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没想承担伟大的价值观，担不起“旗手”
张艺谋之《三枪拍案惊奇》
“从市场角度说，拍一下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叫跌份。”
张艺谋怀着忐忑之心走进了上海永华电影院。他有点紧张，从下午开始，就只吃了两个生煎包填填肚子。《三枪拍案惊奇》里主打的东北“二人传”长期在南方水土不服，他很想知道南方观众的反应，“北方肯定没问题”。
观众们异常热烈的笑声缓解了他的情绪，即使是孙红雷喂马这样压根没什么的情节，也笑声朗朗。有女生冲上去想拥抱导演，一对情侣看见了坐在前面的大腕，女生忘情地开始热吻男友。张艺谋走上台，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上海人民真有水平”。
下午他刚刚面对过质疑。媒体和网络上都在严厉地批评和讽刺着此番《三枪》“以小(投资)博大(票房)”的抢钱行为。《三枪》的投资不大，演员成本才占 20%，稍微多点的可能就是几百美元的剧本改编费用，但《三枪》在宣传上俨然一副大片姿态，这拔高了很多人对于《三枪》的期待。
一片荒地，几座山头，一家面馆，6个主要演员，连街道和邻居都没有。95分钟的片长，很多电影院把票价定到了100元。然后首周末票房就破了亿，这更激起了人们对其品质的“恨其不争”。人们始终对张艺谋寄予无限的期望，希望他能再现《活着》时的创作激情，带领大家往前冲。但张艺谋显然打算辜负大家的厚望，他很直白:他担不起，也不想担。
他说，现在有些人偏重于人文、价值的思考，但市场上需要鼓励的是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必要无休止地讨论价值观和思想，离开了老百姓的喜好，没意义的”，这的确是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写照，有一种说法是，电影分两种，电影和中国电影，很多人的较真仿佛是自寻烦恼。
他吃过亏，《英雄》树立了高票房的招牌后，他也拍过像《千里走单骑》这样被叫好的文艺片。当时3000多万的票房在中国文艺片史上也不多见，好像很卖座，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新画面公司依然亏了三四百万。此后，他的电影口碑一部比一部差，但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高票房就代表着老百姓真的喜欢吗？买票进场了，看完后悔了，能退票吗？拍电影，就是为人民服务。冯小刚最先说了这句话，宁浩也说过，现在轮到了张艺谋说了。
但是，需要烂片的人民，究竟是谁呢？
为人民服务
《新民周刊》:上海观众昨晚的疯狂状态，你事前想得到吗？
张艺谋:很惊讶。当时我还乔装打扮进场，和他们一起看了，就是想看看观众反应，我知道在东北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上海观众(的反应)。笑声比我想的要多，这不代表我们高明，而是观众迅速进入了正常的观影心理。他花钱来的，没想其他的，笑了第一声后就明白了，导演的意思就是让我笑的。所以后来有些根本不笑的地方，他们也都哈哈大笑，笑点很低，观众很快乐。这时你不应该板着脸说观众庸俗，这就是普通观众。
《新民周刊》:这种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
张艺谋:不是成就感。为人民服务，落在实处。
《新民周刊》:但是网络上也有负面评价，有人说这就是一台拉长了的春晚，有人说这种包袱有点低俗，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观众呢？
张艺谋:拍之前就想到会有这些了。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总有很多观念上的争论，现在很多人还偏重于电影人文、价值和思想，但我看现在的电影市场上，应该多鼓励拍一些娱乐类和商业类的电影，我这是为贺岁档拍的，图的就是轻松愉快，希望大家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要无休止地讨论价值观和思想，如果这种讨论离开了老百姓的喜好，就没意思了。否则知识分子还在讨论价值观，我们的市场都被好莱坞占领了。
