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蚁族，他们在蜗居，他们的生活多美好(组图)
蚁居
他们叫蚁族，他们在蜗居，他们的生活多美好
从西直门出发的运通205路往北行驶23站后，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
前一分钟还在整洁的双向6车道上，百度、联想依次从眼前掠过，下一分钟已经进入起先尘土飞扬继而污水横流的窄路，需要在随意垒高的筒子楼下躲避行人了。在北京市的行政规划中，这道拐弯还具有分隔城乡的象征意义——拐弯以前，你属于上地街道，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部分，租附近的一居要花上2000元/月，拐弯以后，你进入了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的地界，房租陡降，因为，“进村了”。
有人惊讶于“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有人想起老家的农村，“还不如我们那儿呢！”去年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毕业的两个男生，向星和于成，在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因为房租太贵，他们刚刚搬离西三环的六里桥。坐在搬家公司的车里，他们似乎对未来的住处比较满意——上地科技园的草坪修剪得真是平整啊。然后面包车方向盘一转，驶入窄路，向星傻了，他冲司机喊：“哎！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开啊？”司机回他：“不是要去唐家岭吗？”
唐家岭在网上有个别称：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同名。
不过大唐并不大，一条中街由南到北贯穿全村，并连接起南站和北站两个公交站点。中街是属于外地人的，这里的餐馆、理发店、饰品店、手机店几乎都为外地人所开，本地人不需要操心商业，他们几乎个个都是房东。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90%以上的村民都向外租房。
统计显示，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3000，外来人口超过5万，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被北大博士后廉思称为“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根本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它和大学脱离了干系，又没有中产阶级社区里常见的业主维权与婚变情杀，且缺乏众多不明真相的县城群众，于是常年与社会新闻无缘。现在，关于唐家岭，可供回忆的就只剩下两年前的北京当地媒体的一个实习生写的豆腐块报道：“打工青年树林内虐羊泄愤”。
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批学生模样的人涌向唐家岭租房，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年份。
廉思和他的调研团队相信，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1999年，中国开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学扩招，是年招生增幅42%。当年入学的大学生，多是1980、1981年出生，是最早认识英语课本上Lilei与Hanmeimei的那一届，也是第一届真正意义上“全80后”的大学生。2003年，这一届大学生毕业，国家开始感到沉重的就业压力。
1981年出生的陈德自9年前上大学起就住在唐家岭，他记得自己每一年房租的变化，那是一条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线：90元(/月)、120元、150元、180元、220元、260元、300元、340元、400元。
现在，这里最便宜的房子大约在200-260元/月上下，10平米左右的房间够放一床、一桌、一简单衣柜，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你得跑到楼道尽头，甚至中街——那里的公厕，被网友形容为“十年发酵，气味芬芳”。
中等价位的房子在400-600元之间，十余平米，配独立卫生间甚至厨房——也有的屋子卫生间属于“半隔断”，和床头仅仅一帘相隔，屋内气味挥之不去。高价位的房子则首推董家大院，他们拥有一栋投资1500万建成的7层大楼(唐家岭的最高建筑)，338个房间，最便宜的一间也要租800元/月，“卖点”是中央空调和免费班车，这种“酒店式公寓”锁定的人群则是“上地那边收入高的、不愿意合租、但是又想省点钱的人”。
惊人的沉默
清晨6点15分，唐家岭南站。二三十个黑影双手插袋，冻得直跺脚，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开来的公交车。此刻车不算太挤，一些短程的线路，譬如开往上地城铁的447路，还有座位。这是起得最早的一批上班族。比他们起得更早的，大概只有早点铺子。豆浆1元一杯，包子5毛一个，各种口味，卖得最快的是香辣豆芽，两到三元，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有时候是“过热”了，豆浆把塑料杯烫得都变了形，赶路者想用它暖手，却不得不左右手换来换去。
大半个唐家岭还在黑暗中沉睡着，商铺门口未被清扫干净的垃圾正在燃烧，居然发出甜丝丝的气味，中街的那些“口子”边也有一些火堆，有人在烤火。
7点过后，天色渐亮，在中街的西侧，由北往南开始涌动人潮，传说中“世界上最壮观的挤车场景”即将形成。
