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的象牙塔诗情
发布: 2006-4-12 15:12 | 作者: Rocket | 来源: 天山云海综合信息港
【一】 诗情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的会议和数字、表格等肢解
喜欢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活或许是天性使然，因此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以后，便一直在大学里兼职任教。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即：
“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个人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所谓的“总幸福指数”是指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看了一部喜剧电影，或者吃了一顿美食，这是暂时的快感，而幸福感是持续的、稳定的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
以前我对自己生存状态最满意的就是一直以来都能够在大学里兼职任教。
说实话，在没有来到这所大学任教之前，尤其是在没有兼任大学里的行政职务之前，我一直都是非常热爱大学生活，并且规划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的。可是近几个月以来，我却多次有放弃继续在大学里兼职任教生涯的念头。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兼任了大学里的行政职务之后，感觉到了日常生活诗情正被肢解。
近闻演员濮存昕辞官一事，我想他也一定是非常厌倦了那些繁琐的行政事务之后才会主动要求辞官的。虽然现在大学里流行“教而优则官”，我却一直也想辞去在大学里的那个会多、事务烦琐，并影响和占用了我大量教研时间的行政职务，但一直都不能够辞掉。如果不是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自己所带的两个毕业班学生的课程还没有结束，恐怕自己早就接受泰康保险公司的邀请，到北京去做培训部的经理了或者到上海那家外资银行去工作了。
因为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很难再找得到以前那种诗情画意的幸福感觉了。
而且在当前我们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校园里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忆早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分别都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里任过教授……他们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写诗或写诗一般的散文和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生平传记来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依然不乏诗的激情及诗的意绪。
然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起码在我曾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愈来愈稀少淡薄。
眼下，就是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少了，诗歌很少了，诗人更难觅。
时值年终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大学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表格和各色各样的文件与材料：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发表论文篇数）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学士、硕士或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
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如今的大学老师别的比不上；但一年里所填写众多的表格，恐怕他们一辈子也不曾填过几张；在教学之余要保送的材料和完成的繁琐的行政事务，亦超出常人的想象。也就是说如今的教学工作不是以教学为重，而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以迎合各级有关部门的检查等行政工作为重了。
曾经，青春理想的蓑衣，高悬在参天的枝头；诸多的豪情与梦想也蜷居在那尖尖的象牙塔里，时时期待着关于敲门砖的传奇……
也曾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学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淡然面对人生；也曾想，笑看风风雨雨，傲然藐视世界，荡涤江湖万里。
但，满怀的壮志高莱，风尘卷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之悲歌，幕升幕落之际，总是牵扯着人生诸多的失意。因为如果没有诸多的数据去填满那些表格，恐怕在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很难晋级。可是要想填满那些数据是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代价的。
【二】 诗情被论文肢解：辛苦写成发表的论文，很少有稿费,可能还要自己出钱刊登