《新民周刊》:可能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你的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你寄予了厚望。
张艺谋:我没拿自己当回事儿，没想承担伟大的价值观，也没想过要做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艺术探索，没想承担重大的命题、伟大的价值观和深邃的思想。我不是为影展而拍摄，也不是为了让导演扬名立万，就是让大家快乐的。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寄予无限的期望，拿我当旗手，带领着冲向各个山头，我担不起。
《新民周刊》:你这样说，会让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张艺谋:我们先得在这块土地上站稳了，否则年轻观众会迅速失去对国产片的兴趣。我们周边港台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本土电影等于不好看，年轻观众一有了这种概念，无论文化人怎么说好，他们都不去看。电影院那么好的硬件给谁准备的呢，为好莱坞准备的。香港现在也这样，对于整个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和辉煌，一去不复还。我不是理论家，只是从感觉上来说，电影市场永远要看年轻人的，上了年纪的人很少去电影院，除非遇到一部话题电影。只有年轻人才经常去电影院，要让他们对国产电影有兴趣，不然楼都盖起来了，柱子都是别人的。现在大陆成了中国电影最后的阵地，但我们对好莱坞的限制不是永久的，现在只是用限额在卡别人啊。
观众是谁
《新民周刊》:在人们的想象中，像你这样的大导演来拍这种娱乐片，是一件跌份的事。
张艺谋:从市场角度说，拍一下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叫跌份。你别抓着这个，哐哐哐地踹。对于一个娱乐电影来说，你拿着思想和文化，一打一个准。我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拍过大家喜欢的有人文内涵的电影，我以后还会拍的，只是要有好剧本。遇到合适的商业题材也可以拍的，我倒认为每一年都该有一些话题电影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这个比吸引知识分子的赞赏更重要。
《新民周刊》:国内的商业片不够吗？一年难得看到几部稍微有品质的文艺片。
张艺谋:坦率地说，需要年轻的商业片优秀导演群来挺住这个市场，然后大家才可以百花齐放。有了市场，有了投资，尽可以拍非常个性的、非常有独立见解的、非常有人文价值的文艺片。但现阶段大家该在意商业片，中国年轻导演上来就拍好商业电影的不多，就一个宁浩，太少。
《新民周刊》:从《英雄》后你的每部电影都能引起极大的争议，这是你所期望的吗？
张艺谋:我自己愿意看到吗？我已经习惯了。这现象很早就开始了，并不只是从《英雄》开始的。第一部《红高粱》时就这样，只是没有通过娱乐和商业方式传播得这么广，争议一直伴随着我的电影，20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新民周刊》:你也是慢慢习惯的？
张艺谋:对的。一开始很在意，《红高粱》那时，影评的力量很大，有时看到说电影不好的文章时，会很难受。那时没有票房概念，就只有评论。那时我们常做的事情就是，新电影首映，请四五十个全国的文化人和评论家看片，然后开讨论会，第二天文章一发表，电影人的责任就完成了。导演就美吧，把这些文章一收集，当里程碑一样地搁起来。
《新民周刊》:后来你怎么就习惯了，不在意大家的评论了？
张艺谋:因为现在的这些文章是和大众脱节的。甚至可能有一种观点，票房数字越高，越代表庸俗，越代表误导。我们没有权威标准，观众反正是虚拟的词，有些人又不相信这个(票房)数字代表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甚至拿这个数字说反话，说它代表了导演的庸俗和堕落。那就没什么可代表观众的，唯有你手上的笔嘛。
《新民周刊》:你想过为什么会出现骂声越高票房越高的现象呢？
