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鞋匠砍死恶霸艾滋病人 200名邻里为其请愿
“我是爱滋病人我怕谁？ ”这就是管利鸿的逻辑，他借自己是名艾滋病人，逐渐成为五爱街“一霸”。在这个东北地区数一数二的商贸集散地，管利鸿靠敲诈小商人来维持自己吸毒的开销。他甚至连擦鞋匠邱福生也不放过，屡次以“不给钱，就杀人”相威胁。就在管利鸿扬言要“杀死邱福生”时，反被邱福生夺刀将他砍死。前不久，这起震惊全国的擦鞋匠怒剁艾滋患者案在沈阳开庭审理。
邱福生
原名邱峰，31岁，1978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通江口乡义兴村，在家排行老四，16岁时只身一人来到沈阳，最初在饭店打工，后来看到鞋城门口有擦鞋的摊位，便开始了露天擦鞋的营生，一干就是11年。
从一元钱擦一双皮鞋开始，经过多年努力，邱福生于2008年年初，终于在沈阳市南乐郊路119号租了个铺面，开了一家擦鞋店，谁知半年后便出事了。
管利鸿
40岁，人称“鸿哥”，经常在沈阳五爱市场附近的“温州一条街”出没。 2002年5月30日，管利鸿曾因涉嫌敲诈勒索市民张志友28000元，被东陵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记者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材料显示，管利鸿从1993年便开始吸毒，并多次被强制戒毒。 2008年5月份，管利鸿在沈阳市公安局戒毒所强制戒毒期间，为早日离开戒毒所，吞下饭勺自残。戒毒所在抢救验血过程中怀疑此人患有艾滋病，后经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8年5月14日做出权威检测，确定该人确实患有艾滋病。
2008年6月初，管利鸿以吃饭后拉肚子为由，敲诈勒索温州一条街蜀香红饭店老板齐俊明2000元，齐俊明最终给了管利鸿1000元。据温州一条街五金店老板李春玲反映，管利鸿还曾敲诈过温州一条街某理发店，理由是“洗发水导致其头皮化脓”，他开价3000元，最后索要了1500元，并迫使该理发店被迫搬走。
那一天
擦鞋匠怒砍艾滋病人
2008年6月16日21时25分，管利鸿来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119号的邱福生擦鞋店取鞋，这时擦鞋店已经关门了。小工王凯把门打开，把鞋交给管利鸿，并跟他说这次擦鞋应该给5元钱。此前管利鸿曾多次来擦过鞋，邱福生知道“鸿哥”的名字，从来没收过钱。
一听有人敢向他要钱，“鸿哥”生气了，斜眼看着王凯称“鞋被擦坏了”，接着就拿出甩棍猛砸王凯脑袋、胸部和身上几下，接着开始砸店里的修鞋机器和门窗。当邱福生赶到鞋店后，管利鸿让邱福生赔5000元钱，不赔就要“弄死邱福生，店也别开了”。
无奈之下，邱福生报了警，警察将管利鸿带回了派出所。管利鸿从派出所出来后，于第二天上午9时，和朋友开着车再次来到邱福生擦鞋店，进门就开始砸东西，“你还敢报110，昨天我把派出所砸了，能把我怎的！”然后转身回到车旁，嘴里嚷嚷着要拿刀。邱福生、王凯闻听此言撒腿便跑。后来邱福生“服软”了，给管利鸿打电话说，同意给他1000元钱。
“我不要钱了，要命！ ”管利鸿大摇大摆地来到擦鞋店，提出要6500元钱:1500元是鞋钱，5000元是另外的损失，不赔就弄死邱福生。邱福生说自己只有1000元钱，管利鸿恼羞成怒，举起自备的菜刀就砍。出于生的本能，邱福生拼命将菜刀夺下，砍了管利鸿20多刀直到其撒开手为止。
之后，邱福生从后门逃脱，因怕管利鸿追来，他拎着菜刀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让民警打120急救电话。管利鸿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因受锐器砍击导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
这一天
200名邻里为擦鞋匠请愿
今年3月16日上午，邱福生被控故意杀人罪案，在沈阳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开审。偌大的旁听席坐满了人，其中包括邱福生的家人和管利鸿的家人，但更多的旁听者是邱福生从前的街坊邻居。庭审前，印满红手印和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的街坊联名请愿书被提交至法院。记者近日得到了这份请愿书，并逐一数了一下，上面整整有200个名字。
在庭审中，邱福生连砍24刀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成为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
检方认定:邱福生确实夺下了刀，因而具有防卫性质，但夺下刀后危险已解除，连续追砍有防卫过当的嫌疑。
管利鸿代理律师认为:管利鸿有被谋杀的可能。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表示:3刀都可以接受，但24刀太狠了！
邱福生:砍剁出自本能，当时不是我干死他，就是他干死我。管利鸿举起刀要砍我，我听说他有艾滋病，怕他传染给我，一下冲上前把刀夺下来。
邱福生的辩护律师、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洪文分析称:涉案菜刀如果是由邱福生事先准备好的，那菜刀应该一直控制在邱福生手里，不可能存在往回夺刀的环节，其手臂、手掌、手指上更不会留下争夺菜刀时被菜刀划伤的痕迹。至于管利鸿人高马大，为什么持刀砍人却反被身材矮小的邱福生夺下并被砍死？那是因为人一旦被逼入死亡境地，基于生的本能而爆发出的抵抗力量是巨大的，是具有毁灭性的。另外，管利鸿看似高大的身体也被其15年的吸毒史及艾滋病毒无情摧垮了，是正义与运气让邱福生得以生还。
邱福生表示，当时管利鸿抱住他，不让他跑。情急之下，他闭上眼睛，对着管利鸿一顿乱砍，“我当时蒙了，直到他撒开手”，邱福生砍这24刀用了不超过1分钟。
