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代太缺乏“敢言”的韩寒 他为何敢评论一切？(图)
近日，韩寒在博客上撰文批评魔术师刘谦是带着一群托儿“忽悠”全国老百姓。刘谦随即撰文回应称韩寒不够专业，无权评论。此后，两人的文章均神秘消失。论战事件背后，凸显出韩寒等知识分子目前遭遇的困境。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敢言、直言，头脑清醒，背后无利益纠葛，自然也就拥有了大量支持者，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们突破自己的知识范围，去评论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事件时，则往往会露出自己“外行”的短板。韩寒等人成为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幸事，因为这个时代太需要这样的独立声音；但“韩寒现象”的背后，凸显了其他更多的知识分子们独立精神的匮乏。
这个时代太缺乏“敢言”的韩寒
韩寒在博客上撰文批评魔术师刘谦是带着一群托儿“忽悠”全国老百姓。
韩寒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被媒体奉为“知识分子”。
韩寒与刘谦的口水战神秘地被平息。
韩寒们被民众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50名知名知识分子榜单。近来，有媒体也把八零后作家韩寒归类为“敢言知识分子”。韩寒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另类”，高中辍学，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赛车手。其实，韩寒的辍学正好让其免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毒害，看问题的视野更为无拘束，更为开阔。 此外，互联网的发达为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逐渐被很多人奉为精神偶像。在当今的中国，类似韩寒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他们独立而大胆的声音在当下显得十分的稀缺，他们被民众视为“代言人”。
相比之下，专家们却普遍“失声”
而在众多领域，本来很有发言权的专家们，却受到各种力量的掣肘、或者本身受到利益诱惑，缺乏独立性，面对事务普遍“失声”。例如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们不会站出来自揭家丑；在教育领域，大学校长们也不会痛斥高招问题。这让公众转向了虽然没那么专业、但敢言的知识分子。如今的环境下，仗义执言之人本来就不多，能谈出有信服力观点者更是少之又少，一旦有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更多的媒体会吹捧他们，其影响力也就再度倍增，受到更多人的追捧。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沉默的螺旋”效应，当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发出某一观点，并得到了舆论的广泛认同，即使有人持不同意见，也会因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太弱小而变沉默，甚至转而支持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在此效应下，知识分子们信心会更加膨胀，敢于评论一切。
韩寒和刘谦的PK，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寒评论魔术，确实是一个不懂魔术的“外行”评论“内行”，露出破绽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并不鲜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知识分子站出来评论称，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这与世界主流的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相悖，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撑，评论自然显得外行和苍白。
如果仅靠常识去批判，“韩寒”将不敌“刘谦”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是通才，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针对社会而发言。而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常识”实施批判，在事务上，韩寒等敢言的知识分子（民众“代言人”）很难与刘谦之类的技术专家（他们往往是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竞争。无所不能的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面前评论专业问题，很容易被抓住破绽。 而现状却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众多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因专业知识不足，靠“常识”发表观点。
王小波曾说：“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当今世界变化之快，很多问题远远超出常识的解释半径之外。即使是常识管用的地方，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常识经验也不同。谁也不可能拥有对常识的最终解释权，一切只能取决于领域中公众之间的理性讨论。
“韩寒现象”，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韩寒等媒体型知识分子对一切问题发表评论，其实凸显了中国专家型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从而把媒体型知识分子推到事件的“发言”前台。
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让“房地产泡沫论”见鬼去吧！
连岳是媒体型知识分子的另一名代表人物。
学院型知识分子代表贺卫方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丧失独立性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其共性是普遍丧失了独立性。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不直接合作，它的自我责任是永远的批判者。
