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没花国家一分钱 自己筹钱做关于抗战的“口述史”
崔永元不止一次说过，“口述历史”可能是他后半辈子
最主要的工作，不仅治愈了他多年的抑郁，
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心灵寄托。
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
吃了两大箱子的西药、中药。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选择了“不”。
“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不久前，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崔永元向柴静剖析他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的心态。
不过后来，他开始发现，“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需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崔永元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8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和纪录影像分别都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也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这些事情当然不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地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2008年他们成立了四个采访小组，分别做电影、战争与回忆、外交与留学、共和国发展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采集。今年，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开辟：民营企业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队伍还能壮大，每天能有20个小组同时采访。
“从2002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尽管这样，他们的团队自4月份开始就停发工资了。他们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上。为了长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资料都要数据化，“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
“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我们做了一个预算，第一次就要花2600万，以后每一年还要花400万左右。在没有工资的前提下，还要筹到这个钱，当然比较难。最近我一直在四处奔走，说服一些有钱人投到这个项目里来。”
为了回收一些资金，也为了那些采访的老人能在去世前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30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好比炒菜，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他们口述历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情：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50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的《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论语》是孔子死300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都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最主要的工作，不仅治愈了他多年的抑郁，
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心灵寄托。
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
吃了两大箱子的西药、中药。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选择了“不”。
“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不久前，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崔永元向柴静剖析他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的心态。
不过后来，他开始发现，“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需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崔永元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8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和纪录影像分别都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也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这些事情当然不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地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2008年他们成立了四个采访小组，分别做电影、战争与回忆、外交与留学、共和国发展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采集。今年，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开辟：民营企业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队伍还能壮大，每天能有20个小组同时采访。
“从2002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尽管这样，他们的团队自4月份开始就停发工资了。他们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上。为了长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资料都要数据化，“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
“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我们做了一个预算，第一次就要花2600万，以后每一年还要花400万左右。在没有工资的前提下，还要筹到这个钱，当然比较难。最近我一直在四处奔走，说服一些有钱人投到这个项目里来。”
为了回收一些资金，也为了那些采访的老人能在去世前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30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好比炒菜，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他们口述历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情：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50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的《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论语》是孔子死300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都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