现在很多大学都硬性规定每位教师每年均要发表两篇以上的专业论文；此外，要想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的话，至少要在有ISBN的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等；否则即使教学水平再高，再受学生欢迎也别想晋级。
而且要想公开发表的论文还要照着那些已经成为模式的八股文进行照葫芦画瓢才行。略有创意的都很难被刊发。除非自己另外拿出几百、一千甚至几千元以上的“助刊费”孝敬那些“编辑大人”。
我有一篇写房地产保险方面的三千多字的论文，今年八月在某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以后，在邮局下了两次催领汇款的通知，我都不愿意去领那廉价的20元稿费，可是却被大学里同事羡慕得不得了。他们劝我说：“我们要想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最少都要自己掏出几百元的‘助刊费’，而你不但不自己出钱，起码还至少得到了20元的论文邮寄费，在这年头已经很不错的了。”
于是乎出现了近年来，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心切而正规期刊又容量有限的情况，采用欺骗的手法，许诺协助刊登论文,四处组稿、约稿，收取所谓的“助刊费”或“版面费”，将收集的论文印制成非法期刊，攫取高额利润。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11月18日电：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了60种非法报刊并宣布取缔；另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确认，37种杂志也为非法杂志。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一些人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或者说庸俗的金融观念，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的各个领域。用齐奥尔格*西美尔的话来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就连象牙塔、学术界亦不能够幸免。
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缺少正规的编辑人员，不按正规编辑程序操作，非法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粗制滥造，用纸较差，编排有误，错漏较多。不仅如此，一些正规的合法出版的报纸刊物亦纷纷仿效，向辛辛苦苦写出专业论文的作者公开索要所谓的“助刊费”或“版面费”。
我曾经有一篇耗费两年业余时间，到十几家金融机构进行周密调研后写成的两万多字关于构建金融信息化平台的创新与思考的专业论文，投至某大学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报，不到一周便收到了用稿通知，但那家学报的责任编辑还同时给我发来了一封E-mail，甚至连一块遮羞布也不盖，便直截了当地向我索要800元的“助刊费”。气得我当时便将那篇论文撤了回来参加省信息技术论文竞赛，竟然被选中为优秀论文。
大学同事都说我的论文学术价值较高，才会可以如此不为“助刊费”折腰的。可是他们每年必须要完成那发表两篇论文的科研任务，所以只好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孝敬那些“编辑大人”。
我想，那些把黑手伸向象牙塔里的不法分子之所以有市场，与现在很多大学的硬性规定是分不开的。
【三】：诗情被职称评定附加条件肢解：晋升职称竟要附加通过英语考试等诸多的条件
在这货币横行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诗情多被肢解。因为大学里的职称，向来都是和工资奖金直接挂钩的。
而在大学里要想晋升职称，除了教学效果好，还需要达到一些附加条件才可以。就像那位上海的非英语专业的快退休的老教师，著作等身，多年来一直都被几家知名企业聘为高级顾问，其实以他的资历和实力，做博士生导师也完全可以胜任了。可就是因为连续七次参加人事部组织的职称英语考试，不能够及格通过，至今仍不能够晋升为副教授。
想起今年五月，自己的境遇也是与此类似。
我不敢说自己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有多么地出色，但至少在教育部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老专家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便突然到阶梯教室听我给一百多个学生上金融实务与管理学大课，并当场检查我的教案、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表之后，还见到台下的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与我配合得是那么地默契，当场对学校陪同他一起听课的老督学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因为学历、教龄及科研论文均符合晋升副教授的条件，我想自己今年应该完全具备申报副教授的资格了吧。可就是自己以为几年前连考研究生的全国英语联考都以高分通过了，而且此前参加人事部组织的中级职称英语考试时，早已取得离满分只差六分的成绩，所以没有去参加那人事部组织的高级职称英语考试。
却未曾料到竟然被作为不能够被评定为副教授的唯一理由，即使我说马上在明年补考都不行。
好在因为我是身兼二职，还可以在金融机构参加高级经济师的职称评定。可是在大学里，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有很多。
此外，曾经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学同事，至今依然还是一名讲师，教学效果很好，可是他的境况却和西美尔差不多。
西美尔是最近几年来才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在他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西美尔可谓算得上是一个“另类”了。