至少有运通205、运通112、447、509、642、365等6路公交车经过唐家岭，其中的365路，别名是“一年有365天非常非常拥挤的公交”。
高峰时，半分钟就有一趟车进站，但是对于庞大的等车人群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按照通常的标准，每一辆车在抵达唐家岭南站前就已经算得上“爆满”。车没进站，速度已经降了下来，但车门迟迟不开，人群就会自动分成两拨，跟着车跑动——这时候前后两扇门就像两块巨大的磁石，甩出两条舞动的人龙。
一位在唐家岭住了两年的女孩说，想挤上车，秘诀在判断车门开启的位置，“有时候它非要进站才开，有时候前面的车太多，它也会像捡垃圾似的，一边挪一边一点一点地放人上来。”
时针指向8点，留给上班族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但车站还是乌泱泱的一片，有人形容这场景，“就像快要下雨时，在窝口求雨的蚂蚁一样。”
一些人决定步行前往最近的西二旗城铁站，这要花上至少半小时，而且在那里同样要排起长队。破旧不堪的中巴车和公交争夺马路，中巴售票员永远在喊“城铁了！城铁了！马上就走！马上就走！”不过从来没有马上就走过。
车站安排了几位穿蓝大衣的交通协管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推人上车。如果车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讲办法，站在队伍的末尾，一个劲儿地推，推，推。可是车门总要关吧，往往是先关一边，但另一边总会有一两个人的身体还在外面，这时协管员就会喊口号似的，“一二三，收肚子！一二三，头！一二三，脚！”“收肚子”总是有力的武器，“肚子收一下，还能上去3个！”
然后再加把劲地推，这个人的身体就缩进去了，另一扇车门才能吃力地合上。有时候，车门硬是关不上，协管员这时候就要隔着玻璃门踹上一阵……
蓝大衣们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甚至处在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一个热情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女同事推不动了，他赶紧驰援，“靠！还得我来！”
推的多是乘客的背，有时是臀部，有一次，他一边拍一个男生的脑袋，一边问：脑袋在哪里？进去一点！
门总算合上，车子开始启动。但还有人的帽子夹在外面，他却也并不着急，车缓缓地开，他也从人堆中抽出一只手，慢慢地把帽子往里抽，车离开南站时，帽子也终于进去啦。
和城里吵吵闹闹的挤车者不同，这里的乘客，无论别人怎么推，挤，吼，他们都惊人地沉默着。
挤公交的不知道开小车的想什么
小马暂时不用去挤车，他还没找到工作。
他是新疆米泉人，今年21岁，2007年参加高考，后来上了中国管理软件学院。这所民办高校有好几个校区，小马上的是最北边那个，在昌平区，几乎到了六环。学校是4年制，但他只读了一年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班68人，第一个学期完了，剩下53个，第一年结束，剩下47个，到大二，班上还剩下35个……”
他不知从哪个网站看到，说“在外国，你要是对自己的大学不满意，你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学分有效”，可是在中国，“你进了一个大学，你4年就得一直呆在这里”。今年4月18日，他决定不呆了。“学校呆着是一种活法，出来是另一个活法，你看前面的师哥师姐也混得不咋样……”
有一次，他在海淀黄庄附近看到一个奇怪的“游行”。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枚纸制“火箭弹”在路上飞奔，宣称要“炮轰饭桶教育”，“还写了点别的，大概是说，学得太多了，就成饭桶了”。
他住的是唐家岭南站附近的一栋新楼，瓷砖铺地，大门对大门，除了房间小点，和学校寝室几乎一模一样。现在楼里的空气好多了，刚进来的时候装修的气味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离开学校后，他报了一个培训班，学软件开发，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室友，一个湖北的90后男生。
小马属于“蚁族”调查中暂时失业的18.6%，廉思团队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被问及影响就业方面的困难时，“人际沟通能力差”、“学历不高”、“英语能力差”是回答最多的三大原因。
小马现在蜗在出租房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游戏，就是上网投简历。倒是有一些公司给他电话，结果过去以后才发现上当了，人家就是想骗你进去，然后让你“转行”做销售。“前两天中国人寿又给我电话了……”大家开始大笑。因为每年招聘大量编外人员做业务，这家公司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骚扰型雇主”的代表。
小马的床上有一个本厚厚的研究马云的书，当然，是盗版的。他喜欢读成功学，自认为大学一年半最大的收获就是每个学期都读了几本人物传记。这让他对找工作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觉得“时间有点紧，心有余力不足”，一方面又认为“工作就是负债”——这来源于他学到的成功学理念，“有人说了，有时候，你工作就是浪费机会，因为你在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机会，你挤公交的人就不知道开小车的人在想什么工作。他们说工作其实是负债，说不定还是赔钱，本来你有时间去赚更多的钱，但你因为工作丢掉了这些钱……还有人说，一天不光要务实，还要务虚。”
不久前他玩了一款类似虚拟人生的游戏，“用两个小时把你这一生提前过了一遍，你的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不会想着，哎呀，我这个月还要生活，还要发工资，你就会想点其他的，你应该让人生过得更有效一点。”
