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十几年后 “最土”中国首富浮出水面
在“潜伏”了十几年后，顺德地产大鳄杨国强终于无所遁形，十分不情愿地浮出了水面。
2007年4月20日上午10时，香港联交所内，代号为“2007.HK”的“碧桂园”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上市后短短的两分钟内，就从每股5.38港元窜升至7.21港元，全日最高价为7.35港元，较上市价升幅达37%，成交量为1,004,020千股，成交金额达72.26亿港元，位居当日香港联交所普通股成交金额第一位。
如果以收市价每股7.27港元计算，持有95.2亿股碧桂园股份的杨惠妍（杨国强之女、家族股权代持人）当天身价为692.104亿港元。而同一时间，前首富张茵旗下玖龙纸业市值为682.39亿港元，持股72％的张茵身家491.32亿港元。这意味着，碧桂园实际持有人杨国强的个人财富比张茵超出了三分之一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陆新首富。
与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张茵等历届首富相比，杨国强应该算得上是“最土”的中国首富了。
土生土长的农家穷小子
首先是杨国强土生土长的经历。
与黄光裕一样，杨国强也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乡村。杨国强出生时，上边已有2个姐姐和3个哥哥。多年后，他的三哥杨国光——这个家族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曾在《碧桂园报》上以连载的方式撰文记述家族百年史。他如此描述全家面对杨国强出生时的愁态：弟弟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快乐，那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填的嘴……
因为家境赤贫，杨国强甚至在17岁之前都没穿过鞋。杨国强自幼就在家放牛种田，稍大后便出去做泥水匠。由于大哥杨国华当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于是杨国强才得以受到照顾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又升任区建筑队队长。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在别人的眼里，杨国强一直土得掉渣——他身材偏瘦、皮肤黝黑，脚上穿一双吱吱作响的拖鞋，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而在开会时，他喜欢脱鞋、盘腿而坐，一直摆脱不了农民所特有的习气。他平时坐的也是一般的国产大众汽车，生活非常节俭，不喜欢张扬。有时他坐在自己楼盘的售楼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个走错地方的老农民。
而在此期间，杨国强也遭受了人生中最早的一次恶运：大女儿持续发烧，但工资低微的他根本无钱医治，以至于烧了头脑，影响了女儿的智力。自幼贫寒，加之无钱治病的刺激，恐怕成为他对挣钱最直接、最原始的巨大动力。
但与黄光裕从小出来闯天下不一样，杨国强几十年来却一直偏守一隅，把根深深地扎在顺德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中。
“鱼水交融”般的官商关系
其次是杨国强与当地政府“鱼水交融”般的官商关系。
在香港联交所内，陪同杨国强前来的便有几位家乡来的“父母官”，他们一起见证了碧桂园成为市值最大的国内房地产企业的激动一刻。“父母官”们盛赞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是顺德的骄傲，是佛山的骄傲，是佛山第三产业发展的骄傲。”
熟悉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人知道：想让自己的企业迅速、安全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官与商在潜规则支配下，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边缘的灰色交易。
透析杨国强早年创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官商紧密结合的痕迹：首先，他的发迹便是得益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哥哥杨国华，因为有了大哥的照顾，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职位提升得很快，迅速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杨国强赚取了上百万的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担任经理的4年后，也就是1993年，杨国强和其搭档杨贰珠竟然能拿出3395万元的巨额资金，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杨国强从此成了“Boss杨”。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而其后，风起云涌的MBO一直备受争议，以至于政府直接喊停。杨国强之所以能顺利地把国企进行私营化，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