西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哲学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即使一些名声比他大得多的哲学家，如卢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过他的影响。
可是虽然作为一名哲学家，但他研究的课题却大都比较奇特而富有创意，例如饮食、交际、性别、卖淫、冒险、忧郁、奢侈、腻烦、招魂术、贸易展等，以及选择心理学、文化学的角度和视野研究货币。由于他的著述多为率性之作、随笔文体，不合高等学府的学术规范，因此始终申请不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始终只能在柏林大学做一个“编外讲师”。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将近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没有人能够绕过这个“编外讲师”，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与“革命的马克思”、“保守的韦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势力。
还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大学任教必须要具备硕士学历，于是很多大学纷纷招聘具备硕士学历的老师，哪怕是刚毕业的硕士。而将一些优秀的本科生拒之门外。
可是我一直都认为并非所有的硕士工作能力都优于学士的。因为今年九月，我制作出几套专业技能测试题。当时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制作答案，正巧我的部门分来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学金融学专业的硕士，于是安排她制作答案。可是三百道题，她只做出三题，便告诉我说，她怎么也做不出余下的297道题的答案了。由于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时间紧迫，我只得找来几年前分到这所大学里的一位本科毕业的助手，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全部做完做对了。
我想，倘若时光倒转，北京大学解放以前的许多教授恐怕如今也不能够被晋升为教授的，因为他们的学历不够（至少硕士以上）；而且即使学历够了，许多非英语专业的教授肯定也很难通得过人事部组织的职称英语考试而被封上“教授”头衔的。如此以来恐怕永远只能够在大学里做一个“编外老师”了。
因为如今的大学老师评任何等级的教师系列职称都是要一纸人事部的职称英语考试合格证书的，就像大学里的学生，没有通过四级英语考试便不能够拿到毕业证一样。于是国人们不得不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英语而不是我们的国语考试。因此纵使再多的诗情又怎么能不在象牙塔里被那26个字母消解呢？
曾经任教于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合山究教授，是一位致力研究中国宋、明、清文学的专家，尤其是他的《心灵的中药》，时常令我一读三叹。他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列举了明朝刘祖颜的一段话：“人生于浊世中，心浊则景浊，即供我眼前者皆浊，况且用所课之事，无所不浊。故人诧以为世福者，只成得一个浊福而已。”他更明确指出“对于精神上受到喧闹的都市文明毒害的现代人来说，为了恢复的健康，清言是更受欢迎的。”
章太炎先生是坚持“国学”的主将，其理论是“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他的意思是“国学”兴亡与国家兴亡是相连的，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未必有如此严重。而且如果中国人都会说英语，也并非坏事。但诸多部门就像日本人当年统治台湾时曾经强令台湾人学习日语一样，而采取各种方式来硬性规定我们不得不从小就要学习别国的语言而不是自己的“国学”，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
虽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使中国声名远扬；虽然我们的唐诗宋词琅琅上口；虽然吴欢在《吴欢论清言里》力陈片面废黜“国学”的遗祸；虽然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韩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语言文字都是从大唐时演绎过去的……；即使那些英语与某些专业很少相关，也很少用得上；而且即使偶尔需要，许多的语言翻译早就可以用电脑的某些翻译软件如“金山快译”来解决。
可是我们在象牙塔里，每天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而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是为了那些附加的职称评定条件而困惑和奔波，试问我们的诗情画意怎么可能不被肢解呢？！
【四】 再理想的诗情，亦会被无奈的现实生活消解或逐渐地肢解
在当代世界，生活逐渐浮出美学的海面，开始被视为最为真实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为韦伯所谓的“解魅化”，它意味着：堂皇想象的消解，神圣本质的解体，以及其日常、世俗本质的暴露。可是对于当代美学来说，生活并不像传统美学那样，是“竟然如此”，而是“就是如此”！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总是渴望另外一种理想的生活，但是却总是过着这样一种无奈的生活。我们的诗情，在象牙塔里被消解；再理想的诗情，亦肯定会被无奈的现实生活肢解或逐渐地肢解。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斗士和隐士两种倾向，有人用一生性命反抗当局政治的不明朗；有人则以高蹈隐世的态度崇尚清淡。