然而在中国当下，专家型知识分子首先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上的原因是，他们往往依附于某种体制或者机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评论自己擅长领域内的公共事件。好比说，如果有一个魔术专家站出来与刘谦论战，显然要比韩寒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个人将很难在业内生存下去——因为他触动不只是刘谦，而是一个体制。
主观上的原因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往往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维护者。他们如果“发声”，也只能是体制的代言人，或者，他们只有选择沉默“失声”。
媒体型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知识，评论沦为“八股”
在当前，经常“发声”的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不以专业见长，主要以媒体或网络为平台的媒体型知识分子，如韩寒、连岳等；一类是既从事科研或教学，同时又跨界于媒体或网络发表公共意见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如贺卫方、汪丁丁等。
媒体型知识分子或曰时评家，其长处在于熟悉新闻事实，了解现状的流变，因此对新闻价值更有体认，对大众热点也更为敏感；其弊则在于缺乏深入的专业背景，其评论常常是“一招鲜”，如某著名评论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谈经济问题，就是“更多的市场”，一谈社会问题，则离不开“法制的进步”，加上“对权力的限制”，初看尚觉新鲜，久而久之，就难免有八股之嫌，不客气地说，今日的时评，已有相当之高头讲章气息，让人敬而远之。此外，受限于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以及自身水准，媒体型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为评论而评论的窘况，不仅容易浮于表面，甚或强作解人，贻笑大方。
学院型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基层，视角过于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因而少数敢于从公众立场发言的学院型知识分子显得更加稀缺。然而，尽管学院型知识分子具有专业背景，但其所涉及的话题却大多越出了其研究范畴，与媒体型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型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拥有深入的专业视角，常能道人所不能道，提供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洞见；其弊则在于身居象牙塔，与社会进程有所隔膜，因此易于陷入“片面的深刻”。学院型知识分子更擅长以观察者的角度，从外部观察社会现象，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不习惯从内部进行观察，对于最新也相对细微的社会脉动缺乏体认和敏感。
此外，学院型知识分子也容易画地为牢，对于话题的复杂性和利益关联有所忽略。几年前，围绕圆明园铺设水工膜引发了广泛的环保讨论，部分理工科背景的学者力证其并没有造成环境问题，但是，作为一项工程，不仅需要在各种并立的社会需求中作出平衡，也因其耗用大量的资源，而需要立项和审批上满足基本的程序要求，从工程学专业进行的论证，只应作为多重视角之一，而不能作为唯一的决定力量。
无论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均可谓是夹缝中挣扎，一方面是并不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则是随时可能汹涌的民意反弹。他们都有着自身特定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在多重的困境中力争突围。
这个时代太缺乏“敢言”的韩寒
韩寒们被民众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50名知名知识分子榜单。近来，有媒体也把八零后作家韩寒归类为“敢言知识分子”。韩寒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另类”，高中辍学，成为畅销小说作家和赛车手。其实，韩寒的辍学正好让其免受传统教育模式的毒害，看问题的视野更为无拘束，更为开阔。 此外，互联网的发达为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以博客为阵地，对各种公众事务、新闻事件发表辛辣独到的见解。逐渐被很多人奉为精神偶像。在当今的中国，类似韩寒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他们独立而大胆的声音在当下显得十分的稀缺，他们被民众视为“代言人”。
相比之下，专家们却普遍“失声”
而在众多领域，本来很有发言权的专家们，却受到各种力量的掣肘、或者本身受到利益诱惑，缺乏独立性，面对事务普遍“失声”。例如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们不会站出来自揭家丑；在教育领域，大学校长们也不会痛斥高招问题。这让公众转向了虽然没那么专业、但敢言的知识分子。如今的环境下，仗义执言之人本来就不多，能谈出有信服力观点者更是少之又少，一旦有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更多的媒体会吹捧他们，其影响力也就再度倍增，受到更多人的追捧。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沉默的螺旋”效应，当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发出某一观点，并得到了舆论的广泛认同，即使有人持不同意见，也会因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太弱小而变沉默，甚至转而支持知识分子们的观点。在此效应下，知识分子们信心会更加膨胀，敢于评论一切。
韩寒和刘谦的PK，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寒评论魔术，确实是一个不懂魔术的“外行”评论“内行”，露出破绽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并不鲜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有知识分子站出来评论称，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这与世界主流的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相悖，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撑，评论自然显得外行和苍白。
