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小姐”的转型与尴尬（组图）
80年代一个最富时代色彩的、大写的“话语”——“小姐”，近年忽然黯然失色了。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极有禅趣、文化和哲理意味极深的社会现象，为此发议论的文章亦时见报端，然率多就事论事，尚未见论“xx现象”式的宏论，这里想就此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说起来，“小姐”并不是多么“现代”和“先锋”的字眼，它原是我们“黄土文明”古已有之的。后来的辉煌不过是旧物光复，“化腐朽为神奇”罢了。80年代它一下子风光起来，领起了时代的风骚。
先生、绅士和小姐才是文明、文化、人性、进步和走向世界的标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下子，“小姐”走上了时代的舞台，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热了起来。与之共生，老板、大款、大腕、保安、小蜜、二奶、三陪、宠物、桑拿、黄金宴、写字楼、高尔夫与保龄球、打工仔与外来妹、大班与侍应生、坐台与按摩、洗脚与洗头、泡妞与傍款、等等等等，也风靡天下。生活告别了单一的色彩，变得日益丰富且光怪陆离起来。它用三棱镜似地霓虹灯，把用人文色彩涂抹的、色调高雅高贵的“小姐”，分解成五光十色的泡沫。富婆、贵妇、白领、明星、宝贝、二奶、三陪……直到“鸡”，大家都“小姐”——人们羞于与灌绛为伍了，“小姐”失去了笼罩在头上的美丽光环，现出了自己的俗贱——然而依然时髦——的本色：黄色和粉红色。一切都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幻着色彩。到底是“小姐”背叛了自己，走了味，还是“小姐”文化圆满地得到了实现？
“小姐”的出现和走红绝不是生活的偶然误会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精神文明“一手软”的惩罚，它的生长和繁茂有着深厚的、必然的土壤。社会“转型”时期巧取豪夺阶层的暴富，像梦幻一般迅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巨额社会财富——它几乎使人不敢相信，官僚阶层毫无顾忌的公款消费，由各式精英辛苦打造的羡富炫富的 “人文环境”，这一切，使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奢侈挥霍性消费的强烈需求。如果说鲁滨逊、葛朗台和阿尔巴贡是西方社会在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的典型，那么，赖昌星、杨前线、胡长清、成克杰们，则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此为其一。
近些年，西方价值观念和各种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如洪水决堤般滔滔奔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大肆泛滥，信仰失落，道德沦丧，美丑善恶颠倒，沧海横流，法律对于“包二奶”等现象的默认和对于“黄赌毒”的打击收效甚微，这一切，都在为“小姐”的存在和发展制造着“软件”。海南开发不久，某报赫然载文《红尘滚滚下海南》，称之为“红色娘子军故乡”的“黄色娘子军”发展战略，称它“有利于脱贫致富”，“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据说，“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那里的投资环境必须最大限度的国际标准化，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必须发达完善，这样，就为色情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每一个境外投资者都关注包括包括色情业在内的‘投资环境’，这既是外商生活消费的保证，又是窥视大陆政策变化的风向标。”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党政长官，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对色情服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此为其二。
最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化为“川妹子”和“湘妹子”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陷入困境的下岗女工的存在，又在为“小姐”市场供给提供着廉价的、源源不绝的来源。嫖经云：“找个情人太累，找个小姐太贵，找个下岗女工最实惠。”于是，繁荣“娼”盛，“小姐”的生产和消费，作为“三产”的支柱之一，就应运而生且经久不衰了。
