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圣诞节？十博士，这就是你们的研究成果吗？！
作者：雅科夫/今日上网溜达，偶见一篇奇文──《名牌大学十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先不说内容，光这题目就有点骇人听闻。本人大老粗一个，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以至于看到“博士”二字就头晕，“博士”啊，那可是用来景仰的！更何况是“十博士”，“博士×10”，这是啥概念？《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里有个着名的公式：“无聊×2＝无极”，而这一次，则是“博士×10”，这简直就是无极中的无极，足以让俺头晕100次。不过，头昏目眩之余，却总是恍惚地联想起以前看《三国演义》时知道的东汉“十常侍”，也不知为什么。
当然，也有人会说，在这个把高校当工厂、学生当产品制造的年代，“博士”的光环早已消退，已然是“博士多如狗，院士满街走”。不过，这回不一样，这可是 “名牌大学”的博士，对于毕业于野鸡大学的我来说，一提到“名牌大学”几个字，一股崇敬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对其景仰之心顿时如滔滔江水……因此，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怀着无限崇拜、无限景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的心情精心品读“十博士倡议”。
然而在读完之后，在下却感到大失所望，原来我们的“十博士”们联合发出的，既不是在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性创新，也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济世良方，亦不是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铁骨诤言，更不是对自由民主的勇敢呼吁，而是──对国内民间日渐流行的“过圣诞节”现象所发出的一堆唧唧歪歪。
十博士在《呼吁书》中一开头就说：“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读了这段博士高论，在下却十分不以为然。首先我觉得西洋文化在中国演变成“狂风暴雨”并非是现在才发生的事，也并非仅仅体现为“过圣诞节”。实际上，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方方面面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随手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穿的衣服、鞋子是西洋式的；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西洋式的，我们家庭用的电器也是西洋式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西洋式的，我们用来工作的电脑也是西洋式的；即使是生了病，我们多半也是看西医──莫非“十博士”们认为，我们必须穿身穿长袍马褂，足登布底皂靴屁股下坐着八抬大轿，点着大红灯笼，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拔拉算盘珠子当上网，张口“之乎者也”、闭口“呜呼哀哉”，病了只服仁丹或者是请来巫婆神汉跳大神，才算是“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股脑儿将西方的“腐朽文化”统统禁掉，发扬我们的传统，让女人重新裹起小脚，男人重新留起辫子，以显示我们重新拾回传统的决心？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的命运：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英商修建的吴淞铁路。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认为修铁路要开山凿洞，会伤了“风水”，而且隆隆作响的火车会震伤“龙脉”，所以反对建铁路。可笑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877年，清政府居然花钱赎回了这条铁路并将其全部拆除──在我们的十博士眼中，清政府是不是该算作“抵制西洋文化”、“挺立中国文化”的第一面旗帜？只可惜这面旗帜带给我们的，是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
十博士们痛心疾首地说：“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首先我承认，很多喜欢过圣诞节的小男生、小女生们，大概确实不知道这个“圣诞”的真实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乐在其中啊不是？“圣诞节”对他们而言，并非什么神圣的宗教节日，而是一个尽情狂欢的由头。既然人家喜欢找乐子，就让人家去找，何必黑着个脸跳出来唧唧歪歪一番让人家扫兴呢？君子应成人之美。其次，不仅仅是“圣诞节”这一个“洋节”与基督教有关，我们所采用的“公元”纪年本身就是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公元常以A.D.（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B.C.（英文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根据十博士的说法，我们采取公元纪年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跟圣诞节一样，属于“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那么，应该怎样纪年呢？是根据孔子诞辰，用“孔元”呢，还是根据黄帝诞辰，用“黄元”？还有，即便是我们使用的“星期”概念，本身也是舶来品，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用“礼拜六”、“礼拜天”的概念。莫非，十博士们打算废除“星期”概念，采用汉朝的“十日一沐”的制度以彰显传统？
在下本人不信基督教，对“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洋节日也向来了无兴趣，极少参与。而对于商家以“圣诞”名义进行的各种促销噱头，向来也一笑置之。但是，我不喜欢过圣诞，是我自己的事，别人乐意过圣诞，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又没把圣诞强加于我，自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何必大惊小怪？