依照自己的天性，其实一直也是具有隐士倾向的。哲学家巴斯噶的理论我并不太欣赏，可我却最喜欢他所说过的一句话：“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所以我经常选择隐居。
我想绝大多数的文人，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具有隐士倾向的：家居生活简单宁静，白天观日出日落，夜晚赏明月星辉，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无端地烦恼一扫而空，摆脱浮华，安心静养，自是尘世难得的净土。然而这清淡之中自然有深意在焉，且不知包含了多少纷繁时事、沧海人生！
因为，我们得首先解决生活费的问题，否则一切无着，都成虚幻。就像辛弃疾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或许是为了安顿生活，颇有自知之明，但显然也带有强烈的自嘲和愤慨的意味了。
【五】 后记：自己为自己营遭诗情画意
或许人生真的如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好象只是一种镜中幻影。在一阵梦想的风铃声中，一个故事开始了；又在一阵醒悟破碎的风铃声中，一个故事结束了。来去匆匆，一个梦而已。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使我们对真实与虚幻，梦与醒，常常会产生疑惑。
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独坐在阳台上，再次看李敖的杂文《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自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能及的，……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反省吗？……”当又一次看到李敖的这些文字时，禁不住感慨万千。
从十二岁在《作文周刊》上发表第一篇心情文字开始，总想把文章越写越好玩，越写越轻松。也想在生活中越活越潇洒，就像自己在散文《异乡听雨》里所写到的：“我是一个极端崇尚自由的人，厌恶任何形式的束缚。在天，我想做一片自由自在的云；在水，我要做一尾尽情游弋的鱼。”
可是，事与愿违。均是由于“我只是飘渺人世间的一粒微尘，无奈被些名利所缚。有时候，不是身不由己，而是心不由己”；怪只怪自己即使不为名利所缚，也为一些所谓的自由的思想所缚，因此弄得过于追求诗情画意，把自己拉入幻想的深渊，以至于超出自己非专业学者的才力，去做妄下雌黄的冒险。
说得远了，忽然想起两段清言：
“年届知非，第恐童心未改；学期有道，莫言圣域难窥。”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真率谁知，合爱烟霞供养。”
虽然自己还没有年届知非，但“点破不稽之论，只有三言两语，看破十丈红尘，唯此冷眼一双。”从此后：“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我想诗情画意照样会永存于自己的生活之中。
喜欢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活或许是天性使然，因此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以后，便一直在大学里兼职任教。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即：
“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个人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所谓的“总幸福指数”是指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看了一部喜剧电影，或者吃了一顿美食，这是暂时的快感，而幸福感是持续的、稳定的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
以前我对自己生存状态最满意的就是一直以来都能够在大学里兼职任教。
说实话，在没有来到这所大学任教之前，尤其是在没有兼任大学里的行政职务之前，我一直都是非常热爱大学生活，并且规划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的。可是近几个月以来，我却多次有放弃继续在大学里兼职任教生涯的念头。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兼任了大学里的行政职务之后，感觉到了日常生活诗情正被肢解。
近闻演员濮存昕辞官一事，我想他也一定是非常厌倦了那些繁琐的行政事务之后才会主动要求辞官的。虽然现在大学里流行“教而优则官”，我却一直也想辞去在大学里的那个会多、事务烦琐，并影响和占用了我大量教研时间的行政职务，但一直都不能够辞掉。如果不是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自己所带的两个毕业班学生的课程还没有结束，恐怕自己早就接受泰康保险公司的邀请，到北京去做培训部的经理了或者到上海那家外资银行去工作了。
因为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很难再找得到以前那种诗情画意的幸福感觉了。
而且在当前我们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校园里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忆早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分别都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里任过教授……他们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写诗或写诗一般的散文和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生平传记来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依然不乏诗的激情及诗的意绪。
