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总局局长：足球后备人才枯竭培养体系崩溃
南非世界杯刚刚闭幕，处境难堪的中国足球已开始多方寻找自救对策。今天上午8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率领包括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在内的10多名司局级干部，浩浩荡荡开赴位于北京市西北远郊区的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调研。刘鹏表示，在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近乎坍塌的今天，“三高”的办学和训练模式指出了一条振兴中国足球发展的道路，但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却对“三高”的发展前景表示忧虑。她说，在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即使“三高”在“体教结合”的尝试中有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仍有被裁撤的危险。
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体系必须重建
正如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今天所说：“在世界杯赛刚刚结束之际，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专程来到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调研，表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希望就在青少年身上。这也意味着，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抓好青少年足球工作是首要任务之一。”
不过，抓青少年足球与抓好几支“国字号”相比，前者在短时间内很难抓出成绩。
目前，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几乎已全面崩溃，刘鹏坦言：“从整体而言，现在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都出现了困难。因为时代发展了，大多数家长都不再愿意送孩子练体育，让孩子往运动员方向发展。相对来说，其他项目虽面临着困难，却仍有改革的余地，而中国足球，连改革的余地都没有了，而是需要重建，因为整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坍塌，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近枯竭。”
如此严重的现实状况，也使得国家体育总局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局面，非得把‘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落到实处不可”。
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却远离足球，刘鹏认为，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孩子练体育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左右，如果孩子练体育没成功，又耽误了文化学习，长大后找出路很因难，还有多少家长愿意培养自己的孩子当运动员呢？”
但要既保证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质量，又保证体育专业训练，这对于眼下的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刘鹏表示：“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孤立在社会主流的教育体系之外的，虽然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经费、办学条件等有硬性要求，但体育系统的教育力量实际上是远远达不到教育系统的资源水平的。同时，又有多少优秀的教师愿意到体育学校任教呢？结果就是，练体育的孩子本身学习成绩就不好，再加上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条件有限，很自然就陷入到文化课水平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中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足球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也一并被市场化，原有的以业余体校、体校为基础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短期内迅速瓦解。事实证明，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工作并不可能借助市场化手段实现大发展，“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全国的足球学校曾经一哄而上创办了几千所，随后又几乎全部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鹏表示，各种原因叠加，导致足球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各个项目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迅速坍塌的一个特例。
“三高”模式虽好但需主管部门扶持
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经验，被刘鹏视为是改变中国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项目后备人才培养难题的破解之道。
“‘三高’的学生九成以上可以考上大学，他们不仅运动水平高，更重要的是文化素质高。”刘鹏说，“这样的学生，即使不能在运动方面成才，也完全可以凭借较高的文化水平谋得较好的出路，这样的培养模式自然会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
“三高”基地因为依托于人大附中这所教学质量一流的名校，各类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非常优越。刘鹏认为，这正是体育学校、足球学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可以成为“体教结合”成功范例的关键所在。
刘鹏希望，“三高”的经验可以向全国推介，他甚至乐观地预计，如果平均每个省都能有3所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全国总共有100来所，那么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枯竭的现状就将得到较好的缓解。对此，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并不乐观，她反而时常为“三高”的生存前景担忧。
“‘三高’创办10多年以来，全部是学校在投入。对于人大附中来说，我们每年要把一大部分经费用在‘三高’上，大约几百万元吧。学校的预算是有限的，这些钱投给了‘三高’就意味着学校在其他方面必须减少投入。的确，‘三高’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学校来说，‘三高’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刘彭芝表示，“自己总有退休的一天，自己作为校长是支持‘三高’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都支持。如果以现有的生存方式继续维持下去，很难说‘三高’会不会在未来被其他校长砍掉。”
这也意味着，即使“三高”的模式可以被复制，也不是每所学校都有条件和有意愿去复制。
刘彭芝表示，既然都知道开展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益事业，为什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不能在这方面为学校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
