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过多培养成放羊 导师成“老板”学生不满
“一些导师带的博士生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导师带的博士生，全脱产的和在职的再加上一个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再加上他又是院长，忙得厉害，经常玩‘失踪’，我们要交流也只能在聚餐时交流，但三四个月才聚一次餐。
”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个博士说，他感觉导师离自己太远了，就像在放羊一般。
“1985年，我读博士时全校才招13人。现在，很多学校一个院的博士生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甚至还有些大学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说，现在一些院校博士生招生太多，有的导师带的博士生有十几二十个，“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刘海峰说，博士生带多了，培养环境就会出问题，尤其很难个别指导，对弟子们学业和生活的关心也很难顾得过来，特别是能够当上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往往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也比较多，在校时间少，以致博士生与导师之间数月见不上一面。
近年来，我国的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速度惊人。2005年一份数据表明，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3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200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数为25142人，但2004年招生总规模已达到5.3万多人，短短几年已翻了一番。近年“两会”期间，有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呼吁要警惕博士生招生盲目扩大规模的倾向。
“1986年我读博的时候，博士生跟导师都有如父子，某种程度就是师徒制，现在还有哪个学生把我当作父亲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说，那时候导师会在各方面帮助你，甚至还负责介绍对象。他认为一个导师带1个学生和带10个学生，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现在，博士点数量成了大学办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即使非研究型大学，“攻博”也成为了提高学校档次的核心目标，这严重曲解了博士生教育本身。
许纪霖说，以有多少博士点来衡量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会造成博士点的虚假繁荣，也使得博士生导师中有人滥竽充数。
记者了解到，随着博士生的扩招，博导的规模确实也在迅速扩大，北京某高校前几年才有不到50位博导，但现在博导的数量已增长至130多位。
导师成“老板”，博士生对培养环境不满
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校长认为，虽然扩招并不意味着博士生就多了，但他承认现在博士生进来的标准，比他在20世纪80年代读博士时要宽松得多，“那时候读博士的非常突出，现在没有那么突出了”。
他认为，对比那个年代，现在有些博导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应当受到批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老教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境界都是很高的”。
据记者了解，博士生除了对他们导师的学术水平感到不满外，更多的是对他们道德水准的失望”。北京某高校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就说，现在许多导师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名利欲太强，把权钱看得很重，不是严格要求创新，而是严格要求创利，把学生当成自己的“高能低薪”打工仔。“有些导师甚至对有意见的学生表示，‘不听我的，信不信我不让你毕业’，这样哪里还有师道尊严可言？”
上海某高校一位博士生说，从“老板”变成博士生对导师的称呼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他甚至看到这样一种怪现象，博士生中特别差的会延期，特别好的也会延期，倒是中不溜的能顺利毕业，“所以我打算让‘老板’发现我是庸人”。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一些高校的校园网络论坛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言论。
除了对导师不满意外，一些博士生对自己的学习氛围也感到不尽如人意。一位博士生表示，他觉得现在学术风气渐趋浮躁，很少有人愿意潜心做研究。一些博士生科研态度也不够严谨，科研工作不够扎实，创新意识不强，很多都追求一些“短、平、快”的论文和项目，有些为了出成果，甚至存在学术造假、抄袭等现象。
他认为，这与培养环境不无关系，“一些学校对博士生的考核指标急功近利，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博士生在国内外学科一级刊物发表几篇文章才能参加论文答辩，这样会迫使博士生想方设法走捷径”。
也有不少博士生抱怨学习和生活补贴严重偏低，一方面使博士生进行学术活动时经常捉襟见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时刻想着要为“稻粱谋”，难以安心做学问。