然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起码在我曾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愈来愈稀少淡薄。
眼下，就是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少了，诗歌很少了，诗人更难觅。
时值年终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大学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表格和各色各样的文件与材料：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发表论文篇数）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学士、硕士或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
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如今的大学老师别的比不上；但一年里所填写众多的表格，恐怕他们一辈子也不曾填过几张；在教学之余要保送的材料和完成的繁琐的行政事务，亦超出常人的想象。也就是说如今的教学工作不是以教学为重，而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以迎合各级有关部门的检查等行政工作为重了。
曾经，青春理想的蓑衣，高悬在参天的枝头；诸多的豪情与梦想也蜷居在那尖尖的象牙塔里，时时期待着关于敲门砖的传奇……
也曾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学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淡然面对人生；也曾想，笑看风风雨雨，傲然藐视世界，荡涤江湖万里。
但，满怀的壮志高莱，风尘卷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之悲歌，幕升幕落之际，总是牵扯着人生诸多的失意。因为如果没有诸多的数据去填满那些表格，恐怕在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很难晋级。可是要想填满那些数据是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代价的。
【二】 诗情被论文肢解：辛苦写成发表的论文，很少有稿费,可能还要自己出钱刊登
现在很多大学都硬性规定每位教师每年均要发表两篇以上的专业论文；此外，要想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的话，至少要在有ISBN的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等；否则即使教学水平再高，再受学生欢迎也别想晋级。
而且要想公开发表的论文还要照着那些已经成为模式的八股文进行照葫芦画瓢才行。略有创意的都很难被刊发。除非自己另外拿出几百、一千甚至几千元以上的“助刊费”孝敬那些“编辑大人”。
我有一篇写房地产保险方面的三千多字的论文，今年八月在某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以后，在邮局下了两次催领汇款的通知，我都不愿意去领那廉价的20元稿费，可是却被大学里同事羡慕得不得了。他们劝我说：“我们要想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最少都要自己掏出几百元的‘助刊费’，而你不但不自己出钱，起码还至少得到了20元的论文邮寄费，在这年头已经很不错的了。”
于是乎出现了近年来，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心切而正规期刊又容量有限的情况，采用欺骗的手法，许诺协助刊登论文,四处组稿、约稿，收取所谓的“助刊费”或“版面费”，将收集的论文印制成非法期刊，攫取高额利润。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11月18日电：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了60种非法报刊并宣布取缔；另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确认，37种杂志也为非法杂志。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一些人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或者说庸俗的金融观念，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渗透到了各行各业的各个领域。用齐奥尔格*西美尔的话来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就连象牙塔、学术界亦不能够幸免。
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缺少正规的编辑人员，不按正规编辑程序操作，非法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粗制滥造，用纸较差，编排有误，错漏较多。不仅如此，一些正规的合法出版的报纸刊物亦纷纷仿效，向辛辛苦苦写出专业论文的作者公开索要所谓的“助刊费”或“版面费”。
我曾经有一篇耗费两年业余时间，到十几家金融机构进行周密调研后写成的两万多字关于构建金融信息化平台的创新与思考的专业论文，投至某大学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报，不到一周便收到了用稿通知，但那家学报的责任编辑还同时给我发来了一封E-mail，甚至连一块遮羞布也不盖，便直截了当地向我索要800元的“助刊费”。气得我当时便将那篇论文撤了回来参加省信息技术论文竞赛，竟然被选中为优秀论文。
