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陷的村庄：山西省总面积七分之一已经被采空
郭建光／村里任意一处，王玉珍“闭着眼睛都能摸过去”。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在这里生活了近40年，熟悉每一个角落。
可眼下，老太太每走几步路，便会不安地瞅一眼身边的房屋。她的脚步很轻，轻得“像猫一样”。说话声音也不大，只是偶尔说到激动处，才会略微提高嗓门。
“我怕把房子震塌。”她指着不远处一处宅子轻声说。这个村子地下空了，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她觉得自己得处处小心。
这种走路说话的方式，并不是老太太所惯有的。从前，她步子又快又重，嗓门也很大，即使打招呼，声音也出奇地响。心情愉快的时候，她还会扯上几嗓子，唱得铿锵有力。但自从她家的房子坍塌以后，她的脚步和嗓门就变成了如今这样。
不远处那栋两层的青砖小楼，并不破旧，但墙体上赫然布着一道虬曲的裂纹。
“都是煤矿闹的。”老太太被夕阳拉长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移动，“自从煤矿来了，一切都变了。”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
靠近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海拔900余米,位于山西省阳城县东北约20公里处。2005年，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劈开大山伸进村子。不过，具有现代文明意味的公共汽车从未在此现过身，倒是轰轰作响的采掘机，早在2003年，就已深入到这个村子的地下了。
这一年春天，山西省晋城市煤业集团旗下的寺河煤矿，开始在村子的周边开挖，一条主巷与村子擦肩而过。这个年产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悄然改变了这个山村的生活。
王玉珍和她坍塌的房子。（郭建光摄影）
整个大安头村见不到任何煤矿的标志：既没有满脸煤灰的矿工和漫天飞舞的煤尘，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和雷管的爆炸声，然而大山的肚子，很快就被现代化机械洗劫一空，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是房屋。最初是屋顶漏雨，墙皮脱落，墙体裂缝，接着房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地面沉陷，墙体倾斜，门窗变形，大梁错位，直至房屋倒塌。
王玉珍家的三孔窑位于寺河煤矿划定的采掘区内，属于搬迁对象。因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又迟迟拿不到补偿款，全家只好将就住着。2003年，窑洞开始出现裂缝，不久常有墙皮或挂件无端脱落。次年5月，三孔窑在一场大雨中坍塌。
即使是采掘区外的房屋也未能幸免于难。陈小娥家预制板结构的二层小楼建于2000年，如今大门口和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房屋墙体上布满裂缝，活像老树皮。地面的一角已经下陷，墙体明显倾斜。几块玻璃因门窗变形而破碎。木头柱子三三两两支楞着，勉强支撑起因墙体倾斜而错位的大梁。一面墙有三个角缝透出光亮，跟别的墙不搭边，几欲倾倒。
陈小娥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小心墙倒了。”她摆弄着手中的钥匙，催促道，“这里危险，快点走吧。”
眼下的大安头村，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无论是采掘区内的房屋还是采掘区外的房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全村近百处房屋，其中一半以上的新房，70％已不能居住。
当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像一台巨泵，为这个高速运转的国家源源不断输出能源时，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7，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
人们被迫出走。2004年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已迫使145个村庄整体搬迁。而在400余人的大安头村，如今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口，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剩下的人，要么跟别人家挤在一起住，要么仍旧住在自己摇摇欲坠的危房中。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王玉珍说。她也想搬走，可是没有钱，也不知道能搬到哪里去。
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
王玉珍老太太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原本胆子很大，连山上出没的山猪、狼等野兽都不怕。可是，当寺河煤矿开进这个山村脚下后，她还是感到了恐惧。
“下雨天我害怕，睡觉我也害怕。”王玉珍说。每遇下大雨的时候，她躺都不敢躺，要么索性坐着，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别人家，等待天气放晴后再回来。
从2003年春天她家窑洞出现裂缝开始，王玉珍便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支起耳朵听听房屋的动静。有时，躺上了床也会冷不丁地坐起来，开灯检查房子。
“有几次，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王玉珍说，她甚至盼着窑洞早点塌，那样她就不用再夜夜担心了。
像王玉珍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人并不少见，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经历。“动静大的那段时间，有的人还会在半夜跑出去，有的人整宿都不敢合眼。”38岁的村医李小志说。
李小志一落座，陈小娥就把胳膊伸过去，让他把脉。“她是前些年受了惊吓，症状比王玉珍严重。”村医介绍说。