中科院一位博士生表示，正由于存在如此多问题，很多博士生都习惯满足于简单的跟踪和模仿，忽视基础研究，轻视长期积累，从而造成科研实践缺乏、实地考察和动手能力较差、科学理论和方法都缺乏良好训练等弊病。“博士生毕业时，本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顶尖高手，具有创新性和领导力，但现在绝大多数毕业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记者采访的多位高校教师也认同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存在欠缺。刘海峰说，在80年代，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好的，但现在的培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李曙光则表示，很多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毕业论文拿到现在来看都很有生命力，但现在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还博士生培养本来面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曾对博士生的培养问题展开过深入研究，他表示，这是个整体性问题，而非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博士生扩招了，导致博导也增多，但两者的含金量都降低了，加之一些培养机构培养条件不够，又很想把质量提上去，因此要求发论文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连锁反应，导致博士生无所适从。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在招生上，要严把招生质量关。他认为，人才培养就像建房子一样，是一层一层建起来的，一定要确保最优秀的生源能进入博士生行列。他很担忧近年来本科扩招影响到本科培养质量，最终将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水准。
其次是导师问题，他认为应当加强博导队伍的思想素质和学术水平建设，严把导师质量关。他表示，以前我国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任命的，现在放开了，就更应加强对导师的遴选和管理工作。
第三是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创造有利条件和宽松氛围，让博士生能自主地从事科研工作，“现在学风太浮躁了，很多博士生都没法安心读书。”
许纪霖认为，高等教育机构还应当珍惜博士帽的形象和声誉。他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很容易就通过权势和金钱获得博士帽，使博士头衔“贬值”，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腐败，“因为有权有钱，就降低学术标准，背后是权钱和学术的潜在交易”。
博士生自己也在反思自身的问题，有博士生来信说，有些人读博的心态值得怀疑，“他们只是冲着博士的头衔去读，根本就没有思考自己是否适合读博。不想搞研究你去读博士干什么？”
还有博士生表示，有些学生“身在校园心在社会”，读博时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冷板凳，而热衷于学习“拉关系”、参悟“潜规则”，眼睛总盯住哪个行业挣钱多，对博士生毕业后薪酬回报减少等问题倍感苦恼，认为“读博如赌博”，“有这样的心态，不可能成为高质量人才”。
许纪霖表示，很多人都对读博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博士生作为研究型人才，除了个别专业以外，大部分回报不高。“如果希望有好的回报，就不需要来读博士。”
他直言，博士生是“傻瓜”读的，因为只有“傻子”才有傻劲，才喜欢一样东西，并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所在，“如果读博希望书中有黄金屋和颜如玉，通常会失望的”。
编后
2006年12月15日，本版推出关注博士生生存状况的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并邀请读者对此进行讨论。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留言和电话，在此向广大热心读者表示感谢。
教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看似高端的博士生教育亦是如此。我们认为，讨论博士生教育问题的本质是讨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因为，作为“宝塔尖”上的博士生教育问题，与本科生教育和硕士生教育是互为因果的。当然，一次讨论距离找到解决方法还很遥远，但我们希望它能对有关部门的决策有所帮助。
博士生：不能把一切归咎于培养制度
本报记者 叶铁桥
“看完2006年12月15日‘特别报道’版的内容，心情格外的沉重。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积压在心头，怎么当下我们青年的生活状态这么难？”
这是一封读者来信中发出的感慨。去年12月15日，本报关注博士生生存境遇的文章《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刊发后，引起了广大青年尤其是部分博士生的强烈共鸣，纷纷在网上发表贴子，展开讨论。记者注意到，某门户网站的讨论发言高达1000多条，许多高校的校园论坛上，这篇文章也无一例外地成了热门话题。有些读者还直接给本报来函来电，要求参与讨论。
从他们的整体反映来看，博士生群体确实在学习、生活和就业上遇到不少困惑和迷茫。总结起来，博士生反映最多的，是招生人数太多，而好导师等培养要件太少；抵制不住诱惑的时间太多，能安心做学问的时间太少；找工作的人太多，好工作太少；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学习生活补助太少，等等。
除此之外，学风上的浮躁、心态上的急功近利、科研上的“短、平、快”、专业培养设置与社会脱节、学习外语与专业研究的冲突等，也是博士生群体反映较多的问题。
