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光环下的"颍州孩子" 艾滋孤儿生活实录(组图)
2月25日， 《颍州的孩子》获第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该片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艾滋病对感染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恐慌，并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记录。
阜阳毗邻河南。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法采血泛滥，颍州区，以及阜阳的阜南县、临泉县等地区的部分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成为贫困儿童。《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颍州区的高峻、任楠楠与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等几个因艾滋病而贫困的儿童，受歧视，甚至被亲人抛弃的心酸故事。后来，在当地政府和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以下简称“阜爱”)的宣传和资助下，歧视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任楠楠找回失去的亲情，高峻则继续着寄养生活。
奥斯卡的光环，会给这些孩子及他们的亲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又会否因此改变境遇？记者的采访，力图探询光环下更多的真实与现实，他们的困境与希冀。
因为，歧视尚未完全消除，贫穷依然存在。
贫穷·抛弃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
2005年初，高峻被自己的大伯和叔叔们抛弃了。
“并不是我不想要高峻，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抚养他。”2007年3月3日上午，在新组建的家里，高峻小叔叔高尚全(化名)说。
今年，高峻的大伯高建臣一家人，连春节也没有回家，夫妻俩带着2个未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高峻的三叔也常年在外打工，而且至今单身。只有小叔高尚全自 2005年底以来，一直在家务农。高尚全在外打工多年，终于在2005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安徽宿州人，他们于2006年5月结婚。今年元宵节那天，他们的女儿刚满3个月。结婚时，他们除了向亲戚借了一笔钱，还在商店里赊了一部分账，至今未还。
而他们的家里，只有一台洗衣机是最值钱的家当。厨房里除了一口锅，什么都没有。他们在岳父母家过年，直到大年初六才回来。
3月3日上午，高尚全在家带孩子，老婆去派出所给女儿办户口。不久，派出所来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在派出所晕倒了，高尚全想送她去医院，但是妻子为了省钱拒绝了，只是回家睡了一觉。中午，夫妻俩各吃了一袋方便面。“她是身体太虚弱了。”高尚全说。
和高家同村的一位姓王的村民说，高家历来都很穷。
高尚全的爷爷奶奶很早离婚，奶奶要饭落户到颍州区王店镇王店村，后卧床四十多年，师范大学毕业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一直留在农村，侍候母亲。高尚全的母亲有精神病。高尚全从记事时起，家里从来都是一天吃2顿饭，连床和被子都没有。高的妻子刚来时，他从邻居家借了一张床。
因为贫穷，高尚全的父母和二哥二嫂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卖过血，2004年这一年，高的二哥二嫂和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奶奶也因高龄，于这一年离世。一年内，高家失去5个亲人。当时，高尚全还没有认识现在的妻子，大哥有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刚出生不久。
二哥二嫂留下3岁的高峻，同样患有艾滋病。
高尚全的母亲尚未离世时，高峻和奶奶一起生活。高建臣说，只能与高峻和奶奶分开住，“否则正常的生活没法过。我也有家庭，没办法”。
《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那时高峻的孤独情形，当健康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高峻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偶尔追打家里的猪和鸡。同村的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去高峻家玩过，因为“他有病”。那时的高峻，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疙瘩，他总是低头斜着眼睛看人。就连大伯家的孩子也不和他一起玩耍。
高建臣说:“俺家的孩子和他玩了，别人的孩子就不与俺家的孩子玩。”
当年8月份，高尚全和大哥一起将高峻送到孤儿院，但因为艾滋病，孤儿院又将高峻送回来，并建议他们找“阜爱”的会长张颖，2004年8月以来，该协会每月给高峻资助400元生活费。当年年底，高峻奶奶去世了，他和两个叔叔共同生活了仅十几天。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高尚全说。
2005年2月26日，张颖带着高尚全和高建臣，将高峻送给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抚养，丁开锋所在的王店镇顾庄村艾滋病患者较多。
协会每月资助高峻的400元钱，也交给丁开锋，高建臣还签了一份协议称，“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找他(指丁开锋)什么麻烦”。
叔伯们离开的时候，4岁的高峻没有哭。
图：《颍州的孩子》剧照。孤独的高峻总是一个人玩。
图：《颍州的孩子》剧照。高峻被送给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抚养。?
