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哭穷”教授阿忆：学校房子高价租给老师
教授哭穷
新兼职与4786元
今年2月份，阿忆正式调入北大，职位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
除了每周一的傍晚要给广电系2004级的本科生讲授《电视媒介出镜主群体研究》，他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同时还担任一个研修班的班主任。
10月30日，北大一教302室。这一课的主题是《主持人语言分寸的禁区与对等玩耍》。和以往一样，阿忆用了大量自编的PPT和电视影像。对等玩耍的规则之一是“强者嬉，弱者扶”，例如吴宗宪可以揶揄女搭档“无胸”，但是李咏则不能对一个快哭的选手说“看了你跳舞我会做噩梦”这样不合适的话。
学生们显然很喜欢听他的课，100多人的教室几乎座无虚席，台下经常笑声一片。在课程的下半截，只有倒数第二排的一位男生把头靠在女同学的肩膀上开始昏睡。
“哭穷”事件发生后，阿忆多了一个调侃对象——他自己。如果遇到播放的影像资料中有人生活艰难，他就会戏谑“有的人一个月拿4000多还不满足”。
这4000多块钱，确切地说，是4786元，是他一个月在北大的全部收入。
在他“哭穷”引发争议后，北大校方波澜不惊。他所在的学院倒是给了一个善意的提醒，“北大是一个开放的学校，教师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注意一下学校形象，要有一个底线。”
阿忆对此并无异议。在博客中，他本来就措辞谨慎，“外面的人以为我在哭穷，为走穴赚钱找借口，圈内知道我想说什么。”
不过眼下他已无暇顾及这些是非，当务之急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定”那笔巨额银行贷款。
此前他一直居住在昌平，每天驾车往返。正式调入北大后，他在中关村附近新购置了一套住宅，“300万差1万”，首付90万元。如果按揭月供，需要偿还的总数是460万。阿忆解释说，中关村的房价高达1．6万每平米，而且小户型早已难觅踪影。
他计划两年内还清这些贷款。在刚刚“辞干净”此前的多份兼职后，他重新在外物色了两个职位——一个电视栏目的总策划和一份电视杂志的总编辑。有了这两份收入，4786元不再是一个问题。
福利比想象的要好
按照阿忆的说法，他是揣着一本厚厚的存折来到北大教书，“本来就是一个富人，怎么会哭穷呢？”
调入北大前，他是一个电视圈内的自由人，如果要列出全部职位，可能需要一张加长版的名片：《鲁豫有约》策划人兼总撰稿；《翻阅日历》总策划兼主播；《夫妻剧场》总策划；《非常接触》总策划兼男主持人；内地第一部肥皂剧《伴你一生》总策划……
“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说。
2004年9月他在北大兼职讲了第一堂课。此后，新闻与传播学院便有心将他调入。不过，硕士学历成为他的“拦路石”，能进北大的一般都是博士。在学校人事部的讨论会上，他的名字三度被拿下。
但是，学院严重缺乏有经验的教师。一位老师为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直到2005年11月的最后一天，校方终于同意接收。而阿忆本人则是一边在北大兼职讲课，一边平静地等待，“从来都是工作围着我转，即使调动这么艰难，我也没有低声下气地去求他们，都是学院的那位老师帮我跑。”
自1989年辞去大宝化妆品集团总经理助理一职后，阿忆便在10余家媒体间穿行，包括代班《实话实说》主持人，人缘极佳。他自己归结为“待人和善，用心做事，极具耐心，从不动怒，对朋友有求必应”。
可能与曾经做过销售的经历有关，阿忆从不吝啬对人的赞誉，特别是漂亮的女孩。11月2日，他就指着即将在他策划的电视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女孩，特别真诚地说：“你看，多美的小美女啊。”
虽然从来不为工作发愁，但是北大教授显然是一个“钱不见得多，但是社会身份很棒的职位”。尤其在听说“北大教师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初中全部免费，而且子女的子女也免费”后，阿忆的母亲开始力挺儿子转行。
初入北大，阿忆和学院的老师一起检查身体，一起到怀柔开学术会议，“从1989年后就再没感觉到这种有着落的温暖”。一位老师还给了他一张学院发的电话卡，让阿忆感觉“福利比想象的还要好”。
更惊喜的是，第一个工资条上，实发金额一栏清楚地印着：1．2万元。
匆忙做一次爱
差不多就在阿忆领到第一张工资条的时候，学院的老师提到了住房问题。
“我说不着急，他说不行，你住得那么远，万一迟到了怎么办？”按照北大的人才引进政策，学校应该给外来教师分配一套两居室。阿忆听从那位老师的提醒，向学校资产管理部打了报告，“一趟趟地跑”，但是迟迟没有答复。