他扮演了一个医生。在那个游戏中，医生不是容易玩的角色，挣钱很多，但花钱也很多，40多岁时他失业了，“然后就发现很严重，你收入没了，但是高支出是没法压缩的”，好在他很快又重新找到了工作，“也是运气好，一般人玩医生，最后都破产了。”
两个小时过完一生，他有现金40多万，两套房子，3家公司，“确实挺爽的”。
新龙门客栈
上午9点，唐家岭中街上的彩票店开门了，昨夜的烟味还未散去。任智一边打扫满地的烟头、桔皮、瓜子壳，一边打开机器，然后出一张3D彩票，为南站卖报的邓老爷子留着。
30出头的任智以前在农业部下面的一家行业报工作，非在编人员，有“野战部队”的那种精明和自成逻辑。尽管来唐家岭干彩票才半年多，他已自诩能洞察底层社会的秘密，“我这里就是新龙门客栈，在天远地远的地方开一个店，没人看好，结果你的生意比别人都好。你想想呀，唐家岭这整条中街都是让你花钱的店，只有我这个店能够给他们带来发财的机遇。”
在任智看来，唐家岭有两个地方最能见出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车站，一个就是他这儿。不过，来彩票店最多的倒不是上班族，而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小老板、店员和民工。他们总是穿着老气的黑色夹克，老手成天趴在桌子上研究曲线图，每个月要吃掉上百根铅笔，新手则带着兴奋而腼腆的笑容，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即开型彩票中挑花了眼，是“点石成金”呢，还是“红樱桃”？是“甜蜜蜜”呢，还是“财神到”？
一个留小胡子的矮胖男人一直在气鼓鼓地刮3元钱的“红樱桃”，一次只买一张，发现没中就把它一扔，再回柜台去买一张。如此循环往复了七八次，还是没中，他又捡回刚刚扔掉的一张，仔细查看，摇了摇头，突然起身，两三秒后就消失在门帘外。
另一个鸡窝头的男孩子，只花了28元就中了118元，他让任智兑给他100元，剩下的18元又买了几张彩票，又中了个10元的，他添了些钱，买了更多的彩票。几趟来回后，他倒亏了100块。他在附近一家餐馆打工，上个月开始买彩票，已经花了八九百，中奖收回的钱占其中的两成。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输完了口袋里的钱就走，“等中了10万元，我就不打工了！”
彩票店一角高挂着一台小电视，上面滚动播放着摇奖信息，和中国福利彩票的宣传语：“扶老，济困，救孤，助残”，与之相对的，则是一尊面容可亲的财神爷。这家店上个月出了一个10万元的大奖，中奖的是村里的一个小老板，“当时他真是惊慌失措啊！”
在一个人均收入偏低，“都没什么人打车”(一的哥语)的地方，彩票店多少能够满足一下人们对于财富的幻想，每周二、四、日的晚上尤其如此。唐家岭玩双色球的人最多，这3天是开奖的日子，虽然白天一样可以买，但彩民总愿意在20点50分开奖前一个小时排起长队，好像买得越晚中奖几率越大似的。在这样一个烟雾缭绕的晚上，小老板们热烈地讨论可能出现的数字，农民工带着一身白灰观察着红蓝球的走势，上班族也忍不住要花掉手上的零钱来“刮一个”，手里还提着隔壁旺家超市的购物袋。
任智觉得，虽然自己和小老板们要为上班族提供服务，但上班族们活得不如自己滋润，“他们平时接触的是白领，要和上层的人去比”，而他则可以“把自己放平”，和底层打成一片。
“我这里海纳百川，喝醉酒的人也来我这里玩儿，舌头还没捋直呢，你只要把他哄好了，他就高兴了。有一来趴桌上睡一天的，也有把兜里的钱花完了第二天后悔的。来者都是客，我也不能不卖给他呀。而且你不让他买，他会认为你是挡他财路，所以我只能把嘴巴闭上，希望他能中奖。”
“还有一个人，经常过来翻看被刮过的彩票，有时候还真能给他捡到。大老爷们，30多岁，啥也不干，都认识他。每个行业都有寄生虫嘛，他就专门干这个。后来我就不给他兑奖了，我说，你真要兑奖咱们对半分，这毕竟是我租的房子。”
“有花钱特别疯狂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些就是来穷人里头炫富的，北京有钱的人多得是，你算什么呢？有一个人，手上戴着很粗很粗的金戒指，和金链子，晚上我指给你看。”
说了那么多，任智又开始抱怨自己消息封闭，“现在整天在唐家岭不出去，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小奥来北京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接近中午的时候，邓老爷子来取自己的投注彩票，不出意料，他又小小地失望了一回。这是一位68岁的“北漂”，十几年前就来了北京，但依旧一口浓重的武汉普通话。他一个人住在唐家岭6年了，从没回过湖北，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在哪里。
他总是戴一顶NBA的帽子，待人友善，但没有什么人去和他闲聊。他的报摊是唐家岭仅有的一家，以前北站附近也有一家，奥运会前被拆了架子，国庆前后，连报带人都消失不见了。老爷子的说法是，“那个人卖盗版书，被抓了撒！”虽然卖报，但老爷子自己并不怎么看报，“只看天气预报，”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也看杀人的新闻，杀一两个还不看，杀多了才看！”
老爷子说自己以前在武汉当过正局级干部，刚来北京时做生意，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买彩票赔了23万，最高中奖纪录是500元，现在还欠朋友的钱。冬天报纸不如夏天好卖，夏天每天能赚40块，冬天只能赚个25块。
这里最畅销的4份报纸是《京华时报》、《新京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后两者再次证明了它们的发行量和渗透力，虽然有人每次都说“老板，来一份《参政消息》”，而前两者则体现了唐家岭本地人与外地人口味的差异，“本地人买《京华》多一点，上班的、关心形势的就买《新京报》。”老爷子说。
