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特殊的孩子，中国重刑犯子女的生活
海鸥、海亮、夏天和大海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伤疤，在他们第一次走进两层楼的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时，老师们曾错把他们的伤疤当成污垢。初到儿童村时，他们不是把牙膏藏起来，就是把新袜子和馒头放进被子里，好象这些东西都是珍贵的珠宝。
他们是中国重刑犯的子女，在这个国家，他们不属于任何人。华盛顿邮报10月13日的长篇报导指出，中国的法律对谁应该为150万重刑犯子女负责，并没有明文规定。政府部门不愿意监护他们，重刑犯的家人也不想要他们。虽然有的孩子被亲属们领走，但许多没人想要的孩子却被从一个家庭拖到另一个家庭。
而象能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所收养的12名儿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而这个儿童村只是一个民间代养的组织。据专家介绍，象这样的民间代养机构，在中国还有9到10家，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中国官方2005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约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据中国公安部估计，目前中国约有60万名未成年的重刑犯子女。不过，专家指出，而实际数字却要更多。华盛顿邮报说，这么多服刑人员的子女被忽视的现实，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官僚体制，同时也与中国传统上轻蔑犯罪人员的子女有关。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服刑人员的家属都感觉到遭遇很大的耻辱，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人们都被要求避开那些“坏分子”。
58岁的北京阳光村负责人张淑琴(译音)介绍说，在文革时期，人们在谈起犯罪分子时都经常会谈虎色变。张淑琴说，甚至“有些人争辩说，‘我们连好人的孩子都不能帮助，为什么还要去帮助哪些犯罪分子呢？’”张淑琴曾对中国媒体说，人们把对烈士的敬佩、感激之情转移到烈士子女身上，同样也把对罪犯的痛恨、厌恶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一次，张淑琴去一个服刑人员家看望孩子，家里5个孩子剩了4个，大女儿因病无钱医治含恨而死。她到坟上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看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坟墓上已经是荒草凄凄。我不知道坟墓里孩子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盼望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嘴是张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呼唤着爸爸妈妈……一朵白云向远方飘去，一点一点刺痛我的心。
北京的太阳村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镇，村里住着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在服刑，有的已经伏法。由于父母犯罪，这些孩子得不到像烈士子女那样的尊重和照顾，也得不到一般孤儿的救助，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孩子曾遭受过身边人百般的歧视和污辱，有的流浪街头，以行乞、偷窃为生；有的挣扎在生死边缘，无依无靠。
张淑琴说，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她给他们搭了一个“窝”，让这些孩子有地方住，有饭吃，有学上，有病能得到医治。这“窝”一搭就是10年。从陕西搭到河南，从河南搭到北京，“窝”里住过的孩子有800之多。现在，有的孩子已经出去工作，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还在“窝”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在“张奶奶”的关爱下，似乎忘记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一幕，忘记了风雨袭来的日日夜夜。
华盛顿邮报说，大连的儿童村坐落在西郊的一片玉米地附近，进入儿童村的孩子，许多人都是在自己的老家受到嘲笑或毒打后离家出走的，他们的背景都很贫穷，他们的父母都是因抢劫、诈骗或杀人而被判刑，在未被判刑前，他们的家长每天所能挣到的收入都不足一美元。儿童村负责人潘芏(译音)介绍说，“绝大多数孩子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有亲属，但却非常穷。越是农村地区，越是贫穷。”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他们都取了“外号”。9岁的石头，是3年前第一个住进儿童村的孩子。石头以前在家的名字叫“傻子”，其实孩子很机灵。石头的父母是在打工的工地上认识的，草率的婚姻，在他8个月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母亲走后，石头先跟姑姑一起生活，后来姑姑结婚，又有了孩子，没有石头容身的地方，父亲出去打工半年一年回一次家，直到最后入狱。
石头随后开始了在亲戚家“东家吃，西家睡”的日子。他的脸上老是会莫名地落下疤痕。他姑姑看不过去，将他送到了儿童村。石头刚进儿童村时7岁，这么大的孩子左右不分，不识钟点，每顿饭非吃得走不动了才罢休，原来以前每天只吃一顿饭，“饿怕了，”石头说。
儿童村的创始人之一、29岁的杨梅(译音)老师回忆说，她还记得石头刚来的情景，当时他身上穿的棉衣对东北的天气来说，真的太薄了，他的裤子又短又紧，都脱不下来。杨老师说，她还记得石头刚来时，她在试着打苍蝇时，每次都显得退缩害怕。后来她才知道，石头的亲属曾用一个苍蝇拍打过他。杨老师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所有来这里的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们都有过流浪的经历，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心理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也许是为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明亮的东西，几乎住在大连儿童村的孩子都起了一个跟“海”有关的“外号”。