张艺谋: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在没有一个权威的代表观众这两个字的标准前，权且相信票房吧。如果连这个也不相信的话，我们所说的观众成了虚拟群体，人人都在说观众，但是到底怎么统计这个群体呢？票房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亿，靠强势宣传和品牌象征是可以做到的，那大家说这个不代表观众，没问题；第二亿，第三亿，就得靠观众自己了啊，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口口相传。有朋友说，好玩，你去看吧，比什么都管用。这种口碑真的是靠十几篇文章影响的吗？不会吧，那我们影评人就太伟大了。如果大家都说没意思，第二周票房就下来了，不可能到两个亿的。
缺少好剧本
《新民周刊》:之前巩俐在一次采访时说，现在导演身边都没有敢提意见的人了。
张艺谋:那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了。(有人敢和你吵吗？)不是说当面吵不吵，我要想听反对意见，那太多了。到网上一搜，每天可以看到一百篇以上，当安眠药都可以。
《新民周刊》:你不把自己当回事，但身边人都把你当回事啊。
张艺谋:那是大家器重我。就像奥运会，多少专家在说啊，要不然怎么有人说，败了就要我流亡海外，还要到没有华人的地方。奥运完了后，我还是回到了本行，我一再说，我这次不是故弄玄虚，假装大巧若拙。我就是拍一个贺岁片，要不2009年空过去了。我闲了三年了，我手痒了。
《新民周刊》: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很冷峻，一点都不适合贺岁氛围，你为什么选中它来改编呢？
张艺谋:是不适合，它的结尾很荒诞，很黑色。我一开始也打算拍成那样的，如果真这样拍了，也就是一个在贺岁档上演的电影。正好制片人提出用小沈阳，我也想尝试一下嬉闹剧和悬疑结合的挑战。而且我以前没专门为贺岁档拍过电影，都是电影拍完后，发行公司把它放在了贺岁档。这次是我主动想好的，所以一早就想好了最后的片尾曲，有了电影里前半段的嘻嘻哈哈，当然电影后半段还是找回了《血迷宫》那种感觉。我喜欢混搭，在年轻人里很时髦，这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多元化的喜好和开放的态度，啥都可以搁一块了。
《新民周刊》:没再想过拍一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吗？
张艺谋:当然想啊，只要大家喜欢，但要碰到好剧本啊。有时选择不是刻意的，好剧本根本不是满天飞，很多好的故事早就被电视剧拿走了。现在电视剧抢得快，出钱也多，很多好的作家还在创意中，有个大纲就被买走了，甚至下一部和下下一部都被买走了。现在找一个好剧本真的很难，不像20年前我们第五代的初期，那么多的好小说等着我们挑，现在很多作家刻意冲着30集电视剧的长度写小说，很少有人愿意浓缩成短的故事。我也看到很多好的小说，都那么厚，无法拍电影啊，要伤筋动骨的。
《新民周刊》:你下一部戏《山楂树之恋》是文艺片，人们都说你计划好“华丽转身”了。
张艺谋:我根本没有任何战略，也没想过什么转型，被人们说得好像我有的放矢，压根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碰上的，我在筹备《三枪》时，半夜一两点钟，桌上放着别人送来的《山楂树之恋》剧本，说是网络小说改编的。看完后，我掉眼泪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还能碰到能感动我的剧本。一问工作人员，他们说了一大堆，说这个可火啦。有时就是灵光一现，当年在重庆筹备《一地鸡毛》，临时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万家诉讼》，就改拍《秋菊打官司》了。
《新民周刊》:现在还有像普通观众那样去电影院的习惯吗？
张艺谋:当然，凡是话题电影我都看。我通常都是选当晚最后一场，放广告时进场，灯亮之前走。
《新民周刊》:什么样的电影是你喜欢的话题电影？
张艺谋:现在是《三枪》，前两周就是《2012》了。
孙红雷说张艺谋:
10年前我认识的导演，一脸的“阶级斗争”，真的像兵马俑。现在不一样了，他总是很开心，心胸越来越大，心里也真的有别人了，变得更真诚了，和你有了真正的交流，以前好像没有人能走进他内心。
片尾曲《我只是个传说》中张艺谋作词部分:
不要疯狂地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咱们的世界这么大，事情如此多，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也就是个传说。