十博士们又指出：“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并非不敬，在我看来，中国在过去1500年里始终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出“中国文化”在昔日的辉煌。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国近500年来的不断衰落、进而沦落为半殖民地表明，“中国文化”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风采，显示出其落后、保守、愚蠢和故步自封的一面。正因为这种“中国文化”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积贫积弱，才导致了“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十博士们所言的“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并非发生于其遭国人批判之后，而是发生于批判之前，它就如一只熟过了果实，早已腐烂沉沦，甚至臭不可闻，怎么能怪国人弃之如敝履呢？正因为一百年来胸怀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们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之路，才初步扭转了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横遭瓜分的屈辱处境，使得民族的复兴彰显一线曙光──而这种复兴，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马列主义，不正是借“西风劲吹”之力吗，哪里寻得到一丝一毫“儒家文化”的神功？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这个天朝大国的国门之后，总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博学之士”试图用双臂挡住现代化的潮流，试图用手指遮住太阳，阻碍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种行为扭转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却能迟滞实现这个目标的步伐。洋务运动时，正是一个“中学为体”的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使得我国无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向现代化，尽管大清国力更强，国家更大，人口更多，而且也在制造利炮坚船，但照样在甲午战争中被小小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戊戌变法时，正是一个“祖宗法制不可变”的桎梏，使得维新派变法图强的梦想化为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泡影，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迟到者总是要受到惩罚，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就在革命、动荡、战乱和苦难中捱过。及至新中国建立，曾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不久又紧闭国门，再次做起“拯救世界上四分之三苦难的人民”、唯我独尊的春秋大梦。及至改革开放，人民迸发出新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西化”吗？不是！请扳起指头数一数，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有几个不是“西化”的成就？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有几个不是“守旧”的苦果──我们可以在器物层面相对容易地实现“西化”，因为在有形的方面可以比较容易地比较出优劣；但在精神层面，我们现代化的步伐却格外沉重，阻力格外的繁多，因为在无形的方面，一些抱残守缺的卫道士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我们在情感上的亲疏倾向忽悠我们，达到阻碍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目的！
“西化”有多么可怕？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官僚和锦衣华服的饱学之士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他们就那么担心我们老百姓没有鉴别的能力？既然“西化”这么可怕，那么“西化”到骨子里的西方人肯定应该首先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才是。可实际上呢？无论欧洲、北美还是澳洲，“全盘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政治上还是社会进步上，都当之无愧地立于世界最前列！如果说我们亚洲人不能“西化”，那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这些“西化”得比较彻底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也活得好好的呢？奉劝那些“反对全盘西化”的饱学之士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是“西化”好还是“传统”好，实践才能出真知。我们的老百姓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也分得很清楚：尽管我们都脱去长袍马褂换上了西式服装，但我们就是喜欢用筷子，吃中餐，为什么呢？筷子用着顺手，中餐味道好吃──该坚持的，老百姓自然会坚持，何劳卿等操心费神？
试图弘扬所谓“中国文化”的儒学士们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中国复兴的推动力，而是中国经济复兴的产物。殊不知，这种复兴本身就是我国借鉴西方文明、走向现代化的结果，西装革履的儒学士们在好不容易用两碗炸酱面糊弄饱肚皮之后，才有了“弘扬中国文化”的闲情逸致，终于有劲大声疾呼“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了。这一点，和处处遭人反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何其近似，它无法提供走向富裕文明的方法，面对贫穷落后它一筹莫展，却满怀莫名奇妙的自我优越感，在别人进行了现代化尝试之后，试图揪住一些枝节末梢的瑕疵，以救世主的身份偷天换日、取而代之──冒他人之功，于心何忍？手握这么一个山芋，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什么叫真正的自信与自主？在下看来，真正的自信和自主的精髓不在于什么“文化”和“理念”是出自于“我”的“原创”，而在于“我”接受什么样的“文化”和 “理念”。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国家与国家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世界潮流是人类越来越趋于“大同”，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谁说西方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只能搞自然经济？谁说西方可以搞民主自由我们就只能搞独裁专制？谁说西方能搞福利国家我们就只能搞两极分化？谁说西方搞和谐社会我们就只能搞阶级斗争？只要实践证明某种文化和理念是好的，有益的，先进的，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原创，都应该从善如流；反之，那些不好的，有害的，落后的，愚昧的，不管是舶来品还是原生物，都应立即闻过则改。只有用最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民族，才会有发自肺腑的自信和自主，难道还用在乎它是否出自于“我”的“原创”？那种拘泥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自产自销、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小农意识，怕是早已不合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了吧？须知，隋唐鼎盛于宽容开放，明清衰败于自大自守──有了历史上这些兴衰荣辱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近代的覆辙吗？