一位读者来信说，博士一直被认为是学历阶梯的最高层，他们代表着知识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在公众眼中，他们是知识精英，有着光明的前景，但从没想到原来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他认为，关注博士生的生存状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应当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
也有一些人认为，博士生反映的生存现状是无病呻吟。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读上博士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如果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满足，在普通大众看来不可理解。
但许多博士生却认为这篇报道“道出了他们这一群体的心声”。北京某研究所一位博士生来电表示，他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真实，让他深有同感。他说，他作为专业研究生联合会主席，在组织召开的学术论坛上，也整理出了大致相同的问题。“既然是普遍问题，就应当多呼吁一下，发出博士生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自己还默不作声，不仅耽误了自己，也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他认为，现在是要对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培养体系作出及时反思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博士帽贬值太快，整个社会对博士生的社会评价在降低，读博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许多在校的博士生，也为自己选择读博而后悔不已。“我们应当反思面临的问题，关注我们的成长环境，这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南方某高校一位材料学院的博士生也来信说，他也是如同“远潇”一般“苦闷”的博士。在读硕士的时候，导师采取“放羊式”管理，他一个人鼓捣“混着”毕了业，但感觉自己在所学的专业领域相对于本科时期几乎没有进步，不甘心又考了个好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想让自己在专业上有所长进。
结果事与愿违，据他反映，他导师目前的状况是，手头没有一个有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实验室的设备条件也实在太简陋，根本无法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学生在校外做试验的花费导师只负责报销一半，其余由自己掏腰包；每个月605元的补助，基本满足不了生活开销。“有时一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无奈和苦闷，哪还有心情做研究？”
江苏某高校一位工科博士生表示，他对导师很有意见，“当初报考时，‘老板’向我保证说研究课题和工程都很多，等到来以后才知道导师也搞欺骗，我的师兄都已经是博士第3年了，还没有一个课题”。他说，前段时间北京有个专业国际会议，他被邀请参加，可是要花些往返路费等，结果导师坚决不同意。“这种情况谁能不心寒？”
但一些博士生也不愿意看得太过消极。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孙国东说，虽然他不否认“远潇”等人反映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环境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情形下，博士生更应当问问自己：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当下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他认为，在当下培养制度下，要读博士，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有献身学术的心理准备；其二，必须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其三，必须有较少的物质欲望；其四，必须有较强的自制力；其五，必须具有较好的英语或其它外语水平。他认为，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应该读博士，“但以本人在学界几年的见闻，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博士生在整个博士生群体中却比较多。”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等多位高校博导，也对当前博士生群体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培养体制是问题的一方面，博士生自己也要调整，不能一切归咎于培养制度。
许纪霖说，他发现，现在博士生读书的风气不行，“大部分博士生不是来求知的，而是要来解决一些具体的功利目标的，读博士是为了能够到好的城市，评上好的职称，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
刘海峰也认为，博士生自己也需要反思一下。现在博士生用心少了，做毕业论文选题“撞车”的情况越来越多，研究重复来做，创新性不够，“博士生如果博而滥不行，一定要钻研得深，有创新才行，他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提高博士生水准离不开制度建设
我是怀着激动和感动的心情阅读贵报2006年12月15日的“特别报道”版的。
