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贼多达10万 曹操墓被视为废坑不值一提(图)
“我们在‘鉴宝’类节目里，包括市面上，怎么见到了那么多明清之前的文物？这些文物从哪来的？如果不是盗墓而来的，又如何解释？”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的这个问题，揭开了如今席卷全国的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热潮的背后，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秘故事”。
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盗墓笔记》或《鬼吹灯》中虚构的人物，他们，正如同鬼魅般，游走在黑夜里，从那些无人看管、散落在田间荒野的数不清的古墓中，机敏地嗅着发财的机会。
我们选取张大军这样一个角色，来翻看有关“盗墓贼的传奇”。
据称，在中国，目前活跃着10万盗墓贼。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导致文物贬值相当惊人。而张大军们，只是这个黑色产业链条中最低级别的那一小段。文物的最终价值，挑起了他们对财富的狂热梦想。而那些文物的最终拥有者，在这些地下文物几经倒手，抹去身上的犯罪记录后，他们掌控了它，并堂而皇之地向世人炫耀着他们的财富和顶级收藏。
这种狂热的背后，照映的是文物部门的无力和无奈。
拿张大军所在的邹城来说，仅田野文物就有600多处，而相关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只有6人。
只要被贼惦记上了，终究有一天，他们会下手的。
而那些被盗墓贼破坏的历史信息，将永远无法复制。
一个“带头大哥”的盗墓江湖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张鹏
5月31日，邹城市峄山镇纪王村东，一处名叫“皇上台子”的遗址上，即将收获的麦穗随风摇动。
若不是近日邹城警方破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市最大的一起盗墓案，村民很难相信，就在这片麦田的下边，居然埋藏着国宝级文物。
麦田里，盗贼当初所挖的盗洞已被掩埋，但在地表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个直径大约2厘米的圆洞，看不到底，在盗洞周围规则地排列开来，大约每隔50厘米一个。
“这些细小的圆洞，就是‘洛阳铲’留下的痕迹。”邹城市刑警大队六中队中队长杜廷永说。
峄山南面山脚下的邹城市峄山镇纪王村是“邾国古城纪王城遗址”，新中国诞生前后曾在此发现古墓，并有周代带铭文的多件铜器出土，经考证为东周时期邾国贵族的墓葬区。
“在这里，随便拣起一片陶片，就有可能拣起一段2000多年的历史。”杜廷永说。
2010年，一个叫张大军的人，让这个地方“闻名”了一把。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张大军等人先后三次在此处盗得青铜鼎、青铜剑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这已经不是这个地方第一次遭受盗墓贼光顾了。
的哥店老板“支锅”
43岁的张大军是被人搀扶着走进邹城市看守所审讯室的。
这个邹城古玩圈里鼎鼎有名的“带头大哥”，居然是一个双腿不能自由行走的残疾人。
张大军的案子已进入预审阶段。“只要不牵扯到案子，我可以跟你说很多。那些事，三天三夜也跟你说不完。”张大军笑了，又自信又得意。
在邹城当地，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但“张大军”这个名头在邹城却很响。
“但凡外地来邹城或邹城当地进行古玩交易的，都要找张大军掌眼。他在团伙中主要负责看风水，确定有无古墓”。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施振宝说。
而在成为“带头大哥”前，也就是十几年前，张大军是名出租车司机，挣得虽然不多，但足够日常开支。两个儿子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1998年，一场车祸让张大军的双腿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凭着开车时学的修车技术，2003年，张大军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及配件厂，“生意还不错，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说起当时的生活，张大军脸上滑过一丝留恋。
但这一切，都在2006年某一天发生改天。
“那天，一个河南的车主来修车。我看见他车上，有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张大军说。
“没见识”，车主笑话他，“那叫‘洛阳铲’，专门用来找古墓的。”
“找古墓？”张大军心一动，难道这个外形精瘦的河南人，就是传说中的盗墓贼？
河南人经常到他这来修车，一来二去的，张大军和他搭上话了。
河南人说自己是来邹城“找活的”(探寻古墓)，想在当地找个“支锅”(盗掘活动负责人)。
“干一辈子不如挖一铲子。”张大军动心了。经河南人牵线，他又认识了不少道上的人。
为学到真本领，张大军独自一人用残疾的双腿驾车，到河南、陕西寻找“高手”拜师学艺，“车上放一箱子红牛饮料，一路走一路歇一路喝，也不觉得累。”
他还从古玩市场和书店里买了很多有关书籍，埋头苦读，“就是上学时也没这么认真过”。
甚至，为了增加实战经验，他还跟着“高手”到盗墓现场实地“考察”。对外地前来“找活”的人，他总是好吃好喝招待。
家里的钱一点点花光，媳妇和他闹开了，“再这样，我就死给你看。”
可张大军根本听不进去，他让伙计们住旅店，费用他出，“这样媳妇就不知道你干什么了，我们商量事也方便。”
说到这，张大军话锋一转，“但是，挖古墓的有几个发财了，最后还不都是妻离子散。”张大军眼神黯淡，出事后，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去看守所看他。
这之后，张大军懒得再打理修车生意了，而是经常泡在古玩市场，对一些文物品头论足。张大军说，文物市场上真正懂文物的人很少，自己的知识能达到不用去现场，光听现场的人员说和图纸就能判断墓室的位置和大小。
偶尔，他还帮别人掌掌眼，鉴别一下文物真伪和年代，断定交易文物是否物有所值。
但这些，都是张大军的“职业机密”，任凭记者怎么追问，张大军就是不开口，或直接岔开话题。
经过两年多“历练”，张大军渐渐在当地古玩界混出名气了，以至于外地来邹城“找活儿”的文物贩子或盗墓贼，都要给他“打招呼”。
而他，就像一个嗅觉敏锐的猎犬，在黑夜中嗅着蛛丝马迹的味道，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首单“大活儿”
日思夜想的“宝贝”就在眼前，张大军觉得“太难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浑身都在哆嗦”。
2009年10月，枣庄一个外号叫“刘老四”的“支锅”找到张大军。
刘老四说，纪王村东一处名叫“皇上台子”的遗址下有好东西，三年前他们就探准了，“准备大干一场”。为此，刘老四还专门花二十来万买了“探宝仪”。