唐家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数量对比接近17：1，但外地人对这个村子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几乎每周唐家岭都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但从没邀请外地人参加过，“上级也没要求……” 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
11月北京接连下了3场大雪，许多小巷成了泥水沟，不往脚上绑一个塑料袋就没法出行，24岁的诗人杨海明在一个雨夜几乎毁掉了一双鞋子，他写道：
在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我终于一脚踩进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违了的情人
在我鞋里缠绵
“操他妈的！”
我不知道那些灯光去了哪儿
只好一路抱怨着回到家
打开电视
调到凤凰卫视
可只看见一个油光满面的胖子在作报告
说要彻底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国庆期间唐家岭镇的安保工作
杨海明去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卖过“人民大会堂指定用品”，干过央视广告代理，当过书店里的小伙计、图书编辑，推销过炒股软件，一年多来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是很傻很天真的小盆友，现在初步了解了国家机器是怎么神秘地运转着的。”
对于村里的问题，外地人习惯在百度贴吧上抱怨，本地人则有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我们就跑到北边的村委会骂去了！”一位大妈说。后来，村里运来一些碎石子儿，铺在路上，总算救了急。
廉思告诉我，“蚁族”高度关注时事，包括近年一系列网络事件，他们租房时可以不要厨房、不要厕所，但是不能没有宽带。
调研报告显示，“蚁族”的网络使用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9.61%的人相信，网络行为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百度唐家岭吧里，经常有房客抱怨房东“黑心”，比如房间供暖不足啊，比如网速慢得连QQ都上不去还照收每月40元的上网费啊，比如想提前搬走押金不退啊，还有人发起倡议，要搞房东黑名单与白名单。而房东也会责怪一些房客的“素质”：往楼道里吐痰啊，招呼狐朋狗友来住处闹翻了天啊，而其中占绝对多数的本地人还会说，以前唐家岭清静，不是这么脏乱差的。这自然会被外地人视作得了便宜还卖乖，“没有我们这些外来人，你们哪来的退休金，你们的年轻人哪来的工作，你们的别墅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给的！如果我们都不在唐家岭了，你们指着什么活，种地活？种什么能让你们年薪几十万？等我们全部走了，唐家岭除了虫子，还有什么？”
本地人与外地人最大的矛盾集中在每月一次的“收水费”上。村委会对“收水费”的解释是，唐家岭的水源是村里自己打的深井，因为租房者众多，逐户安装水表并不现实，所以便统一强制收取每人每月10元的水费(小卖部等则至少收取40元)。
收水费的执行者是村里70名左右的联防队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队伍。早几年，唐家岭治安不好，联防队员通过威慑和巡逻，赶跑了盘踞京郊向商家收保护费的社会人。这两年，他们又因为“执法”严格、敢于出手而闻名网络——联防队员身着“综治”制服，会在某一天清晨守住唐家岭各条胡同的大小出口，留下10元换取一张“水票”即可走人，否则，不论你是“忘记带了”，还是“不住这儿，看朋友来了”，都无法蒙混过关。有上班族说，因与联防队员起口角而被打的情况并不鲜见，
有人总结说，在唐家岭，“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无处不在的“混搭”气质
工作日的白天，唐家岭暂时消减了喧嚣和人气，村西的张老汉，得以闲下来听一听电视里的豫剧。他是河南漯河人，3年前来唐家岭开小卖店，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里开了“分店”，小儿子找到了一个替房东收房租的工作。现在，他们一大家子11口都住在唐家岭，过年没有回老家的打算，“那边都没人了，回去做啥？”
老爷子对经济危机这个词没什么概念，但明显地觉得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去年，十五六块的烟一星期能卖好几条，今年，只要是10块以上的烟，一星期也走不了一条。”
1986年出生的小林也感到了“外贸转内销”的压力，他在一家毛绒玩具厂工作，订单下滑已经见怪不怪。几个月前，他从酒仙桥搬过来，那边的房租，对于月薪2000元的他来说，即便合租，还是贵了。
这位邓玉娇的老乡、恩施土家族小伙子热情又外向，这一天被迫请假，在出租屋里宅着。头天晚上，他穿着拖鞋一路小跑去邻近超市买烟，结果右脚大拇指重重磕在超市门口的石头上，流了很多血，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拖着长长一条血迹，进超市买了创可贴，自己包扎上了，“没事，不用看医生，我们农村出来的，这点伤算什么。”
可是在其他方面，他已经不再是个农村孩子了，他每天都上鲜果网，关心Twitter为什么上不去。韩寒的博客更是他的最爱，他认为郭敬明“很4”，“就是2上加2呀”。他能飞快地背出韩寒接受专访时说的那句话：“郭敬明输出的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好像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富二代，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钱，他没有告诉读者这些东西的获取要靠个人努力。”