也是从2003年春天开始，也是房子裂缝闹的，陈小娥几乎每晚都失眠。晚上，她总是开着灯，和衣躺下，随时准备逃出屋外。那年9月，正当她关电视准备躺下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惊恐不已。独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台上哭了整整一夜，“右眼肿得什么都看不见”，“比核桃都大”。
一个多月后，陈小娥便急着搬进了丈夫哥哥的房子，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房子之一。然而历经多次惊吓的陈小娥却落下了病根儿，时常感到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最长的一次，她休克了半个小时。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
“现在我都不能算一个劳力哩。”陈小娥苦着脸说。她请村医“弄点好药”，“地里的活儿多，我不去干，以后就要挨饿了。”
但村医只能表示无奈：“我治不了你的病。多休息，多调养，不操心，也许能恢复。”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
让王玉珍备感惊恐的三孔窑终于在2004年5月坍塌了。但是，她的丈夫，“一个胆小的男人”，却因房屋坍塌受到惊吓，病倒在床。中医诊断是寒辛寒酸。
王玉珍不得不带着患病的老伴到处找房住。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不了多久，新找到的房子也开始岌岌可危，她便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找房之路。由于老伴的病，王玉珍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
事实上，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跟王玉珍一样，开始奔波起来。工作歇下来了，地里的庄稼活儿也顾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闲话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们穿梭于村中，目标只有一个：看有谁家的房子还能凑合着住，能让日夜惊恐中的一家人有个栖身之地。
不停地搬进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没有打开过，随时准备搬迁。有些家庭分散住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饭睡觉不在一处；有些实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离开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头村没搬过家的人在20％左右。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寺河煤矿的采掘面远离这个村庄，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房屋继续出现问题，只是速度缓慢了一些。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村医李小志这样形容村里人这几年的生活。
他已记不清楚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了。他家预制板结构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共计花费15万元。但一年后，房子就不能住人了。其损毁程度，与陈小娥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如今，这房子只用来存放粮食和家具。因为漏雨，家具大多已破烂不堪。
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然而9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他们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时，村里几乎所有还未变成危房的房子都已经住满了人，有的房子甚至挤了三四家，10多口人。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再从西家跑到另一家。最多时住一个月，最少时只能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3个月。
到别人家蹭住，李小志夫妇感觉不好意思，几乎每次都会带上一些东西，这增加了他们的开支。他还答应过给别人付房租，可至今未付。李小志认为，如果他不是村里唯一的医生，他的命运“不会有如此幸运”。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给毁了。”站在自家废弃的院里，李小志说。院子里长出一棵麦苗，他用力拔了出来，苦笑道：“长得比地里的都好。”
村民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他也屡次找村里和镇里的干部说明情况，可至今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我感到无助。”李小志说着，猛吸一口烟，呛得一阵剧烈咳嗽。
相比较起来，王玉珍还算是境遇好的。她最终找到镇里，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原办公室。但住进去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
“老汉咽气前还说想老在自己家里。”王玉珍回忆着，眼泪流到下巴，她也顾不上擦。为了治好老汉的病，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而老伴去世后，她“连给他找个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停放在楼下原来的村卫生所。
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跟村里所有人一样，王玉珍还面临着另一个令她备感头痛的问题：“煤矿来了，山被挖空，水被抽空了”。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村东头的山沟里，从前水流不断。水从山里渗出来，王玉珍总是在这里洗衣服，村里的孩子们也喜欢在这里嬉戏。“村里从来没有缺过水。”王玉珍指着山体说。而现在的河床，地面已经干涸，稀稀疏疏长着一些白杨树，看不出一丝水流的痕迹。
山沟的东上方有口水井。王玉珍说，几年前，水井的龙头总有潺潺流水，从不停息。如今，龙头依旧，伞盖松树依旧，水却没有了。井台已经废弃，只剩杂草、垃圾和腐臭的污水。
由寺河煤矿出资，村里自来水管道倒是已经入户，水是从半山腰的一个蓄水池中抽取，只是通常每5天才送一次水。