现在的高峻(下)比以前活泼了很多。
图：丁开锋的新家。
图：高尚全家的厨房。
图：张颖(右)和楠楠的身后是温家宝总理去年接见艾滋孤儿时的题字。
歧视
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当初，与高峻一样，《颍州的孩子》中的另外几个艾滋病贫困儿童:任楠楠，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都受到了来自身边的歧视。
家住王店镇顾庄村大任庄的任楠楠，是“阜爱”资助的第一个艾滋病孤儿。该协会会长张颖回忆说，2003年的一天，她受阜阳一名副市长之托，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了解阜阳孤儿的情况，他们去了福利院及孤儿家中，看到了患有艾滋病的孤儿任楠楠。那时的楠楠，头发乱蓬蓬的，结到一块儿，满脸是疮。
接下来的星期六，这名副市长和张颖带着各自的同学、朋友，共20多人，又去福利院及孤儿家中探望，同行的人都为所见感到吃惊。在回城的路上，这位副市长建议，由张颖牵头，成立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
任楠楠的父母相继于2002年和2003年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任楠楠三姐妹，大姐那时已经结婚，婆家人允许她买东西来看楠楠，但不让她呆太长时间。16岁的二姐和任楠楠相依为命。
楠楠以前在唐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于2006年并入王寨小学，楠楠也转入王寨小学读6年级。唐庄小学校长任友斌和楠楠是同村。
任友斌回忆说，三年级前，楠楠并未发病，发病后，楠楠的精神很不好，内向，不说话，即使别人和她说话，她也不搭腔，浑身无力。她的家离学校1公里，她要休息几次，才能走到学校。村里人都认为她活不久了。叔叔、婶婶不敢接近她和她的父母，老师、同学也都不敢接近她。老师将其安排在教室最前面，一个人坐。
张颖在发现任楠楠后，开始对她进行每月400元的资助，并带她看病。2004年5月，楠楠在医院医治，二姐负责照料。但二姐的朋友劝她远离楠楠，于是，二姐无声无息地出走了，直到当年春节才回家，并结婚。但她一直对自己的丈夫隐瞒了楠楠患有艾滋病的事实。
之后，楠楠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黄金红、黄新梅的父母也因艾滋病去世，尽管他们三姐弟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仍然遭到了歧视。
在纪录片里，黄新梅哭着说，小学三年级时，同桌的同学要求与她分开坐，后来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同学们不敢接近她们，不敢和她们说话。黄金红说，邻居的孩子也看不起她们，说父母的病传染给了她们，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黄金红的二伯黄瑞听回忆说，他的弟媳妇去世时，是他帮她穿寿衣的，别人都怕，弟媳妇下葬的时候，村里人不允许其在附近埋葬，怕病毒传染到井水里，黄家只好在距离庄子很远的地方埋葬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比高峻、楠楠幸运的是，黄家三姐弟的大伯和大娘收留了他们。张颖曾在2005年和2006年的大年三十，在大伯家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但是，纪录片中的那些生动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大伯和大娘都在2006年因艾滋病去世。
黄家三姐弟只得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回到自家居住。
黄金红在“阜爱”的资助下就读一所中专，平常住校。黄新梅和黄新雷都在读初一，协会每月资助他们每人100元生活费。当地政府从2005年开始，为他们每人每月发放80元的救助金。
黄家破烂的墙壁上贴了很多黄新梅和黄新雷的三好学生的奖状。3月3日，黄家三姐弟的堂兄说，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明显下降，因为最近一两年，“阜爱”会长张颖多次带黄家姐弟与楠楠、高峻等赴北京香港等地参加各种活动。
改变·钱的争议
张颖称，丁家之所以不想继续抚养高峻，是因为“他们在协会的资助下，变富裕了”；丁开锋夫妇则认为使他家“致富”的不是“阜爱”