十博士们又不无忧虑地指出：“‘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 ’、‘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现代的基督教，早已不是那个设立宗教裁判所的基督教，即便是在欧美这些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圣诞节也已从一个纯宗教节日发展成商品消费日，这跟国家安全扯得上边吗？前边还信誓旦旦“‘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十博士们，却在“西洋国家‘软力量’”面前显得那么不自信，甚至竟然把它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危言耸听。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圣诞节这个话题上来。我虽然不喜欢过圣诞节，对商场、写字楼到处摆放圣诞树、在玻璃上涂鸦圣诞老人形象的做法一直大不以为然，甚至偶尔还自言自语嘟囔一句“真无聊”。但恕我孤陋寡闻，这么多年我倒也没有发现过圣诞节有什么不得了的坏处。起码，喜欢过圣诞节的红男绿女还可以发出一阵欢笑，喜欢靠圣诞节促销的商家赚了个盆盈钵满，喜欢买便宜货的大嫂大妈满载而归──各取所需，各得其乐，这又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过圣诞，难道会有人硬把你从被窝里拽出来去过平安夜？回家上网去，抱孩子去，睡大觉去，一觉醒来，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天也塌不下来。
针对“西洋文化”的泛滥，十博士们又针对性地提出了五条应对措施，别的不讲了，重点讲讲这第二条：“有关部门应该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大中小学及幼儿园过‘圣诞节’……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则，因而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瞧瞧，十博士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口一个“有关部门”，一副“请圣上明裁”的嘴脸， “十常侍”的影子或隐或现。我真是觉得奇怪，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十博士们咋就这么不自信？对待一个区区的圣诞节，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甚至吁请“有司”法办，这未免也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吧？如果你们真的充满自信，何不来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把春节元宵中秋端午等中国节日输送到西洋去，甚至还可以制造出孔诞节、黄诞节来，让高鼻子的鬼佬们匍匐在我堂堂中华文化的神威下，岂不扬眉吐气、大快人心？面对一个小小的圣诞节就吓得屁滚尿流，大呼小叫“狼来了”，这算自信还是自卑？是强大还是虚弱？尽管我本人不过洋节日，但我最憎恶用国家机器来镇压、钳制、扼杀人们的自由，这或许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奏？虽然帝制已经被推翻快一百年了，但要驱除一些人心中帝制的阴影，一百年时间恐怕还短了一点。
十博士在倡议中说过：“盖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迫使国人寻找身心安顿之所；盖“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导致人们重新发现宗教生活的意义……”这一点，咱深表赞同，只是，博士们开出的药方并不对──难道人们的思想是可以用“有关部门”来限定界限的吗？ “有关部门”这个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一切它认为有害于自己的东西，但有一样它永远无法消灭，那就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最后，让我们看看十博士们的落款：“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日期表达方式实在是富于喜剧效果：如果十博士们不在自信的“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后面加上“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个不自信的尾巴，怕是99.99％读到这篇呼吁书的国人都不知道这个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这正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十博士们，现在是公元2006年，21世纪，这是比尔·盖茨的年代，而不是董仲舒们的年代，你们也该醒醒了！(有删节)
（【声明】本人对儒教丝毫没有反感，对社会上一些人重新尊孔祭黄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期待着儒教复兴，期待新儒家能够创造出一些有利于国家社稷和民众的理念来。但是，本人却极不喜欢以“兴儒”为幌子，鼓吹文化思想一元化、“国情特殊论”的做法，因此对这个“十博士倡议”感到非常失望，故愤而投笔疾书，以期抛砖引玉。言重之处，还请诸位儒家学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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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来源：光明网
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每值“耶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耶诞树”，悬挂起“庆祝耶诞”横幅，员工们戴起“小红帽”；幼儿园孩子们围绕在“耶诞树”前载歌载舞，期盼着老师分发“耶诞礼物”；学校里大红大绿的“耶诞舞会”、“耶诞联欢”的海报占据了抢眼的位置；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耶诞信息”；数以万计的“耶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耶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耶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与此相表里，“耶教”在中国悄然壮大乃至渐趋泛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乡村到城市，“耶教教堂”高高耸立；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对“耶教”趋之若□。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