如果仅靠常识去批判，“韩寒”将不敌“刘谦”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是通才，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针对社会而发言。而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常识”实施批判，在事务上，韩寒等敢言的知识分子（民众“代言人”）很难与刘谦之类的技术专家（他们往往是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竞争。无所不能的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面前评论专业问题，很容易被抓住破绽。 而现状却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众多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因专业知识不足，靠“常识”发表观点。
王小波曾说：“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当今世界变化之快，很多问题远远超出常识的解释半径之外。即使是常识管用的地方，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他们所拥有的常识经验也不同。谁也不可能拥有对常识的最终解释权，一切只能取决于领域中公众之间的理性讨论。
“韩寒现象”，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韩寒等媒体型知识分子对一切问题发表评论，其实凸显了中国专家型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从而把媒体型知识分子推到事件的“发言”前台。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丧失独立性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其共性是普遍丧失了独立性。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注重其抗议精神，即坚决跟政府保持距离，不直接合作，它的自我责任是永远的批判者。
然而在中国当下，专家型知识分子首先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客观上的原因是，他们往往依附于某种体制或者机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评论自己擅长领域内的公共事件。好比说，如果有一个魔术专家站出来与刘谦论战，显然要比韩寒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个人将很难在业内生存下去——因为他触动不只是刘谦，而是一个体制。
主观上的原因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往往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维护者。他们如果“发声”，也只能是体制的代言人，或者，他们只有选择沉默“失声”。
媒体型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知识，评论沦为“八股”
在当前，经常“发声”的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不以专业见长，主要以媒体或网络为平台的媒体型知识分子，如韩寒、连岳等；一类是既从事科研或教学，同时又跨界于媒体或网络发表公共意见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如贺卫方、汪丁丁等。
媒体型知识分子或曰时评家，其长处在于熟悉新闻事实，了解现状的流变，因此对新闻价值更有体认，对大众热点也更为敏感；其弊则在于缺乏深入的专业背景，其评论常常是“一招鲜”，如某著名评论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谈经济问题，就是“更多的市场”，一谈社会问题，则离不开“法制的进步”，加上“对权力的限制”，初看尚觉新鲜，久而久之，就难免有八股之嫌，不客气地说，今日的时评，已有相当之高头讲章气息，让人敬而远之。此外，受限于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以及自身水准，媒体型知识分子常常陷入为评论而评论的窘况，不仅容易浮于表面，甚或强作解人，贻笑大方。
学院型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基层，视角过于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性，因而少数敢于从公众立场发言的学院型知识分子显得更加稀缺。然而，尽管学院型知识分子具有专业背景，但其所涉及的话题却大多越出了其研究范畴，与媒体型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型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拥有深入的专业视角，常能道人所不能道，提供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洞见；其弊则在于身居象牙塔，与社会进程有所隔膜，因此易于陷入“片面的深刻”。学院型知识分子更擅长以观察者的角度，从外部观察社会现象，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不习惯从内部进行观察，对于最新也相对细微的社会脉动缺乏体认和敏感。
此外，学院型知识分子也容易画地为牢，对于话题的复杂性和利益关联有所忽略。几年前，围绕圆明园铺设水工膜引发了广泛的环保讨论，部分理工科背景的学者力证其并没有造成环境问题，但是，作为一项工程，不仅需要在各种并立的社会需求中作出平衡，也因其耗用大量的资源，而需要立项和审批上满足基本的程序要求，从工程学专业进行的论证，只应作为多重视角之一，而不能作为唯一的决定力量。
无论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均可谓是夹缝中挣扎，一方面是并不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则是随时可能汹涌的民意反弹。他们都有着自身特定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在多重的困境中力争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