我的信发给你们不到一个星期，贵报就组织了非常深入全面的讨论，充分体现了贵报对青年人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和真切的关怀。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去戴博士帽，我想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也希望通过自己艰苦探索在毕业时成为自己“研究领域中世界第一的专家”，也愿意做“热爱工作、积极乐观的人”，生活上也已经做好了清贫的思想准备。但现实和环境如何呢？说实话，我们早已不幻想“戴上博士帽然后一步跨进挣钱多的地方”，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的学术研究环境。
中国博士生科研水平落后早已受到很多关注，一些院士、博士生导师和其他人士都提出了改革的呼吁和方案。我也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首先，应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读书本应过清苦的生活，对此每个博士生应当都没有异议，但如果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如何做研究？其实不必很多，能达到1000元大家就会满意的。
如果国家经费难以完全满足需要，解决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学校补充。很多学校都有校友捐赠基金，学校办各种班所得学费本身也是很大一笔收入，完全可以从中抽出部分来资助博士生。其二是导师资助。现在每位导师每年只允许招收两名全脱产博士，只要导师有经费，不会造成负担，何况好的博士生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投入。由导师负责博士生收入的差额部分，已经在不少学校试行或推行。
第二，应保障博士生正当权益。目前许多博士生完全受制于导师。应当保障博士生劳动所得和学术研究的正当权益。就劳动所得而言，为导师做赚钱的项目(圈内称之为横向项目，以区别于学术研究的纵向项目)，应当为博士生付相应的报酬。国家和学校应当规定：横向项目金额的20%~30%必须用于博士生培养。可由学校财务统一提取此部分资金，导师上报参与项目学生名单和分配方案，由学校财务注入学生账户；如果导师不上报，此部分资金由学校划入培养基金，统一分配给其他博士生，用于发放生活费和参加学术会议等。
就学术研究而言，应当保证读博其间至少参加一次高水平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以开阔视野、提升研究档次。
第三，建立博导聘任制度。很多国家并没有博导这个称谓，只要有学术能力、有人愿意跟从学习的教师，都可以带博士，所以国际交流时中国教授强调自己是博导时引来的多是诧异的目光。应当取消博导终身制，全面推行聘任制度。博导只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地位标志、职称甚至摇钱树。对于两年或3年内没有申请到任何省部级以上科研资助或者在国内外高质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导师，应当暂停其招收博士生资格，等达标后再聘任。这样既可以保证导师有学术研究、指导能力，也可以保证博士生学术成果的质量。浙江大学已出台相关规定，吉林大学也已取消过多名博导资格，效果良好。
第四，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国外的成熟体制是：除了MBA等针对性强的专业学位，硕士都是非正式学位。学生研究生入学后就按博士标准培养，如果学生中途不想继续研究可提出申请，校方考察其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再颁发硕士学位。这与我国当前的硕博连读制度相似。其优点是：保证博士硕士双重质量，留下来的都是有能力、有兴趣、愿意做学问的人，走出去的硕士也经过足够的学术训练。
而目前国内采取的是硕士博士分离的培养模式，主要的弊端包括：由于硕士迅速扩招，而教育资源滞后，为硕士开设的课程和讲授方式与本科并无根本区别，硕一也被称为“大五”。许多硕士生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年初就开始找工作，根本没受到任何正规学术训练。找工作时也因为与本科生无质的区别却要求更高待遇而受到冷遇，造成读了硕士找工作更难的困境。而如果其中部分硕士因找工作难而读博，他们很容易成为无功底、无兴趣、无恒心的“三无”博士生。另外，即使愿意做研究的人，因为硕士期间的学术训练不够，往往也要再用1年多时间积累和探索，加上发表论文数量质量的压力，常感时间紧迫，苦不堪言。即使这些人毕业了，因为竞争力和环境所限，就业仍然困难。正如网上一个流行一时的帖子讽刺的：博士后就业都没保障，只好让国家设立勇士、壮士直到烈士学位，保证“活到老、学到老”。
因此，应当推广硕博连读制度。这样既可以集中资源培养有能力、有决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可以为社会培养大批善于应用创新、善于用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第五，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对于事实证明属于“三无”的博士生，可以通过中期考核、暂停学习等制度，使其尽早投入其他岗位，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许多学校已出台了相关制度，如停止资助、3年内保留学籍等，事实证明是有效也有利的。
另外，应当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比如公布博士毕业和就业情况，请在读博士生谈体会等，让学生入学前可以对学校、专业、导师有充分了解，减少盲目性和幻想，对未来风险有充分认识。这样可以减少投机心理，净化博士生队伍。
对我们而言，无论客观环境多么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其实许多时候，外界的压力还没有大到将做学问的空间挤压得一丝不剩的程度，只要想做还是可以有所为的，何况比起许多在艰难卓绝的条件下有所成的大家，现在的物质环境和人文氛围都好得多。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并努力解决困难。真正做到珍惜时间，不要局限在环境和自我的小圈子中难以自拔。虽然我们的研究条件尤其是硬件并不比任何世界名校差，我们的素质也是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充分承认的，但我们在视野、研究的规范等方面还确实有差距，不少人也有点眼高手低的毛病。只要认真踏实地努力，不断总结和交流，我们肯定会找到方向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导师带的博士生，全脱产的和在职的再加上一个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再加上他又是院长，忙得厉害，经常玩‘失踪’，我们要交流也只能在聚餐时交流，但三四个月才聚一次餐。