对这个“高科技”，张大军不以为然，他只相信洛阳铲。
不过，听到皇上台子下面“有东西”，他还是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在此之前，他还没真正接过“大活儿”呢，“闭上眼好像就能看到青铜器，还有其他宝物。”
张大军十分重视这个“大活儿”，他和刘老四组织人马先后三次对皇上台子进行了盗掘。前期他都会跟着去看现场，怎么挖，挖多深，一一进行交代。但到真正动手时，因为行动不便，他都不在现场，而是电话遥控。
第一次盗挖成功。
当手下把盗来的青铜鼎放在张大军面前时，“我一下子就抱在怀里了，都不敢眨眼了，生怕一下子就没有了。”
日思夜想的“宝贝”就在眼前，张大军觉得“太难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浑身都在哆嗦”。
青铜盏、青铜链壶、青铜雁、青铜餖、青铜片、青铜剑、青铜耳环、青铜笔洗、青铜小鼎、玉饰……
一件件都是宝贝，张大军看来看去，舍不得放手。
他随后联系到枣庄一个买家，这个买家随后将文物转卖给北京一个叫“小二”(在逃)的人。
不到3天，这些文物就全部出手。
9件文物卖了30万，至于枣庄的买家卖了个什么价，张大军他们就不知道了。
这30万，除了刘老四分得两份钱，剩下的每人平分，张大军分到一万七。
对于这笔交易，一位办案民警感叹，“光那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壶，市场价就三四十万元，真是卖出了个白菜价！”
3月19日，邹城市太平镇民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人预谋到太平镇北亢村盗掘古墓。
“我们在北亢村蹲守了5昼夜”，民警梁冰说，每晚12点左右，都有一两个人拿着铁锨在古墓附近挖，而且来的人都不一样。
民警没有打草惊蛇，他们在等“大鱼”。
3月24日，当张大军等七人在峄山镇一家羊汤馆商量当晚去挖看庄镇郭山村一处古墓时，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将七人一锅端。
警方连夜突审张大军。
一开始他嘴很紧，拒不交代。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一位刑警挂在腰间的一块玉不经意间露了出来。
看见这块玉，张大军猛然两眼放光，对这块玉品头论足，案件就此打开突破口。
“过去，只有文物大省才会出现严重的盗墓现象；现在，哪里有古墓，哪里就有盗墓贼。更可怕的是，盗墓者不仅分工明确、工具完备，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掌握了专业的考古知识。”施振宝说，张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道”上的人们
“不过，对于盗墓江湖而言，这就是‘道’，盗亦有道。”张大军说，“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得有钱。
张大军告诉记者，根据分工不同，“圈内人”有着不同的称谓：“掌眼”、“支锅”、“腿子”和“下苦”。盗掘、运输、窝藏、销赃等一条龙作业，都是由这些角色完成的。
根据张大军的阐述，盗墓团伙的全班人马叫“一锅儿”。“锅”里的核心人物是“掌眼”，“掌眼”不仅有寻找古墓的本领，也有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打算购买墓内文物的初级收购商。
“支锅”是盗墓行动负责人，类似于包工头，负责筹措盗墓所需的资金、设备等。“支锅”的投入是有风险的，一单活儿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文物)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事成之后分红，“支锅”能分到两份，其他人只能分到一份。
“腿子”指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扮演着“项目经理”的角色，负责探寻墓地的具体位置，以及确定里面是否还有文物等。“支锅”不在现场，“腿子”就有绝对的权威。
在盗墓产业链中，最底层的是“下苦”。“下苦”多是农民工，从事挖掘工作。通常情况下，即使“支锅”盗取一座古墓的利润达到上千万元，一个“下苦”也只能得到几百元到几千元报酬。
“不过，对于盗墓江湖而言，这就是‘道’，盗亦有道。”张大军说，“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首先得有钱。找线索是“支锅人”的首要任务，有了确切目标后要请“掌眼”验收，然后选好“腿子”和“下苦”。选中的人既要安全可靠，又要干活稳妥，还得懂得道儿上的规矩。所以，只能去道儿上找。价钱也至关重要，大墓有大墓的价钱，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与汉代墓肯定不同。
还有“生坑”(没被盗过的墓)、“熟坑”(曾经被盗过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差异。采买器材和炸药也是支锅职责，炸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所以还得去道儿上求。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这些盗墓贼们离不开这个“道儿”。
“望”、“闻”、“问”、“切”
寻找古墓则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但张大军的盗墓诀窍却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现在，盗墓的时间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在干了15年刑警工作并六破盗墓案的施振宝看来，如今更专业的盗墓装备已经让盗墓者很难再被时间和环境所牵制。
据施振宝介绍，盗墓贼分工很明确，踩点、放风、掏洞、安炮眼、摸宝贝。以往，盗一个墓耗时三到五天，炸和挖至少需要两天，而且不能性急。如果炸出的竖井里还充满硝烟就下去，很可能一个都不能活着上来。所以，爆炸以后必须做好伪装，第二天再去。“有的时候盗墓贼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和墓葬内有无文物，往往要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
比如，张大军挖的邾国贵族墓葬区地面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浅的地方也就两三米，快的话，一个墓两小时完全搞定。
而根据张大军的描述，即使是一个埋在地下10米深处的墓葬，用直径60厘米、高40厘米的“大铲”，一个小时就能挖出一个直径60厘米、深10米的盗洞。汉墓一般距地表12米左右，西周墓则更深，但一夜之间盗掘完成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这几年警方缴获的盗墓工具看，现代盗墓贼已经配备了更为专业的探测仪器和爆破工具，为保证洞内作业，还配有通风、通氧设备；整个过程主犯在外地用手机遥控指挥；得手后，交由专司运输的人员迅速转移。