等到今年9月，阿忆接到正式通知，由于他在2001年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北大不再提供住房。这让阿忆觉得不公平，“经济适用房并不是福利房，如果别的老师是在云南买的经济适用房，是否北大也不提供住所呢？”
可是，申辩无效。回到家后，阿忆和妻子开始合计买一套离学校近的新住宅。
两人坐在一起算账。自从看了第一个工资条，阿忆对北大的待遇就“相当的满意”，根本没有去管工资的事。但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实际上，第一个工资条是补发的3个月的工资，“不用说买房，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
而此时，为了保证教学不被耽误，阿忆辞掉了收入最高的一份兼职。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阿忆感觉有些失落。资产管理部以照顾的姿态，准备租一套房子给他，每平米35元。
在北大，关于“35元”有一个惨烈的故事。某学院的某老师，长期和另外一个老师合住一室。两人都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是没有住房。于是， 一对夫妻要趁另一对夫妻出去散步的机会，赶紧把孩子哄睡了，“匆忙做一次爱。”
有一天，这位老师发现校内有一间房是租给新东方的学生住，每平米35元。等到这位学生搬走，他就一脚踹开房门，搬了进去。但很快学校动用保安来强行搬迁，拉扯中，这位教师操起菜刀，大吼一声：“再动一下就全部砍死。”
保安撤离了现场，但是学校规定教师不能强占住房。于是，校方想出了一个“双方都有台阶下”的办法：让那位教师搬到对面一间同样大小的房子去住。至此，人们才发现，原来对面那间也是空房。
“学校的房子为什么要高价租给自己的老师？”阿忆说，“从我在北大上学起，后勤部门就掌管着学校庞大的资源，为所欲为，今天还是这样。”
教授该不该兼职？
“35元”让阿忆不吐不快。他扭头给校长信箱发了封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两个建议：一是把人事权下放到学院；二是把房产权下放到学院。
信中写道：学校人事部就那么几个人，而下面的院系专业很多，他们怎么知道一个老师的真实水准，怎么决定该引进哪个老师，不该引进哪个老师？房产权高度集中，也必然导致腐败。
“我很清楚底线，学校内部的事不会拿到社会上说，可是这些建议石沉大海。”不过，这在阿忆意料之中，他本来就不抱幻想。
如果不是接下来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中担当嘉宾，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哭穷”事件。
他在节目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
这本来和北大的收入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网友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他们炮轰阿忆“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转而，网民开始指责其作为教师“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嘉宾，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
阿忆决定反击。他把这些人称为“无脑人”，向他们列出了在北大的收支，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
某网站将这篇文章顶到头条，标题赫然改成“一位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单”。随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高校教师的真实收入。
“他们歪曲了我的意思，说我哭穷，为教师走穴正名。”阿忆说。
在他看来，北大确实是两极分化：有的教师富得流油，名车豪宅；有的教师穷得滴血，蜗居斗室。至少在新闻传播学院，就有很多没有住房的副教授的工资在4786元以下。如果不耽误教学任务，他们走出校园兼职，既可以带回很多新鲜素材和实践经验，又可以增加收入，岂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我的初衷是想让那些无脑人闭嘴，老师也有难处，别再说三道四了，但是现在看来，连这个效果都没有达到。”阿忆说。
