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大跃进时代：那些可怕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久前，在《瞭望》杂志看到一篇文章，题为“183个城市欲建国际化大都市”，仅从这个题目，就让我吓了一跳。多炫惑的题目呀！不仅光辉灿烂，轰轰烈烈，透出的是一片攀比与力争上游的意思，当然也洋溢着好大喜功的味道。这让我不仅与想到了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什么的。自然，口号归口号，喊归喊做归做。然而，事实上却并非这样。如果仅仅喊喊口号做做样子，也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就是动真格的了！
城市要发展要建设谁都知道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问题是怎么个建设方案，以什么动机来建设我们的城市？“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而且其中除了省会城市之外，还有次一级的城市。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这些中小城市一哄而起，生怕自己争赶不上这股潮流。好跟风赶潮的人们，居然也把城市建设视同赶潮流了。是不是这么多城市都具备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与可能呢？仅仅从一个短时间内，这么多城市打出这张国际大都市的牌，就足以看出这些城市之间有着多么强烈的攀比意识！多么大的盲从！搞城市建设是不应盲目攀比的。更不能仅仅为了市政府的面子，弄出点政绩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瞭望》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的要害“城市规划不断被随意变更，首要的驱动力来自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今天就是一棒魔棒，驱动着政府大动干戈，大拆大卸。在我们任何一个的城市中心地段，随意就可以看到这种大拆八块的拆卸建筑。那些无辜的建筑一旦被标上了一个“拆”字，就如同一个人上了死刑的告示在名字上被打了红叉。几天前，我的博客文章痛心疾首地就沈阳那条青年大街上在拆了五里河体育场之后，又一股作气继续拆了大馆，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魄！这种大拆大毁是冠以改造城市面貌，造福人类的幌子之下，换言之，是在建设的名义下，搞破坏的行为，其实比那个极左年间纯粹的破坏，对于城市元气的伤害更甚！
我写沈阳的城市时，是因为我的所见所闻，而前几天我路过北京时，居然一眼就在王府井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了一栋被拆毁的楼房：一个吊车残暴地将这栋建筑撕咬得一片狼籍。数年前我就曾看过对于王府井与东单大街大拆的批评文章，义正词严。然而，文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现在不是想拆就拆吗？拆得随心所欲。这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暴行为，却没有任何人去管。那么多人如一天繁星般闪烁，却都是见怪不怪状。人们已经因司空见惯而麻木。就像看到水笼头漏水,父亲从旁边经过像没看见,而女儿却拉着父亲大叫,因为九岁的女儿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如果说自来水管漏了,找相关部门还会有用的,但拆建筑你去找谁?岂不是找病吗?!
“很多中小城市也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搞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规划占地面积超过 3.6万平方公里。此外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一个比一个‘高、大、全’。”“与此相对应，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的旗号下，城市肆意蔓延扩张，突破城市整体规划指标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已被盲目的城市建设全面突破，许多城市5年内“完成”为期20年的规划指标已经相当普遍。”
大建设的名义下搞名堂，可以堂而皇之。可以无视历史文化与城市文脉，更可以不顾百姓的切身利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后发现，城市规划不断被随意变更，首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手中可支配的财力却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真正属于地方税的税种很少，加上不尽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保持财政收入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财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在一些地方，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 60%以上。”……城市扩张、所谓的“经营城市”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最有效途径。”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城市规划最怕的就是“新一届领导刚上任”，一些领导往往热衷“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的干部又层层加码，兼之任期的短暂性对规划政策连续性的影响，难免出现许多荒唐的工程，如“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情。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
武汉作家方方曾写过她生活的城市建筑环境（东湖）堪忧与无奈的文章，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区内有80多个单位。1995年风景区总体规划确立了保护区面积为73.24平方公里。由于湖区风景优美，近几年各单位占地越来越大，按照原来的总体规划，该迁出去的没有迁出去，该弱化的反而强化了。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严运新告诉记者，现在要治理景区相当困难。”