寻找古墓则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但张大军的诀窍却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望”即看风水，看草木。经验丰富的盗墓者大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由于古人迷信风水，因而多数古墓都建在“风水宝地”上，如依山面水之处，尤其是古河道的拐弯处，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盗墓者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古墓的地方，由于泥土曾被翻掘和踩踏，庄稼的长势会比旁边的差一些。
“闻”即闻气味，依照气味的不同来分辨某处是否有墓葬。如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银和朱砂用于防腐；而唐宋之后的墓葬墙壁上通常涂抹有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散发的气味，一般人难以察觉，而盗墓者总能敏锐地辨别。“闻”的另一层含义为听声音。一般的大型古墓，一旦受到较大震动如空中打雷时，就能向地表传出不同于别处的声响。
“清朝时期的大盗墓贼焦四，就善于通过声音来找墓。他曾在打雷时寻找墓地，根据回声能准确判断出墓葬位置。”张大军对焦四很崇拜。
“问”就是踩点。盗墓者一般都能说会道，尤其善于与老人谈古论今。每到一处，他们便会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的身份，拜访当地的老人，通过交谈，从当地传说中获取有关古墓的信息。有时他们也会通过当地史志搜罗信息。
“切”，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一是指发现古墓后，根据地表的地势等情况，准确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墓穴；二是打开墓中棺椁后，没有遗漏地摸取死者身上的宝物；三是触摸到文物后，即能判断其为哪个朝代的文物、价值有多大等。
有时，先进的“探宝仪”也会派上用场。
“只要是金银铜铁锌等金属在地下，探宝仪就会根据不同的金属发出不同的报警声。”张大军称，找到古墓后，一般会用“洛阳铲”在墓葬周围密集式“扎针”，以确定古墓的长度和宽度，并根据扎针取上来的土判断该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墓还是贵族墓，是“生坑”还是“老盗”(已经被盗过的墓)。
“如果是‘老盗’的话，就没有干的必要了。”张大军说。像去年底轰动一时的曹操墓，几乎空空如也，对盗墓团伙来说，那就是个不值得一提的“废坑”。
“明朝时期的墓大多在山岭的阳面，并且与土层、山崖接触的地方，‘大活’很多，汉墓及以前的墓弄出来的东西也很漂亮”。张大军说，这些都是盗墓者最想下手的。
产业链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
施振宝说，文物到手后，盗墓者会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将文物走私出境，是他们最常用的做法。
这条产业链究竟快捷到什么程度呢？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说，盗出的好东西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文物出境的路是畅通的，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会集到河南、陕西、甘肃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标签掩人耳目。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原先文物从古墓中盗出后，要等待“识货者”——这是一个漫长并偶然的过程。而现在，文物一出土，便肯定意味着它有了买主，交易迅速完成。
“与过去相比，盗墓已完全产业化。”邵泽水忧心忡忡地说。
据一些报道称，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从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次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上。此时，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带有任何“危险信号”，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并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
而地下文物在进入合法化商业渠道之前，都有过一段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这种旅行不仅只是出入海关、二次集散，还包括在形形色色的大小老板们之间的周游。张大军说，这用行话来说就是“倒手”。
孙志强表示，“倒手”是文物商贩们大变魔术、规避法律风险的法宝。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一个盗墓贼，花费三天工夫，把这里最常见的一个汉俑从50米深的地下搬运到地表面来，他十年的生计就有着落了。”杜廷永说。
不过，令一些大老板伤神的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盗掘速度带来的文物价格贬值。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一些文物贬值相当惊人。“一件汉阳陵的裸体陶俑，国内原来可以卖到15万元，如今两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十万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张大军说。
时下，我国出现了一股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的热潮，一些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推出“鉴宝”、“收藏”节目。也有专家认为，媒体在引导民众的文物收藏观念和认识方面，起了误导作用。明清文物传世的很多，人们在地摊上、古玩店里是可以找到民间流传下来的真品。然而，明清之前的文物是很难流传下来的。
“我们在‘鉴宝’类节目里，包括市面上，怎么见到了那么多明清之前的文物？这些文物从哪来的？如果不是盗墓而来的，又如何解释？”孙志强说。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唉……”话至此，孙志强长叹一口气，道出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无奈。
（张大军为化名）
只要找到了墓葬 盗墓贼早晚会下手
本报记者 董钊 赵慧