庭审即将结束时，邱福生缓慢起身，向死者家属浅鞠一躬，“希望你们能理解。希望法律给我公正判决，谢谢法官。 ”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则用极端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如果杀人不偿命，我们就杀了他。 ”
变了天
两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邱福生还要在沈河区看守所里呆一段时间，而铁窗之外，邱、管两家人的生活也因为这桩血案发生了转变，用邱福生妻子杨丽的话说，“我们家的天变了”。
邱家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把事情告诉老父亲，72岁了，怕他受不了。 ”杨丽说，“邱福生是个孝子，以前每周至少给老父亲打两次电话，但今年春节没回家，老人似乎察觉出来了，一个劲地问。 ”
“弟弟的儿子今年10岁了，经常说想爸爸，但没在我们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哥哥邱福军说，“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同时也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了。 ”
“过去福生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现在没有他，我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不敢奢望以后供孩子读书，买房子把老人接到沈阳来看病养老，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杨丽哭着说。
管家
姐姐管利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弟弟在家中排行最小，原本是个孝子，但“吸毒后的管利鸿整个人都变了。”管利萍几年前便下了岗，目前每个月只有千余元收入，但就这些钱，管利鸿也惦记着，“他曾管我要过钱”。
血案发生后，管利鸿78岁的父亲长病不起，左眼几乎失明;70岁的老母亲如今全靠姐姐管利萍照顾，管利鸿的儿子小宇今年17岁了，正在读中学，全家每月只有管利萍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同样十分艰难。“养老、供孩子上学都需要花钱，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该怎么生活。 ”管家人说。法庭上，他们要求邱福生赔偿各项损失近60余万元，“但是他们家能赔得起吗？ ”
看明天
国家相关监管迫在眉睫
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管利鸿抓了又被放的第二天，派出所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调取管利鸿的化验报告，并打听到抚顺有一家专门管理传染病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一天，命案发生了。
案件还未宣判，结果不得而知，但本案背后却凸显目前我国在监管艾滋病人犯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警察不敢抓，抓了没处关，关了没钱治。“如果有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犯人的地方，给他们治疗，帮助他们，相信这桩血案不会发生。 ”在记者调查中，无论是邱家人还是管家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警方和双方律师也表示，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对艾滋病犯人“捉了又放”的局面。
艾滋病患者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人群，艾滋病人不能与其他人羁押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只能隔离关押。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各地鲜有对艾滋病人进行单独关押的场所和相关必备条件。“以前武汉曾经出现了一个艾滋病犯人，为关押他，武汉警方专门为他设立了看守所，6名警察看管一个人，每个月各种支出达数万元。 ”孙洪文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全辽宁省没有专门关艾滋病人的地方。 ”
一位办案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法律在惩治艾滋病等传染病人犯罪上还存在限制，很多法律法规都把传染病犯人拒之门外。记者了解到:
《看守所条例》规定: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监狱法》规定: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收监后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对于一些患急性传染病的犯人来说，法条的精神体现为尊重人权。但对于艾滋病犯人来说，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 ”为此，孙洪文律师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关怀力度，救助和治疗艾滋病人，做好心理干预工作，避免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甚至是仇恨社会、报复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治理艾滋病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针对艾滋病人的强制措施和隔离关押制度，建设集救治、改造、关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关押场所。