2003年12月份，阜阳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成立的时候，张颖同时经营服装、饭店、咖啡厅等生意。她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介绍和亲朋邻居之间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找上门来。
2004年底，协会救助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有100多人，2005年底为300多人，截至记者发稿时，协会救助的艾滋病贫困儿童为435人，每人每月获得的救助金额多为100元，只有自身也有艾滋病的儿童为400元。
2005年以后，张将自己的生意相继转让或出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协会中来。
“协会不是简单发放救助金就完了，还要到社区、农村宣传艾滋病知识，还要带孩子们看病，组织夏令营，开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等等。这些家庭一有什么事情就找协会。”张颖说。
2006年以前，协会的资金多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资助，从去年开始，协会才开始向国际国内的慈善机构申请资金，协会的资金开始逐渐增多，2004年40万元，2005年80万元，2006年100万元。
“我看到张会长带着楠楠到北京看病，还和楠楠一起包饺子，还多次到村里宣传，和艾滋病人一般性接触不传染，所以我们也渐渐不害怕了。”楠楠的婶婶孙素珍说。2005年，楠楠和叔叔婶婶住到了一起。
楠楠现在的班主任张丽说，张颖经常带任楠楠去外地，带玩具回来，同学都喜欢跟她玩，在学校，楠楠并未受到歧视。
16岁的楠楠仍然性格内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靠在门上，面带微笑，什么也不说。
高峻在进入丁开锋家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仅三个月后，《颍州的孩子》的导演杨紫烨再次来到丁开锋家时，看到的高峻活泼可爱，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戏耍，追逐。丁开锋教他吃油菜花，抱着他接放学回家的女儿。
但是2005年8月14日，高峻病得厉害，住院了，无人看护，张颖带着纪录片摄制组的人找到正在地里掰玉米的高尚全，请高帮助护理，当时，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不要协会的钱，高峻的病也不看了，死活都听天由命。
一气之下，高尚全将高峻抱到镇政府，要和镇领导“同吃同住”。最后，还是张颖带走了高峻。那时候，丁开锋已经不打算再收养高峻了，张颖原想将高峻送回高家。
高峻继续留在丁家，直到2006年1月1日，他被寄养到阜阳市开发区陈庄的张士银老人家中。
张颖称，丁开锋夫妇之所以不想继续抚养高峻，是因为“他们在协会的资助下，变富裕了，因此感觉抚养高峻很麻烦”。
丁开锋夫妇则称，因为艾滋病，高峻天天在床上拉屎拉尿，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已经不堪忍受了。
丁开锋家确实变得富裕了。2005年，他家还是砖瓦房，里面的电视机和桌椅都是“阜爱”赠送的。2006年，丁家建起了几间水泥平房和一座新楼，客厅里是崭新的沙发、音箱、冰箱和电动麻将桌等。
从2004年始，“阜爱”就给丁开锋的2个子女每月发放共计200元的资助。丁开锋夫妇并不否认“阜爱”对他们家的帮助，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使他家致富的是北京梦园盛世影视公司《星光灿烂》摄制组，而不是“阜爱”。
这个摄制组根据媒体报道，于2005年8月找到丁家，请丁开锋的女儿丁香玉参加演出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电影，投资方为广东日生集团。
经该摄制组提议，广东日生集团划拨专项资金10万元，用于艾滋病患者丁开锋和丁华社发展养殖业，此款打入“阜爱”的账户。丁开锋称，他第一次找张颖要钱时，张不给，并称这笔钱是给协会的，“否则为什么不汇给私人的账户呢”。喝了点酒的丁和张吵了起来，后来，丁开锋跑到北京，请导演写了一份证明，“阜爱”才给了2人各4万元。
对此，张颖的解释非常复杂。她说，广东日生集团本意是将这笔钱捐给协会的，后来，导演说服广东日生集团的老总，改变了这笔钱的性质。
丁开锋和张的纠纷早已平息，但这一事件连同另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使得张颖成立“阜爱”的动机遭到质疑:当年8月，张颖带着30多个孩子到北京参加“爱无疆界”夏令营，见到了姚明。丁开锋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回忆说，当时，姚明给每位孩子发了400元红包，但在回宾馆的路上，张颖就向他们要回去 200元，“她说你们吃住花了我很多钱”。