他有时要教训隔壁同龄的小赵，“简历不能马虎，要写得有针对性一点，可以夸张一点，用人单位说要求两年经验，你就写，先面试进去再说，进去以后能不能留下，就看你能力了嘛。”
小赵因为迟迟找不到工作，多少有些垂头丧气，总是在网吧打游戏到很晚才回来。他是石家庄人，来到北京有点“逃婚”的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和85年以前出生的“80后”是两代人，“你们更成功，更传统”，其实他说的是他80年和82年的姐姐，她们都有孩子啦，而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在我们村里，24岁都应该有小孩了才对，”他的母亲急得不行，摆出了跳楼价大甩卖的架势，“她的意思是，只要是个女的，你就给我娶过来！”
小林和小赵周围住的多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晚上11点以后，“那个声音真是此起彼伏啊！”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小林感觉心驰神往，“毕竟我们是这个年纪嘛！”但很快，他们就对这种带着压抑的“低音炮”感到了厌烦。
在唐家岭，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店常常有一种奇特的“混搭”气质：话吧提供保健服务，照相馆内可以免费测手诊观健康，而去5元一次的大众洗浴则需要穿过一家药店。这样看来，英子那个兼售保健品的小卖店就不仅仅是小卖店，而是一个多少能够抚慰人心的去处。1985年出生的英子，甚至成了一些人的知心姐姐。一个女孩子，丈夫很想要孩子，但她不想要，就偷偷来吃一种叫毓婷的避孕药；另一个更小一些的女孩，有一阵子两三天就买一次药，她一个人住，街坊传闻说她是被村里一个小老板包了，“我就劝她，说女孩子最后还是要生孩子，能用避孕套尽量用避孕套吧！”
只消在唐家岭车站站上半小时，就能发现这里男女比例之不协调，实在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廉思团队调查了“蚁族”的性与爱情婚姻状况，与异性同居者占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却占了33%。
从2007年到现在，26岁的王劲一共和朋友去过两次洗浴中心，“吃点饭喝点酒，然后就过去玩一玩”，当然去的不是北站那家24小时按摩店，而是市郊那些“比较正规、有档次的”，因此也比较放心，一次要花四五百块钱，“安全措施很好”。不过他同时也认为，“现在观念比较开放，你也不是没有这个就不能活——一年没有也很正常啊！”
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的地方，私密空间会被最大程度地压缩，除了被窝——这也说不准，有时候，两个男生得挤一张单人床，大概只剩下那台设置了密码的电脑。荆州小哥是这里为数不多的“90后”，从不忌讳当着朋友的面看A片，“我们90后脑残嘛！”他重复最多的，就是学校性教育的失败，然后吹嘘自己启蒙得早，按他自己的说法，初一时，一切就都发生了。他和小马上了同一个软件培训班，上课时老师找他借U盘用，结果不小心点开了少儿不宜的画面，那个70后的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开玩笑：英语的啊？有没有德语的？
我问他：“你的U盘多大？”
“8个G。”
“有多少片儿啊？”
“电脑里要多少有多少啊！”
“谈过几个女朋友？”
“我哪知道？靠，我还数一下啊？”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
王燕24岁了，从没谈过恋爱，实际情况是，她很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如果能在晚上10点前回到唐家岭，就已算幸运，接着还得到乌烟瘴气的网吧查一个小时资料，“每次回来我都要崩溃了。”
毕业不过半年，她已经在北京换了4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只干了7天，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她的一位同伴被空中落下的球砸中头部，看伤花了200多块钱，“客人还不说正经的，不给医药费”。第二份工作是朋友的公司，结果发现他对自己比对别的下属严苛多了，“苛刻到一般人都受不了，包括发福利，别人都给了，就是不给我，他的理由是，我给你你也都花了……”第三份工作是在一个物流公司，这次老板挺好，但是碰到一个该死的女主管——“86年的，比我还小，就是参加工作早”——处处压着她，不教她东西。
她现在是一家知名网络公司的商务代表，这是她心仪的公司，但更令她感到残酷，“底薪800块，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加班没有加班费。”最难熬的是月末，没有出单，没法往上报，“压力太大，我们公司很多人一到月末就生病，头疼，吐。”
公司那么多做销售的，只有极少数赚钱，“我们上个月，做了一百多万，只有两个人赚钱，一个人做了50万，一个人做了20多万，其他人呢？那么多人，100多个员工，做了20多万，就都拿800块。”
前几天她生病回承德家里调养了两天，公司规定请病假可以补贴，但她还是请了扣钱更多的事假，“不敢请病假，怕公司知道你身体不好，然后想着办法把你逼走。”
在家时，经理还不停地给她电话，在电话里冲她吼，她妈妈看不下去，说实在不行咱不干了，回老家！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回去的，“我哥当初回老家找工作，母亲到处托关系为他铺路，什么都经历过了，我看到那些亲戚的脸色，不想再让我妈经历那样的事儿。”