“家家户户都要备几口缸存水。”王玉珍说，“水不正常，平时得节约着用。”
不下雨的日子，管道通常是干的，吃水要艰难得多。只有村西头的山沟里，至今还流淌着一股小涧水，但平时水流很小。碰上干旱，水流更是细若游丝，有时甚至在滴。不下雨的日子，这里便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
接一桶水，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盛水的容器摆放出来，专人排队等候。“场面甚为壮观，比闹元宵的时候还热闹。”村医李小志苦笑着调侃。
白天，等水的人无事可干，操起以前的娱乐项目，可大家根本玩儿不到心上，玩儿着玩儿着便开始骂寺河煤矿，骂镇上和村里的干部。晚上，人们点上一堆篝火，一边等水，一边开骂。有的村民白天干活儿，晚上排队，累了就地躺着便睡着了。经常，因为插队这样的小纠纷，等水的村民甚至会拳脚相加。
吃饭用水是必需的，实在排不到水的只好借水吃。不太要紧的生活用水，村里人使用起来更加吝啬。洗脸，一般是一小碗水，仅仅够浸湿部分毛巾，然后用湿毛巾擦脸。
“擦完脸后的毛巾不能晾干。”王玉珍说，否则，太浪费了。毛巾里的水得挤出来，积攒着。10多天下来，就能攒够洗脚的水。这样，干活儿的人才能享受一下洗脚的乐趣。当然，洗脚水不能独享。干活儿少的人先洗，洗完后，再让干活儿多的人洗。
村里人活儿重，洗脚次数少，被子便遭了殃。一晚上捂下来，臭味熏天，因此总是白天晒，晚上盖。
“要是有谁感冒了，也不用买药，蒙头睡一觉准好。”王玉珍打趣地说，被子是治疗感冒的良方，“这样下去，恐怕小志要失业了。”
王玉珍的话得到几位妇女的附和，一些人大笑起来。而那位村里唯一的医生，也跟着大家吃吃地笑。
然而王玉珍们并不知道，在这个省份，有数十万人口、上千座村庄遭遇着跟他们一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共造成3000多处井泉断流，导致1547个村庄、70.4万人吃水困难。
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
这块耕作了近40年的土地，如今让王玉珍感觉到陌生。现在，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弹性，它变得很松，一踩下去，脚就深陷到土里，一会儿工夫，鞋里便灌满了土。
“这样的土地，不能指望有好收成。”她发愁地看着田里的麦苗。一些村民称，近几年，玉米棒子个头变小，小麦产量比以往每亩要少100斤左右。
可乐山中的这块土地，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这里曾是一个全国典型，取经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村里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在老支书李引宽——李小志父亲——的带领下，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棉花结得白又大，粮食堆得比山高”。
当时一些地区流行着这样的话：“学大寨，赶昔沟，棉花超过大安头”。而老支书李引宽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更是大安头村人引以为豪的美谈。
然而眼下，这块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杂草日渐蔓延。因为缺水，棉花、扫帚苗这样的经济作物，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蓬勃生长了。村里人不得不放弃扫帚苗每亩约3000元的收益。
类似这样因采煤遭到破坏的耕地，在山西省，已达1．8万公顷。
大安头村，一块地分裂成几块地的情形屡见不鲜。“大块变小块，小块成塌方。”王玉珍总结说。这不仅减少了土地的产量，增加了耕作时的风险，而且还直接增加了耕作时的劳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变小后的土地不适宜犁地机耕作，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犁地机变成了摆设。“亏。”李小志在算经济账，“几千块钱买了一个派不上用场的铁疙瘩，还不如打水漂，能听个响。”
最初，村里一度出现过几个和大山较真儿的人，硬是开着犁地机耕作。结果，犁地机陷入裂缝，人被甩到一边，吓得以后再也不敢使用这个铁疙瘩，只能重又搬起锄头和铁锹。
“如果用犁地机犁地，一亩地，不到两小时就完工了。但现在用锄头铁锹，一个人刨一亩地需要3天。”李小志说。
大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裂缝随处可见，有的足以掉进去一个人。不少裂缝隐身于草丛荆棘中，即使经常在山上转悠的羊倌，也不敢贸然行走。“谁也不知道哪里哪天就会出现一道口子。”村里的羊倌说。他有七八十只羊，羊掉入裂缝的事情时有发生。
虽然伤人的事情还未发生过，但踩进裂缝的事情屡屡出现。因此，即便像王玉珍这般熟悉村里每一个角落的人，上山下地时也得多长一个心眼。
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
让王玉珍们操心的事还有很多。“在别人家住，免不了磕磕碰碰。”63岁的代小诺说。2004年，她家6口人搬到有4口人的女儿家住。10口人的大家庭难免出现摩擦。小孩子也经常打架，吵得上夜班的女婿不能入睡。有时女婿会说上几句难听的话。碰到这种情况，代小诺通常一言不发，默默拉开孩子。
“有理没理都得忍着。不忍不行呀。找个房子比小伙子找个媳妇都难。”代小诺说。
因为房子，夫妻之间吵架吵得更厉害了。“有的夫妻吵着吵着就离婚了。”31岁的王彩彩说，村里出现了两三对离婚的夫妻，都是房子惹的祸。她跟丈夫也一度因为找不到房子闹离婚。
然而，“村里的人际关系还有比这些要复杂得多的。”一位前村支部书记说，村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村里的房子出现问题后，村民们多次向村镇干部和寺河煤矿反映情况，希望他们能给村里找到出路。但寺河煤矿表示，400余万元的补偿款已经给了村里。4月下旬，晋城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和寺河煤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均证实了这一数据。
与寺河煤矿交涉无果，村民们转而找村干部，主要是向村支书索要补偿款。一部分人拿到了补偿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没有损毁，却被村里确定为危房，也成功地拿到了补偿款，而还有一些人却什么也没有拿到。
“拿到补偿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书走得近的人。”这位村民说。