同年，阜阳市卫生局和民政局对“阜爱”的财务进行调查，但未发现问题。“如果有问题，‘阜爱’就不会走到今天了。”3月5日，张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丁开锋的女儿丁香玉在拍摄那部电影的过程中，被该摄制组导演发现很有唱歌天赋。于是，导演和丁开锋夫妇达成协议，他将丁香玉带到北京培养，并给了丁开锋夫妇10万元。
丁开锋夫妇说，他们将得到的14万元钱全部用来建房。
平静·困境
“一家人穷就穷嘛，慢慢过。俺不想你们来骚扰我们，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在张士银家里，记者见到的高峻活泼开朗。
3月2日，他和暂时寄养于张家的孩子“米华荣”玩得十分开心，他们一会儿抢玩具，一会儿打闹。张士银说，村里的孩子都和高峻一起玩耍。
尽管如此，高峻的亲人们的生活并未因此平静。常有记者来“了解情况”，有的是“阜爱”带来的，有的是自己找来的。高建臣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去外乡打工。
“我老婆，还有小孩外婆家，都不知道俺家一年死了5口人，还有一个艾滋病的侄子，否则家庭肯定会破裂。俺都害怕老婆去村里串门。”高尚全把记者带到院门外说，他的妻子正在房间睡觉。“俺也不想见高峻，怕再影响家庭，你们谁来都会影响我的家庭，你们的车子一开进来，村里的人就知道是到俺家的。”
高尚全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长大后知道这段辛酸的家庭历史，他也不想让艾滋病再影响到女儿，“一家人穷就穷嘛，慢慢过。俺不想你们来骚扰我们，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如果再有记者来骚扰，日子就没法过，俺情愿在外面讨饭也不愿意在家呆。”高尚全打算女儿大了后，也像大哥一样，一家3口都出去打工，“3个人在一起开心一点”。
高尚全的“害怕”，最终来自贫困和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甚至家庭的歧视。而在经济欠发达的阜阳地区，这样的家庭为数不少。
3月3日上午，阜阳市下着大雨，王店镇胡庙村陈庄的刘丽看到有人朝她家走来，立即起身，抱着2岁的孩子出门迎接。
刘丽，1973年出生。她的丈夫周尚付，1976年出生，已经于2006年1月因艾滋病去世。10年前，结婚不久的周尚付夫妇在临泉县卖过血，因此双双感染艾滋病。周早在1994年就已经发病，但在2005年以前，一直被当作别的病进行治疗，花去数万元。
他们的大女儿11岁。2005年，经查，女儿未感染艾滋病，当时，他们的儿子因为只有1岁，年龄太小，没有检查。而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公公和婆婆，因为害怕艾滋病，于2005年10月以后，就不再照顾孙子了，尽管孙子后来也未检查出艾滋病，但是他们仍然于2006年2月偷偷离开这个家庭，至今不知去向。
周尚付还有3个弟兄和1个妹妹，虽然都住在附近，但也因惧怕艾滋病，而互不往来。因为艾滋病，刘丽带着孩子整天呆在家，不去串门，怕别人瞧不起，也没人来串门，她想说话，只有到娘家去。娘家人担心她精神压力太大，春节前为她买了一台彩电。
周的父母离开后，留下来一座小小的产权不清的砖瓦房:一间堂屋，一个卧房，一间厨房。过去，周的父母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卧房里。周尚付和妻子在江苏打工回家后，住在堂屋。
周尚付在家排行老二，大哥结婚，独立门户，夫妻俩在阜阳市区打工，早出晚归，14岁的大孩子带着五六岁的小孩子上学，中午回家，自己做饭。三弟已结婚，但没有房子，他们将孩子托付给岳母，夫妻俩外出打工。四弟和五妹都没结婚，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同住。
“他们都很困难，如果将来我走了，就算他们愿意抚养我的孩子，也很困难。”刘丽说，“将孩子交给政府，或者给娘家抚养，都很放心，如果寄养在别人家里，怕对孩子不好。”
周尚付去世后，当地政府每月为这个家庭共发放150元的救助，一个季度领一次。因为没法种地，她除了政府的救助，只能靠娘家的接济。
昨晚，就在本文截稿时，记者辗转得到消息说，刘丽于3月4日向当地警方报案称，自己11岁的女儿被人拐走，但警方未予立案。