杭州作家李杭育写过一个十分著名的短篇《最后一个渔佬》，那篇小说写的老道而沉郁。从此，李杭育不再写小说而搞起了音乐人的行当。他曾在央视的一档节目 “一个作家与一个城市”中谈到西湖谈到他的城市时，他显的很平静。尽管面部平静，但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激烈，那是对于城市环境的深切担忧。西湖，被人们喻作西子的那片水域怎么样了呢？周围一层比一层更高更密的楼群，将其柔弱的西湖围困得不透风了。前几年，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建筑师与作家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湖宾馆。会上，善良的女作家们像方方、韩小蕙们听到建筑师对于西湖周围建筑的批评和对于杭州及全国城市建筑环境的担心，颇为震撼。
央视搞的一个作家与一个城市，不能不说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一个作家对于一个城市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作家们的软性影响力与官员们的硬性影响力如何成比例？！央视也做过市长与城市的节目。不过，这种节目做得太“软”，也太粉饰。只是为市长们提供了评功摆好，为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功绩表白的机会。假如，让我们不同城市的市长们谈谈各自在任时，对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过失，或者遗憾什么的，岂不比表白功绩更有意义？！
在中国，老祖宗留下了许多风光宝地，我们一代一代守候着，是要往好里继承，往好里发展，而不是败家。“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城市规划最怕的就是“新一届领导刚上任”，一些领导往往热衷“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的干部又层层加码，兼之任期的短暂性对规划政策连续性的影响，难免出现许多荒唐的工程，如“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情。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
面对这种现状怎么办呢？专家认为，要让城市规划真正“硬起来“，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要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规划和管理的做法，通过法律手段提高城市规划的权威性，确立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规的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修改，对违反者要严查，追究法律责任。
专家说了,也就说了,真正能实施还需要过程.拆是一种文化,是破坏的文化,尤其在中国的北方,这种破坏性的文化尤其,"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我们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不管这183个城市究竟能否建成国际化的,它们破坏了自己熟悉的城市,建设了陌生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到处都是不熟悉的"国际"的"大都市",独独失去了你所熟悉的家园,岂不可怕?!
我们很多人写文章特别是记者们，在写足了我们的问题时，总希望拿国外当参照系，说事儿。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以下，便是文章中对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例子，摘录如下：
在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十分健全，美国政府从制度上确立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合法性。在美国规划协会的12条道德准则中，第一条便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第二条是“规划中积极支持市民参与”，实施公众参与已成为美国规划师的基本职业要求和重要工作内容。美国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非常透明，美国公民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市镇土地分区规划要经过居民表决讨论，半数以上同意方可进行。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如市民咨询委员会和市民规划委员会等多种机构。美国城市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自下而上”的编制原则，非常注重民主化决策的程序要求，每个规划都有详细的公众参与计划，并严格加以执行。美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编制各个阶段，还体现在规划审批、执行阶段。一个规划方案完成后，在市议会审批前，先要组织公众听证会，才能进行正式表决。同时，公众如果对规划机构的决定有异议，可分别向规划委员会、立法机构、上诉委员会和相应的法庭进行申诉，对认为违法的建设项目，可以向规划部门进行举报和申诉，受理机构需进行查实答复。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称为欧洲的首都，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布鲁塞尔市特别注意倾听公众意见，在任何地区新建楼房都必须首先经过周边居民对建筑方案的认可，其中包括新建筑的高度、样式、颜色和用途等，新建筑的样式必须与周边建筑的颜色配套协调，不能出现强烈反差，高度和样式也必须与周边建筑和谐。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日本在生态城市的建设方面形成一整套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日本人的观念也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在物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生活质量，关键是在好的环境、好的城市生态下活出健康、活出质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外让《瞭望》新闻周刊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在建设生态城市方面积极探索之外，在住宅的设计和建设方面同样注重环保节能，注重以人为本。记者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专门参观了日本的节能人性化住宅。住宅浴室十分注重节水，浴室有一架特殊的椅子，人坐在上面，从椅子靠背和扶手上喷出细细的水柱，流遍全身，让人有泡澡的感觉，而用水量却只有普通淋浴的二分一。