”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个博士说，他感觉导师离自己太远了，就像在放羊一般。
“1985年，我读博士时全校才招13人。现在，很多学校一个院的博士生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甚至还有些大学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说，现在一些院校博士生招生太多，有的导师带的博士生有十几二十个，“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刘海峰说，博士生带多了，培养环境就会出问题，尤其很难个别指导，对弟子们学业和生活的关心也很难顾得过来，特别是能够当上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往往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也比较多，在校时间少，以致博士生与导师之间数月见不上一面。
近年来，我国的在校博士生规模增长速度惊人。2005年一份数据表明，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3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200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数为25142人，但2004年招生总规模已达到5.3万多人，短短几年已翻了一番。近年“两会”期间，有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呼吁要警惕博士生招生盲目扩大规模的倾向。
“1986年我读博的时候，博士生跟导师都有如父子，某种程度就是师徒制，现在还有哪个学生把我当作父亲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说，那时候导师会在各方面帮助你，甚至还负责介绍对象。他认为一个导师带1个学生和带10个学生，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现在，博士点数量成了大学办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即使非研究型大学，“攻博”也成为了提高学校档次的核心目标，这严重曲解了博士生教育本身。
许纪霖说，以有多少博士点来衡量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会造成博士点的虚假繁荣，也使得博士生导师中有人滥竽充数。
记者了解到，随着博士生的扩招，博导的规模确实也在迅速扩大，北京某高校前几年才有不到50位博导，但现在博导的数量已增长至130多位。
导师成“老板”，博士生对培养环境不满
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校长认为，虽然扩招并不意味着博士生就多了，但他承认现在博士生进来的标准，比他在20世纪80年代读博士时要宽松得多，“那时候读博士的非常突出，现在没有那么突出了”。
他认为，对比那个年代，现在有些博导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应当受到批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老教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境界都是很高的”。
据记者了解，博士生除了对他们导师的学术水平感到不满外，更多的是对他们道德水准的失望”。北京某高校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就说，现在许多导师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名利欲太强，把权钱看得很重，不是严格要求创新，而是严格要求创利，把学生当成自己的“高能低薪”打工仔。“有些导师甚至对有意见的学生表示，‘不听我的，信不信我不让你毕业’，这样哪里还有师道尊严可言？”
上海某高校一位博士生说，从“老板”变成博士生对导师的称呼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他甚至看到这样一种怪现象，博士生中特别差的会延期，特别好的也会延期，倒是中不溜的能顺利毕业，“所以我打算让‘老板’发现我是庸人”。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一些高校的校园网络论坛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言论。
除了对导师不满意外，一些博士生对自己的学习氛围也感到不尽如人意。一位博士生表示，他觉得现在学术风气渐趋浮躁，很少有人愿意潜心做研究。一些博士生科研态度也不够严谨，科研工作不够扎实，创新意识不强，很多都追求一些“短、平、快”的论文和项目，有些为了出成果，甚至存在学术造假、抄袭等现象。
他认为，这与培养环境不无关系，“一些学校对博士生的考核指标急功近利，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博士生在国内外学科一级刊物发表几篇文章才能参加论文答辩，这样会迫使博士生想方设法走捷径”。
也有不少博士生抱怨学习和生活补贴严重偏低，一方面使博士生进行学术活动时经常捉襟见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时刻想着要为“稻粱谋”，难以安心做学问。