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我们对中国的“耶教”问题抱以了解的同情：盖庞大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需要精神支撑以重建生活希望，而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盖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迫使国人寻找身心安顿之所；盖“祛魅”的 “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导致人们重新发现宗教生活的意义；盖“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种种原因使得“耶教”成为部分国人的可能与选择，使得“圣诞节”成为国人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职是之故，我们无意攻讦“耶教”和指责中国耶教徒过“圣诞节”。相反，值此 “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愿意祝福那些真诚的和爱国的中国耶教徒愉快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耶诞树”、发“耶诞礼物”、做“耶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耶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耶教”之波，逐“耶诞”之流，无意中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耶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换而言之，“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为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我们不拟苛责国人在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但我们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点，即使西洋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也提出了抵制“美式圣诞节”的问题，呼吁过具有欧洲特色的“圣诞节”。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 “耶教化”。
如何慎对“圣诞节”？如何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如何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不揣愚陋，胪列如下几条呼吁和建议以供国人参考：
第一，不信奉“耶教”者，效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和现今港台地区的做法，把只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基督”、“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圣诞树”等改称为不带感情色彩和崇拜意味的“耶酥”、“耶教”、“耶经”、“圣诞节”、“耶诞树”等；不以任何形式有意无意地过“圣诞节”，不发送与“圣诞节”有关的短信、邮件、贺卡、礼物；不举行与“圣诞节”有关的联欢、舞会等活动；不去“耶教教堂”祈祷礼拜，等等。
第二，有关部门应该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目前在商场、饭店、宾馆、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学校等部门和行业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尤其是，我们认为，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内的学生无意识、赶时髦地集体过“圣诞节”，甚至是老师组织孩子们过“圣诞节”，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则，因而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
第三，对“圣诞节”流行起重要推波助澜作用的厂家和商家，应充分挖掘中国诸多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积极营造传统节日文化氛围，合理创新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同时，不必因西洋有个“圣诞节”，中国就必须以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节”与之抗衡，但可以考虑将孔诞作为中国教师节，并尽可能使其变得既有神圣肃穆的节日氛围又有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这将有可能成为校园内和年轻人有效化解“圣诞节”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四，反思对宗教问题的传统认识误区，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承认人的终极性关怀、超越性追求和团体生活、过宗教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内在愿望与合理诉求。因此既需要尊重中国的耶教徒等洋教教徒的宗教信仰，更需要合理挖掘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作用，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
第五，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优”的文化偏见，改变“以今非古”和“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化持以“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回归传统，承续斯文，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这将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全方位的积极参与。每个有着担当意识的中国人，都应自觉肩负起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
无论如何，问题关键在于国人是否能幡然醒悟，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集体无意识，是否有了走出此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自觉和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决心和勇气、责任和使命。我们以为，中国人，应该而且必须朝此一方向努力！奋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代表署名者个人而不代表署名者所在学校的观点。