自“人文关怀”的角度视之，“小姐”还是个性解放的产物。挣脱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桎梏，以“小姐”的符号为标志，中国的女性终于迎来了自由解放的新时代。她们兴高采烈地告别那以“同志”为标志的“蓝蚂蚁”生活，去下海、去淘金、去做明星、做时装模特儿、做外企白领、做拿摩温、做“拉长”、做“在纽约”的北京人、做还珠格格、做“宝贝”、做大款情人或二奶……“小姐”的旗帜高高飘扬，“自我”马上就可以实现了。然而，生活是冷静的，也是无情的。游戏规则是平等的，也是冷酷的。总不能人人都得金牌、银牌，人人都成为富婆、富姐和有产者，更何况多数人总是无缘参赛和出道。于是，在还珠格格梦破灭之后，生活就无情地把她们甩在下三流的位置上，并慷慨地把“小姐”的域名专利留给了她们，其最不幸者，就成了“鸡”——这也是一个重现光辉的字眼，它使人想起旧中国的上海四马路和《日出》中“小东西”，那一族最不幸的底层女性。历史真会捉弄人，怎么“人文”“极终关怀”的结果，把这些早已被历史埋葬了的最丑恶、最丑陋的东西又呼唤了出来，赐予了新世纪的女性！
“小姐”失落了，我们有无必要仔细咀嚼、回味一下，消化、反思一下？原来“人文”所关怀的，是款、腕和官们而不是芸芸众生，有权、有钱、有产，才能活得潇洒，才能一掷万金，去泡妞、包二奶、养小姐、玩鸡：而那些除了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如果不愿或不能通过劳动去谋生，那就只好利用自己的“青春资源”去谋求“发展”了。即使从女权和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精英们有意无意为她们设计的实现自我的道路，诸如让喜儿嫁给黄世仁啦，做纽约或东京的北京人啦，作“宝贝”或“乌鸦”之类啦，辉煌和潇洒是留给少数“成功者”的，“小姐”和外来妹则是与之共生的、题中的应有之义，没有后者的辛劳和辛酸，也就没有前者的潇洒和辉煌。当代文学看到的永远是“玛丽娜一世”和“冯幺爸”直起了腰杆，却总是不愿看到越来越多的“于小水”们不得不“学习微笑”；他们只用“黑色的眼睛”去看“过去”，对杀妻和纳妾却视而不见；他们一面带着小脚、辫子和成群妻妾“走向世界”，一面以泡妞和纳妾来显示潇洒和有身份，而新新人类中的美女们，已开始“用身体写作”来解放自己的个性。无论是被金钱蹂躏者，还是被金钱扭曲者，都不能算是“解放”——穿金戴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养在金丝鸟笼里，做男人的花瓶和宠物，无论叫“小姐”或者是叫做“女士”，他们都没有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
一位渐被人们遗忘了的伟大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被金钱严重扭曲了的价值观念，经过多年的“启蒙”与“个性解放”实践，却正在日益成为当代女性最具光彩的价值实现形式之一。当年，曾经被《家》、被《红楼梦》等等唾弃了的价值形式，在今天热播的《大宅门》中，却焕发出了光彩。自历史的角度视之，不要说靠傍款，即使是做明星，她们实现自我方式的品格，也并不比喜儿和李双双们为高。时下，时髦女孩可以用“潘金莲”为自己命名，但是，文艺形象的画廊中，却再找不到霍小玉和杜十娘的脚踪，陈白露若生于今日，一定会被认为是有神经病。“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比起许多精英的无数高明理论，却要高明得多。
在社会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名”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极富趣味。生活的冲动往往会通过它强烈地表现出来，它的狡狯、它的实在、它的粗暴和 幽默、他的直露和令人费解，极有禅趣。孔老夫子一生坚持“必也正名乎”，不能仅仅看成是迂腐。
说起来，“小姐”并不是多么“现代”和“先锋”的字眼，它原是我们“黄土文明”古已有之的。后来的辉煌不过是旧物光复，“化腐朽为神奇”罢了。80年代它一下子风光起来，领起了时代的风骚。
先生、绅士和小姐才是文明、文化、人性、进步和走向世界的标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下子，“小姐”走上了时代的舞台，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热了起来。与之共生，老板、大款、大腕、保安、小蜜、二奶、三陪、宠物、桑拿、黄金宴、写字楼、高尔夫与保龄球、打工仔与外来妹、大班与侍应生、坐台与按摩、洗脚与洗头、泡妞与傍款、等等等等，也风靡天下。生活告别了单一的色彩，变得日益丰富且光怪陆离起来。它用三棱镜似地霓虹灯，把用人文色彩涂抹的、色调高雅高贵的“小姐”，分解成五光十色的泡沫。富婆、贵妇、白领、明星、宝贝、二奶、三陪……直到“鸡”，大家都“小姐”——人们羞于与灌绛为伍了，“小姐”失去了笼罩在头上的美丽光环，现出了自己的俗贱——然而依然时髦——的本色：黄色和粉红色。一切都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幻着色彩。到底是“小姐”背叛了自己，走了味，还是“小姐”文化圆满地得到了实现？