13岁的海滨，头的后部留着一道伤疤，这是另一个孩子用石块打的。13岁的海春，曾经跟着父亲捡过拉圾。6岁的海霞，是儿童村年纪最小的一个，也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儿，父亲在一起意外中死去，母亲因贩卖毒品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当时海霞只有2岁。
儿童村负责人潘芏说，海霞当初差点被人领养，但领养者提出的要求是，从今往后不准海霞与其生母见面。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将会成为一个坏的影响。杨梅老师说，中国人有一些传统观念，那就是你的父亲要是犯罪了，你的儿子将来也会犯罪，或者儿童也会走父亲的路。杨老师说：“我认为这种歧视始终存在着，中国人一直不想与‘坏分子’有联系。”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潘芏和杨梅都已从早前的工作中有了足够收入，才允许她们继续开办这个儿童村。儿童村每个月的花销约为1000美元，有一个全职的厨师和半职的会计，潘芏和杨梅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笔费用。但是若是遇到紧急情况，儿童村就需要更多的费用。最近，村里的两个儿童因病要开刀，就需要 1250美元，潘芏只好在当地呼吁捐款援助。
如果大连儿童村能在政府部门注册为非政府机构，那么就可以获得国际基金的援助，然而中国政府却把这个程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当地民政官员都不给予配合。目前，大连儿童村的全部运作资金都是来自于社会捐赠。“有时就会出现资金紧张”，潘芏说，由于没有注册，无法出具正规的发票，现在的资金主要都是零散的捐赠，最高的一笔不过4000元。
此前，儿童村曾找过大连慈善总会寻求注册上的帮助。“大连慈善总会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所有资金都纳入他们的监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杨梅说，“双方并不能因此达成一致，后来注册的事也就拖了下来”。儿童村现在并不合法，“没有注册，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没有发票，要获得企业和国外基金的帮助很难”，潘芏说。
与此同时，潘芏和杨梅还把教育重点放在如何教授孩子们抵抗社会的侮辱上，教育孩子们要学会感激他们的父母，尽管他们曾经犯过错误。她们甚至还试着帮孩子们，为父母的刑满释放日做好准备。华盛顿邮说，在一些家长都在为新家和新工作而奔忙之际，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儿童村的孩子们一直都得到邻居和学校的很好对待，但在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可能却不会面对这样的热情照顾。
10岁的海辰是儿童村的新成员，他上个月接到父亲从监狱中寄出的信。“我已在监狱中过了三年，每时每刻我都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我知道我的罪行已给我的家人，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这位因偷窃车辆而被判刑的父亲说，“我已经知道我的儿子没有被社会抛弃，而是被儿童村领养。除了改过自新外，我无法感谢你们。请严格教育我的儿子，这样他就不会象他父亲一样。”
在编译这篇文章时，多维社还注意到，大连儿童村因为资金、注册、国家政策等诸多难题，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的消息，曾在9月份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上海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重刑犯子女的问题是社会文明的副产品，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一直以来，我们只是零星地看到有一些警察曾好心地收养过一些孩子，或者看到的是一些社会组织以爱的名义照顾着这些可能迷路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
文章说，对弱势群体来说，政府理应是最主要的服务者。虽然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也不可能一出面就摆平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府可以退居幕后，社会上的好事只能让爱心人士来做。
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给钱给物，抚手慰问，最重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合一切力量，激活救助制度，让政府成为最重要的观察者、最得力的组织者和最有效的配合者。这样，即使政府没有建立几个孤儿院、收养所，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也或可得到有效解决。
拿重型犯子女的救助来说。政府的作为空间并不仅在成立收养他们的机构，而在于当社会爱心资源丰厚之时，它应该广开渠道，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政府不仅可以从政策、资金、技术、人员补给等方面鼓励爱心人士积极地投身这一事业，还可以一定的名誉补偿方式奖励这些人，让表达善意成为一种积极的、可以驱动的、并能维持下去的社会文明形式。
中国教育新闻网的评论文章说，从公共利益的层面出发，漠视“法律孤儿”的生存与发展对国家、社会也是有害的。失去家庭温暖、被社会抛弃的孩子，对社会容易产生敌对情绪，畸异的性格导致他们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重蹈前辈犯罪的覆辙，成为社会的罪人。
调查显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谁把他们推上犯罪道路？他们成为犯罪分子，我们得到什么？本来可以减轻、避免的悲剧，因为我们的冷漠与弃置而上演，值得我们反思。