不要疯狂地迷恋我，你只是太寂寞。红红的太阳这边升，月亮那边落。你我都是这条路上匆匆的过客，其实留下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寂寞。
“从市场角度说，拍一下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叫跌份。”
张艺谋怀着忐忑之心走进了上海永华电影院。他有点紧张，从下午开始，就只吃了两个生煎包填填肚子。《三枪拍案惊奇》里主打的东北“二人传”长期在南方水土不服，他很想知道南方观众的反应，“北方肯定没问题”。
观众们异常热烈的笑声缓解了他的情绪，即使是孙红雷喂马这样压根没什么的情节，也笑声朗朗。有女生冲上去想拥抱导演，一对情侣看见了坐在前面的大腕，女生忘情地开始热吻男友。张艺谋走上台，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上海人民真有水平”。
下午他刚刚面对过质疑。媒体和网络上都在严厉地批评和讽刺着此番《三枪》“以小(投资)博大(票房)”的抢钱行为。《三枪》的投资不大，演员成本才占 20%，稍微多点的可能就是几百美元的剧本改编费用，但《三枪》在宣传上俨然一副大片姿态，这拔高了很多人对于《三枪》的期待。
一片荒地，几座山头，一家面馆，6个主要演员，连街道和邻居都没有。95分钟的片长，很多电影院把票价定到了100元。然后首周末票房就破了亿，这更激起了人们对其品质的“恨其不争”。人们始终对张艺谋寄予无限的期望，希望他能再现《活着》时的创作激情，带领大家往前冲。但张艺谋显然打算辜负大家的厚望，他很直白:他担不起，也不想担。
他说，现在有些人偏重于人文、价值的思考，但市场上需要鼓励的是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必要无休止地讨论价值观和思想，离开了老百姓的喜好，没意义的”，这的确是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写照，有一种说法是，电影分两种，电影和中国电影，很多人的较真仿佛是自寻烦恼。
他吃过亏，《英雄》树立了高票房的招牌后，他也拍过像《千里走单骑》这样被叫好的文艺片。当时3000多万的票房在中国文艺片史上也不多见，好像很卖座，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新画面公司依然亏了三四百万。此后，他的电影口碑一部比一部差，但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高票房就代表着老百姓真的喜欢吗？买票进场了，看完后悔了，能退票吗？拍电影，就是为人民服务。冯小刚最先说了这句话，宁浩也说过，现在轮到了张艺谋说了。
但是，需要烂片的人民，究竟是谁呢？
为人民服务
《新民周刊》:上海观众昨晚的疯狂状态，你事前想得到吗？
张艺谋:很惊讶。当时我还乔装打扮进场，和他们一起看了，就是想看看观众反应，我知道在东北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上海观众(的反应)。笑声比我想的要多，这不代表我们高明，而是观众迅速进入了正常的观影心理。他花钱来的，没想其他的，笑了第一声后就明白了，导演的意思就是让我笑的。所以后来有些根本不笑的地方，他们也都哈哈大笑，笑点很低，观众很快乐。这时你不应该板着脸说观众庸俗，这就是普通观众。
《新民周刊》:这种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
张艺谋:不是成就感。为人民服务，落在实处。
《新民周刊》:但是网络上也有负面评价，有人说这就是一台拉长了的春晚，有人说这种包袱有点低俗，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观众呢？
张艺谋:拍之前就想到会有这些了。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总有很多观念上的争论，现在很多人还偏重于电影人文、价值和思想，但我看现在的电影市场上，应该多鼓励拍一些娱乐类和商业类的电影，我这是为贺岁档拍的，图的就是轻松愉快，希望大家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要无休止地讨论价值观和思想，如果这种讨论离开了老百姓的喜好，就没意思了。否则知识分子还在讨论价值观，我们的市场都被好莱坞占领了。
《新民周刊》:可能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你的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你寄予了厚望。