猜疑自始至终弥漫着。街头巷尾中，人们总在猜测某某肯定给了村支书好处。被猜疑的人，往往会遭到没拿到补偿款的人鄙视和排斥。
几名村民正在与记者闲聊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整个院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她在院里搭讪了几句，但没有人回应她。等她似乎很知趣地走开后，另一个妇女才努了努嘴，做了一个鬼脸，笑着说：“这家和村支书家关系不错。”
“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这位村民叹了一口气，“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简直就像有仇。”
当这座村庄日渐沉陷，有一种东西也悄然而逝
王玉珍如今住着的村委会原办公室，也早已被划定为危房。今年春节，她家连团圆饭都没有吃，甚至，都没有包饺子，只是胡乱煮了一点东西吃。
“人都活成这样了，哪还想得起来包饺子。”老太太皱起一脸皱纹，环顾她那只有12平方米的居室。一床一柜一几一沙发一火炉，几乎挤满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只有门前的春联依然鲜艳，给这里增添了些许生活气息。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她与同住一栋楼上的李小志一家共同烧了一堆年火，这年就算过完了。而此前几年，她甚至连年火都懒得烧。
他们的楼下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的杂草郁郁葱葱，遍地垃圾。唱戏的舞台孤零零地竖在院子里，空荡荡的。鸟儿们在舞台的顶部扎了窝，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好久都没有唱戏了。以前，每年元宵节，村里都会请外面的剧团来唱一出。王玉珍喜欢听戏，戏台前少不了她的身影。可现在“即使有戏也没心情听了”。
四五年来，没有新媳妇嫁到大安头村。“村里小伙子想媳妇都想疯了。”一些小伙子无奈到女方家倒插门。可即便如此，村里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已接近30个。因此，大安头村，又被村里人戏称作“亢汉（光棍）村”。
“家不像家，村不像村。”王玉珍抱怨道，“现在的村子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力。”
村里的小卖部半天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店主干脆闭目养神。不少货物落满了灰尘，他也不擦，似乎也不指望能卖出去。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外，这里没有更多的品种。
“以前村里很热闹。”王玉珍说。在房子没有出现问题前，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小孩满月，学生上学，都会有亲戚朋友捧场，吃喝一通，乐上一通。
李小志也很怀念从前的岁月，他认为“那种日子过得富足并充满诗意”。
那时，村里的男劳力，基本都在外找到了吃饭赚钱的饭碗，日子过得“比较风光”。水泥预制板结构的楼房盖了起来，豪华的家具和新潮的电子设备搬进了家，衣服光鲜了，日用奢侈品也多了起来。男人们隔三差五就会邀朋呼友，搞点新鲜的肉食，炒上几个时令蔬菜，或浅酌，或痛饮，吹吹牛皮，发点牢骚，说点闲话。趁午后或夜晚的空闲，几个人凑在一起，下下象棋，打打扑克，玩玩麻将，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而笑得合不拢嘴，度过了一段段欢快时光。女人们打着毛衣，纳着鞋垫，东家长西家短地扯着闲话，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掩口吃吃。
没有病人或不出诊的时间，李小志也喜欢凑在人群中，开句玩笑，讲个笑话，乐呵一阵。但这几年，他跟王玉珍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心情了”。
这么长时间，政府也该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吧
王玉珍一早就要到镇政府找领导，希望领导告诉她以后怎么办。她把这叫作“上班”。
自窑洞坍塌后，她抽时间就去镇里“上班”。路走了不少，路费也花了不少，话也说了不少，可她依旧还住在危房里。
她的房子坍塌后，村支两委和寺河煤矿都派人看过现场，最终没有人告诉她以后该怎么办，她也没拿到补偿款。王玉珍最后都懒得让人再去看房屋废墟，也懒得一遍遍重复自己的不幸。现在，她只想知道以后她该怎么办，村里人该怎么办。
“跑了好几年，我也知道没什么希望。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一趟趟找政府。”她擦了擦眼泪，捋了捋白发，挎上包裹又上路了。
村子里来了一辆收购粮食的三轮车。响亮的吆喝声，并没有调动起村里人卖粮的热情。萧条的生意让这两人打不起精神，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开始打盹。
“没人敢卖粮，手头再紧，也不敢卖掉保命粮。”坐在石头上晒太阳的老头说。
傍晚，“下班”回来的王玉珍带来了村庄集体搬迁的消息。不少人挤到陈小娥借住的家，听王玉珍讲关于村子命运的消息。
等王玉珍说完，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附近有村子集体搬迁的，可搬来搬去，搬不出沉陷区，说不定哪天又会出问题。也有人说，搬出去后又面临新的问题，比如种地，就不好解决。
议论了一会儿，大家又追问王玉珍这个消息的真伪。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是在镇上听说的。明天我问问。”王玉珍起身走了。
其他人又议论了一会儿，随后也散了。剩下陈小娥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儿。
厨房里摆有两套厨具，一套是主人的，一套是陈小娥的。两套厨具占据了大半个厨房的空间，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了。而她现在住的房间，因为没有自己的家具，衣物和床上用品只得摆放在沙发上，堆得像一座小山。
陈小娥一直想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把一些零碎东西挂起来。可是丈夫不让，因为这不是自己的房子，不能随便钉钉子。
“将就着过吧。”陈小娥叹了一口气。
“这么长时间，政府也该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吧。”她的丈夫接过话头。
山里的夜逐渐冷了起来。夫妻二人相视而坐，沉默不言。