文章最后说，政府作为社会良序的维持者，有责任、有必要在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从法律、政策的高度妥善处理他们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不能让“法律孤儿”成为社会的隐患；我们这些良好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也应该付出部分成本，与“法律孤儿”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们是中国重刑犯的子女，在这个国家，他们不属于任何人。华盛顿邮报10月13日的长篇报导指出，中国的法律对谁应该为150万重刑犯子女负责，并没有明文规定。政府部门不愿意监护他们，重刑犯的家人也不想要他们。虽然有的孩子被亲属们领走，但许多没人想要的孩子却被从一个家庭拖到另一个家庭。
而象能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所收养的12名儿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而这个儿童村只是一个民间代养的组织。据专家介绍，象这样的民间代养机构，在中国还有9到10家，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中国官方2005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约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据中国公安部估计，目前中国约有60万名未成年的重刑犯子女。不过，专家指出，而实际数字却要更多。华盛顿邮报说，这么多服刑人员的子女被忽视的现实，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官僚体制，同时也与中国传统上轻蔑犯罪人员的子女有关。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服刑人员的家属都感觉到遭遇很大的耻辱，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人们都被要求避开那些“坏分子”。
58岁的北京阳光村负责人张淑琴(译音)介绍说，在文革时期，人们在谈起犯罪分子时都经常会谈虎色变。张淑琴说，甚至“有些人争辩说，‘我们连好人的孩子都不能帮助，为什么还要去帮助哪些犯罪分子呢？’”张淑琴曾对中国媒体说，人们把对烈士的敬佩、感激之情转移到烈士子女身上，同样也把对罪犯的痛恨、厌恶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一次，张淑琴去一个服刑人员家看望孩子，家里5个孩子剩了4个，大女儿因病无钱医治含恨而死。她到坟上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看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坟墓上已经是荒草凄凄。我不知道坟墓里孩子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盼望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嘴是张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呼唤着爸爸妈妈……一朵白云向远方飘去，一点一点刺痛我的心。
北京的太阳村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镇，村里住着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在服刑，有的已经伏法。由于父母犯罪，这些孩子得不到像烈士子女那样的尊重和照顾，也得不到一般孤儿的救助，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孩子曾遭受过身边人百般的歧视和污辱，有的流浪街头，以行乞、偷窃为生；有的挣扎在生死边缘，无依无靠。
张淑琴说，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她给他们搭了一个“窝”，让这些孩子有地方住，有饭吃，有学上，有病能得到医治。这“窝”一搭就是10年。从陕西搭到河南，从河南搭到北京，“窝”里住过的孩子有800之多。现在，有的孩子已经出去工作，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还在“窝”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在“张奶奶”的关爱下，似乎忘记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一幕，忘记了风雨袭来的日日夜夜。
华盛顿邮报说，大连的儿童村坐落在西郊的一片玉米地附近，进入儿童村的孩子，许多人都是在自己的老家受到嘲笑或毒打后离家出走的，他们的背景都很贫穷，他们的父母都是因抢劫、诈骗或杀人而被判刑，在未被判刑前，他们的家长每天所能挣到的收入都不足一美元。儿童村负责人潘芏(译音)介绍说，“绝大多数孩子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有亲属，但却非常穷。越是农村地区，越是贫穷。”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他们都取了“外号”。9岁的石头，是3年前第一个住进儿童村的孩子。石头以前在家的名字叫“傻子”，其实孩子很机灵。石头的父母是在打工的工地上认识的，草率的婚姻，在他8个月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母亲走后，石头先跟姑姑一起生活，后来姑姑结婚，又有了孩子，没有石头容身的地方，父亲出去打工半年一年回一次家，直到最后入狱。
石头随后开始了在亲戚家“东家吃，西家睡”的日子。他的脸上老是会莫名地落下疤痕。他姑姑看不过去，将他送到了儿童村。石头刚进儿童村时7岁，这么大的孩子左右不分，不识钟点，每顿饭非吃得走不动了才罢休，原来以前每天只吃一顿饭，“饿怕了，”石头说。
儿童村的创始人之一、29岁的杨梅(译音)老师回忆说，她还记得石头刚来的情景，当时他身上穿的棉衣对东北的天气来说，真的太薄了，他的裤子又短又紧，都脱不下来。杨老师说，她还记得石头刚来时，她在试着打苍蝇时，每次都显得退缩害怕。后来她才知道，石头的亲属曾用一个苍蝇拍打过他。杨老师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所有来这里的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们都有过流浪的经历，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心理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也许是为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明亮的东西，几乎住在大连儿童村的孩子都起了一个跟“海”有关的“外号”。