在我省，由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墓葬和遗址众多，一些田野文物成为众多盗墓者觊觎的对象。其中，枣庄、临沂、济宁、菏泽等多个市，先后发生多起盗墓事件，田野文物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以枣庄为例，枣庄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流传下来非常丰厚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运河文化，地上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像“北辛遗址”、“岗上遗址”，以及历史名城“薛国故城”、“滕国故城”等，涵盖多个时代。
枣庄现有薛国故城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江遗址等4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泉寺等8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500余处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田野文物被盗事件时有发生。
在临沂市沂南县境内，沂河、汶河、蒙河岸边分布着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历史文物多为中国历史上的早期时代。考古证明，夏商周至三国两晋，沂南县历经兴废。
沂南县现有文物点223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桥、故城、石刻等，仅2005年以来就发生有影响的田野文物被盗和破坏案件十余起：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都故城”遗址内古墓被盗掘多次。
2009年上半年，沂南县文化局与公安局积极配合，严厉打击盗掘、盗窃文物的不法分子。先后三批抓获犯罪分子20余人。
从该县文物部门走访了解情况看，苍山某乡镇村民竟以盗墓为业，昼伏夜出，已经发展到团队化、机动化；而沂南县部分村庄也有成群的偷盗团伙。他们内外勾结，以偷盗古墓为目标。而文物管理单位的防范措施却捉襟见肘。
菏泽境内现有龙山文化堌堆等共500余处，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到200多处，数量之多、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然而盗墓事件在菏泽接连发生，这些盗墓者往往是由外地的一些不法文物商贩与本地人相串通、勾结作案。
200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巨野县大义镇的一处田野里，几个黑影忙个不停。第二天，一座高4米、宽1米的巨大墓碑呈现在众人眼前。考古人员在大坑内看到，这块巨大的石碑竟然是金代皇室家族“完颜氏”的墓碑。
2004年6月，菏泽开发区一汉代墓葬被严重盗挖。公安部门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收回文物28件，包括龙山文化时期的贝币，夏商时期的漏形器以及汉代的陶罐等。
2006年9月，成武县文亭湖遗址进行开发。文亭湖遗址是古郜国的都城。其中大批青铜、贝币、陶器等器物，在挖掘现场一度遭到哄抢。而来自菏泽周边各地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最多时一度达到四五百人，附近村庄及县城的很多旅社宾馆人满为患。
……
“我们在田野文物的管理和保护上任务很重。”据省内知名考古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地方财政很难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田野保护，使不少考古价值高的田野文物暴露于野外，长期无人问津或疏于管理；再者，很多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人手有限，根本抽不出人来专门看管，致使田野文物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
截至2009年底，全省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万余处，其中新发现15417处。而对于田野文物的保护，是令整个考古界非常头疼的问题。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仅邹城的田野文物就有600多处，而相关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只有6人。
而且根据法律，即使墓葬被盗贼挖掘，只要是没有挖开墓门，没有破坏墓室，文物部门是不能对该墓进行发掘，所能做的就是回填，但是这给保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盗墓贼找到了墓葬的位置所在，他早晚会下手的。”邵泽水说。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他们毁的不是文物是历史
齐鲁晚报：“摸金校尉”(盗墓贼)自古就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铭：由于我国历史久远，一些散落在民间的石碑、墓葬、遗址类文物古迹，艺术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非常高，但却常年缺乏有效看管，管理难度较大，很容易成为盗墓分子觊觎的目标。
齐鲁晚报：现在的盗墓分子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李铭：他们善于盗大墓，团伙作案，技术级别比较高，动手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全面的历史文物资料，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比较了解。比如，盗墓分子住在李村，他们去王村挖墓，一般由团伙成员倒班去挖。有的墓葬很深，但他们通过掌握的情况，挖出的洞往往能直达主墓群。深墓有时需要挖很多天，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白天将墓穴培上旧土，盖上树枝、塑料布等，然后将新土撒在较远的荒郊野外。
齐鲁晚报：盗墓的风险来自哪些方面？
李铭：盗墓贼一旦被发现，就将面临法律制裁。并且，如果盗墓时判断错误，很可能葬身墓穴。比如，济南曾发现明末清初一处墓葬，墓门已经砸坏，前室东壁处有一具蜷缩的尸骨，尸体上方有被火熏过的痕迹。这说明，此人曾举着火把进入墓葬，但对墓葬结构分析错误，在火把燃烧过程中缺氧窒息死亡。
齐鲁晚报：为什么还有人如此疯狂地盗墓？
李铭：非法利益是罪魁祸首。在墓葬发掘过程中，经常发现盗墓贼的尸体。除了窒息死亡之外，还有可能是被同伙害死。早年间，盗墓贼多有“父子档”，一般都是儿子下坑，父亲在上面，而不是父亲下坑，儿子在上面，这是为了防止儿子心生歹念，而父亲杀子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齐鲁晚报：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李铭：在盗墓分子破坏下，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很难再完整取证。说白了，这些人毁的不是文物，而是历史。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的这个问题，揭开了如今席卷全国的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热潮的背后，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秘故事”。
