游注意事项”，“但老说客人会反感，认为旅行社歧视他们”，即便客人出现不文明行为，甚至打架，导游也只能劝，“客人可以向旅游局投诉我们，我们不能投诉客人。”在华夏国旅做过5年导游的李小姐说。另外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台湾女孩任怀乡和丁则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把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跟“大陆将向何处去”联系起来。“城铁站年轻人都插队，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学生样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规。”宿舍楼前3个连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远的都是空的，靠近门的一定满得流出来。
网络论坛上，一方说话不礼貌，另一方就会用更不礼貌的话骂回去。所谓辩论，常常是抓住对方的一个漏洞，不停地进行人身攻击。人心冷漠。丁则曾见一个大一女生骑自行车摔倒，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园里来往的学子，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表示关切。丁则骑自行车把她带回宿舍，她问丁则是哪里人，丁则答后，那女孩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学校的办事机构像衙门。教辅人员对本科生指着鼻子呼来喝去。“今天这个学校怎么对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明天就会怎么对这个社会。”任怀乡说。并不是只有外来的眼睛才对不文明的行为有锐利的感受。于爽的家在北京四环以外的新建小区，小区紧临一条宽阔的马路。驶出拥挤的内城，机动车在这条没有交警和摄像头管制的马路上撒开了欢，一辆辆疾驰而过，掀起一片尘土，毫无礼让行人的意识。
媒体工作者郭先生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一个掌故：考虑到长安街中间安置铁栏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机就直接横穿中线在天安门广场停车，两个月后只能恢复安装铁栏杆，管理者无奈地说中国人只适合“圈养”。
服务行业的面貌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的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女车掌和女店员是例外。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但台湾女孩丁则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则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
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