王燕不喜欢唐家岭，总谋划着要搬走，但是取暖费已经交够了4个月的，她决定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她住中街，一个好朋友住南站，但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到了这家公司后，我一个新朋友都没认识。”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自己能拿到期权。
正等着崩盘呢
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公交开始不断地把人们从北京的各个角落带回唐家岭，中街再次开始涌动人潮，和早晨相反，现在是在街西侧，方向是由南往北。
小林坐13号线在西二旗站下，然后走到软件园广场，准备搭车回家，正是晚高峰，公交车上拥挤异常，他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往上挤的时候被车上的一个胖子一脚踢了下去。瘦子爬起后马上冲上车把胖子拽了下来，两个人从车旁一直打到路边的草坪上，最后两个人都累了，瘦子在草地上绕着圈子找手机，胖子耳朵被抓破了，跟着小林上了下一趟车。目睹了这场殴斗的乘客都不敢看他，只有售票员依旧用噼里啪啦的京腔嚷着：“刷卡了吗？没刷卡买票！”胖子说，“刚才出了点儿事，上一趟车买过票了。现在身上没钱了。”“那不行！”“那我就下一站下车吧。”
唐家岭南站，邓老爷子收了报摊，准备去彩票店碰当天最后一次运气。公交站牌边，车门打开，下来的上班族有人带着轻松的笑，有人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多数则面无表情。陈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月薪5000元，但仍然选择和女友住在唐家岭，现在迫切的问题是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来自家里的压力也是买比租好。”“那你买房有计划吗？”“有，正等着崩盘呢。”
张老汉的小店又开始顾客盈门，他准备了热水，“那些学生玩电脑玩到12点才会想起肚子饿，要吃泡面。”不少人来小店里打1毛5一分钟的长途电话，有些女孩子，讲着听不懂的方言，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
王劲开着他那辆两万元的二手车，尾随一辆205路，也进了村。他在这里住了6年，对这里越来越有感情，他说，那是一种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
2009年临近岁末的时候，一首《Lilei和Hanmeimei之歌》复活了“80后”的集体记忆，过了这一年，他们就要陆续迈入而立之年，“再过10年15年，他们就是社会的准精英，而这段时期的经历，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廉思说。
《Lilei和Hanmeimei之歌》中有一句：“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而关于唐家岭的命运，被人们猜测了很久，这些天似乎也要尘埃落定了。《北京日报》12月10日的报道说，北京将推广北坞等试点村拆迁改造的成功经验，从明年起整体启动50个难点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工作。唐家岭村榜上有名。
杨海明之前住在北坞村，因为拆迁改造被迫往唐家岭迁徙，“我搬到哪儿就拆到哪，这点比较诡异，如果真是这样，也许我接下来要搬到一些真正应该拆的地方。”
(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他们叫蚁族，他们在蜗居，他们的生活多美好
从西直门出发的运通205路往北行驶23站后，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
前一分钟还在整洁的双向6车道上，百度、联想依次从眼前掠过，下一分钟已经进入起先尘土飞扬继而污水横流的窄路，需要在随意垒高的筒子楼下躲避行人了。在北京市的行政规划中，这道拐弯还具有分隔城乡的象征意义——拐弯以前，你属于上地街道，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部分，租附近的一居要花上2000元/月，拐弯以后，你进入了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的地界，房租陡降，因为，“进村了”。
有人惊讶于“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有人想起老家的农村，“还不如我们那儿呢！”去年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毕业的两个男生，向星和于成，在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因为房租太贵，他们刚刚搬离西三环的六里桥。坐在搬家公司的车里，他们似乎对未来的住处比较满意——上地科技园的草坪修剪得真是平整啊。然后面包车方向盘一转，驶入窄路，向星傻了，他冲司机喊：“哎！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开啊？”司机回他：“不是要去唐家岭吗？”
唐家岭在网上有个别称：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同名。
不过大唐并不大，一条中街由南到北贯穿全村，并连接起南站和北站两个公交站点。中街是属于外地人的，这里的餐馆、理发店、饰品店、手机店几乎都为外地人所开，本地人不需要操心商业，他们几乎个个都是房东。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90%以上的村民都向外租房。