签名（依姓氏笔画排序）
刘聪南京大学
刘冰雪中国政法大学
张连文清华大学
杨名中国人民大学
陈乔见武汉大学
周锋利北京大学
孟欣中国科学院
孟志国南开大学
范碧鸿中山大学
赵瑞奇北京师范大学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当然，也有人会说，在这个把高校当工厂、学生当产品制造的年代，“博士”的光环早已消退，已然是“博士多如狗，院士满街走”。不过，这回不一样，这可是 “名牌大学”的博士，对于毕业于野鸡大学的我来说，一提到“名牌大学”几个字，一股崇敬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对其景仰之心顿时如滔滔江水……因此，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怀着无限崇拜、无限景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的心情精心品读“十博士倡议”。
然而在读完之后，在下却感到大失所望，原来我们的“十博士”们联合发出的，既不是在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性创新，也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济世良方，亦不是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铁骨诤言，更不是对自由民主的勇敢呼吁，而是──对国内民间日渐流行的“过圣诞节”现象所发出的一堆唧唧歪歪。
十博士在《呼吁书》中一开头就说：“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读了这段博士高论，在下却十分不以为然。首先我觉得西洋文化在中国演变成“狂风暴雨”并非是现在才发生的事，也并非仅仅体现为“过圣诞节”。实际上，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方方面面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随手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穿的衣服、鞋子是西洋式的；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西洋式的，我们家庭用的电器也是西洋式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西洋式的，我们用来工作的电脑也是西洋式的；即使是生了病，我们多半也是看西医──莫非“十博士”们认为，我们必须穿身穿长袍马褂，足登布底皂靴屁股下坐着八抬大轿，点着大红灯笼，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拔拉算盘珠子当上网，张口“之乎者也”、闭口“呜呼哀哉”，病了只服仁丹或者是请来巫婆神汉跳大神，才算是“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股脑儿将西方的“腐朽文化”统统禁掉，发扬我们的传统，让女人重新裹起小脚，男人重新留起辫子，以显示我们重新拾回传统的决心？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的命运：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英商修建的吴淞铁路。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认为修铁路要开山凿洞，会伤了“风水”，而且隆隆作响的火车会震伤“龙脉”，所以反对建铁路。可笑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877年，清政府居然花钱赎回了这条铁路并将其全部拆除──在我们的十博士眼中，清政府是不是该算作“抵制西洋文化”、“挺立中国文化”的第一面旗帜？只可惜这面旗帜带给我们的，是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
十博士们痛心疾首地说：“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首先我承认，很多喜欢过圣诞节的小男生、小女生们，大概确实不知道这个“圣诞”的真实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乐在其中啊不是？“圣诞节”对他们而言，并非什么神圣的宗教节日，而是一个尽情狂欢的由头。既然人家喜欢找乐子，就让人家去找，何必黑着个脸跳出来唧唧歪歪一番让人家扫兴呢？君子应成人之美。其次，不仅仅是“圣诞节”这一个“洋节”与基督教有关，我们所采用的“公元”纪年本身就是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公元常以A.D.（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B.C.（英文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根据十博士的说法，我们采取公元纪年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跟圣诞节一样，属于“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那么，应该怎样纪年呢？是根据孔子诞辰，用“孔元”呢，还是根据黄帝诞辰，用“黄元”？还有，即便是我们使用的“星期”概念，本身也是舶来品，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用“礼拜六”、“礼拜天”的概念。莫非，十博士们打算废除“星期”概念，采用汉朝的“十日一沐”的制度以彰显传统？
在下本人不信基督教，对“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洋节日也向来了无兴趣，极少参与。而对于商家以“圣诞”名义进行的各种促销噱头，向来也一笑置之。但是，我不喜欢过圣诞，是我自己的事，别人乐意过圣诞，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又没把圣诞强加于我，自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何必大惊小怪？