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绝对不是《盗墓笔记》或《鬼吹灯》中虚构的人物，他们，正如同鬼魅般，游走在黑夜里，从那些无人看管、散落在田间荒野的数不清的古墓中，机敏地嗅着发财的机会。
我们选取张大军这样一个角色，来翻看有关“盗墓贼的传奇”。
据称，在中国，目前活跃着10万盗墓贼。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导致文物贬值相当惊人。而张大军们，只是这个黑色产业链条中最低级别的那一小段。文物的最终价值，挑起了他们对财富的狂热梦想。而那些文物的最终拥有者，在这些地下文物几经倒手，抹去身上的犯罪记录后，他们掌控了它，并堂而皇之地向世人炫耀着他们的财富和顶级收藏。
这种狂热的背后，照映的是文物部门的无力和无奈。
古墓魅影：山东田野文物盗掘调查
拿张大军所在的邹城来说，仅田野文物就有600多处，而相关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只有6人。
只要被贼惦记上了，终究有一天，他们会下手的。
而那些被盗墓贼破坏的历史信息，将永远无法复制。
一个“带头大哥”的盗墓江湖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张鹏
5月31日，邹城市峄山镇纪王村东，一处名叫“皇上台子”的遗址上，即将收获的麦穗随风摇动。
若不是近日邹城警方破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市最大的一起盗墓案，村民很难相信，就在这片麦田的下边，居然埋藏着国宝级文物。
麦田里，盗贼当初所挖的盗洞已被掩埋，但在地表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个直径大约2厘米的圆洞，看不到底，在盗洞周围规则地排列开来，大约每隔50厘米一个。
“这些细小的圆洞，就是‘洛阳铲’留下的痕迹。”邹城市刑警大队六中队中队长杜廷永说。
峄山南面山脚下的邹城市峄山镇纪王村是“邾国古城纪王城遗址”，新中国诞生前后曾在此发现古墓，并有周代带铭文的多件铜器出土，经考证为东周时期邾国贵族的墓葬区。
“在这里，随便拣起一片陶片，就有可能拣起一段2000多年的历史。”杜廷永说。
2010年，一个叫张大军的人，让这个地方“闻名”了一把。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张大军等人先后三次在此处盗得青铜鼎、青铜剑等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这已经不是这个地方第一次遭受盗墓贼光顾了。
的哥店老板“支锅”
43岁的张大军是被人搀扶着走进邹城市看守所审讯室的。
这个邹城古玩圈里鼎鼎有名的“带头大哥”，居然是一个双腿不能自由行走的残疾人。
张大军的案子已进入预审阶段。“只要不牵扯到案子，我可以跟你说很多。那些事，三天三夜也跟你说不完。”张大军笑了，又自信又得意。
在邹城当地，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但“张大军”这个名头在邹城却很响。
“但凡外地来邹城或邹城当地进行古玩交易的，都要找张大军掌眼。他在团伙中主要负责看风水，确定有无古墓”。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施振宝说。
而在成为“带头大哥”前，也就是十几年前，张大军是名出租车司机，挣得虽然不多，但足够日常开支。两个儿子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1998年，一场车祸让张大军的双腿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凭着开车时学的修车技术，2003年，张大军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及配件厂，“生意还不错，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说起当时的生活，张大军脸上滑过一丝留恋。
但这一切，都在2006年某一天发生改天。
“那天，一个河南的车主来修车。我看见他车上，有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张大军说。
“没见识”，车主笑话他，“那叫‘洛阳铲’，专门用来找古墓的。”
“找古墓？”张大军心一动，难道这个外形精瘦的河南人，就是传说中的盗墓贼？
河南人经常到他这来修车，一来二去的，张大军和他搭上话了。
河南人说自己是来邹城“找活的”(探寻古墓)，想在当地找个“支锅”(盗掘活动负责人)。
“干一辈子不如挖一铲子。”张大军动心了。经河南人牵线，他又认识了不少道上的人。
为学到真本领，张大军独自一人用残疾的双腿驾车，到河南、陕西寻找“高手”拜师学艺，“车上放一箱子红牛饮料，一路走一路歇一路喝，也不觉得累。”
他还从古玩市场和书店里买了很多有关书籍，埋头苦读，“就是上学时也没这么认真过”。
甚至，为了增加实战经验，他还跟着“高手”到盗墓现场实地“考察”。对外地前来“找活”的人，他总是好吃好喝招待。
家里的钱一点点花光，媳妇和他闹开了，“再这样，我就死给你看。”
可张大军根本听不进去，他让伙计们住旅店，费用他出，“这样媳妇就不知道你干什么了，我们商量事也方便。”
说到这，张大军话锋一转，“但是，挖古墓的有几个发财了，最后还不都是妻离子散。”张大军眼神黯淡，出事后，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去看守所看他。
这之后，张大军懒得再打理修车生意了，而是经常泡在古玩市场，对一些文物品头论足。张大军说，文物市场上真正懂文物的人很少，自己的知识能达到不用去现场，光听现场的人员说和图纸就能判断墓室的位置和大小。
偶尔，他还帮别人掌掌眼，鉴别一下文物真伪和年代，断定交易文物是否物有所值。
但这些，都是张大军的“职业机密”，任凭记者怎么追问，张大军就是不开口，或直接岔开话题。
经过两年多“历练”，张大军渐渐在当地古玩界混出名气了，以至于外地来邹城“找活儿”的文物贩子或盗墓贼，都要给他“打招呼”。
而他，就像一个嗅觉敏锐的猎犬，在黑夜中嗅着蛛丝马迹的味道，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首单“大活儿”
日思夜想的“宝贝”就在眼前，张大军觉得“太难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浑身都在哆嗦”。
2009年10月，枣庄一个外号叫“刘老四”的“支锅”找到张大军。
刘老四说，纪王村东一处名叫“皇上台子”的遗址下有好东西，三年前他们就探准了，“准备大干一场”。为此，刘老四还专门花二十来万买了“探宝仪”。
对这个“高科技”，张大军不以为然，他只相信洛阳铲。