统计显示，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3000，外来人口超过5万，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被北大博士后廉思称为“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根本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它和大学脱离了干系，又没有中产阶级社区里常见的业主维权与婚变情杀，且缺乏众多不明真相的县城群众，于是常年与社会新闻无缘。现在，关于唐家岭，可供回忆的就只剩下两年前的北京当地媒体的一个实习生写的豆腐块报道：“打工青年树林内虐羊泄愤”。
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批学生模样的人涌向唐家岭租房，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年份。
廉思和他的调研团队相信，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1999年，中国开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学扩招，是年招生增幅42%。当年入学的大学生，多是1980、1981年出生，是最早认识英语课本上Lilei与Hanmeimei的那一届，也是第一届真正意义上“全80后”的大学生。2003年，这一届大学生毕业，国家开始感到沉重的就业压力。
1981年出生的陈德自9年前上大学起就住在唐家岭，他记得自己每一年房租的变化，那是一条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线：90元(/月)、120元、150元、180元、220元、260元、300元、340元、400元。
现在，这里最便宜的房子大约在200-260元/月上下，10平米左右的房间够放一床、一桌、一简单衣柜，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你得跑到楼道尽头，甚至中街——那里的公厕，被网友形容为“十年发酵，气味芬芳”。
中等价位的房子在400-600元之间，十余平米，配独立卫生间甚至厨房——也有的屋子卫生间属于“半隔断”，和床头仅仅一帘相隔，屋内气味挥之不去。高价位的房子则首推董家大院，他们拥有一栋投资1500万建成的7层大楼(唐家岭的最高建筑)，338个房间，最便宜的一间也要租800元/月，“卖点”是中央空调和免费班车，这种“酒店式公寓”锁定的人群则是“上地那边收入高的、不愿意合租、但是又想省点钱的人”。
惊人的沉默
清晨6点15分，唐家岭南站。二三十个黑影双手插袋，冻得直跺脚，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开来的公交车。此刻车不算太挤，一些短程的线路，譬如开往上地城铁的447路，还有座位。这是起得最早的一批上班族。比他们起得更早的，大概只有早点铺子。豆浆1元一杯，包子5毛一个，各种口味，卖得最快的是香辣豆芽，两到三元，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有时候是“过热”了，豆浆把塑料杯烫得都变了形，赶路者想用它暖手，却不得不左右手换来换去。
大半个唐家岭还在黑暗中沉睡着，商铺门口未被清扫干净的垃圾正在燃烧，居然发出甜丝丝的气味，中街的那些“口子”边也有一些火堆，有人在烤火。
7点过后，天色渐亮，在中街的西侧，由北往南开始涌动人潮，传说中“世界上最壮观的挤车场景”即将形成。
至少有运通205、运通112、447、509、642、365等6路公交车经过唐家岭，其中的365路，别名是“一年有365天非常非常拥挤的公交”。
高峰时，半分钟就有一趟车进站，但是对于庞大的等车人群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按照通常的标准，每一辆车在抵达唐家岭南站前就已经算得上“爆满”。车没进站，速度已经降了下来，但车门迟迟不开，人群就会自动分成两拨，跟着车跑动——这时候前后两扇门就像两块巨大的磁石，甩出两条舞动的人龙。
一位在唐家岭住了两年的女孩说，想挤上车，秘诀在判断车门开启的位置，“有时候它非要进站才开，有时候前面的车太多，它也会像捡垃圾似的，一边挪一边一点一点地放人上来。”
时针指向8点，留给上班族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但车站还是乌泱泱的一片，有人形容这场景，“就像快要下雨时，在窝口求雨的蚂蚁一样。”
一些人决定步行前往最近的西二旗城铁站，这要花上至少半小时，而且在那里同样要排起长队。破旧不堪的中巴车和公交争夺马路，中巴售票员永远在喊“城铁了！城铁了！马上就走！马上就走！”不过从来没有马上就走过。
车站安排了几位穿蓝大衣的交通协管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推人上车。如果车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讲办法，站在队伍的末尾，一个劲儿地推，推，推。可是车门总要关吧，往往是先关一边，但另一边总会有一两个人的身体还在外面，这时协管员就会喊口号似的，“一二三，收肚子！一二三，头！一二三，脚！”“收肚子”总是有力的武器，“肚子收一下，还能上去3个！”
然后再加把劲地推，这个人的身体就缩进去了，另一扇车门才能吃力地合上。有时候，车门硬是关不上，协管员这时候就要隔着玻璃门踹上一阵……
蓝大衣们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甚至处在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一个热情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女同事推不动了，他赶紧驰援，“靠！还得我来！”
推的多是乘客的背，有时是臀部，有一次，他一边拍一个男生的脑袋，一边问：脑袋在哪里？进去一点！