当时北滘镇委书记区祥贤就是促成“Boss杨”问世的“贵人”之一。当然，杨国强的“茁壮成长”，“贵人”远远不止区祥贤一人，几乎每一个从顺德起步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给杨国强提供过诸多便利。这种密切的官商合作，让双方达到了共赢。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界的特色，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杨国强与历任地方政府官员数十年如一日地亲密合作，从来没有什么大的间隙、矛盾和纷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十分惊异了。
如果把来顺德收购了科龙的顾雏军比喻成“过江龙”，那么杨国强无疑是一条“地头蛇”。显然，“地头蛇”比“过江龙”显示出了更强的生命力。所以有人如此比喻：如果万科是星巴克，那么碧桂园就是王老吉。
根深蒂固的宗室观念
另外，在杨国强的脑海里，宗室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杨国强三个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养子。大女儿因病留下了智障，小女儿杨子莹目前还在美国念书，25岁的二女儿杨惠妍自然成为他接班人的首选。在杨惠妍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时，杨国强就带着她出席公司内的重要会议，后来又把她送到美国留学，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杨惠妍回国后加入碧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目前是碧桂园集团的最大股东。
2006年底，杨国强为杨惠妍在碧桂园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新郎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有留美经历，父亲是东北某省的副厅级干部。据参与婚宴的某人士介绍，杨老板对女儿的这桩婚姻“觉得非常有面子”。
杨氏家族是当地是一个望族——杨国强光兄弟就有8人，家族庞大、亲戚众多。他财富聚敛过程中的“贵人”是乡亲，多年来不离不弃的事业拍档是乡亲，而他从事建筑行业聚集的“子弟兵”建筑队也是乡亲。杨国强可以说是深受“地气”的滋养。杨国强发达后，也没有忘记报答父老乡亲——他对亲戚邻里照顾有加，凡是有能力的就安排到公司里上班，能力稍差的就直接给钱帮助；他每年都捐出巨款来为乡亲们做善事。
碧桂园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在碧桂园的9个执行董事中，除了崔健波外，其他7位均为杨国强的亲属及亲信。其中，杨志成和杨永潮都是他的侄子。而崔健波在出任公司总裁之前，曾任顺德区北滘镇镇长数年，对杨国强的事业发展进行了坚定的扶持和帮助。
而在香港上市，这种乡亲关系也帮了杨国强大忙——同为顺德老乡的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便各掷10亿港元认购新股，引发了众多投资大鳄的重注持股和68万散户股民的热力追捧，从而造就了又一个资本运作神话。
而对外边的职业经理人，杨国强则表现了过分的谨慎，不仅不够放手和信任，甚至还会委派自己的几个侄子辈人物去给他们“拎包”，实则起到督视的作用。很多人受不了那种被人操纵的感觉，于是纷纷愤而出走。
好强而略显狭隘的个性
最后，杨国强的个性显示出了好强争胜的一面，同时也时常表现出狭隘固执的一面。
虽然读书不多，但杨国强的学习欲望和能力极强。他把“亚洲首富”李嘉诚当成自己的偶像，不仅仔细研读了李嘉诚的传记，还经常用李嘉诚的事迹激励内部员工。自己读到什么好书时，就买上几十本送给自己的员工们。
而通过王志纲的《谋事在人》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曾处于危机中的杨国强，是如何求贤如渴的：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在该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开发商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此时，杨国强的建筑公司已经为原开发商垫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而到了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开始进行调控挤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面临“突然死亡”的危境之中。仓促之中，杨国强“无辜”地从接过楼盘，从造房者变成了卖房者。
1994年10月的某天，焦急万分的杨国强请来了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想借这个“记者王”的一支笔为碧桂园项目鼓吹一番。经过一番交谈后，杨国强被王志纲的想法所折服，当场拍板聘其为总策划。王志纲提出的以办学带动楼盘销售的策略立竿见影，不但为杨国强带来了3亿多元的教育储备金，而且迅速拉动了楼盘的销售，成为“土洋结合”、“财智相融”的经典案例。
度过危机之后的杨国强，却与王志纲这位“功臣”结束了“如胶似漆”的合作关系。有人分析，极其好强自主的杨国强，是绝对不允许外人来分享自己的丰硕战果的。
在广州碧桂园取得巨大成功后，接下来的华南碧桂园却没有延续这种幸运，他的火爆势头被黄文仔的星河湾项目和郭梓文的南国奥林匹克花园项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星河湾和南奥项目的幕后策划者正是被杨国强排斥出去的王志纲。
憋足了一口气的杨国强，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运作，终于让碧桂园凤凰城继续了以往的辉煌，创造了日销售额达7.5亿元的神话。在大获全胜之后的某一天，杨国强突然心血来潮，跑到南奥和星河湾去“踩盘取经”。杨国强趾高气扬地对黄文仔说：有些楼盘就卖十几亿？我的董事个个身家都有10亿啦！