张艺谋:我没拿自己当回事儿，没想承担伟大的价值观，也没想过要做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艺术探索，没想承担重大的命题、伟大的价值观和深邃的思想。我不是为影展而拍摄，也不是为了让导演扬名立万，就是让大家快乐的。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寄予无限的期望，拿我当旗手，带领着冲向各个山头，我担不起。
《新民周刊》:你这样说，会让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张艺谋:我们先得在这块土地上站稳了，否则年轻观众会迅速失去对国产片的兴趣。我们周边港台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本土电影等于不好看，年轻观众一有了这种概念，无论文化人怎么说好，他们都不去看。电影院那么好的硬件给谁准备的呢，为好莱坞准备的。香港现在也这样，对于整个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和辉煌，一去不复还。我不是理论家，只是从感觉上来说，电影市场永远要看年轻人的，上了年纪的人很少去电影院，除非遇到一部话题电影。只有年轻人才经常去电影院，要让他们对国产电影有兴趣，不然楼都盖起来了，柱子都是别人的。现在大陆成了中国电影最后的阵地，但我们对好莱坞的限制不是永久的，现在只是用限额在卡别人啊。
观众是谁
《新民周刊》:在人们的想象中，像你这样的大导演来拍这种娱乐片，是一件跌份的事。
张艺谋:从市场角度说，拍一下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不叫跌份。你别抓着这个，哐哐哐地踹。对于一个娱乐电影来说，你拿着思想和文化，一打一个准。我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拍过大家喜欢的有人文内涵的电影，我以后还会拍的，只是要有好剧本。遇到合适的商业题材也可以拍的，我倒认为每一年都该有一些话题电影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这个比吸引知识分子的赞赏更重要。
《新民周刊》:国内的商业片不够吗？一年难得看到几部稍微有品质的文艺片。
张艺谋:坦率地说，需要年轻的商业片优秀导演群来挺住这个市场，然后大家才可以百花齐放。有了市场，有了投资，尽可以拍非常个性的、非常有独立见解的、非常有人文价值的文艺片。但现阶段大家该在意商业片，中国年轻导演上来就拍好商业电影的不多，就一个宁浩，太少。
《新民周刊》:从《英雄》后你的每部电影都能引起极大的争议，这是你所期望的吗？
张艺谋:我自己愿意看到吗？我已经习惯了。这现象很早就开始了，并不只是从《英雄》开始的。第一部《红高粱》时就这样，只是没有通过娱乐和商业方式传播得这么广，争议一直伴随着我的电影，20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新民周刊》:你也是慢慢习惯的？
张艺谋:对的。一开始很在意，《红高粱》那时，影评的力量很大，有时看到说电影不好的文章时，会很难受。那时没有票房概念，就只有评论。那时我们常做的事情就是，新电影首映，请四五十个全国的文化人和评论家看片，然后开讨论会，第二天文章一发表，电影人的责任就完成了。导演就美吧，把这些文章一收集，当里程碑一样地搁起来。
《新民周刊》:后来你怎么就习惯了，不在意大家的评论了？
张艺谋:因为现在的这些文章是和大众脱节的。甚至可能有一种观点，票房数字越高，越代表庸俗，越代表误导。我们没有权威标准，观众反正是虚拟的词，有些人又不相信这个(票房)数字代表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甚至拿这个数字说反话，说它代表了导演的庸俗和堕落。那就没什么可代表观众的，唯有你手上的笔嘛。
《新民周刊》:你想过为什么会出现骂声越高票房越高的现象呢？