中科院一位博士生表示，正由于存在如此多问题，很多博士生都习惯满足于简单的跟踪和模仿，忽视基础研究，轻视长期积累，从而造成科研实践缺乏、实地考察和动手能力较差、科学理论和方法都缺乏良好训练等弊病。“博士生毕业时，本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顶尖高手，具有创新性和领导力，但现在绝大多数毕业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记者采访的多位高校教师也认同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存在欠缺。刘海峰说，在80年代，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好的，但现在的培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李曙光则表示，很多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毕业论文拿到现在来看都很有生命力，但现在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还博士生培养本来面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曾对博士生的培养问题展开过深入研究，他表示，这是个整体性问题，而非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博士生扩招了，导致博导也增多，但两者的含金量都降低了，加之一些培养机构培养条件不够，又很想把质量提上去，因此要求发论文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连锁反应，导致博士生无所适从。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在招生上，要严把招生质量关。他认为，人才培养就像建房子一样，是一层一层建起来的，一定要确保最优秀的生源能进入博士生行列。他很担忧近年来本科扩招影响到本科培养质量，最终将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水准。
其次是导师问题，他认为应当加强博导队伍的思想素质和学术水平建设，严把导师质量关。他表示，以前我国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任命的，现在放开了，就更应加强对导师的遴选和管理工作。
第三是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创造有利条件和宽松氛围，让博士生能自主地从事科研工作，“现在学风太浮躁了，很多博士生都没法安心读书。”
许纪霖认为，高等教育机构还应当珍惜博士帽的形象和声誉。他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很容易就通过权势和金钱获得博士帽，使博士头衔“贬值”，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腐败，“因为有权有钱，就降低学术标准，背后是权钱和学术的潜在交易”。
博士生自己也在反思自身的问题，有博士生来信说，有些人读博的心态值得怀疑，“他们只是冲着博士的头衔去读，根本就没有思考自己是否适合读博。不想搞研究你去读博士干什么？”
还有博士生表示，有些学生“身在校园心在社会”，读博时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冷板凳，而热衷于学习“拉关系”、参悟“潜规则”，眼睛总盯住哪个行业挣钱多，对博士生毕业后薪酬回报减少等问题倍感苦恼，认为“读博如赌博”，“有这样的心态，不可能成为高质量人才”。
许纪霖表示，很多人都对读博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博士生作为研究型人才，除了个别专业以外，大部分回报不高。“如果希望有好的回报，就不需要来读博士。”
他直言，博士生是“傻瓜”读的，因为只有“傻子”才有傻劲，才喜欢一样东西，并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所在，“如果读博希望书中有黄金屋和颜如玉，通常会失望的”。
编后
2006年12月15日，本版推出关注博士生生存状况的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并邀请读者对此进行讨论。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留言和电话，在此向广大热心读者表示感谢。
教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看似高端的博士生教育亦是如此。我们认为，讨论博士生教育问题的本质是讨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因为，作为“宝塔尖”上的博士生教育问题，与本科生教育和硕士生教育是互为因果的。当然，一次讨论距离找到解决方法还很遥远，但我们希望它能对有关部门的决策有所帮助。
博士生：不能把一切归咎于培养制度
本报记者 叶铁桥
“看完2006年12月15日‘特别报道’版的内容，心情格外的沉重。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积压在心头，怎么当下我们青年的生活状态这么难？”
这是一封读者来信中发出的感慨。去年12月15日，本报关注博士生生存境遇的文章《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刊发后，引起了广大青年尤其是部分博士生的强烈共鸣，纷纷在网上发表贴子，展开讨论。记者注意到，某门户网站的讨论发言高达1000多条，许多高校的校园论坛上，这篇文章也无一例外地成了热门话题。有些读者还直接给本报来函来电，要求参与讨论。
从他们的整体反映来看，博士生群体确实在学习、生活和就业上遇到不少困惑和迷茫。总结起来，博士生反映最多的，是招生人数太多，而好导师等培养要件太少；抵制不住诱惑的时间太多，能安心做学问的时间太少；找工作的人太多，好工作太少；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学习生活补助太少，等等。
除此之外，学风上的浮躁、心态上的急功近利、科研上的“短、平、快”、专业培养设置与社会脱节、学习外语与专业研究的冲突等，也是博士生群体反映较多的问题。