我们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城市也是在发展中的城市，与上述国家相比，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方面存在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差距中，我以为最主要的差距是我们不尊重我们自己的城市，一如不尊重我们的祖先。
城市要发展要建设谁都知道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问题是怎么个建设方案，以什么动机来建设我们的城市？“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而且其中除了省会城市之外，还有次一级的城市。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这些中小城市一哄而起，生怕自己争赶不上这股潮流。好跟风赶潮的人们，居然也把城市建设视同赶潮流了。是不是这么多城市都具备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与可能呢？仅仅从一个短时间内，这么多城市打出这张国际大都市的牌，就足以看出这些城市之间有着多么强烈的攀比意识！多么大的盲从！搞城市建设是不应盲目攀比的。更不能仅仅为了市政府的面子，弄出点政绩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瞭望》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的要害“城市规划不断被随意变更，首要的驱动力来自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今天就是一棒魔棒，驱动着政府大动干戈，大拆大卸。在我们任何一个的城市中心地段，随意就可以看到这种大拆八块的拆卸建筑。那些无辜的建筑一旦被标上了一个“拆”字，就如同一个人上了死刑的告示在名字上被打了红叉。几天前，我的博客文章痛心疾首地就沈阳那条青年大街上在拆了五里河体育场之后，又一股作气继续拆了大馆，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魄！这种大拆大毁是冠以改造城市面貌，造福人类的幌子之下，换言之，是在建设的名义下，搞破坏的行为，其实比那个极左年间纯粹的破坏，对于城市元气的伤害更甚！
我写沈阳的城市时，是因为我的所见所闻，而前几天我路过北京时，居然一眼就在王府井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了一栋被拆毁的楼房：一个吊车残暴地将这栋建筑撕咬得一片狼籍。数年前我就曾看过对于王府井与东单大街大拆的批评文章，义正词严。然而，文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现在不是想拆就拆吗？拆得随心所欲。这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暴行为，却没有任何人去管。那么多人如一天繁星般闪烁，却都是见怪不怪状。人们已经因司空见惯而麻木。就像看到水笼头漏水,父亲从旁边经过像没看见,而女儿却拉着父亲大叫,因为九岁的女儿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如果说自来水管漏了,找相关部门还会有用的,但拆建筑你去找谁?岂不是找病吗?!
“很多中小城市也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搞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规划占地面积超过 3.6万平方公里。此外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一个比一个‘高、大、全’。”“与此相对应，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的旗号下，城市肆意蔓延扩张，突破城市整体规划指标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已被盲目的城市建设全面突破，许多城市5年内“完成”为期20年的规划指标已经相当普遍。”
大建设的名义下搞名堂，可以堂而皇之。可以无视历史文化与城市文脉，更可以不顾百姓的切身利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后发现，城市规划不断被随意变更，首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手中可支配的财力却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真正属于地方税的税种很少，加上不尽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保持财政收入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财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在一些地方，土地出让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 60%以上。”……城市扩张、所谓的“经营城市”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最有效途径。”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城市规划最怕的就是“新一届领导刚上任”，一些领导往往热衷“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的干部又层层加码，兼之任期的短暂性对规划政策连续性的影响，难免出现许多荒唐的工程，如“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情。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
武汉作家方方曾写过她生活的城市建筑环境（东湖）堪忧与无奈的文章，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区内有80多个单位。1995年风景区总体规划确立了保护区面积为73.24平方公里。由于湖区风景优美，近几年各单位占地越来越大，按照原来的总体规划，该迁出去的没有迁出去，该弱化的反而强化了。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严运新告诉记者，现在要治理景区相当困难。”
杭州作家李杭育写过一个十分著名的短篇《最后一个渔佬》，那篇小说写的老道而沉郁。从此，李杭育不再写小说而搞起了音乐人的行当。他曾在央视的一档节目 “一个作家与一个城市”中谈到西湖谈到他的城市时，他显的很平静。尽管面部平静，但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激烈，那是对于城市环境的深切担忧。西湖，被人们喻作西子的那片水域怎么样了呢？周围一层比一层更高更密的楼群，将其柔弱的西湖围困得不透风了。前几年，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建筑师与作家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湖宾馆。会上，善良的女作家们像方方、韩小蕙们听到建筑师对于西湖周围建筑的批评和对于杭州及全国城市建筑环境的担心，颇为震撼。