邱福生
原名邱峰，31岁，1978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通江口乡义兴村，在家排行老四，16岁时只身一人来到沈阳，最初在饭店打工，后来看到鞋城门口有擦鞋的摊位，便开始了露天擦鞋的营生，一干就是11年。
从一元钱擦一双皮鞋开始，经过多年努力，邱福生于2008年年初，终于在沈阳市南乐郊路119号租了个铺面，开了一家擦鞋店，谁知半年后便出事了。
管利鸿
40岁，人称“鸿哥”，经常在沈阳五爱市场附近的“温州一条街”出没。 2002年5月30日，管利鸿曾因涉嫌敲诈勒索市民张志友28000元，被东陵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记者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材料显示，管利鸿从1993年便开始吸毒，并多次被强制戒毒。 2008年5月份，管利鸿在沈阳市公安局戒毒所强制戒毒期间，为早日离开戒毒所，吞下饭勺自残。戒毒所在抢救验血过程中怀疑此人患有艾滋病，后经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8年5月14日做出权威检测，确定该人确实患有艾滋病。
2008年6月初，管利鸿以吃饭后拉肚子为由，敲诈勒索温州一条街蜀香红饭店老板齐俊明2000元，齐俊明最终给了管利鸿1000元。据温州一条街五金店老板李春玲反映，管利鸿还曾敲诈过温州一条街某理发店，理由是“洗发水导致其头皮化脓”，他开价3000元，最后索要了1500元，并迫使该理发店被迫搬走。
那一天
擦鞋匠怒砍艾滋病人
2008年6月16日21时25分，管利鸿来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119号的邱福生擦鞋店取鞋，这时擦鞋店已经关门了。小工王凯把门打开，把鞋交给管利鸿，并跟他说这次擦鞋应该给5元钱。此前管利鸿曾多次来擦过鞋，邱福生知道“鸿哥”的名字，从来没收过钱。
一听有人敢向他要钱，“鸿哥”生气了，斜眼看着王凯称“鞋被擦坏了”，接着就拿出甩棍猛砸王凯脑袋、胸部和身上几下，接着开始砸店里的修鞋机器和门窗。当邱福生赶到鞋店后，管利鸿让邱福生赔5000元钱，不赔就要“弄死邱福生，店也别开了”。
无奈之下，邱福生报了警，警察将管利鸿带回了派出所。管利鸿从派出所出来后，于第二天上午9时，和朋友开着车再次来到邱福生擦鞋店，进门就开始砸东西，“你还敢报110，昨天我把派出所砸了，能把我怎的！”然后转身回到车旁，嘴里嚷嚷着要拿刀。邱福生、王凯闻听此言撒腿便跑。后来邱福生“服软”了，给管利鸿打电话说，同意给他1000元钱。
“我不要钱了，要命！ ”管利鸿大摇大摆地来到擦鞋店，提出要6500元钱:1500元是鞋钱，5000元是另外的损失，不赔就弄死邱福生。邱福生说自己只有1000元钱，管利鸿恼羞成怒，举起自备的菜刀就砍。出于生的本能，邱福生拼命将菜刀夺下，砍了管利鸿20多刀直到其撒开手为止。
之后，邱福生从后门逃脱，因怕管利鸿追来，他拎着菜刀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让民警打120急救电话。管利鸿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因受锐器砍击导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
这一天
200名邻里为擦鞋匠请愿
今年3月16日上午，邱福生被控故意杀人罪案，在沈阳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开审。偌大的旁听席坐满了人，其中包括邱福生的家人和管利鸿的家人，但更多的旁听者是邱福生从前的街坊邻居。庭审前，印满红手印和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的街坊联名请愿书被提交至法院。记者近日得到了这份请愿书，并逐一数了一下，上面整整有200个名字。
在庭审中，邱福生连砍24刀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成为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
检方认定:邱福生确实夺下了刀，因而具有防卫性质，但夺下刀后危险已解除，连续追砍有防卫过当的嫌疑。
管利鸿代理律师认为:管利鸿有被谋杀的可能。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表示:3刀都可以接受，但24刀太狠了！
邱福生:砍剁出自本能，当时不是我干死他，就是他干死我。管利鸿举起刀要砍我，我听说他有艾滋病，怕他传染给我，一下冲上前把刀夺下来。
邱福生的辩护律师、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洪文分析称:涉案菜刀如果是由邱福生事先准备好的，那菜刀应该一直控制在邱福生手里，不可能存在往回夺刀的环节，其手臂、手掌、手指上更不会留下争夺菜刀时被菜刀划伤的痕迹。至于管利鸿人高马大，为什么持刀砍人却反被身材矮小的邱福生夺下并被砍死？那是因为人一旦被逼入死亡境地，基于生的本能而爆发出的抵抗力量是巨大的，是具有毁灭性的。另外，管利鸿看似高大的身体也被其15年的吸毒史及艾滋病毒无情摧垮了，是正义与运气让邱福生得以生还。
邱福生表示，当时管利鸿抱住他，不让他跑。情急之下，他闭上眼睛，对着管利鸿一顿乱砍，“我当时蒙了，直到他撒开手”，邱福生砍这24刀用了不超过1分钟。
庭审即将结束时，邱福生缓慢起身，向死者家属浅鞠一躬，“希望你们能理解。希望法律给我公正判决，谢谢法官。 ”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则用极端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如果杀人不偿命，我们就杀了他。 ”
变了天