不过，听到皇上台子下面“有东西”，他还是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在此之前，他还没真正接过“大活儿”呢，“闭上眼好像就能看到青铜器，还有其他宝物。”
张大军十分重视这个“大活儿”，他和刘老四组织人马先后三次对皇上台子进行了盗掘。前期他都会跟着去看现场，怎么挖，挖多深，一一进行交代。但到真正动手时，因为行动不便，他都不在现场，而是电话遥控。
第一次盗挖成功。
当手下把盗来的青铜鼎放在张大军面前时，“我一下子就抱在怀里了，都不敢眨眼了，生怕一下子就没有了。”
日思夜想的“宝贝”就在眼前，张大军觉得“太难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浑身都在哆嗦”。
青铜盏、青铜链壶、青铜雁、青铜餖、青铜片、青铜剑、青铜耳环、青铜笔洗、青铜小鼎、玉饰……
一件件都是宝贝，张大军看来看去，舍不得放手。
他随后联系到枣庄一个买家，这个买家随后将文物转卖给北京一个叫“小二”(在逃)的人。
不到3天，这些文物就全部出手。
9件文物卖了30万，至于枣庄的买家卖了个什么价，张大军他们就不知道了。
这30万，除了刘老四分得两份钱，剩下的每人平分，张大军分到一万七。
对于这笔交易，一位办案民警感叹，“光那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壶，市场价就三四十万元，真是卖出了个白菜价！”
3月19日，邹城市太平镇民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人预谋到太平镇北亢村盗掘古墓。
“我们在北亢村蹲守了5昼夜”，民警梁冰说，每晚12点左右，都有一两个人拿着铁锨在古墓附近挖，而且来的人都不一样。
民警没有打草惊蛇，他们在等“大鱼”。
3月24日，当张大军等七人在峄山镇一家羊汤馆商量当晚去挖看庄镇郭山村一处古墓时，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将七人一锅端。
警方连夜突审张大军。
一开始他嘴很紧，拒不交代。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一位刑警挂在腰间的一块玉不经意间露了出来。
看见这块玉，张大军猛然两眼放光，对这块玉品头论足，案件就此打开突破口。
“过去，只有文物大省才会出现严重的盗墓现象；现在，哪里有古墓，哪里就有盗墓贼。更可怕的是，盗墓者不仅分工明确、工具完备，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掌握了专业的考古知识。”施振宝说，张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道”上的人们
“不过，对于盗墓江湖而言，这就是‘道’，盗亦有道。”张大军说，“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得有钱。
张大军告诉记者，根据分工不同，“圈内人”有着不同的称谓：“掌眼”、“支锅”、“腿子”和“下苦”。盗掘、运输、窝藏、销赃等一条龙作业，都是由这些角色完成的。
根据张大军的阐述，盗墓团伙的全班人马叫“一锅儿”。“锅”里的核心人物是“掌眼”，“掌眼”不仅有寻找古墓的本领，也有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打算购买墓内文物的初级收购商。
“支锅”是盗墓行动负责人，类似于包工头，负责筹措盗墓所需的资金、设备等。“支锅”的投入是有风险的，一单活儿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文物)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事成之后分红，“支锅”能分到两份，其他人只能分到一份。
“腿子”指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他们在盗墓过程中扮演着“项目经理”的角色，负责探寻墓地的具体位置，以及确定里面是否还有文物等。“支锅”不在现场，“腿子”就有绝对的权威。
在盗墓产业链中，最底层的是“下苦”。“下苦”多是农民工，从事挖掘工作。通常情况下，即使“支锅”盗取一座古墓的利润达到上千万元，一个“下苦”也只能得到几百元到几千元报酬。
“不过，对于盗墓江湖而言，这就是‘道’，盗亦有道。”张大军说，“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首先得有钱。找线索是“支锅人”的首要任务，有了确切目标后要请“掌眼”验收，然后选好“腿子”和“下苦”。选中的人既要安全可靠，又要干活稳妥，还得懂得道儿上的规矩。所以，只能去道儿上找。价钱也至关重要，大墓有大墓的价钱，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与汉代墓肯定不同。
还有“生坑”(没被盗过的墓)、“熟坑”(曾经被盗过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差异。采买器材和炸药也是支锅职责，炸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所以还得去道儿上求。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这些盗墓贼们离不开这个“道儿”。
“望”、“闻”、“问”、“切”
寻找古墓则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但张大军的盗墓诀窍却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现在，盗墓的时间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在干了15年刑警工作并六破盗墓案的施振宝看来，如今更专业的盗墓装备已经让盗墓者很难再被时间和环境所牵制。
据施振宝介绍，盗墓贼分工很明确，踩点、放风、掏洞、安炮眼、摸宝贝。以往，盗一个墓耗时三到五天，炸和挖至少需要两天，而且不能性急。如果炸出的竖井里还充满硝烟就下去，很可能一个都不能活着上来。所以，爆炸以后必须做好伪装，第二天再去。“有的时候盗墓贼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和墓葬内有无文物，往往要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
比如，张大军挖的邾国贵族墓葬区地面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浅的地方也就两三米，快的话，一个墓两小时完全搞定。
而根据张大军的描述，即使是一个埋在地下10米深处的墓葬，用直径60厘米、高40厘米的“大铲”，一个小时就能挖出一个直径60厘米、深10米的盗洞。汉墓一般距地表12米左右，西周墓则更深，但一夜之间盗掘完成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这几年警方缴获的盗墓工具看，现代盗墓贼已经配备了更为专业的探测仪器和爆破工具，为保证洞内作业，还配有通风、通氧设备；整个过程主犯在外地用手机遥控指挥；得手后，交由专司运输的人员迅速转移。
寻找古墓则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活，但张大军的诀窍却有些类似于中医诊疗手法，即“望”、“闻”、“问”、“切”。