原来一直“自娱自乐”的杨国强，在碧桂园上市后，开始面临现代化、正规化、透明化和跨地区运作的诸多难题，这对小农意识残存的杨国强，可以说是一次难度非常大的挑战。
他的“土办法”不知是否还难继续奏效？
2007年4月20日上午10时，香港联交所内，代号为“2007.HK”的“碧桂园”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上市后短短的两分钟内，就从每股5.38港元窜升至7.21港元，全日最高价为7.35港元，较上市价升幅达37%，成交量为1,004,020千股，成交金额达72.26亿港元，位居当日香港联交所普通股成交金额第一位。
如果以收市价每股7.27港元计算，持有95.2亿股碧桂园股份的杨惠妍（杨国强之女、家族股权代持人）当天身价为692.104亿港元。而同一时间，前首富张茵旗下玖龙纸业市值为682.39亿港元，持股72％的张茵身家491.32亿港元。这意味着，碧桂园实际持有人杨国强的个人财富比张茵超出了三分之一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陆新首富。
与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张茵等历届首富相比，杨国强应该算得上是“最土”的中国首富了。
土生土长的农家穷小子
首先是杨国强土生土长的经历。
与黄光裕一样，杨国强也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乡村。杨国强出生时，上边已有2个姐姐和3个哥哥。多年后，他的三哥杨国光——这个家族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曾在《碧桂园报》上以连载的方式撰文记述家族百年史。他如此描述全家面对杨国强出生时的愁态：弟弟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快乐，那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填的嘴……
在别人的眼里，杨国强一直土得掉渣——他身材偏瘦、皮肤黝黑，脚上穿一双吱吱作响的拖鞋，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而在开会时，他喜欢脱鞋、盘腿而坐，一直摆脱不了农民所特有的习气。他平时坐的也是一般的国产大众汽车，生活非常节俭，不喜欢张扬。有时他坐在自己楼盘的售楼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个走错地方的老农民。
而在此期间，杨国强也遭受了人生中最早的一次恶运：大女儿持续发烧，但工资低微的他根本无钱医治，以至于烧了头脑，影响了女儿的智力。自幼贫寒，加之无钱治病的刺激，恐怕成为他对挣钱最直接、最原始的巨大动力。
但与黄光裕从小出来闯天下不一样，杨国强几十年来却一直偏守一隅，把根深深地扎在顺德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中。
“鱼水交融”般的官商关系
其次是杨国强与当地政府“鱼水交融”般的官商关系。
在香港联交所内，陪同杨国强前来的便有几位家乡来的“父母官”，他们一起见证了碧桂园成为市值最大的国内房地产企业的激动一刻。“父母官”们盛赞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是顺德的骄傲，是佛山的骄傲，是佛山第三产业发展的骄傲。”
熟悉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的人知道：想让自己的企业迅速、安全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官与商在潜规则支配下，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边缘的灰色交易。
透析杨国强早年创业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官商紧密结合的痕迹：首先，他的发迹便是得益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当“领导”的哥哥杨国华，因为有了大哥的照顾，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职位提升得很快，迅速成了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杨国强赚取了上百万的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担任经理的4年后，也就是1993年，杨国强和其搭档杨贰珠竟然能拿出3395万元的巨额资金，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杨国强从此成了“Boss杨”。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而其后，风起云涌的MBO一直备受争议，以至于政府直接喊停。杨国强之所以能顺利地把国企进行私营化，和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
当时北滘镇委书记区祥贤就是促成“Boss杨”问世的“贵人”之一。当然，杨国强的“茁壮成长”，“贵人”远远不止区祥贤一人，几乎每一个从顺德起步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曾给杨国强提供过诸多便利。这种密切的官商合作，让双方达到了共赢。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界的特色，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杨国强与历任地方政府官员数十年如一日地亲密合作，从来没有什么大的间隙、矛盾和纷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十分惊异了。