新兼职与4786元
今年2月份，阿忆正式调入北大，职位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
除了每周一的傍晚要给广电系2004级的本科生讲授《电视媒介出镜主群体研究》，他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同时还担任一个研修班的班主任。
10月30日，北大一教302室。这一课的主题是《主持人语言分寸的禁区与对等玩耍》。和以往一样，阿忆用了大量自编的PPT和电视影像。对等玩耍的规则之一是“强者嬉，弱者扶”，例如吴宗宪可以揶揄女搭档“无胸”，但是李咏则不能对一个快哭的选手说“看了你跳舞我会做噩梦”这样不合适的话。
学生们显然很喜欢听他的课，100多人的教室几乎座无虚席，台下经常笑声一片。在课程的下半截，只有倒数第二排的一位男生把头靠在女同学的肩膀上开始昏睡。
“哭穷”事件发生后，阿忆多了一个调侃对象——他自己。如果遇到播放的影像资料中有人生活艰难，他就会戏谑“有的人一个月拿4000多还不满足”。
这4000多块钱，确切地说，是4786元，是他一个月在北大的全部收入。
在他“哭穷”引发争议后，北大校方波澜不惊。他所在的学院倒是给了一个善意的提醒，“北大是一个开放的学校，教师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注意一下学校形象，要有一个底线。”
阿忆对此并无异议。在博客中，他本来就措辞谨慎，“外面的人以为我在哭穷，为走穴赚钱找借口，圈内知道我想说什么。”
不过眼下他已无暇顾及这些是非，当务之急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定”那笔巨额银行贷款。
此前他一直居住在昌平，每天驾车往返。正式调入北大后，他在中关村附近新购置了一套住宅，“300万差1万”，首付90万元。如果按揭月供，需要偿还的总数是460万。阿忆解释说，中关村的房价高达1．6万每平米，而且小户型早已难觅踪影。
他计划两年内还清这些贷款。在刚刚“辞干净”此前的多份兼职后，他重新在外物色了两个职位——一个电视栏目的总策划和一份电视杂志的总编辑。有了这两份收入，4786元不再是一个问题。
福利比想象的要好
按照阿忆的说法，他是揣着一本厚厚的存折来到北大教书，“本来就是一个富人，怎么会哭穷呢？”
调入北大前，他是一个电视圈内的自由人，如果要列出全部职位，可能需要一张加长版的名片：《鲁豫有约》策划人兼总撰稿；《翻阅日历》总策划兼主播；《夫妻剧场》总策划；《非常接触》总策划兼男主持人；内地第一部肥皂剧《伴你一生》总策划……
“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说。
2004年9月他在北大兼职讲了第一堂课。此后，新闻与传播学院便有心将他调入。不过，硕士学历成为他的“拦路石”，能进北大的一般都是博士。在学校人事部的讨论会上，他的名字三度被拿下。
但是，学院严重缺乏有经验的教师。一位老师为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直到2005年11月的最后一天，校方终于同意接收。而阿忆本人则是一边在北大兼职讲课，一边平静地等待，“从来都是工作围着我转，即使调动这么艰难，我也没有低声下气地去求他们，都是学院的那位老师帮我跑。”
自1989年辞去大宝化妆品集团总经理助理一职后，阿忆便在10余家媒体间穿行，包括代班《实话实说》主持人，人缘极佳。他自己归结为“待人和善，用心做事，极具耐心，从不动怒，对朋友有求必应”。
可能与曾经做过销售的经历有关，阿忆从不吝啬对人的赞誉，特别是漂亮的女孩。11月2日，他就指着即将在他策划的电视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女孩，特别真诚地说：“你看，多美的小美女啊。”
虽然从来不为工作发愁，但是北大教授显然是一个“钱不见得多，但是社会身份很棒的职位”。尤其在听说“北大教师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初中全部免费，而且子女的子女也免费”后，阿忆的母亲开始力挺儿子转行。
初入北大，阿忆和学院的老师一起检查身体，一起到怀柔开学术会议，“从1989年后就再没感觉到这种有着落的温暖”。一位老师还给了他一张学院发的电话卡，让阿忆感觉“福利比想象的还要好”。
更惊喜的是，第一个工资条上，实发金额一栏清楚地印着：1．2万元。
匆忙做一次爱
差不多就在阿忆领到第一张工资条的时候，学院的老师提到了住房问题。
“我说不着急，他说不行，你住得那么远，万一迟到了怎么办？”按照北大的人才引进政策，学校应该给外来教师分配一套两居室。阿忆听从那位老师的提醒，向学校资产管理部打了报告，“一趟趟地跑”，但是迟迟没有答复。