大学同事都说我的论文学术价值较高，才会可以如此不为“助刊费”折腰的。可是他们每年必须要完成那发表两篇论文的科研任务，所以只好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孝敬那些“编辑大人”。
我想，那些把黑手伸向象牙塔里的不法分子之所以有市场，与现在很多大学的硬性规定是分不开的。
【三】：诗情被职称评定附加条件肢解：晋升职称竟要附加通过英语考试等诸多的条件
在这货币横行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诗情多被肢解。因为大学里的职称，向来都是和工资奖金直接挂钩的。
而在大学里要想晋升职称，除了教学效果好，还需要达到一些附加条件才可以。就像那位上海的非英语专业的快退休的老教师，著作等身，多年来一直都被几家知名企业聘为高级顾问，其实以他的资历和实力，做博士生导师也完全可以胜任了。可就是因为连续七次参加人事部组织的职称英语考试，不能够及格通过，至今仍不能够晋升为副教授。
想起今年五月，自己的境遇也是与此类似。
我不敢说自己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有多么地出色，但至少在教育部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老专家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便突然到阶梯教室听我给一百多个学生上金融实务与管理学大课，并当场检查我的教案、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表之后，还见到台下的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与我配合得是那么地默契，当场对学校陪同他一起听课的老督学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因为学历、教龄及科研论文均符合晋升副教授的条件，我想自己今年应该完全具备申报副教授的资格了吧。可就是自己以为几年前连考研究生的全国英语联考都以高分通过了，而且此前参加人事部组织的中级职称英语考试时，早已取得离满分只差六分的成绩，所以没有去参加那人事部组织的高级职称英语考试。
却未曾料到竟然被作为不能够被评定为副教授的唯一理由，即使我说马上在明年补考都不行。
好在因为我是身兼二职，还可以在金融机构参加高级经济师的职称评定。可是在大学里，像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有很多。
此外，曾经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学同事，至今依然还是一名讲师，教学效果很好，可是他的境况却和西美尔差不多。
西美尔是最近几年来才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在他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西美尔可谓算得上是一个“另类”了。
西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哲学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即使一些名声比他大得多的哲学家，如卢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过他的影响。
可是虽然作为一名哲学家，但他研究的课题却大都比较奇特而富有创意，例如饮食、交际、性别、卖淫、冒险、忧郁、奢侈、腻烦、招魂术、贸易展等，以及选择心理学、文化学的角度和视野研究货币。由于他的著述多为率性之作、随笔文体，不合高等学府的学术规范，因此始终申请不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始终只能在柏林大学做一个“编外讲师”。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将近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没有人能够绕过这个“编外讲师”，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与“革命的马克思”、“保守的韦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势力。
还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大学任教必须要具备硕士学历，于是很多大学纷纷招聘具备硕士学历的老师，哪怕是刚毕业的硕士。而将一些优秀的本科生拒之门外。
可是我一直都认为并非所有的硕士工作能力都优于学士的。因为今年九月，我制作出几套专业技能测试题。当时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制作答案，正巧我的部门分来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学金融学专业的硕士，于是安排她制作答案。可是三百道题，她只做出三题，便告诉我说，她怎么也做不出余下的297道题的答案了。由于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时间紧迫，我只得找来几年前分到这所大学里的一位本科毕业的助手，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全部做完做对了。
我想，倘若时光倒转，北京大学解放以前的许多教授恐怕如今也不能够被晋升为教授的，因为他们的学历不够（至少硕士以上）；而且即使学历够了，许多非英语专业的教授肯定也很难通得过人事部组织的职称英语考试而被封上“教授”头衔的。如此以来恐怕永远只能够在大学里做一个“编外老师”了。
因为如今的大学老师评任何等级的教师系列职称都是要一纸人事部的职称英语考试合格证书的，就像大学里的学生，没有通过四级英语考试便不能够拿到毕业证一样。于是国人们不得不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英语而不是我们的国语考试。因此纵使再多的诗情又怎么能不在象牙塔里被那26个字母消解呢？