一位读者来信说，博士一直被认为是学历阶梯的最高层，他们代表着知识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在公众眼中，他们是知识精英，有着光明的前景，但从没想到原来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他认为，关注博士生的生存状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应当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
也有一些人认为，博士生反映的生存现状是无病呻吟。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读上博士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如果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满足，在普通大众看来不可理解。
但许多博士生却认为这篇报道“道出了他们这一群体的心声”。北京某研究所一位博士生来电表示，他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真实，让他深有同感。他说，他作为专业研究生联合会主席，在组织召开的学术论坛上，也整理出了大致相同的问题。“既然是普遍问题，就应当多呼吁一下，发出博士生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自己还默不作声，不仅耽误了自己，也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他认为，现在是要对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培养体系作出及时反思的时候了，因为现在博士帽贬值太快，整个社会对博士生的社会评价在降低，读博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许多在校的博士生，也为自己选择读博而后悔不已。“我们应当反思面临的问题，关注我们的成长环境，这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南方某高校一位材料学院的博士生也来信说，他也是如同“远潇”一般“苦闷”的博士。在读硕士的时候，导师采取“放羊式”管理，他一个人鼓捣“混着”毕了业，但感觉自己在所学的专业领域相对于本科时期几乎没有进步，不甘心又考了个好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想让自己在专业上有所长进。
结果事与愿违，据他反映，他导师目前的状况是，手头没有一个有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实验室的设备条件也实在太简陋，根本无法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学生在校外做试验的花费导师只负责报销一半，其余由自己掏腰包；每个月605元的补助，基本满足不了生活开销。“有时一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无奈和苦闷，哪还有心情做研究？”
江苏某高校一位工科博士生表示，他对导师很有意见，“当初报考时，‘老板’向我保证说研究课题和工程都很多，等到来以后才知道导师也搞欺骗，我的师兄都已经是博士第3年了，还没有一个课题”。他说，前段时间北京有个专业国际会议，他被邀请参加，可是要花些往返路费等，结果导师坚决不同意。“这种情况谁能不心寒？”
但一些博士生也不愿意看得太过消极。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孙国东说，虽然他不否认“远潇”等人反映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环境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情形下，博士生更应当问问自己：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如何适应当下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他认为，在当下培养制度下，要读博士，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有献身学术的心理准备；其二，必须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其三，必须有较少的物质欲望；其四，必须有较强的自制力；其五，必须具有较好的英语或其它外语水平。他认为，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应该读博士，“但以本人在学界几年的见闻，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博士生在整个博士生群体中却比较多。”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等多位高校博导，也对当前博士生群体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培养体制是问题的一方面，博士生自己也要调整，不能一切归咎于培养制度。
许纪霖说，他发现，现在博士生读书的风气不行，“大部分博士生不是来求知的，而是要来解决一些具体的功利目标的，读博士是为了能够到好的城市，评上好的职称，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
刘海峰也认为，博士生自己也需要反思一下。现在博士生用心少了，做毕业论文选题“撞车”的情况越来越多，研究重复来做，创新性不够，“博士生如果博而滥不行，一定要钻研得深，有创新才行，他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提高博士生水准离不开制度建设
我是怀着激动和感动的心情阅读贵报2006年12月15日的“特别报道”版的。
我的信发给你们不到一个星期，贵报就组织了非常深入全面的讨论，充分体现了贵报对青年人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和真切的关怀。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去戴博士帽，我想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也希望通过自己艰苦探索在毕业时成为自己“研究领域中世界第一的专家”，也愿意做“热爱工作、积极乐观的人”，生活上也已经做好了清贫的思想准备。但现实和环境如何呢？说实话，我们早已不幻想“戴上博士帽然后一步跨进挣钱多的地方”，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的学术研究环境。