张艺谋: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在没有一个权威的代表观众这两个字的标准前，权且相信票房吧。如果连这个也不相信的话，我们所说的观众成了虚拟群体，人人都在说观众，但是到底怎么统计这个群体呢？票房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亿，靠强势宣传和品牌象征是可以做到的，那大家说这个不代表观众，没问题；第二亿，第三亿，就得靠观众自己了啊，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口口相传。有朋友说，好玩，你去看吧，比什么都管用。这种口碑真的是靠十几篇文章影响的吗？不会吧，那我们影评人就太伟大了。如果大家都说没意思，第二周票房就下来了，不可能到两个亿的。
缺少好剧本
《新民周刊》:之前巩俐在一次采访时说，现在导演身边都没有敢提意见的人了。
张艺谋:那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了。(有人敢和你吵吗？)不是说当面吵不吵，我要想听反对意见，那太多了。到网上一搜，每天可以看到一百篇以上，当安眠药都可以。
《新民周刊》:你不把自己当回事，但身边人都把你当回事啊。
张艺谋:那是大家器重我。就像奥运会，多少专家在说啊，要不然怎么有人说，败了就要我流亡海外，还要到没有华人的地方。奥运完了后，我还是回到了本行，我一再说，我这次不是故弄玄虚，假装大巧若拙。我就是拍一个贺岁片，要不2009年空过去了。我闲了三年了，我手痒了。
《新民周刊》: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很冷峻，一点都不适合贺岁氛围，你为什么选中它来改编呢？
张艺谋:是不适合，它的结尾很荒诞，很黑色。我一开始也打算拍成那样的，如果真这样拍了，也就是一个在贺岁档上演的电影。正好制片人提出用小沈阳，我也想尝试一下嬉闹剧和悬疑结合的挑战。而且我以前没专门为贺岁档拍过电影，都是电影拍完后，发行公司把它放在了贺岁档。这次是我主动想好的，所以一早就想好了最后的片尾曲，有了电影里前半段的嘻嘻哈哈，当然电影后半段还是找回了《血迷宫》那种感觉。我喜欢混搭，在年轻人里很时髦，这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多元化的喜好和开放的态度，啥都可以搁一块了。
《新民周刊》:没再想过拍一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吗？
张艺谋:当然想啊，只要大家喜欢，但要碰到好剧本啊。有时选择不是刻意的，好剧本根本不是满天飞，很多好的故事早就被电视剧拿走了。现在电视剧抢得快，出钱也多，很多好的作家还在创意中，有个大纲就被买走了，甚至下一部和下下一部都被买走了。现在找一个好剧本真的很难，不像20年前我们第五代的初期，那么多的好小说等着我们挑，现在很多作家刻意冲着30集电视剧的长度写小说，很少有人愿意浓缩成短的故事。我也看到很多好的小说，都那么厚，无法拍电影啊，要伤筋动骨的。
《新民周刊》:你下一部戏《山楂树之恋》是文艺片，人们都说你计划好“华丽转身”了。
张艺谋:我根本没有任何战略，也没想过什么转型，被人们说得好像我有的放矢，压根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碰上的，我在筹备《三枪》时，半夜一两点钟，桌上放着别人送来的《山楂树之恋》剧本，说是网络小说改编的。看完后，我掉眼泪了，没想到这么多年还能碰到能感动我的剧本。一问工作人员，他们说了一大堆，说这个可火啦。有时就是灵光一现，当年在重庆筹备《一地鸡毛》，临时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万家诉讼》，就改拍《秋菊打官司》了。
《新民周刊》:现在还有像普通观众那样去电影院的习惯吗？
张艺谋:当然，凡是话题电影我都看。我通常都是选当晚最后一场，放广告时进场，灯亮之前走。
《新民周刊》:什么样的电影是你喜欢的话题电影？
张艺谋:现在是《三枪》，前两周就是《2012》了。
孙红雷说张艺谋:
10年前我认识的导演，一脸的“阶级斗争”，真的像兵马俑。现在不一样了，他总是很开心，心胸越来越大，心里也真的有别人了，变得更真诚了，和你有了真正的交流，以前好像没有人能走进他内心。
片尾曲《我只是个传说》中张艺谋作词部分:
不要疯狂地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咱们的世界这么大，事情如此多，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也就是个传说。
不要疯狂地迷恋我，你只是太寂寞。红红的太阳这边升，月亮那边落。你我都是这条路上匆匆的过客，其实留下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