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揭秘朝鲜边境上特殊的中国家庭生活（组图）
11月16日，在北京到延吉的飞机上，看到一份延边报纸上有一则关于延边州政府如何照顾生活困难的归国华侨的报道，引起我的注意。这则报道透露这样的归国华侨数量庞大，且多生活不算富裕，我就想到，这也许是指从朝鲜归国的中国人。我决定采访一下这样的家庭。
图们某村的李玉山是从朝鲜归国的华侨。我见到他是在11月21日上午。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李玉山的父亲在19岁时从河北“闯关东”到了朝鲜钟城，留在那里生活。1951年，李玉山在钟城出生。
李玉山回忆，他们是在1965年离开的朝鲜，时为“文革”前夕，“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朝鲜对我们这些汉族人不像之前那么好了。”李玉山的回忆是，有时中国人与朝鲜人发生争执，即使道理在中国人一边，警察也不会认为中国人有理，“很没有地位”。而重要的另一点是，汉族学校被取消，与李玉山父母一起到朝鲜的，还有许多汉族家庭，到朝鲜后，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这些家挺的子女，像李玉山一样，原本读的是汉族学校，而汉族学校突然被取消，必须去读朝鲜学校，这让这些中国人很难接受，于是，“一宿之间，我们那个屯子回来了30多户。”
回到中国，李玉山一家被分配到图们市的这个村子里。跟李家同时分来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自朝鲜归来的家庭。这是一个朝鲜族村庄，在图们市区以北几公里的位置，村内除了极少数汉族家庭外，几乎全都是朝鲜族家庭。现在李玉山的父母早已去世，他的3个子女也已长大成家。李玉山以种植果树为业，生活安稳。自离开朝鲜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在图们另一个村子里生活的金辉成一家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身份。我是到这个朝鲜族村庄寻访一个孙姓朝鲜人子弟时遇到金辉成的。那天天气阴冷，村子里没几个人影，村民都躲在装置有热烘烘地炕的自家屋里。村子里的电线杆上，醒目地张贴着一些有关赴南韩探亲或旅行签证的小广告。孙某早已不在村里了。据我先前了解到，孙某50多岁，他的父母都是朝鲜人，早年从朝鲜来到中国，前几年，孙某摔断了腿，生活很是困难。据说孙某现在图们城里谋生，村里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在我敲门问询的时候，开门的正好是金辉成。“我也是侨民，”他说。于是被迎进他温暖的家中。
金辉成正为他的侨民身份困扰着。“我也不想当侨民，”他说。金辉成与孙某有着近似的经历，他的父母也是朝鲜人，1967年，金辉成出生在这个村庄，但他至今都没有中国身份证，持有的是一张绿色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证。”最让他感到困扰的正是他的这个证件，“别人都不相信啊，去银行办存款，去住宾馆，人家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证件，不相信你。”
上个世纪50年代，金辉成的父亲金昌河自朝鲜元山来到中国，之后再没回去，今年已80多岁了。金昌河早年毕业于元山大学，“是个农业专家，”来到中国后，一直生活在他们这个朝鲜族村庄里，这里是蔬菜种植基地，曾做过多年的蔬菜种植技术员。现在，金辉成也在村里种菜，每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他居住的房子收拾得整洁而温暖。当我们盘着腿，坐在他家的地炕上谈起这些时，他的父亲就斜躺在一边，闭着眼，闭着眼，似睡未睡，而他的正在图们读中学的女儿则赤脚坐在另一边看电视。
金辉成很是感慨，他说：“朝鲜现在经济很困难，如果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会更让人看不起。”金辉成说，他父亲的四五个兄弟至今仍生活在朝鲜，曾到这边来探亲，他小时候也曾到过朝鲜去，而其父脾气倔强，一直不愿回去，“现在朝鲜特别困难，即使那边好，到这边来了，他也不再回去了。”
在延边采访的几天，我遇到的与朝鲜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家庭，并不仅仅止于上述这两家。在延边大学任职的M女士这样告诉我，“延边百分之七八十的朝鲜族家庭都跟朝鲜或者韩国沾亲带故。”M女士一家正是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的堂姐一家去了朝鲜清津。堂姐出生于延边，在到朝鲜前，与丈夫都已大学毕业，后来他们在朝鲜一个工厂做工程师，现已退休。