突然，外面跑进来一条狗，她的丈夫叫了一声：“钱，过来。”狗本来没有名字，他随口给它起名叫“钱”。陈小娥忍不住笑了：“就你俏皮话多，可是派不上正场。”气氛一下子活泼了好多。
（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
可眼下，老太太每走几步路，便会不安地瞅一眼身边的房屋。她的脚步很轻，轻得“像猫一样”。说话声音也不大，只是偶尔说到激动处，才会略微提高嗓门。
“我怕把房子震塌。”她指着不远处一处宅子轻声说。这个村子地下空了，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她觉得自己得处处小心。
这种走路说话的方式，并不是老太太所惯有的。从前，她步子又快又重，嗓门也很大，即使打招呼，声音也出奇地响。心情愉快的时候，她还会扯上几嗓子，唱得铿锵有力。但自从她家的房子坍塌以后，她的脚步和嗓门就变成了如今这样。
不远处那栋两层的青砖小楼，并不破旧，但墙体上赫然布着一道虬曲的裂纹。
“都是煤矿闹的。”老太太被夕阳拉长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移动，“自从煤矿来了，一切都变了。”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
靠近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海拔900余米,位于山西省阳城县东北约20公里处。2005年，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劈开大山伸进村子。不过，具有现代文明意味的公共汽车从未在此现过身，倒是轰轰作响的采掘机，早在2003年，就已深入到这个村子的地下了。
这一年春天，山西省晋城市煤业集团旗下的寺河煤矿，开始在村子的周边开挖，一条主巷与村子擦肩而过。这个年产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悄然改变了这个山村的生活。
整个大安头村见不到任何煤矿的标志：既没有满脸煤灰的矿工和漫天飞舞的煤尘，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和雷管的爆炸声，然而大山的肚子，很快就被现代化机械洗劫一空，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是房屋。最初是屋顶漏雨，墙皮脱落，墙体裂缝，接着房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地面沉陷，墙体倾斜，门窗变形，大梁错位，直至房屋倒塌。
王玉珍家的三孔窑位于寺河煤矿划定的采掘区内，属于搬迁对象。因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又迟迟拿不到补偿款，全家只好将就住着。2003年，窑洞开始出现裂缝，不久常有墙皮或挂件无端脱落。次年5月，三孔窑在一场大雨中坍塌。
即使是采掘区外的房屋也未能幸免于难。陈小娥家预制板结构的二层小楼建于2000年，如今大门口和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房屋墙体上布满裂缝，活像老树皮。地面的一角已经下陷，墙体明显倾斜。几块玻璃因门窗变形而破碎。木头柱子三三两两支楞着，勉强支撑起因墙体倾斜而错位的大梁。一面墙有三个角缝透出光亮，跟别的墙不搭边，几欲倾倒。
陈小娥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小心墙倒了。”她摆弄着手中的钥匙，催促道，“这里危险，快点走吧。”
眼下的大安头村，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无论是采掘区内的房屋还是采掘区外的房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全村近百处房屋，其中一半以上的新房，70％已不能居住。
当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像一台巨泵，为这个高速运转的国家源源不断输出能源时，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7，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
人们被迫出走。2004年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已迫使145个村庄整体搬迁。而在400余人的大安头村，如今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口，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剩下的人，要么跟别人家挤在一起住，要么仍旧住在自己摇摇欲坠的危房中。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王玉珍说。她也想搬走，可是没有钱，也不知道能搬到哪里去。
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
王玉珍老太太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原本胆子很大，连山上出没的山猪、狼等野兽都不怕。可是，当寺河煤矿开进这个山村脚下后，她还是感到了恐惧。
“下雨天我害怕，睡觉我也害怕。”王玉珍说。每遇下大雨的时候，她躺都不敢躺，要么索性坐着，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别人家，等待天气放晴后再回来。
从2003年春天她家窑洞出现裂缝开始，王玉珍便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支起耳朵听听房屋的动静。有时，躺上了床也会冷不丁地坐起来，开灯检查房子。
“有几次，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王玉珍说，她甚至盼着窑洞早点塌，那样她就不用再夜夜担心了。
像王玉珍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人并不少见，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经历。“动静大的那段时间，有的人还会在半夜跑出去，有的人整宿都不敢合眼。”38岁的村医李小志说。
李小志一落座，陈小娥就把胳膊伸过去，让他把脉。“她是前些年受了惊吓，症状比王玉珍严重。”村医介绍说。
也是从2003年春天开始，也是房子裂缝闹的，陈小娥几乎每晚都失眠。晚上，她总是开着灯，和衣躺下，随时准备逃出屋外。那年9月，正当她关电视准备躺下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惊恐不已。独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台上哭了整整一夜，“右眼肿得什么都看不见”，“比核桃都大”。