在今天的调研会上，刘鹏表示，希望北京市相关方面对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给予协助解决。足管中心韦迪也表示，会从足协的角度为学校提供帮助措施。
对于“三高”来说，10多年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曾承诺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最终或是形式大于内容或是不了了之，正像基地主任李连江所说，这一次，学校方面还是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体系必须重建
正如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今天所说：“在世界杯赛刚刚结束之际，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专程来到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调研，表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希望就在青少年身上。这也意味着，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抓好青少年足球工作是首要任务之一。”
不过，抓青少年足球与抓好几支“国字号”相比，前者在短时间内很难抓出成绩。
目前，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几乎已全面崩溃，刘鹏坦言：“从整体而言，现在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都出现了困难。因为时代发展了，大多数家长都不再愿意送孩子练体育，让孩子往运动员方向发展。相对来说，其他项目虽面临着困难，却仍有改革的余地，而中国足球，连改革的余地都没有了，而是需要重建，因为整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坍塌，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近枯竭。”
如此严重的现实状况，也使得国家体育总局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局面，非得把‘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落到实处不可”。
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却远离足球，刘鹏认为，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孩子练体育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左右，如果孩子练体育没成功，又耽误了文化学习，长大后找出路很因难，还有多少家长愿意培养自己的孩子当运动员呢？”
但要既保证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质量，又保证体育专业训练，这对于眼下的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刘鹏表示：“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孤立在社会主流的教育体系之外的，虽然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经费、办学条件等有硬性要求，但体育系统的教育力量实际上是远远达不到教育系统的资源水平的。同时，又有多少优秀的教师愿意到体育学校任教呢？结果就是，练体育的孩子本身学习成绩就不好，再加上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条件有限，很自然就陷入到文化课水平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中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足球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也一并被市场化，原有的以业余体校、体校为基础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短期内迅速瓦解。事实证明，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工作并不可能借助市场化手段实现大发展，“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全国的足球学校曾经一哄而上创办了几千所，随后又几乎全部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鹏表示，各种原因叠加，导致足球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各个项目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迅速坍塌的一个特例。
“三高”模式虽好但需主管部门扶持
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经验，被刘鹏视为是改变中国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项目后备人才培养难题的破解之道。
“‘三高’的学生九成以上可以考上大学，他们不仅运动水平高，更重要的是文化素质高。”刘鹏说，“这样的学生，即使不能在运动方面成才，也完全可以凭借较高的文化水平谋得较好的出路，这样的培养模式自然会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
“三高”基地因为依托于人大附中这所教学质量一流的名校，各类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非常优越。刘鹏认为，这正是体育学校、足球学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可以成为“体教结合”成功范例的关键所在。
刘鹏希望，“三高”的经验可以向全国推介，他甚至乐观地预计，如果平均每个省都能有3所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全国总共有100来所，那么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枯竭的现状就将得到较好的缓解。对此，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并不乐观，她反而时常为“三高”的生存前景担忧。
“‘三高’创办10多年以来，全部是学校在投入。对于人大附中来说，我们每年要把一大部分经费用在‘三高’上，大约几百万元吧。学校的预算是有限的，这些钱投给了‘三高’就意味着学校在其他方面必须减少投入。的确，‘三高’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学校来说，‘三高’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刘彭芝表示，“自己总有退休的一天，自己作为校长是支持‘三高’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都支持。如果以现有的生存方式继续维持下去，很难说‘三高’会不会在未来被其他校长砍掉。”
这也意味着，即使“三高”的模式可以被复制，也不是每所学校都有条件和有意愿去复制。
刘彭芝表示，既然都知道开展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益事业，为什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不能在这方面为学校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
在今天的调研会上，刘鹏表示，希望北京市相关方面对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给予协助解决。足管中心韦迪也表示，会从足协的角度为学校提供帮助措施。
对于“三高”来说，10多年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曾承诺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最终或是形式大于内容或是不了了之，正像基地主任李连江所说，这一次，学校方面还是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