两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邱福生还要在沈河区看守所里呆一段时间，而铁窗之外，邱、管两家人的生活也因为这桩血案发生了转变，用邱福生妻子杨丽的话说，“我们家的天变了”。
邱家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把事情告诉老父亲，72岁了，怕他受不了。 ”杨丽说，“邱福生是个孝子，以前每周至少给老父亲打两次电话，但今年春节没回家，老人似乎察觉出来了，一个劲地问。 ”
“弟弟的儿子今年10岁了，经常说想爸爸，但没在我们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哥哥邱福军说，“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同时也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了。 ”
“过去福生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现在没有他，我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不敢奢望以后供孩子读书，买房子把老人接到沈阳来看病养老，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杨丽哭着说。
管家
姐姐管利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弟弟在家中排行最小，原本是个孝子，但“吸毒后的管利鸿整个人都变了。”管利萍几年前便下了岗，目前每个月只有千余元收入，但就这些钱，管利鸿也惦记着，“他曾管我要过钱”。
血案发生后，管利鸿78岁的父亲长病不起，左眼几乎失明;70岁的老母亲如今全靠姐姐管利萍照顾，管利鸿的儿子小宇今年17岁了，正在读中学，全家每月只有管利萍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同样十分艰难。“养老、供孩子上学都需要花钱，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该怎么生活。 ”管家人说。法庭上，他们要求邱福生赔偿各项损失近60余万元，“但是他们家能赔得起吗？ ”
看明天
国家相关监管迫在眉睫
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管利鸿抓了又被放的第二天，派出所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调取管利鸿的化验报告，并打听到抚顺有一家专门管理传染病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一天，命案发生了。
案件还未宣判，结果不得而知，但本案背后却凸显目前我国在监管艾滋病人犯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警察不敢抓，抓了没处关，关了没钱治。“如果有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犯人的地方，给他们治疗，帮助他们，相信这桩血案不会发生。 ”在记者调查中，无论是邱家人还是管家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警方和双方律师也表示，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对艾滋病犯人“捉了又放”的局面。
艾滋病患者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人群，艾滋病人不能与其他人羁押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只能隔离关押。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各地鲜有对艾滋病人进行单独关押的场所和相关必备条件。“以前武汉曾经出现了一个艾滋病犯人，为关押他，武汉警方专门为他设立了看守所，6名警察看管一个人，每个月各种支出达数万元。 ”孙洪文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全辽宁省没有专门关艾滋病人的地方。 ”
一位办案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法律在惩治艾滋病等传染病人犯罪上还存在限制，很多法律法规都把传染病犯人拒之门外。记者了解到:
《看守所条例》规定: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监狱法》规定: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收监后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对于一些患急性传染病的犯人来说，法条的精神体现为尊重人权。但对于艾滋病犯人来说，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 ”为此，孙洪文律师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关怀力度，救助和治疗艾滋病人，做好心理干预工作，避免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甚至是仇恨社会、报复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治理艾滋病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针对艾滋病人的强制措施和隔离关押制度，建设集救治、改造、关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关押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