一个多月后，陈小娥便急着搬进了丈夫哥哥的房子，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房子之一。然而历经多次惊吓的陈小娥却落下了病根儿，时常感到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最长的一次，她休克了半个小时。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
“现在我都不能算一个劳力哩。”陈小娥苦着脸说。她请村医“弄点好药”，“地里的活儿多，我不去干，以后就要挨饿了。”
但村医只能表示无奈：“我治不了你的病。多休息，多调养，不操心，也许能恢复。”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
让王玉珍备感惊恐的三孔窑终于在2004年5月坍塌了。但是，她的丈夫，“一个胆小的男人”，却因房屋坍塌受到惊吓，病倒在床。中医诊断是寒辛寒酸。
王玉珍不得不带着患病的老伴到处找房住。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不了多久，新找到的房子也开始岌岌可危，她便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找房之路。由于老伴的病，王玉珍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
事实上，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跟王玉珍一样，开始奔波起来。工作歇下来了，地里的庄稼活儿也顾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闲话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们穿梭于村中，目标只有一个：看有谁家的房子还能凑合着住，能让日夜惊恐中的一家人有个栖身之地。
不停地搬进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没有打开过，随时准备搬迁。有些家庭分散住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饭睡觉不在一处；有些实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离开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头村没搬过家的人在20％左右。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寺河煤矿的采掘面远离这个村庄，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房屋继续出现问题，只是速度缓慢了一些。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村医李小志这样形容村里人这几年的生活。
他已记不清楚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了。他家预制板结构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共计花费15万元。但一年后，房子就不能住人了。其损毁程度，与陈小娥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如今，这房子只用来存放粮食和家具。因为漏雨，家具大多已破烂不堪。
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然而9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他们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时，村里几乎所有还未变成危房的房子都已经住满了人，有的房子甚至挤了三四家，10多口人。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再从西家跑到另一家。最多时住一个月，最少时只能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3个月。
到别人家蹭住，李小志夫妇感觉不好意思，几乎每次都会带上一些东西，这增加了他们的开支。他还答应过给别人付房租，可至今未付。李小志认为，如果他不是村里唯一的医生，他的命运“不会有如此幸运”。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给毁了。”站在自家废弃的院里，李小志说。院子里长出一棵麦苗，他用力拔了出来，苦笑道：“长得比地里的都好。”
村民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他也屡次找村里和镇里的干部说明情况，可至今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我感到无助。”李小志说着，猛吸一口烟，呛得一阵剧烈咳嗽。
相比较起来，王玉珍还算是境遇好的。她最终找到镇里，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原办公室。但住进去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
“老汉咽气前还说想老在自己家里。”王玉珍回忆着，眼泪流到下巴，她也顾不上擦。为了治好老汉的病，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而老伴去世后，她“连给他找个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停放在楼下原来的村卫生所。
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跟村里所有人一样，王玉珍还面临着另一个令她备感头痛的问题：“煤矿来了，山被挖空，水被抽空了”。在她嫁过来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变得困难起来。
村东头的山沟里，从前水流不断。水从山里渗出来，王玉珍总是在这里洗衣服，村里的孩子们也喜欢在这里嬉戏。“村里从来没有缺过水。”王玉珍指着山体说。而现在的河床，地面已经干涸，稀稀疏疏长着一些白杨树，看不出一丝水流的痕迹。
山沟的东上方有口水井。王玉珍说，几年前，水井的龙头总有潺潺流水，从不停息。如今，龙头依旧，伞盖松树依旧，水却没有了。井台已经废弃，只剩杂草、垃圾和腐臭的污水。
由寺河煤矿出资，村里自来水管道倒是已经入户，水是从半山腰的一个蓄水池中抽取，只是通常每5天才送一次水。
“家家户户都要备几口缸存水。”王玉珍说，“水不正常，平时得节约着用。”