“望”即看风水，看草木。经验丰富的盗墓者大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由于古人迷信风水，因而多数古墓都建在“风水宝地”上，如依山面水之处，尤其是古河道的拐弯处，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盗墓者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古墓的地方，由于泥土曾被翻掘和踩踏，庄稼的长势会比旁边的差一些。
“闻”即闻气味，依照气味的不同来分辨某处是否有墓葬。如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银和朱砂用于防腐；而唐宋之后的墓葬墙壁上通常涂抹有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散发的气味，一般人难以察觉，而盗墓者总能敏锐地辨别。“闻”的另一层含义为听声音。一般的大型古墓，一旦受到较大震动如空中打雷时，就能向地表传出不同于别处的声响。
“清朝时期的大盗墓贼焦四，就善于通过声音来找墓。他曾在打雷时寻找墓地，根据回声能准确判断出墓葬位置。”张大军对焦四很崇拜。
“问”就是踩点。盗墓者一般都能说会道，尤其善于与老人谈古论今。每到一处，他们便会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的身份，拜访当地的老人，通过交谈，从当地传说中获取有关古墓的信息。有时他们也会通过当地史志搜罗信息。
“切”，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一是指发现古墓后，根据地表的地势等情况，准确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墓穴；二是打开墓中棺椁后，没有遗漏地摸取死者身上的宝物；三是触摸到文物后，即能判断其为哪个朝代的文物、价值有多大等。
有时，先进的“探宝仪”也会派上用场。
“只要是金银铜铁锌等金属在地下，探宝仪就会根据不同的金属发出不同的报警声。”张大军称，找到古墓后，一般会用“洛阳铲”在墓葬周围密集式“扎针”，以确定古墓的长度和宽度，并根据扎针取上来的土判断该墓是哪个朝代的，是平民墓还是贵族墓，是“生坑”还是“老盗”(已经被盗过的墓)。
“如果是‘老盗’的话，就没有干的必要了。”张大军说。像去年底轰动一时的曹操墓，几乎空空如也，对盗墓团伙来说，那就是个不值得一提的“废坑”。
“明朝时期的墓大多在山岭的阳面，并且与土层、山崖接触的地方，‘大活’很多，汉墓及以前的墓弄出来的东西也很漂亮”。张大军说，这些都是盗墓者最想下手的。
产业链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
施振宝说，文物到手后，盗墓者会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将文物走私出境，是他们最常用的做法。
这条产业链究竟快捷到什么程度呢？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说，盗出的好东西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文物出境的路是畅通的，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会集到河南、陕西、甘肃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标签掩人耳目。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原先文物从古墓中盗出后，要等待“识货者”——这是一个漫长并偶然的过程。而现在，文物一出土，便肯定意味着它有了买主，交易迅速完成。
“与过去相比，盗墓已完全产业化。”邵泽水忧心忡忡地说。
据一些报道称，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从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次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上。此时，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带有任何“危险信号”，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并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
而地下文物在进入合法化商业渠道之前，都有过一段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这种旅行不仅只是出入海关、二次集散，还包括在形形色色的大小老板们之间的周游。张大军说，这用行话来说就是“倒手”。
孙志强表示，“倒手”是文物商贩们大变魔术、规避法律风险的法宝。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一个盗墓贼，花费三天工夫，把这里最常见的一个汉俑从50米深的地下搬运到地表面来，他十年的生计就有着落了。”杜廷永说。
不过，令一些大老板伤神的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盗掘速度带来的文物价格贬值。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一些文物贬值相当惊人。“一件汉阳陵的裸体陶俑，国内原来可以卖到15万元，如今两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十万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张大军说。
时下，我国出现了一股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的热潮，一些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推出“鉴宝”、“收藏”节目。也有专家认为，媒体在引导民众的文物收藏观念和认识方面，起了误导作用。明清文物传世的很多，人们在地摊上、古玩店里是可以找到民间流传下来的真品。然而，明清之前的文物是很难流传下来的。
“我们在‘鉴宝’类节目里，包括市面上，怎么见到了那么多明清之前的文物？这些文物从哪来的？如果不是盗墓而来的，又如何解释？”孙志强说。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唉……”话至此，孙志强长叹一口气，道出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无奈。
（张大军为化名）
只要找到了墓葬 盗墓贼早晚会下手
本报记者 董钊 赵慧
在我省，由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墓葬和遗址众多，一些田野文物成为众多盗墓者觊觎的对象。其中，枣庄、临沂、济宁、菏泽等多个市，先后发生多起盗墓事件，田野文物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以枣庄为例，枣庄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流传下来非常丰厚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运河文化，地上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像“北辛遗址”、“岗上遗址”，以及历史名城“薛国故城”、“滕国故城”等，涵盖多个时代。