如果把来顺德收购了科龙的顾雏军比喻成“过江龙”，那么杨国强无疑是一条“地头蛇”。显然，“地头蛇”比“过江龙”显示出了更强的生命力。所以有人如此比喻：如果万科是星巴克，那么碧桂园就是王老吉。
根深蒂固的宗室观念
另外，在杨国强的脑海里，宗室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杨国强三个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养子。大女儿因病留下了智障，小女儿杨子莹目前还在美国念书，25岁的二女儿杨惠妍自然成为他接班人的首选。在杨惠妍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时，杨国强就带着她出席公司内的重要会议，后来又把她送到美国留学，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杨惠妍回国后加入碧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目前是碧桂园集团的最大股东。
2006年底，杨国强为杨惠妍在碧桂园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新郎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有留美经历，父亲是东北某省的副厅级干部。据参与婚宴的某人士介绍，杨老板对女儿的这桩婚姻“觉得非常有面子”。
杨氏家族是当地是一个望族——杨国强光兄弟就有8人，家族庞大、亲戚众多。他财富聚敛过程中的“贵人”是乡亲，多年来不离不弃的事业拍档是乡亲，而他从事建筑行业聚集的“子弟兵”建筑队也是乡亲。杨国强可以说是深受“地气”的滋养。杨国强发达后，也没有忘记报答父老乡亲——他对亲戚邻里照顾有加，凡是有能力的就安排到公司里上班，能力稍差的就直接给钱帮助；他每年都捐出巨款来为乡亲们做善事。
碧桂园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在碧桂园的9个执行董事中，除了崔健波外，其他7位均为杨国强的亲属及亲信。其中，杨志成和杨永潮都是他的侄子。而崔健波在出任公司总裁之前，曾任顺德区北滘镇镇长数年，对杨国强的事业发展进行了坚定的扶持和帮助。
而在香港上市，这种乡亲关系也帮了杨国强大忙——同为顺德老乡的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便各掷10亿港元认购新股，引发了众多投资大鳄的重注持股和68万散户股民的热力追捧，从而造就了又一个资本运作神话。
而对外边的职业经理人，杨国强则表现了过分的谨慎，不仅不够放手和信任，甚至还会委派自己的几个侄子辈人物去给他们“拎包”，实则起到督视的作用。很多人受不了那种被人操纵的感觉，于是纷纷愤而出走。
好强而略显狭隘的个性
最后，杨国强的个性显示出了好强争胜的一面，同时也时常表现出狭隘固执的一面。
虽然读书不多，但杨国强的学习欲望和能力极强。他把“亚洲首富”李嘉诚当成自己的偶像，不仅仔细研读了李嘉诚的传记，还经常用李嘉诚的事迹激励内部员工。自己读到什么好书时，就买上几十本送给自己的员工们。
而通过王志纲的《谋事在人》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曾处于危机中的杨国强，是如何求贤如渴的：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在该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开发商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此时，杨国强的建筑公司已经为原开发商垫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而到了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开始进行调控挤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面临“突然死亡”的危境之中。仓促之中，杨国强“无辜”地从接过楼盘，从造房者变成了卖房者。
1994年10月的某天，焦急万分的杨国强请来了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想借这个“记者王”的一支笔为碧桂园项目鼓吹一番。经过一番交谈后，杨国强被王志纲的想法所折服，当场拍板聘其为总策划。王志纲提出的以办学带动楼盘销售的策略立竿见影，不但为杨国强带来了3亿多元的教育储备金，而且迅速拉动了楼盘的销售，成为“土洋结合”、“财智相融”的经典案例。
度过危机之后的杨国强，却与王志纲这位“功臣”结束了“如胶似漆”的合作关系。有人分析，极其好强自主的杨国强，是绝对不允许外人来分享自己的丰硕战果的。
在广州碧桂园取得巨大成功后，接下来的华南碧桂园却没有延续这种幸运，他的火爆势头被黄文仔的星河湾项目和郭梓文的南国奥林匹克花园项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星河湾和南奥项目的幕后策划者正是被杨国强排斥出去的王志纲。
憋足了一口气的杨国强，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运作，终于让碧桂园凤凰城继续了以往的辉煌，创造了日销售额达7.5亿元的神话。在大获全胜之后的某一天，杨国强突然心血来潮，跑到南奥和星河湾去“踩盘取经”。杨国强趾高气扬地对黄文仔说：有些楼盘就卖十几亿？我的董事个个身家都有10亿啦！
原来一直“自娱自乐”的杨国强，在碧桂园上市后，开始面临现代化、正规化、透明化和跨地区运作的诸多难题，这对小农意识残存的杨国强，可以说是一次难度非常大的挑战。
他的“土办法”不知是否还难继续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