不下雨的日子，管道通常是干的，吃水要艰难得多。只有村西头的山沟里，至今还流淌着一股小涧水，但平时水流很小。碰上干旱，水流更是细若游丝，有时甚至在滴。不下雨的日子，这里便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
接一桶水，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盛水的容器摆放出来，专人排队等候。“场面甚为壮观，比闹元宵的时候还热闹。”村医李小志苦笑着调侃。
白天，等水的人无事可干，操起以前的娱乐项目，可大家根本玩儿不到心上，玩儿着玩儿着便开始骂寺河煤矿，骂镇上和村里的干部。晚上，人们点上一堆篝火，一边等水，一边开骂。有的村民白天干活儿，晚上排队，累了就地躺着便睡着了。经常，因为插队这样的小纠纷，等水的村民甚至会拳脚相加。
吃饭用水是必需的，实在排不到水的只好借水吃。不太要紧的生活用水，村里人使用起来更加吝啬。洗脸，一般是一小碗水，仅仅够浸湿部分毛巾，然后用湿毛巾擦脸。
“擦完脸后的毛巾不能晾干。”王玉珍说，否则，太浪费了。毛巾里的水得挤出来，积攒着。10多天下来，就能攒够洗脚的水。这样，干活儿的人才能享受一下洗脚的乐趣。当然，洗脚水不能独享。干活儿少的人先洗，洗完后，再让干活儿多的人洗。
村里人活儿重，洗脚次数少，被子便遭了殃。一晚上捂下来，臭味熏天，因此总是白天晒，晚上盖。
“要是有谁感冒了，也不用买药，蒙头睡一觉准好。”王玉珍打趣地说，被子是治疗感冒的良方，“这样下去，恐怕小志要失业了。”
王玉珍的话得到几位妇女的附和，一些人大笑起来。而那位村里唯一的医生，也跟着大家吃吃地笑。
然而王玉珍们并不知道，在这个省份，有数十万人口、上千座村庄遭遇着跟他们一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共造成3000多处井泉断流，导致1547个村庄、70.4万人吃水困难。
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
这块耕作了近40年的土地，如今让王玉珍感觉到陌生。现在，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弹性，它变得很松，一踩下去，脚就深陷到土里，一会儿工夫，鞋里便灌满了土。
“这样的土地，不能指望有好收成。”她发愁地看着田里的麦苗。一些村民称，近几年，玉米棒子个头变小，小麦产量比以往每亩要少100斤左右。
可乐山中的这块土地，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这里曾是一个全国典型，取经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村里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在老支书李引宽——李小志父亲——的带领下，生产搞得红红火火，“棉花结得白又大，粮食堆得比山高”。
当时一些地区流行着这样的话：“学大寨，赶昔沟，棉花超过大安头”。而老支书李引宽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更是大安头村人引以为豪的美谈。
然而眼下，这块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杂草日渐蔓延。因为缺水，棉花、扫帚苗这样的经济作物，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蓬勃生长了。村里人不得不放弃扫帚苗每亩约3000元的收益。
类似这样因采煤遭到破坏的耕地，在山西省，已达1．8万公顷。
大安头村，一块地分裂成几块地的情形屡见不鲜。“大块变小块，小块成塌方。”王玉珍总结说。这不仅减少了土地的产量，增加了耕作时的风险，而且还直接增加了耕作时的劳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变小后的土地不适宜犁地机耕作，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犁地机变成了摆设。“亏。”李小志在算经济账，“几千块钱买了一个派不上用场的铁疙瘩，还不如打水漂，能听个响。”
最初，村里一度出现过几个和大山较真儿的人，硬是开着犁地机耕作。结果，犁地机陷入裂缝，人被甩到一边，吓得以后再也不敢使用这个铁疙瘩，只能重又搬起锄头和铁锹。
“如果用犁地机犁地，一亩地，不到两小时就完工了。但现在用锄头铁锹，一个人刨一亩地需要3天。”李小志说。
大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裂缝随处可见，有的足以掉进去一个人。不少裂缝隐身于草丛荆棘中，即使经常在山上转悠的羊倌，也不敢贸然行走。“谁也不知道哪里哪天就会出现一道口子。”村里的羊倌说。他有七八十只羊，羊掉入裂缝的事情时有发生。
虽然伤人的事情还未发生过，但踩进裂缝的事情屡屡出现。因此，即便像王玉珍这般熟悉村里每一个角落的人，上山下地时也得多长一个心眼。
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
让王玉珍们操心的事还有很多。“在别人家住，免不了磕磕碰碰。”63岁的代小诺说。2004年，她家6口人搬到有4口人的女儿家住。10口人的大家庭难免出现摩擦。小孩子也经常打架，吵得上夜班的女婿不能入睡。有时女婿会说上几句难听的话。碰到这种情况，代小诺通常一言不发，默默拉开孩子。
“有理没理都得忍着。不忍不行呀。找个房子比小伙子找个媳妇都难。”代小诺说。
因为房子，夫妻之间吵架吵得更厉害了。“有的夫妻吵着吵着就离婚了。”31岁的王彩彩说，村里出现了两三对离婚的夫妻，都是房子惹的祸。她跟丈夫也一度因为找不到房子闹离婚。
然而，“村里的人际关系还有比这些要复杂得多的。”一位前村支部书记说，村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村里的房子出现问题后，村民们多次向村镇干部和寺河煤矿反映情况，希望他们能给村里找到出路。但寺河煤矿表示，400余万元的补偿款已经给了村里。4月下旬，晋城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和寺河煤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均证实了这一数据。
与寺河煤矿交涉无果，村民们转而找村干部，主要是向村支书索要补偿款。一部分人拿到了补偿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没有损毁，却被村里确定为危房，也成功地拿到了补偿款，而还有一些人却什么也没有拿到。
“拿到补偿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书走得近的人。”这位村民说。
猜疑自始至终弥漫着。街头巷尾中，人们总在猜测某某肯定给了村支书好处。被猜疑的人，往往会遭到没拿到补偿款的人鄙视和排斥。