阜阳毗邻河南。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法采血泛滥，颍州区，以及阜阳的阜南县、临泉县等地区的部分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成为贫困儿童。《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颍州区的高峻、任楠楠与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等几个因艾滋病而贫困的儿童，受歧视，甚至被亲人抛弃的心酸故事。后来，在当地政府和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以下简称“阜爱”)的宣传和资助下，歧视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任楠楠找回失去的亲情，高峻则继续着寄养生活。
奥斯卡的光环，会给这些孩子及他们的亲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又会否因此改变境遇？记者的采访，力图探询光环下更多的真实与现实，他们的困境与希冀。
因为，歧视尚未完全消除，贫穷依然存在。
贫穷·抛弃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
2005年初，高峻被自己的大伯和叔叔们抛弃了。
“并不是我不想要高峻，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抚养他。”2007年3月3日上午，在新组建的家里，高峻小叔叔高尚全(化名)说。
今年，高峻的大伯高建臣一家人，连春节也没有回家，夫妻俩带着2个未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高峻的三叔也常年在外打工，而且至今单身。只有小叔高尚全自 2005年底以来，一直在家务农。高尚全在外打工多年，终于在2005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安徽宿州人，他们于2006年5月结婚。今年元宵节那天，他们的女儿刚满3个月。结婚时，他们除了向亲戚借了一笔钱，还在商店里赊了一部分账，至今未还。
而他们的家里，只有一台洗衣机是最值钱的家当。厨房里除了一口锅，什么都没有。他们在岳父母家过年，直到大年初六才回来。
3月3日上午，高尚全在家带孩子，老婆去派出所给女儿办户口。不久，派出所来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在派出所晕倒了，高尚全想送她去医院，但是妻子为了省钱拒绝了，只是回家睡了一觉。中午，夫妻俩各吃了一袋方便面。“她是身体太虚弱了。”高尚全说。
和高家同村的一位姓王的村民说，高家历来都很穷。
高尚全的爷爷奶奶很早离婚，奶奶要饭落户到颍州区王店镇王店村，后卧床四十多年，师范大学毕业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一直留在农村，侍候母亲。高尚全的母亲有精神病。高尚全从记事时起，家里从来都是一天吃2顿饭，连床和被子都没有。高的妻子刚来时，他从邻居家借了一张床。
因为贫穷，高尚全的父母和二哥二嫂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卖过血，2004年这一年，高的二哥二嫂和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奶奶也因高龄，于这一年离世。一年内，高家失去5个亲人。当时，高尚全还没有认识现在的妻子，大哥有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刚出生不久。
二哥二嫂留下3岁的高峻，同样患有艾滋病。
高尚全的母亲尚未离世时，高峻和奶奶一起生活。高建臣说，只能与高峻和奶奶分开住，“否则正常的生活没法过。我也有家庭，没办法”。
《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那时高峻的孤独情形，当健康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高峻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偶尔追打家里的猪和鸡。同村的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去高峻家玩过，因为“他有病”。那时的高峻，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疙瘩，他总是低头斜着眼睛看人。就连大伯家的孩子也不和他一起玩耍。
高建臣说:“俺家的孩子和他玩了，别人的孩子就不与俺家的孩子玩。”
当年8月份，高尚全和大哥一起将高峻送到孤儿院，但因为艾滋病，孤儿院又将高峻送回来，并建议他们找“阜爱”的会长张颖，2004年8月以来，该协会每月给高峻资助400元生活费。当年年底，高峻奶奶去世了，他和两个叔叔共同生活了仅十几天。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高尚全说。