十博士们又指出：“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并非不敬，在我看来，中国在过去1500年里始终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出“中国文化”在昔日的辉煌。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国近500年来的不断衰落、进而沦落为半殖民地表明，“中国文化”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风采，显示出其落后、保守、愚蠢和故步自封的一面。正因为这种“中国文化”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积贫积弱，才导致了“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十博士们所言的“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并非发生于其遭国人批判之后，而是发生于批判之前，它就如一只熟过了果实，早已腐烂沉沦，甚至臭不可闻，怎么能怪国人弃之如敝履呢？正因为一百年来胸怀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们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之路，才初步扭转了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横遭瓜分的屈辱处境，使得民族的复兴彰显一线曙光──而这种复兴，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马列主义，不正是借“西风劲吹”之力吗，哪里寻得到一丝一毫“儒家文化”的神功？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这个天朝大国的国门之后，总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博学之士”试图用双臂挡住现代化的潮流，试图用手指遮住太阳，阻碍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种行为扭转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却能迟滞实现这个目标的步伐。洋务运动时，正是一个“中学为体”的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使得我国无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向现代化，尽管大清国力更强，国家更大，人口更多，而且也在制造利炮坚船，但照样在甲午战争中被小小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戊戌变法时，正是一个“祖宗法制不可变”的桎梏，使得维新派变法图强的梦想化为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泡影，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迟到者总是要受到惩罚，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就在革命、动荡、战乱和苦难中捱过。及至新中国建立，曾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不久又紧闭国门，再次做起“拯救世界上四分之三苦难的人民”、唯我独尊的春秋大梦。及至改革开放，人民迸发出新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西化”吗？不是！请扳起指头数一数，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有几个不是“西化”的成就？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有几个不是“守旧”的苦果──我们可以在器物层面相对容易地实现“西化”，因为在有形的方面可以比较容易地比较出优劣；但在精神层面，我们现代化的步伐却格外沉重，阻力格外的繁多，因为在无形的方面，一些抱残守缺的卫道士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我们在情感上的亲疏倾向忽悠我们，达到阻碍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目的！
“西化”有多么可怕？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官僚和锦衣华服的饱学之士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他们就那么担心我们老百姓没有鉴别的能力？既然“西化”这么可怕，那么“西化”到骨子里的西方人肯定应该首先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才是。可实际上呢？无论欧洲、北美还是澳洲，“全盘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政治上还是社会进步上，都当之无愧地立于世界最前列！如果说我们亚洲人不能“西化”，那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这些“西化”得比较彻底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也活得好好的呢？奉劝那些“反对全盘西化”的饱学之士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是“西化”好还是“传统”好，实践才能出真知。我们的老百姓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也分得很清楚：尽管我们都脱去长袍马褂换上了西式服装，但我们就是喜欢用筷子，吃中餐，为什么呢？筷子用着顺手，中餐味道好吃──该坚持的，老百姓自然会坚持，何劳卿等操心费神？
试图弘扬所谓“中国文化”的儒学士们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中国复兴的推动力，而是中国经济复兴的产物。殊不知，这种复兴本身就是我国借鉴西方文明、走向现代化的结果，西装革履的儒学士们在好不容易用两碗炸酱面糊弄饱肚皮之后，才有了“弘扬中国文化”的闲情逸致，终于有劲大声疾呼“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了。这一点，和处处遭人反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何其近似，它无法提供走向富裕文明的方法，面对贫穷落后它一筹莫展，却满怀莫名奇妙的自我优越感，在别人进行了现代化尝试之后，试图揪住一些枝节末梢的瑕疵，以救世主的身份偷天换日、取而代之──冒他人之功，于心何忍？手握这么一个山芋，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什么叫真正的自信与自主？在下看来，真正的自信和自主的精髓不在于什么“文化”和“理念”是出自于“我”的“原创”，而在于“我”接受什么样的“文化”和 “理念”。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国家与国家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世界潮流是人类越来越趋于“大同”，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谁说西方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只能搞自然经济？谁说西方可以搞民主自由我们就只能搞独裁专制？谁说西方能搞福利国家我们就只能搞两极分化？谁说西方搞和谐社会我们就只能搞阶级斗争？只要实践证明某种文化和理念是好的，有益的，先进的，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原创，都应该从善如流；反之，那些不好的，有害的，落后的，愚昧的，不管是舶来品还是原生物，都应立即闻过则改。只有用最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民族，才会有发自肺腑的自信和自主，难道还用在乎它是否出自于“我”的“原创”？那种拘泥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自产自销、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小农意识，怕是早已不合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了吧？须知，隋唐鼎盛于宽容开放，明清衰败于自大自守──有了历史上这些兴衰荣辱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近代的覆辙吗？