M女士介绍，堂姐曾前后三次来延吉探亲，第一次是在1998年，那时朝鲜国内经济困难，延吉的这些亲戚便每家凑出一千或两千元钱，让堂姐带着一两万元人民币回家，在回国时，堂姐还把这些亲戚家里不再使用的自行车以及电视机等，装了满满一汽车，拉到图们，过关后，再由到南阳接她的汽车转运到家。
2005年，堂姐最后一次到延吉，再次表示需要钱，因为2000年她第二次来的时候，亲戚们又曾送以大笔的钱，便问她之前的钱用到了哪里，堂姐说，一部分给了她的三个女儿，她的女儿本在工厂上班，因为国内缺油，工厂关闭了，女儿们便自己晾晒菱角来卖，添置做生意的用具需要钱;另一部分则给儿子结婚用，朝鲜虽然房屋无须买卖，但使用权还是要买的，“她买了一个小房子和生活用品给儿子。”“这么多年过去，她又没钱了。”
自2005年回国，堂姐再没有过来，但通信还是有的，在信中，她曾表示让女儿再到延吉。“我们这些亲戚已经累了，真的不想再接待了。”M女士的感受很复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去韩国，那里的亲戚送给我们很多东西，后来朝鲜的亲戚来我们这里，我们也送他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很能体谅。”
而在距离中朝圈河口岸不远处的珲春某村的杨老汉，在我找到他的11月24日这天上午，因为养的牛丢了三头，他到镇上去了，下午才回家。杨老汉是朝鲜族，1959年曾去朝鲜黄海(军演专题)北道做杂工，并在朝鲜娶了个朝鲜媳妇，1964年带回村里来。杨老汉今年75岁，老伴朴婆婆也已70岁了。朴婆婆一句汉语也说不了。他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本村书记，二儿子生活在珲春市内，老三则去了南韩打工。杨老汉告诉我，自跟他回来后，朴婆婆曾多次回国探亲，朝鲜的亲戚也来过这边。
2006年，他的一个小舅子来过珲春，今年7月还曾来过一次，今年来的时候，因为别无他物，就从朝鲜带来一些中药材，在图们过关时，还被海关没收了，因为检疫部门检查出“有霉变，”“销毁处理。”杨老汉的家境也不富裕，他借了2500元钱，让小舅子带了回去，“后来我卖了一头牛，把钱还了。”而他从来没有去过朝鲜亲戚家，原因是“北朝鲜生活困难，我生活不太好，没什么钱，白去人家也不欢迎，有钱就可以多去了。”
杨老汉生活的朝鲜族村庄，就在图们江的边上。在我来到这里的这天，天气阴冷，中午开始下起雪来。
图们某村的李玉山是从朝鲜归国的华侨。我见到他是在11月21日上午。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李玉山的父亲在19岁时从河北“闯关东”到了朝鲜钟城，留在那里生活。1951年，李玉山在钟城出生。
李玉山(刘志明摄)
李玉山回忆，他们是在1965年离开的朝鲜，时为“文革”前夕，“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朝鲜对我们这些汉族人不像之前那么好了。”李玉山的回忆是，有时中国人与朝鲜人发生争执，即使道理在中国人一边，警察也不会认为中国人有理，“很没有地位”。而重要的另一点是，汉族学校被取消，与李玉山父母一起到朝鲜的，还有许多汉族家庭，到朝鲜后，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这些家挺的子女，像李玉山一样，原本读的是汉族学校，而汉族学校突然被取消，必须去读朝鲜学校，这让这些中国人很难接受，于是，“一宿之间，我们那个屯子回来了30多户。”
回到中国，李玉山一家被分配到图们市的这个村子里。跟李家同时分来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自朝鲜归来的家庭。这是一个朝鲜族村庄，在图们市区以北几公里的位置，村内除了极少数汉族家庭外，几乎全都是朝鲜族家庭。现在李玉山的父母早已去世，他的3个子女也已长大成家。李玉山以种植果树为业，生活安稳。自离开朝鲜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在图们另一个村子里生活的金辉成一家则有着更为复杂的身份。我是到这个朝鲜族村庄寻访一个孙姓朝鲜人子弟时遇到金辉成的。那天天气阴冷，村子里没几个人影，村民都躲在装置有热烘烘地炕的自家屋里。村子里的电线杆上，醒目地张贴着一些有关赴南韩探亲或旅行签证的小广告。孙某早已不在村里了。据我先前了解到，孙某50多岁，他的父母都是朝鲜人，早年从朝鲜来到中国，前几年，孙某摔断了腿，生活很是困难。据说孙某现在图们城里谋生，村里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图们，中朝边境(刘志明摄)