2005年2月26日，张颖带着高尚全和高建臣，将高峻送给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抚养，丁开锋所在的王店镇顾庄村艾滋病患者较多。
协会每月资助高峻的400元钱，也交给丁开锋，高建臣还签了一份协议称，“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找他(指丁开锋)什么麻烦”。
叔伯们离开的时候，4岁的高峻没有哭。
歧视
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当初，与高峻一样，《颍州的孩子》中的另外几个艾滋病贫困儿童:任楠楠，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都受到了来自身边的歧视。
家住王店镇顾庄村大任庄的任楠楠，是“阜爱”资助的第一个艾滋病孤儿。该协会会长张颖回忆说，2003年的一天，她受阜阳一名副市长之托，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了解阜阳孤儿的情况，他们去了福利院及孤儿家中，看到了患有艾滋病的孤儿任楠楠。那时的楠楠，头发乱蓬蓬的，结到一块儿，满脸是疮。
接下来的星期六，这名副市长和张颖带着各自的同学、朋友，共20多人，又去福利院及孤儿家中探望，同行的人都为所见感到吃惊。在回城的路上，这位副市长建议，由张颖牵头，成立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
任楠楠的父母相继于2002年和2003年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任楠楠三姐妹，大姐那时已经结婚，婆家人允许她买东西来看楠楠，但不让她呆太长时间。16岁的二姐和任楠楠相依为命。
楠楠以前在唐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于2006年并入王寨小学，楠楠也转入王寨小学读6年级。唐庄小学校长任友斌和楠楠是同村。
任友斌回忆说，三年级前，楠楠并未发病，发病后，楠楠的精神很不好，内向，不说话，即使别人和她说话，她也不搭腔，浑身无力。她的家离学校1公里，她要休息几次，才能走到学校。村里人都认为她活不久了。叔叔、婶婶不敢接近她和她的父母，老师、同学也都不敢接近她。老师将其安排在教室最前面，一个人坐。
张颖在发现任楠楠后，开始对她进行每月400元的资助，并带她看病。2004年5月，楠楠在医院医治，二姐负责照料。但二姐的朋友劝她远离楠楠，于是，二姐无声无息地出走了，直到当年春节才回家，并结婚。但她一直对自己的丈夫隐瞒了楠楠患有艾滋病的事实。
之后，楠楠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黄金红、黄新梅的父母也因艾滋病去世，尽管他们三姐弟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仍然遭到了歧视。
在纪录片里，黄新梅哭着说，小学三年级时，同桌的同学要求与她分开坐，后来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同学们不敢接近她们，不敢和她们说话。黄金红说，邻居的孩子也看不起她们，说父母的病传染给了她们，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黄金红的二伯黄瑞听回忆说，他的弟媳妇去世时，是他帮她穿寿衣的，别人都怕，弟媳妇下葬的时候，村里人不允许其在附近埋葬，怕病毒传染到井水里，黄家只好在距离庄子很远的地方埋葬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比高峻、楠楠幸运的是，黄家三姐弟的大伯和大娘收留了他们。张颖曾在2005年和2006年的大年三十，在大伯家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但是，纪录片中的那些生动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大伯和大娘都在2006年因艾滋病去世。
黄家三姐弟只得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回到自家居住。
黄金红在“阜爱”的资助下就读一所中专，平常住校。黄新梅和黄新雷都在读初一，协会每月资助他们每人100元生活费。当地政府从2005年开始，为他们每人每月发放80元的救助金。
黄家破烂的墙壁上贴了很多黄新梅和黄新雷的三好学生的奖状。3月3日，黄家三姐弟的堂兄说，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明显下降，因为最近一两年，“阜爱”会长张颖多次带黄家姐弟与楠楠、高峻等赴北京香港等地参加各种活动。
改变·钱的争议