“小姐”的出现和走红绝不是生活的偶然误会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精神文明“一手软”的惩罚，它的生长和繁茂有着深厚的、必然的土壤。社会“转型”时期巧取豪夺阶层的暴富，像梦幻一般迅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巨额社会财富——它几乎使人不敢相信，官僚阶层毫无顾忌的公款消费，由各式精英辛苦打造的羡富炫富的 “人文环境”，这一切，使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奢侈挥霍性消费的强烈需求。如果说鲁滨逊、葛朗台和阿尔巴贡是西方社会在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的典型，那么，赖昌星、杨前线、胡长清、成克杰们，则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此为其一。
最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化为“川妹子”和“湘妹子”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陷入困境的下岗女工的存在，又在为“小姐”市场供给提供着廉价的、源源不绝的来源。嫖经云：“找个情人太累，找个小姐太贵，找个下岗女工最实惠。”于是，繁荣“娼”盛，“小姐”的生产和消费，作为“三产”的支柱之一，就应运而生且经久不衰了。
自“人文关怀”的角度视之，“小姐”还是个性解放的产物。挣脱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桎梏，以“小姐”的符号为标志，中国的女性终于迎来了自由解放的新时代。她们兴高采烈地告别那以“同志”为标志的“蓝蚂蚁”生活，去下海、去淘金、去做明星、做时装模特儿、做外企白领、做拿摩温、做“拉长”、做“在纽约”的北京人、做还珠格格、做“宝贝”、做大款情人或二奶……“小姐”的旗帜高高飘扬，“自我”马上就可以实现了。然而，生活是冷静的，也是无情的。游戏规则是平等的，也是冷酷的。总不能人人都得金牌、银牌，人人都成为富婆、富姐和有产者，更何况多数人总是无缘参赛和出道。于是，在还珠格格梦破灭之后，生活就无情地把她们甩在下三流的位置上，并慷慨地把“小姐”的域名专利留给了她们，其最不幸者，就成了“鸡”——这也是一个重现光辉的字眼，它使人想起旧中国的上海四马路和《日出》中“小东西”，那一族最不幸的底层女性。历史真会捉弄人，怎么“人文”“极终关怀”的结果，把这些早已被历史埋葬了的最丑恶、最丑陋的东西又呼唤了出来，赐予了新世纪的女性！
“小姐”失落了，我们有无必要仔细咀嚼、回味一下，消化、反思一下？原来“人文”所关怀的，是款、腕和官们而不是芸芸众生，有权、有钱、有产，才能活得潇洒，才能一掷万金，去泡妞、包二奶、养小姐、玩鸡：而那些除了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如果不愿或不能通过劳动去谋生，那就只好利用自己的“青春资源”去谋求“发展”了。即使从女权和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精英们有意无意为她们设计的实现自我的道路，诸如让喜儿嫁给黄世仁啦，做纽约或东京的北京人啦，作“宝贝”或“乌鸦”之类啦，辉煌和潇洒是留给少数“成功者”的，“小姐”和外来妹则是与之共生的、题中的应有之义，没有后者的辛劳和辛酸，也就没有前者的潇洒和辉煌。当代文学看到的永远是“玛丽娜一世”和“冯幺爸”直起了腰杆，却总是不愿看到越来越多的“于小水”们不得不“学习微笑”；他们只用“黑色的眼睛”去看“过去”，对杀妻和纳妾却视而不见；他们一面带着小脚、辫子和成群妻妾“走向世界”，一面以泡妞和纳妾来显示潇洒和有身份，而新新人类中的美女们，已开始“用身体写作”来解放自己的个性。无论是被金钱蹂躏者，还是被金钱扭曲者，都不能算是“解放”——穿金戴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养在金丝鸟笼里，做男人的花瓶和宠物，无论叫“小姐”或者是叫做“女士”，他们都没有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
一位渐被人们遗忘了的伟大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被金钱严重扭曲了的价值观念，经过多年的“启蒙”与“个性解放”实践，却正在日益成为当代女性最具光彩的价值实现形式之一。当年，曾经被《家》、被《红楼梦》等等唾弃了的价值形式，在今天热播的《大宅门》中，却焕发出了光彩。自历史的角度视之，不要说靠傍款，即使是做明星，她们实现自我方式的品格，也并不比喜儿和李双双们为高。时下，时髦女孩可以用“潘金莲”为自己命名，但是，文艺形象的画廊中，却再找不到霍小玉和杜十娘的脚踪，陈白露若生于今日，一定会被认为是有神经病。“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比起许多精英的无数高明理论，却要高明得多。
在社会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名”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极富趣味。生活的冲动往往会通过它强烈地表现出来，它的狡狯、它的实在、它的粗暴和 幽默、他的直露和令人费解，极有禅趣。孔老夫子一生坚持“必也正名乎”，不能仅仅看成是迂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