中国博士生科研水平落后早已受到很多关注，一些院士、博士生导师和其他人士都提出了改革的呼吁和方案。我也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首先，应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读书本应过清苦的生活，对此每个博士生应当都没有异议，但如果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如何做研究？其实不必很多，能达到1000元大家就会满意的。
如果国家经费难以完全满足需要，解决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学校补充。很多学校都有校友捐赠基金，学校办各种班所得学费本身也是很大一笔收入，完全可以从中抽出部分来资助博士生。其二是导师资助。现在每位导师每年只允许招收两名全脱产博士，只要导师有经费，不会造成负担，何况好的博士生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投入。由导师负责博士生收入的差额部分，已经在不少学校试行或推行。
第二，应保障博士生正当权益。目前许多博士生完全受制于导师。应当保障博士生劳动所得和学术研究的正当权益。就劳动所得而言，为导师做赚钱的项目(圈内称之为横向项目，以区别于学术研究的纵向项目)，应当为博士生付相应的报酬。国家和学校应当规定：横向项目金额的20%~30%必须用于博士生培养。可由学校财务统一提取此部分资金，导师上报参与项目学生名单和分配方案，由学校财务注入学生账户；如果导师不上报，此部分资金由学校划入培养基金，统一分配给其他博士生，用于发放生活费和参加学术会议等。
就学术研究而言，应当保证读博其间至少参加一次高水平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以开阔视野、提升研究档次。
第三，建立博导聘任制度。很多国家并没有博导这个称谓，只要有学术能力、有人愿意跟从学习的教师，都可以带博士，所以国际交流时中国教授强调自己是博导时引来的多是诧异的目光。应当取消博导终身制，全面推行聘任制度。博导只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地位标志、职称甚至摇钱树。对于两年或3年内没有申请到任何省部级以上科研资助或者在国内外高质量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导师，应当暂停其招收博士生资格，等达标后再聘任。这样既可以保证导师有学术研究、指导能力，也可以保证博士生学术成果的质量。浙江大学已出台相关规定，吉林大学也已取消过多名博导资格，效果良好。
第四，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国外的成熟体制是：除了MBA等针对性强的专业学位，硕士都是非正式学位。学生研究生入学后就按博士标准培养，如果学生中途不想继续研究可提出申请，校方考察其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再颁发硕士学位。这与我国当前的硕博连读制度相似。其优点是：保证博士硕士双重质量，留下来的都是有能力、有兴趣、愿意做学问的人，走出去的硕士也经过足够的学术训练。
而目前国内采取的是硕士博士分离的培养模式，主要的弊端包括：由于硕士迅速扩招，而教育资源滞后，为硕士开设的课程和讲授方式与本科并无根本区别，硕一也被称为“大五”。许多硕士生第一年上课，第二年年初就开始找工作，根本没受到任何正规学术训练。找工作时也因为与本科生无质的区别却要求更高待遇而受到冷遇，造成读了硕士找工作更难的困境。而如果其中部分硕士因找工作难而读博，他们很容易成为无功底、无兴趣、无恒心的“三无”博士生。另外，即使愿意做研究的人，因为硕士期间的学术训练不够，往往也要再用1年多时间积累和探索，加上发表论文数量质量的压力，常感时间紧迫，苦不堪言。即使这些人毕业了，因为竞争力和环境所限，就业仍然困难。正如网上一个流行一时的帖子讽刺的：博士后就业都没保障，只好让国家设立勇士、壮士直到烈士学位，保证“活到老、学到老”。
因此，应当推广硕博连读制度。这样既可以集中资源培养有能力、有决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可以为社会培养大批善于应用创新、善于用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第五，建立博士生淘汰机制。对于事实证明属于“三无”的博士生，可以通过中期考核、暂停学习等制度，使其尽早投入其他岗位，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许多学校已出台了相关制度，如停止资助、3年内保留学籍等，事实证明是有效也有利的。
另外，应当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比如公布博士毕业和就业情况，请在读博士生谈体会等，让学生入学前可以对学校、专业、导师有充分了解，减少盲目性和幻想，对未来风险有充分认识。这样可以减少投机心理，净化博士生队伍。
对我们而言，无论客观环境多么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其实许多时候，外界的压力还没有大到将做学问的空间挤压得一丝不剩的程度，只要想做还是可以有所为的，何况比起许多在艰难卓绝的条件下有所成的大家，现在的物质环境和人文氛围都好得多。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并努力解决困难。真正做到珍惜时间，不要局限在环境和自我的小圈子中难以自拔。虽然我们的研究条件尤其是硬件并不比任何世界名校差，我们的素质也是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充分承认的，但我们在视野、研究的规范等方面还确实有差距，不少人也有点眼高手低的毛病。只要认真踏实地努力，不断总结和交流，我们肯定会找到方向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取得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