张颖称，丁家之所以不想继续抚养高峻，是因为“他们在协会的资助下，变富裕了”；丁开锋夫妇则认为使他家“致富”的不是“阜爱”
2003年12月份，阜阳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成立的时候，张颖同时经营服装、饭店、咖啡厅等生意。她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介绍和亲朋邻居之间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找上门来。
2004年底，协会救助的艾滋病贫困儿童有100多人，2005年底为300多人，截至记者发稿时，协会救助的艾滋病贫困儿童为435人，每人每月获得的救助金额多为100元，只有自身也有艾滋病的儿童为400元。
2005年以后，张将自己的生意相继转让或出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协会中来。
“协会不是简单发放救助金就完了，还要到社区、农村宣传艾滋病知识，还要带孩子们看病，组织夏令营，开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等等。这些家庭一有什么事情就找协会。”张颖说。
2006年以前，协会的资金多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资助，从去年开始，协会才开始向国际国内的慈善机构申请资金，协会的资金开始逐渐增多，2004年40万元，2005年80万元，2006年100万元。
“我看到张会长带着楠楠到北京看病，还和楠楠一起包饺子，还多次到村里宣传，和艾滋病人一般性接触不传染，所以我们也渐渐不害怕了。”楠楠的婶婶孙素珍说。2005年，楠楠和叔叔婶婶住到了一起。
楠楠现在的班主任张丽说，张颖经常带任楠楠去外地，带玩具回来，同学都喜欢跟她玩，在学校，楠楠并未受到歧视。
16岁的楠楠仍然性格内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靠在门上，面带微笑，什么也不说。
高峻在进入丁开锋家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仅三个月后，《颍州的孩子》的导演杨紫烨再次来到丁开锋家时，看到的高峻活泼可爱，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戏耍，追逐。丁开锋教他吃油菜花，抱着他接放学回家的女儿。
但是2005年8月14日，高峻病得厉害，住院了，无人看护，张颖带着纪录片摄制组的人找到正在地里掰玉米的高尚全，请高帮助护理，当时，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不要协会的钱，高峻的病也不看了，死活都听天由命。
一气之下，高尚全将高峻抱到镇政府，要和镇领导“同吃同住”。最后，还是张颖带走了高峻。那时候，丁开锋已经不打算再收养高峻了，张颖原想将高峻送回高家。
高峻继续留在丁家，直到2006年1月1日，他被寄养到阜阳市开发区陈庄的张士银老人家中。
张颖称，丁开锋夫妇之所以不想继续抚养高峻，是因为“他们在协会的资助下，变富裕了，因此感觉抚养高峻很麻烦”。
丁开锋夫妇则称，因为艾滋病，高峻天天在床上拉屎拉尿，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已经不堪忍受了。
丁开锋家确实变得富裕了。2005年，他家还是砖瓦房，里面的电视机和桌椅都是“阜爱”赠送的。2006年，丁家建起了几间水泥平房和一座新楼，客厅里是崭新的沙发、音箱、冰箱和电动麻将桌等。
从2004年始，“阜爱”就给丁开锋的2个子女每月发放共计200元的资助。丁开锋夫妇并不否认“阜爱”对他们家的帮助，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使他家致富的是北京梦园盛世影视公司《星光灿烂》摄制组，而不是“阜爱”。
这个摄制组根据媒体报道，于2005年8月找到丁家，请丁开锋的女儿丁香玉参加演出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电影，投资方为广东日生集团。
经该摄制组提议，广东日生集团划拨专项资金10万元，用于艾滋病患者丁开锋和丁华社发展养殖业，此款打入“阜爱”的账户。丁开锋称，他第一次找张颖要钱时，张不给，并称这笔钱是给协会的，“否则为什么不汇给私人的账户呢”。喝了点酒的丁和张吵了起来，后来，丁开锋跑到北京，请导演写了一份证明，“阜爱”才给了2人各4万元。
对此，张颖的解释非常复杂。她说，广东日生集团本意是将这笔钱捐给协会的，后来，导演说服广东日生集团的老总，改变了这笔钱的性质。