13岁的海滨，头的后部留着一道伤疤，这是另一个孩子用石块打的。13岁的海春，曾经跟着父亲捡过拉圾。6岁的海霞，是儿童村年纪最小的一个，也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儿，父亲在一起意外中死去，母亲因贩卖毒品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当时海霞只有2岁。
儿童村负责人潘芏说，海霞当初差点被人领养，但领养者提出的要求是，从今往后不准海霞与其生母见面。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将会成为一个坏的影响。杨梅老师说，中国人有一些传统观念，那就是你的父亲要是犯罪了，你的儿子将来也会犯罪，或者儿童也会走父亲的路。杨老师说：“我认为这种歧视始终存在着，中国人一直不想与‘坏分子’有联系。”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潘芏和杨梅都已从早前的工作中有了足够收入，才允许她们继续开办这个儿童村。儿童村每个月的花销约为1000美元，有一个全职的厨师和半职的会计，潘芏和杨梅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笔费用。但是若是遇到紧急情况，儿童村就需要更多的费用。最近，村里的两个儿童因病要开刀，就需要 1250美元，潘芏只好在当地呼吁捐款援助。
如果大连儿童村能在政府部门注册为非政府机构，那么就可以获得国际基金的援助，然而中国政府却把这个程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当地民政官员都不给予配合。目前，大连儿童村的全部运作资金都是来自于社会捐赠。“有时就会出现资金紧张”，潘芏说，由于没有注册，无法出具正规的发票，现在的资金主要都是零散的捐赠，最高的一笔不过4000元。
此前，儿童村曾找过大连慈善总会寻求注册上的帮助。“大连慈善总会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所有资金都纳入他们的监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杨梅说，“双方并不能因此达成一致，后来注册的事也就拖了下来”。儿童村现在并不合法，“没有注册，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没有发票，要获得企业和国外基金的帮助很难”，潘芏说。
与此同时，潘芏和杨梅还把教育重点放在如何教授孩子们抵抗社会的侮辱上，教育孩子们要学会感激他们的父母，尽管他们曾经犯过错误。她们甚至还试着帮孩子们，为父母的刑满释放日做好准备。华盛顿邮说，在一些家长都在为新家和新工作而奔忙之际，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儿童村的孩子们一直都得到邻居和学校的很好对待，但在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可能却不会面对这样的热情照顾。
10岁的海辰是儿童村的新成员，他上个月接到父亲从监狱中寄出的信。“我已在监狱中过了三年，每时每刻我都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我知道我的罪行已给我的家人，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伤害。”这位因偷窃车辆而被判刑的父亲说，“我已经知道我的儿子没有被社会抛弃，而是被儿童村领养。除了改过自新外，我无法感谢你们。请严格教育我的儿子，这样他就不会象他父亲一样。”
在编译这篇文章时，多维社还注意到，大连儿童村因为资金、注册、国家政策等诸多难题，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的消息，曾在9月份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上海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重刑犯子女的问题是社会文明的副产品，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一直以来，我们只是零星地看到有一些警察曾好心地收养过一些孩子，或者看到的是一些社会组织以爱的名义照顾着这些可能迷路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
文章说，对弱势群体来说，政府理应是最主要的服务者。虽然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也不可能一出面就摆平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府可以退居幕后，社会上的好事只能让爱心人士来做。
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给钱给物，抚手慰问，最重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合一切力量，激活救助制度，让政府成为最重要的观察者、最得力的组织者和最有效的配合者。这样，即使政府没有建立几个孤儿院、收养所，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也或可得到有效解决。
拿重型犯子女的救助来说。政府的作为空间并不仅在成立收养他们的机构，而在于当社会爱心资源丰厚之时，它应该广开渠道，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政府不仅可以从政策、资金、技术、人员补给等方面鼓励爱心人士积极地投身这一事业，还可以一定的名誉补偿方式奖励这些人，让表达善意成为一种积极的、可以驱动的、并能维持下去的社会文明形式。
中国教育新闻网的评论文章说，从公共利益的层面出发，漠视“法律孤儿”的生存与发展对国家、社会也是有害的。失去家庭温暖、被社会抛弃的孩子，对社会容易产生敌对情绪，畸异的性格导致他们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重蹈前辈犯罪的覆辙，成为社会的罪人。
调查显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谁把他们推上犯罪道路？他们成为犯罪分子，我们得到什么？本来可以减轻、避免的悲剧，因为我们的冷漠与弃置而上演，值得我们反思。
文章最后说，政府作为社会良序的维持者，有责任、有必要在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从法律、政策的高度妥善处理他们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不能让“法律孤儿”成为社会的隐患；我们这些良好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也应该付出部分成本，与“法律孤儿”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