枣庄现有薛国故城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江遗址等4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泉寺等8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500余处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田野文物被盗事件时有发生。
在临沂市沂南县境内，沂河、汶河、蒙河岸边分布着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历史文物多为中国历史上的早期时代。考古证明，夏商周至三国两晋，沂南县历经兴废。
沂南县现有文物点223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桥、故城、石刻等，仅2005年以来就发生有影响的田野文物被盗和破坏案件十余起：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都故城”遗址内古墓被盗掘多次。
2009年上半年，沂南县文化局与公安局积极配合，严厉打击盗掘、盗窃文物的不法分子。先后三批抓获犯罪分子20余人。
从该县文物部门走访了解情况看，苍山某乡镇村民竟以盗墓为业，昼伏夜出，已经发展到团队化、机动化；而沂南县部分村庄也有成群的偷盗团伙。他们内外勾结，以偷盗古墓为目标。而文物管理单位的防范措施却捉襟见肘。
菏泽境内现有龙山文化堌堆等共500余处，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到200多处，数量之多、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然而盗墓事件在菏泽接连发生，这些盗墓者往往是由外地的一些不法文物商贩与本地人相串通、勾结作案。
200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巨野县大义镇的一处田野里，几个黑影忙个不停。第二天，一座高4米、宽1米的巨大墓碑呈现在众人眼前。考古人员在大坑内看到，这块巨大的石碑竟然是金代皇室家族“完颜氏”的墓碑。
2004年6月，菏泽开发区一汉代墓葬被严重盗挖。公安部门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收回文物28件，包括龙山文化时期的贝币，夏商时期的漏形器以及汉代的陶罐等。
2006年9月，成武县文亭湖遗址进行开发。文亭湖遗址是古郜国的都城。其中大批青铜、贝币、陶器等器物，在挖掘现场一度遭到哄抢。而来自菏泽周边各地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最多时一度达到四五百人，附近村庄及县城的很多旅社宾馆人满为患。
……
“我们在田野文物的管理和保护上任务很重。”据省内知名考古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地方财政很难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田野保护，使不少考古价值高的田野文物暴露于野外，长期无人问津或疏于管理；再者，很多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人手有限，根本抽不出人来专门看管，致使田野文物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
截至2009年底，全省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万余处，其中新发现15417处。而对于田野文物的保护，是令整个考古界非常头疼的问题。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仅邹城的田野文物就有600多处，而相关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只有6人。
而且根据法律，即使墓葬被盗贼挖掘，只要是没有挖开墓门，没有破坏墓室，文物部门是不能对该墓进行发掘，所能做的就是回填，但是这给保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盗墓贼找到了墓葬的位置所在，他早晚会下手的。”邵泽水说。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他们毁的不是文物是历史
齐鲁晚报：“摸金校尉”(盗墓贼)自古就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铭：由于我国历史久远，一些散落在民间的石碑、墓葬、遗址类文物古迹，艺术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非常高，但却常年缺乏有效看管，管理难度较大，很容易成为盗墓分子觊觎的目标。
齐鲁晚报：现在的盗墓分子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李铭：他们善于盗大墓，团伙作案，技术级别比较高，动手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全面的历史文物资料，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比较了解。比如，盗墓分子住在李村，他们去王村挖墓，一般由团伙成员倒班去挖。有的墓葬很深，但他们通过掌握的情况，挖出的洞往往能直达主墓群。深墓有时需要挖很多天，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白天将墓穴培上旧土，盖上树枝、塑料布等，然后将新土撒在较远的荒郊野外。
齐鲁晚报：盗墓的风险来自哪些方面？
李铭：盗墓贼一旦被发现，就将面临法律制裁。并且，如果盗墓时判断错误，很可能葬身墓穴。比如，济南曾发现明末清初一处墓葬，墓门已经砸坏，前室东壁处有一具蜷缩的尸骨，尸体上方有被火熏过的痕迹。这说明，此人曾举着火把进入墓葬，但对墓葬结构分析错误，在火把燃烧过程中缺氧窒息死亡。
齐鲁晚报：为什么还有人如此疯狂地盗墓？
李铭：非法利益是罪魁祸首。在墓葬发掘过程中，经常发现盗墓贼的尸体。除了窒息死亡之外，还有可能是被同伙害死。早年间，盗墓贼多有“父子档”，一般都是儿子下坑，父亲在上面，而不是父亲下坑，儿子在上面，这是为了防止儿子心生歹念，而父亲杀子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齐鲁晚报：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李铭：在盗墓分子破坏下，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很难再完整取证。说白了，这些人毁的不是文物，而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