曾经任教于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合山究教授，是一位致力研究中国宋、明、清文学的专家，尤其是他的《心灵的中药》，时常令我一读三叹。他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列举了明朝刘祖颜的一段话：“人生于浊世中，心浊则景浊，即供我眼前者皆浊，况且用所课之事，无所不浊。故人诧以为世福者，只成得一个浊福而已。”他更明确指出“对于精神上受到喧闹的都市文明毒害的现代人来说，为了恢复的健康，清言是更受欢迎的。”
章太炎先生是坚持“国学”的主将，其理论是“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他的意思是“国学”兴亡与国家兴亡是相连的，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未必有如此严重。而且如果中国人都会说英语，也并非坏事。但诸多部门就像日本人当年统治台湾时曾经强令台湾人学习日语一样，而采取各种方式来硬性规定我们不得不从小就要学习别国的语言而不是自己的“国学”，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
虽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使中国声名远扬；虽然我们的唐诗宋词琅琅上口；虽然吴欢在《吴欢论清言里》力陈片面废黜“国学”的遗祸；虽然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韩国、日本等国的一些语言文字都是从大唐时演绎过去的……；即使那些英语与某些专业很少相关，也很少用得上；而且即使偶尔需要，许多的语言翻译早就可以用电脑的某些翻译软件如“金山快译”来解决。
可是我们在象牙塔里，每天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而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是为了那些附加的职称评定条件而困惑和奔波，试问我们的诗情画意怎么可能不被肢解呢？！
【四】 再理想的诗情，亦会被无奈的现实生活消解或逐渐地肢解
在当代世界，生活逐渐浮出美学的海面，开始被视为最为真实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为韦伯所谓的“解魅化”，它意味着：堂皇想象的消解，神圣本质的解体，以及其日常、世俗本质的暴露。可是对于当代美学来说，生活并不像传统美学那样，是“竟然如此”，而是“就是如此”！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总是渴望另外一种理想的生活，但是却总是过着这样一种无奈的生活。我们的诗情，在象牙塔里被消解；再理想的诗情，亦肯定会被无奈的现实生活肢解或逐渐地肢解。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斗士和隐士两种倾向，有人用一生性命反抗当局政治的不明朗；有人则以高蹈隐世的态度崇尚清淡。
依照自己的天性，其实一直也是具有隐士倾向的。哲学家巴斯噶的理论我并不太欣赏，可我却最喜欢他所说过的一句话：“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所以我经常选择隐居。
我想绝大多数的文人，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具有隐士倾向的：家居生活简单宁静，白天观日出日落，夜晚赏明月星辉，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无端地烦恼一扫而空，摆脱浮华，安心静养，自是尘世难得的净土。然而这清淡之中自然有深意在焉，且不知包含了多少纷繁时事、沧海人生！
因为，我们得首先解决生活费的问题，否则一切无着，都成虚幻。就像辛弃疾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或许是为了安顿生活，颇有自知之明，但显然也带有强烈的自嘲和愤慨的意味了。
【五】 后记：自己为自己营遭诗情画意
或许人生真的如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好象只是一种镜中幻影。在一阵梦想的风铃声中，一个故事开始了；又在一阵醒悟破碎的风铃声中，一个故事结束了。来去匆匆，一个梦而已。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使我们对真实与虚幻，梦与醒，常常会产生疑惑。
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独坐在阳台上，再次看李敖的杂文《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自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能及的，……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反省吗？……”当又一次看到李敖的这些文字时，禁不住感慨万千。
从十二岁在《作文周刊》上发表第一篇心情文字开始，总想把文章越写越好玩，越写越轻松。也想在生活中越活越潇洒，就像自己在散文《异乡听雨》里所写到的：“我是一个极端崇尚自由的人，厌恶任何形式的束缚。在天，我想做一片自由自在的云；在水，我要做一尾尽情游弋的鱼。”
可是，事与愿违。均是由于“我只是飘渺人世间的一粒微尘，无奈被些名利所缚。有时候，不是身不由己，而是心不由己”；怪只怪自己即使不为名利所缚，也为一些所谓的自由的思想所缚，因此弄得过于追求诗情画意，把自己拉入幻想的深渊，以至于超出自己非专业学者的才力，去做妄下雌黄的冒险。
说得远了，忽然想起两段清言：
“年届知非，第恐童心未改；学期有道，莫言圣域难窥。”
“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真率谁知，合爱烟霞供养。”
虽然自己还没有年届知非，但“点破不稽之论，只有三言两语，看破十丈红尘，唯此冷眼一双。”从此后：“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我想诗情画意照样会永存于自己的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