央视搞的一个作家与一个城市，不能不说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一个作家对于一个城市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作家们的软性影响力与官员们的硬性影响力如何成比例？！央视也做过市长与城市的节目。不过，这种节目做得太“软”，也太粉饰。只是为市长们提供了评功摆好，为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功绩表白的机会。假如，让我们不同城市的市长们谈谈各自在任时，对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过失，或者遗憾什么的，岂不比表白功绩更有意义？！
在中国，老祖宗留下了许多风光宝地，我们一代一代守候着，是要往好里继承，往好里发展，而不是败家。“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城市规划最怕的就是“新一届领导刚上任”，一些领导往往热衷“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的干部又层层加码，兼之任期的短暂性对规划政策连续性的影响，难免出现许多荒唐的工程，如“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情。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
面对这种现状怎么办呢？专家认为，要让城市规划真正“硬起来“，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要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规划和管理的做法，通过法律手段提高城市规划的权威性，确立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规的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修改，对违反者要严查，追究法律责任。
专家说了,也就说了,真正能实施还需要过程.拆是一种文化,是破坏的文化,尤其在中国的北方,这种破坏性的文化尤其,"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我们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不管这183个城市究竟能否建成国际化的,它们破坏了自己熟悉的城市,建设了陌生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到处都是不熟悉的"国际"的"大都市",独独失去了你所熟悉的家园,岂不可怕?!
我们很多人写文章特别是记者们，在写足了我们的问题时，总希望拿国外当参照系，说事儿。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以下，便是文章中对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例子，摘录如下：
在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十分健全，美国政府从制度上确立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合法性。在美国规划协会的12条道德准则中，第一条便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第二条是“规划中积极支持市民参与”，实施公众参与已成为美国规划师的基本职业要求和重要工作内容。美国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非常透明，美国公民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市镇土地分区规划要经过居民表决讨论，半数以上同意方可进行。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如市民咨询委员会和市民规划委员会等多种机构。美国城市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自下而上”的编制原则，非常注重民主化决策的程序要求，每个规划都有详细的公众参与计划，并严格加以执行。美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编制各个阶段，还体现在规划审批、执行阶段。一个规划方案完成后，在市议会审批前，先要组织公众听证会，才能进行正式表决。同时，公众如果对规划机构的决定有异议，可分别向规划委员会、立法机构、上诉委员会和相应的法庭进行申诉，对认为违法的建设项目，可以向规划部门进行举报和申诉，受理机构需进行查实答复。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称为欧洲的首都，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布鲁塞尔市特别注意倾听公众意见，在任何地区新建楼房都必须首先经过周边居民对建筑方案的认可，其中包括新建筑的高度、样式、颜色和用途等，新建筑的样式必须与周边建筑的颜色配套协调，不能出现强烈反差，高度和样式也必须与周边建筑和谐。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日本在生态城市的建设方面形成一整套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日本人的观念也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在物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物质财富的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生活质量，关键是在好的环境、好的城市生态下活出健康、活出质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外让《瞭望》新闻周刊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在建设生态城市方面积极探索之外，在住宅的设计和建设方面同样注重环保节能，注重以人为本。记者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专门参观了日本的节能人性化住宅。住宅浴室十分注重节水，浴室有一架特殊的椅子，人坐在上面，从椅子靠背和扶手上喷出细细的水柱，流遍全身，让人有泡澡的感觉，而用水量却只有普通淋浴的二分一。
我们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城市也是在发展中的城市，与上述国家相比，我们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方面存在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差距中，我以为最主要的差距是我们不尊重我们自己的城市，一如不尊重我们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