十博士们又不无忧虑地指出：“‘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 ’、‘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现代的基督教，早已不是那个设立宗教裁判所的基督教，即便是在欧美这些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圣诞节也已从一个纯宗教节日发展成商品消费日，这跟国家安全扯得上边吗？前边还信誓旦旦“‘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十博士们，却在“西洋国家‘软力量’”面前显得那么不自信，甚至竟然把它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危言耸听。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圣诞节这个话题上来。我虽然不喜欢过圣诞节，对商场、写字楼到处摆放圣诞树、在玻璃上涂鸦圣诞老人形象的做法一直大不以为然，甚至偶尔还自言自语嘟囔一句“真无聊”。但恕我孤陋寡闻，这么多年我倒也没有发现过圣诞节有什么不得了的坏处。起码，喜欢过圣诞节的红男绿女还可以发出一阵欢笑，喜欢靠圣诞节促销的商家赚了个盆盈钵满，喜欢买便宜货的大嫂大妈满载而归──各取所需，各得其乐，这又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过圣诞，难道会有人硬把你从被窝里拽出来去过平安夜？回家上网去，抱孩子去，睡大觉去，一觉醒来，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天也塌不下来。
针对“西洋文化”的泛滥，十博士们又针对性地提出了五条应对措施，别的不讲了，重点讲讲这第二条：“有关部门应该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大中小学及幼儿园过‘圣诞节’……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则，因而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瞧瞧，十博士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口一个“有关部门”，一副“请圣上明裁”的嘴脸， “十常侍”的影子或隐或现。我真是觉得奇怪，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十博士们咋就这么不自信？对待一个区区的圣诞节，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甚至吁请“有司”法办，这未免也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吧？如果你们真的充满自信，何不来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把春节元宵中秋端午等中国节日输送到西洋去，甚至还可以制造出孔诞节、黄诞节来，让高鼻子的鬼佬们匍匐在我堂堂中华文化的神威下，岂不扬眉吐气、大快人心？面对一个小小的圣诞节就吓得屁滚尿流，大呼小叫“狼来了”，这算自信还是自卑？是强大还是虚弱？尽管我本人不过洋节日，但我最憎恶用国家机器来镇压、钳制、扼杀人们的自由，这或许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奏？虽然帝制已经被推翻快一百年了，但要驱除一些人心中帝制的阴影，一百年时间恐怕还短了一点。
十博士在倡议中说过：“盖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迫使国人寻找身心安顿之所；盖“祛魅”的“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导致人们重新发现宗教生活的意义……”这一点，咱深表赞同，只是，博士们开出的药方并不对──难道人们的思想是可以用“有关部门”来限定界限的吗？ “有关部门”这个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一切它认为有害于自己的东西，但有一样它永远无法消灭，那就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最后，让我们看看十博士们的落款：“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日期表达方式实在是富于喜剧效果：如果十博士们不在自信的“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后面加上“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个不自信的尾巴，怕是99.99％读到这篇呼吁书的国人都不知道这个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这正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十博士们，现在是公元2006年，21世纪，这是比尔·盖茨的年代，而不是董仲舒们的年代，你们也该醒醒了！(有删节)
（【声明】本人对儒教丝毫没有反感，对社会上一些人重新尊孔祭黄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期待着儒教复兴，期待新儒家能够创造出一些有利于国家社稷和民众的理念来。但是，本人却极不喜欢以“兴儒”为幌子，鼓吹文化思想一元化、“国情特殊论”的做法，因此对这个“十博士倡议”感到非常失望，故愤而投笔疾书，以期抛砖引玉。言重之处，还请诸位儒家学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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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来源：光明网
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每值“耶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耶诞树”，悬挂起“庆祝耶诞”横幅，员工们戴起“小红帽”；幼儿园孩子们围绕在“耶诞树”前载歌载舞，期盼着老师分发“耶诞礼物”；学校里大红大绿的“耶诞舞会”、“耶诞联欢”的海报占据了抢眼的位置；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耶诞信息”；数以万计的“耶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耶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耶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与此相表里，“耶教”在中国悄然壮大乃至渐趋泛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乡村到城市，“耶教教堂”高高耸立；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对“耶教”趋之若□。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