等到今年9月，阿忆接到正式通知，由于他在2001年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北大不再提供住房。这让阿忆觉得不公平，“经济适用房并不是福利房，如果别的老师是在云南买的经济适用房，是否北大也不提供住所呢？”
可是，申辩无效。回到家后，阿忆和妻子开始合计买一套离学校近的新住宅。
两人坐在一起算账。自从看了第一个工资条，阿忆对北大的待遇就“相当的满意”，根本没有去管工资的事。但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实际上，第一个工资条是补发的3个月的工资，“不用说买房，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
而此时，为了保证教学不被耽误，阿忆辞掉了收入最高的一份兼职。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阿忆感觉有些失落。资产管理部以照顾的姿态，准备租一套房子给他，每平米35元。
在北大，关于“35元”有一个惨烈的故事。某学院的某老师，长期和另外一个老师合住一室。两人都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是没有住房。于是， 一对夫妻要趁另一对夫妻出去散步的机会，赶紧把孩子哄睡了，“匆忙做一次爱。”
有一天，这位老师发现校内有一间房是租给新东方的学生住，每平米35元。等到这位学生搬走，他就一脚踹开房门，搬了进去。但很快学校动用保安来强行搬迁，拉扯中，这位教师操起菜刀，大吼一声：“再动一下就全部砍死。”
保安撤离了现场，但是学校规定教师不能强占住房。于是，校方想出了一个“双方都有台阶下”的办法：让那位教师搬到对面一间同样大小的房子去住。至此，人们才发现，原来对面那间也是空房。
“学校的房子为什么要高价租给自己的老师？”阿忆说，“从我在北大上学起，后勤部门就掌管着学校庞大的资源，为所欲为，今天还是这样。”
教授该不该兼职？
“35元”让阿忆不吐不快。他扭头给校长信箱发了封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两个建议：一是把人事权下放到学院；二是把房产权下放到学院。
信中写道：学校人事部就那么几个人，而下面的院系专业很多，他们怎么知道一个老师的真实水准，怎么决定该引进哪个老师，不该引进哪个老师？房产权高度集中，也必然导致腐败。
“我很清楚底线，学校内部的事不会拿到社会上说，可是这些建议石沉大海。”不过，这在阿忆意料之中，他本来就不抱幻想。
如果不是接下来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中担当嘉宾，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哭穷”事件。
他在节目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
这本来和北大的收入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网友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他们炮轰阿忆“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转而，网民开始指责其作为教师“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嘉宾，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
阿忆决定反击。他把这些人称为“无脑人”，向他们列出了在北大的收支，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
某网站将这篇文章顶到头条，标题赫然改成“一位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单”。随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高校教师的真实收入。
“他们歪曲了我的意思，说我哭穷，为教师走穴正名。”阿忆说。
在他看来，北大确实是两极分化：有的教师富得流油，名车豪宅；有的教师穷得滴血，蜗居斗室。至少在新闻传播学院，就有很多没有住房的副教授的工资在4786元以下。如果不耽误教学任务，他们走出校园兼职，既可以带回很多新鲜素材和实践经验，又可以增加收入，岂不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我的初衷是想让那些无脑人闭嘴，老师也有难处，别再说三道四了，但是现在看来，连这个效果都没有达到。”阿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