在我敲门问询的时候，开门的正好是金辉成。“我也是侨民，”他说。于是被迎进他温暖的家中。
金辉成正为他的侨民身份困扰着。“我也不想当侨民，”他说。金辉成与孙某有着近似的经历，他的父母也是朝鲜人，1967年，金辉成出生在这个村庄，但他至今都没有中国身份证，持有的是一张绿色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证。”最让他感到困扰的正是他的这个证件，“别人都不相信啊，去银行办存款，去住宾馆，人家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证件，不相信你。”
上个世纪50年代，金辉成的父亲金昌河自朝鲜元山来到中国，之后再没回去，今年已80多岁了。金昌河早年毕业于元山大学，“是个农业专家，”来到中国后，一直生活在他们这个朝鲜族村庄里，这里是蔬菜种植基地，曾做过多年的蔬菜种植技术员。现在，金辉成也在村里种菜，每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他居住的房子收拾得整洁而温暖。当我们盘着腿，坐在他家的地炕上谈起这些时，他的父亲就斜躺在一边，闭着眼，闭着眼，似睡未睡，而他的正在图们读中学的女儿则赤脚坐在另一边看电视。
金辉成很是感慨，他说：“朝鲜现在经济很困难，如果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会更让人看不起。”金辉成说，他父亲的四五个兄弟至今仍生活在朝鲜，曾到这边来探亲，他小时候也曾到过朝鲜去，而其父脾气倔强，一直不愿回去，“现在朝鲜特别困难，即使那边好，到这边来了，他也不再回去了。”
图们，中朝边境(刘志明摄)
在延边采访的几天，我遇到的与朝鲜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家庭，并不仅仅止于上述这两家。在延边大学任职的M女士这样告诉我，“延边百分之七八十的朝鲜族家庭都跟朝鲜或者韩国沾亲带故。”M女士一家正是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的堂姐一家去了朝鲜清津。堂姐出生于延边，在到朝鲜前，与丈夫都已大学毕业，后来他们在朝鲜一个工厂做工程师，现已退休。
M女士介绍，堂姐曾前后三次来延吉探亲，第一次是在1998年，那时朝鲜国内经济困难，延吉的这些亲戚便每家凑出一千或两千元钱，让堂姐带着一两万元人民币回家，在回国时，堂姐还把这些亲戚家里不再使用的自行车以及电视机等，装了满满一汽车，拉到图们，过关后，再由到南阳接她的汽车转运到家。
2005年，堂姐最后一次到延吉，再次表示需要钱，因为2000年她第二次来的时候，亲戚们又曾送以大笔的钱，便问她之前的钱用到了哪里，堂姐说，一部分给了她的三个女儿，她的女儿本在工厂上班，因为国内缺油，工厂关闭了，女儿们便自己晾晒菱角来卖，添置做生意的用具需要钱;另一部分则给儿子结婚用，朝鲜虽然房屋无须买卖，但使用权还是要买的，“她买了一个小房子和生活用品给儿子。”“这么多年过去，她又没钱了。”
自2005年回国，堂姐再没有过来，但通信还是有的，在信中，她曾表示让女儿再到延吉。“我们这些亲戚已经累了，真的不想再接待了。”M女士的感受很复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去韩国，那里的亲戚送给我们很多东西，后来朝鲜的亲戚来我们这里，我们也送他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很能体谅。”
而在距离中朝圈河口岸不远处的珲春某村的杨老汉，在我找到他的11月24日这天上午，因为养的牛丢了三头，他到镇上去了，下午才回家。杨老汉是朝鲜族，1959年曾去朝鲜黄海(军演专题)北道做杂工，并在朝鲜娶了个朝鲜媳妇，1964年带回村里来。杨老汉今年75岁，老伴朴婆婆也已70岁了。朴婆婆一句汉语也说不了。他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本村书记，二儿子生活在珲春市内，老三则去了南韩打工。杨老汉告诉我，自跟他回来后，朴婆婆曾多次回国探亲，朝鲜的亲戚也来过这边。
杨老汉(刘志明摄)
2006年，他的一个小舅子来过珲春，今年7月还曾来过一次，今年来的时候，因为别无他物，就从朝鲜带来一些中药材，在图们过关时，还被海关没收了，因为检疫部门检查出“有霉变，”“销毁处理。”杨老汉的家境也不富裕，他借了2500元钱，让小舅子带了回去，“后来我卖了一头牛，把钱还了。”而他从来没有去过朝鲜亲戚家，原因是“北朝鲜生活困难，我生活不太好，没什么钱，白去人家也不欢迎，有钱就可以多去了。”
杨老汉生活的朝鲜族村庄，就在图们江的边上。在我来到这里的这天，天气阴冷，中午开始下起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