丁开锋和张的纠纷早已平息，但这一事件连同另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使得张颖成立“阜爱”的动机遭到质疑:当年8月，张颖带着30多个孩子到北京参加“爱无疆界”夏令营，见到了姚明。丁开锋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回忆说，当时，姚明给每位孩子发了400元红包，但在回宾馆的路上，张颖就向他们要回去 200元，“她说你们吃住花了我很多钱”。
同年，阜阳市卫生局和民政局对“阜爱”的财务进行调查，但未发现问题。“如果有问题，‘阜爱’就不会走到今天了。”3月5日，张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丁开锋的女儿丁香玉在拍摄那部电影的过程中，被该摄制组导演发现很有唱歌天赋。于是，导演和丁开锋夫妇达成协议，他将丁香玉带到北京培养，并给了丁开锋夫妇10万元。
丁开锋夫妇说，他们将得到的14万元钱全部用来建房。
平静·困境
“一家人穷就穷嘛，慢慢过。俺不想你们来骚扰我们，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在张士银家里，记者见到的高峻活泼开朗。
3月2日，他和暂时寄养于张家的孩子“米华荣”玩得十分开心，他们一会儿抢玩具，一会儿打闹。张士银说，村里的孩子都和高峻一起玩耍。
尽管如此，高峻的亲人们的生活并未因此平静。常有记者来“了解情况”，有的是“阜爱”带来的，有的是自己找来的。高建臣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去外乡打工。
“我老婆，还有小孩外婆家，都不知道俺家一年死了5口人，还有一个艾滋病的侄子，否则家庭肯定会破裂。俺都害怕老婆去村里串门。”高尚全把记者带到院门外说，他的妻子正在房间睡觉。“俺也不想见高峻，怕再影响家庭，你们谁来都会影响我的家庭，你们的车子一开进来，村里的人就知道是到俺家的。”
高尚全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长大后知道这段辛酸的家庭历史，他也不想让艾滋病再影响到女儿，“一家人穷就穷嘛，慢慢过。俺不想你们来骚扰我们，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如果再有记者来骚扰，日子就没法过，俺情愿在外面讨饭也不愿意在家呆。”高尚全打算女儿大了后，也像大哥一样，一家3口都出去打工，“3个人在一起开心一点”。
高尚全的“害怕”，最终来自贫困和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甚至家庭的歧视。而在经济欠发达的阜阳地区，这样的家庭为数不少。
3月3日上午，阜阳市下着大雨，王店镇胡庙村陈庄的刘丽看到有人朝她家走来，立即起身，抱着2岁的孩子出门迎接。
刘丽，1973年出生。她的丈夫周尚付，1976年出生，已经于2006年1月因艾滋病去世。10年前，结婚不久的周尚付夫妇在临泉县卖过血，因此双双感染艾滋病。周早在1994年就已经发病，但在2005年以前，一直被当作别的病进行治疗，花去数万元。
他们的大女儿11岁。2005年，经查，女儿未感染艾滋病，当时，他们的儿子因为只有1岁，年龄太小，没有检查。而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公公和婆婆，因为害怕艾滋病，于2005年10月以后，就不再照顾孙子了，尽管孙子后来也未检查出艾滋病，但是他们仍然于2006年2月偷偷离开这个家庭，至今不知去向。
周尚付还有3个弟兄和1个妹妹，虽然都住在附近，但也因惧怕艾滋病，而互不往来。因为艾滋病，刘丽带着孩子整天呆在家，不去串门，怕别人瞧不起，也没人来串门，她想说话，只有到娘家去。娘家人担心她精神压力太大，春节前为她买了一台彩电。
周的父母离开后，留下来一座小小的产权不清的砖瓦房:一间堂屋，一个卧房，一间厨房。过去，周的父母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卧房里。周尚付和妻子在江苏打工回家后，住在堂屋。
周尚付在家排行老二，大哥结婚，独立门户，夫妻俩在阜阳市区打工，早出晚归，14岁的大孩子带着五六岁的小孩子上学，中午回家，自己做饭。三弟已结婚，但没有房子，他们将孩子托付给岳母，夫妻俩外出打工。四弟和五妹都没结婚，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同住。
“他们都很困难，如果将来我走了，就算他们愿意抚养我的孩子，也很困难。”刘丽说，“将孩子交给政府，或者给娘家抚养，都很放心，如果寄养在别人家里，怕对孩子不好。”
周尚付去世后，当地政府每月为这个家庭共发放150元的救助，一个季度领一次。因为没法种地，她除了政府的救助，只能靠娘家的接济。
昨晚，就在本文截稿时，记者辗转得到消息说，刘丽于3月4日向当地警方报案称，自己11岁的女儿被人拐走，但警方未予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