几名村民正在与记者闲聊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整个院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她在院里搭讪了几句，但没有人回应她。等她似乎很知趣地走开后，另一个妇女才努了努嘴，做了一个鬼脸，笑着说：“这家和村支书家关系不错。”
“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这位村民叹了一口气，“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简直就像有仇。”
当这座村庄日渐沉陷，有一种东西也悄然而逝
王玉珍如今住着的村委会原办公室，也早已被划定为危房。今年春节，她家连团圆饭都没有吃，甚至，都没有包饺子，只是胡乱煮了一点东西吃。
“人都活成这样了，哪还想得起来包饺子。”老太太皱起一脸皱纹，环顾她那只有12平方米的居室。一床一柜一几一沙发一火炉，几乎挤满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只有门前的春联依然鲜艳，给这里增添了些许生活气息。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她与同住一栋楼上的李小志一家共同烧了一堆年火，这年就算过完了。而此前几年，她甚至连年火都懒得烧。
他们的楼下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的杂草郁郁葱葱，遍地垃圾。唱戏的舞台孤零零地竖在院子里，空荡荡的。鸟儿们在舞台的顶部扎了窝，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好久都没有唱戏了。以前，每年元宵节，村里都会请外面的剧团来唱一出。王玉珍喜欢听戏，戏台前少不了她的身影。可现在“即使有戏也没心情听了”。
四五年来，没有新媳妇嫁到大安头村。“村里小伙子想媳妇都想疯了。”一些小伙子无奈到女方家倒插门。可即便如此，村里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已接近30个。因此，大安头村，又被村里人戏称作“亢汉（光棍）村”。
“家不像家，村不像村。”王玉珍抱怨道，“现在的村子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力。”
村里的小卖部半天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店主干脆闭目养神。不少货物落满了灰尘，他也不擦，似乎也不指望能卖出去。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外，这里没有更多的品种。
“以前村里很热闹。”王玉珍说。在房子没有出现问题前，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小孩满月，学生上学，都会有亲戚朋友捧场，吃喝一通，乐上一通。
李小志也很怀念从前的岁月，他认为“那种日子过得富足并充满诗意”。
那时，村里的男劳力，基本都在外找到了吃饭赚钱的饭碗，日子过得“比较风光”。水泥预制板结构的楼房盖了起来，豪华的家具和新潮的电子设备搬进了家，衣服光鲜了，日用奢侈品也多了起来。男人们隔三差五就会邀朋呼友，搞点新鲜的肉食，炒上几个时令蔬菜，或浅酌，或痛饮，吹吹牛皮，发点牢骚，说点闲话。趁午后或夜晚的空闲，几个人凑在一起，下下象棋，打打扑克，玩玩麻将，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而笑得合不拢嘴，度过了一段段欢快时光。女人们打着毛衣，纳着鞋垫，东家长西家短地扯着闲话，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掩口吃吃。
没有病人或不出诊的时间，李小志也喜欢凑在人群中，开句玩笑，讲个笑话，乐呵一阵。但这几年，他跟王玉珍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心情了”。
这么长时间，政府也该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吧
王玉珍一早就要到镇政府找领导，希望领导告诉她以后怎么办。她把这叫作“上班”。
自窑洞坍塌后，她抽时间就去镇里“上班”。路走了不少，路费也花了不少，话也说了不少，可她依旧还住在危房里。
她的房子坍塌后，村支两委和寺河煤矿都派人看过现场，最终没有人告诉她以后该怎么办，她也没拿到补偿款。王玉珍最后都懒得让人再去看房屋废墟，也懒得一遍遍重复自己的不幸。现在，她只想知道以后她该怎么办，村里人该怎么办。
“跑了好几年，我也知道没什么希望。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一趟趟找政府。”她擦了擦眼泪，捋了捋白发，挎上包裹又上路了。
村子里来了一辆收购粮食的三轮车。响亮的吆喝声，并没有调动起村里人卖粮的热情。萧条的生意让这两人打不起精神，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开始打盹。
“没人敢卖粮，手头再紧，也不敢卖掉保命粮。”坐在石头上晒太阳的老头说。
傍晚，“下班”回来的王玉珍带来了村庄集体搬迁的消息。不少人挤到陈小娥借住的家，听王玉珍讲关于村子命运的消息。
等王玉珍说完，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附近有村子集体搬迁的，可搬来搬去，搬不出沉陷区，说不定哪天又会出问题。也有人说，搬出去后又面临新的问题，比如种地，就不好解决。
议论了一会儿，大家又追问王玉珍这个消息的真伪。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是在镇上听说的。明天我问问。”王玉珍起身走了。
其他人又议论了一会儿，随后也散了。剩下陈小娥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儿。
厨房里摆有两套厨具，一套是主人的，一套是陈小娥的。两套厨具占据了大半个厨房的空间，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了。而她现在住的房间，因为没有自己的家具，衣物和床上用品只得摆放在沙发上，堆得像一座小山。
陈小娥一直想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把一些零碎东西挂起来。可是丈夫不让，因为这不是自己的房子，不能随便钉钉子。
“将就着过吧。”陈小娥叹了一口气。
“这么长时间，政府也该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吧。”她的丈夫接过话头。
山里的夜逐渐冷了起来。夫妻二人相视而坐，沉默不言。
突然，外面跑进来一条狗，她的丈夫叫了一声：“钱，过来。”狗本来没有名字，他随口给它起名叫“钱”。陈小娥忍不住笑了：“就你俏皮话多，可是派不上正场。”气氛一下子活泼了好多。
（原载《中国青年报•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