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我们对中国的“耶教”问题抱以了解的同情：盖庞大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需要精神支撑以重建生活希望，而部分社会精英则欲借“耶教”以“挟洋自重”；盖中国的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文化匮乏迫使国人寻找身心安顿之所；盖“祛魅”的 “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导致人们重新发现宗教生活的意义；盖“圣诞节”作为巨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为厂家、商家所鼓噪与利用。种种原因使得“耶教”成为部分国人的可能与选择，使得“圣诞节”成为国人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职是之故，我们无意攻讦“耶教”和指责中国耶教徒过“圣诞节”。相反，值此 “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愿意祝福那些真诚的和爱国的中国耶教徒愉快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耶诞树”、发“耶诞礼物”、做“耶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耶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耶教”之波，逐“耶诞”之流，无意中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耶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换而言之，“耶教”在中国泛滥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能为国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我们不拟苛责国人在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但我们呼吁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点，即使西洋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也提出了抵制“美式圣诞节”的问题，呼吁过具有欧洲特色的“圣诞节”。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 “耶教化”。
如何慎对“圣诞节”？如何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如何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不揣愚陋，胪列如下几条呼吁和建议以供国人参考：
第一，不信奉“耶教”者，效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和现今港台地区的做法，把只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基督”、“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圣诞树”等改称为不带感情色彩和崇拜意味的“耶酥”、“耶教”、“耶经”、“圣诞节”、“耶诞树”等；不以任何形式有意无意地过“圣诞节”，不发送与“圣诞节”有关的短信、邮件、贺卡、礼物；不举行与“圣诞节”有关的联欢、舞会等活动；不去“耶教教堂”祈祷礼拜，等等。
第二，有关部门应该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目前在商场、饭店、宾馆、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学校等部门和行业日渐流行的“耶诞狂潮”。尤其是，我们认为，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内的学生无意识、赶时髦地集体过“圣诞节”，甚至是老师组织孩子们过“圣诞节”，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则，因而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
第三，对“圣诞节”流行起重要推波助澜作用的厂家和商家，应充分挖掘中国诸多传统节日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积极营造传统节日文化氛围，合理创新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同时，不必因西洋有个“圣诞节”，中国就必须以孔子诞辰为中国“圣诞节”与之抗衡，但可以考虑将孔诞作为中国教师节，并尽可能使其变得既有神圣肃穆的节日氛围又有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这将有可能成为校园内和年轻人有效化解“圣诞节”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四，反思对宗教问题的传统认识误区，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承认人的终极性关怀、超越性追求和团体生活、过宗教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内在愿望与合理诉求。因此既需要尊重中国的耶教徒等洋教教徒的宗教信仰，更需要合理挖掘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作用，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
第五，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优”的文化偏见，改变“以今非古”和“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化持以“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回归传统，承续斯文，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这将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全方位的积极参与。每个有着担当意识的中国人，都应自觉肩负起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
无论如何，问题关键在于国人是否能幡然醒悟，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集体无意识，是否有了走出此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自觉和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决心和勇气、责任和使命。我们以为，中国人，应该而且必须朝此一方向努力！奋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代表署名者个人而不代表署名者所在学校的观点。
签名（依姓氏笔画排序）
刘聪南京大学
刘冰雪中国政法大学
张连文清华大学
杨名中国人民大学
陈乔见武汉大学
周锋利北京大学
孟欣中国科学院
孟志国南开大学
范碧鸿中山大学
赵瑞奇北京师范大学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