门总算合上，车子开始启动。但还有人的帽子夹在外面，他却也并不着急，车缓缓地开，他也从人堆中抽出一只手，慢慢地把帽子往里抽，车离开南站时，帽子也终于进去啦。
和城里吵吵闹闹的挤车者不同，这里的乘客，无论别人怎么推，挤，吼，他们都惊人地沉默着。
挤公交的不知道开小车的想什么
小马暂时不用去挤车，他还没找到工作。
他是新疆米泉人，今年21岁，2007年参加高考，后来上了中国管理软件学院。这所民办高校有好几个校区，小马上的是最北边那个，在昌平区，几乎到了六环。学校是4年制，但他只读了一年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班68人，第一个学期完了，剩下53个，第一年结束，剩下47个，到大二，班上还剩下35个……”
他不知从哪个网站看到，说“在外国，你要是对自己的大学不满意，你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学分有效”，可是在中国，“你进了一个大学，你4年就得一直呆在这里”。今年4月18日，他决定不呆了。“学校呆着是一种活法，出来是另一个活法，你看前面的师哥师姐也混得不咋样……”
有一次，他在海淀黄庄附近看到一个奇怪的“游行”。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枚纸制“火箭弹”在路上飞奔，宣称要“炮轰饭桶教育”，“还写了点别的，大概是说，学得太多了，就成饭桶了”。
他住的是唐家岭南站附近的一栋新楼，瓷砖铺地，大门对大门，除了房间小点，和学校寝室几乎一模一样。现在楼里的空气好多了，刚进来的时候装修的气味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离开学校后，他报了一个培训班，学软件开发，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室友，一个湖北的90后男生。
小马属于“蚁族”调查中暂时失业的18.6%，廉思团队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被问及影响就业方面的困难时，“人际沟通能力差”、“学历不高”、“英语能力差”是回答最多的三大原因。
小马现在蜗在出租房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游戏，就是上网投简历。倒是有一些公司给他电话，结果过去以后才发现上当了，人家就是想骗你进去，然后让你“转行”做销售。“前两天中国人寿又给我电话了……”大家开始大笑。因为每年招聘大量编外人员做业务，这家公司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骚扰型雇主”的代表。
小马的床上有一个本厚厚的研究马云的书，当然，是盗版的。他喜欢读成功学，自认为大学一年半最大的收获就是每个学期都读了几本人物传记。这让他对找工作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觉得“时间有点紧，心有余力不足”，一方面又认为“工作就是负债”——这来源于他学到的成功学理念，“有人说了，有时候，你工作就是浪费机会，因为你在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机会，你挤公交的人就不知道开小车的人在想什么工作。他们说工作其实是负债，说不定还是赔钱，本来你有时间去赚更多的钱，但你因为工作丢掉了这些钱……还有人说，一天不光要务实，还要务虚。”
不久前他玩了一款类似虚拟人生的游戏，“用两个小时把你这一生提前过了一遍，你的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不会想着，哎呀，我这个月还要生活，还要发工资，你就会想点其他的，你应该让人生过得更有效一点。”
他扮演了一个医生。在那个游戏中，医生不是容易玩的角色，挣钱很多，但花钱也很多，40多岁时他失业了，“然后就发现很严重，你收入没了，但是高支出是没法压缩的”，好在他很快又重新找到了工作，“也是运气好，一般人玩医生，最后都破产了。”
两个小时过完一生，他有现金40多万，两套房子，3家公司，“确实挺爽的”。
新龙门客栈
上午9点，唐家岭中街上的彩票店开门了，昨夜的烟味还未散去。任智一边打扫满地的烟头、桔皮、瓜子壳，一边打开机器，然后出一张3D彩票，为南站卖报的邓老爷子留着。
30出头的任智以前在农业部下面的一家行业报工作，非在编人员，有“野战部队”的那种精明和自成逻辑。尽管来唐家岭干彩票才半年多，他已自诩能洞察底层社会的秘密，“我这里就是新龙门客栈，在天远地远的地方开一个店，没人看好，结果你的生意比别人都好。你想想呀，唐家岭这整条中街都是让你花钱的店，只有我这个店能够给他们带来发财的机遇。”
在任智看来，唐家岭有两个地方最能见出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车站，一个就是他这儿。不过，来彩票店最多的倒不是上班族，而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小老板、店员和民工。他们总是穿着老气的黑色夹克，老手成天趴在桌子上研究曲线图，每个月要吃掉上百根铅笔，新手则带着兴奋而腼腆的笑容，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即开型彩票中挑花了眼，是“点石成金”呢，还是“红樱桃”？是“甜蜜蜜”呢，还是“财神到”？
一个留小胡子的矮胖男人一直在气鼓鼓地刮3元钱的“红樱桃”，一次只买一张，发现没中就把它一扔，再回柜台去买一张。如此循环往复了七八次，还是没中，他又捡回刚刚扔掉的一张，仔细查看，摇了摇头，突然起身，两三秒后就消失在门帘外。
另一个鸡窝头的男孩子，只花了28元就中了118元，他让任智兑给他100元，剩下的18元又买了几张彩票，又中了个10元的，他添了些钱，买了更多的彩票。几趟来回后，他倒亏了100块。他在附近一家餐馆打工，上个月开始买彩票，已经花了八九百，中奖收回的钱占其中的两成。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输完了口袋里的钱就走，“等中了10万元，我就不打工了！”
彩票店一角高挂着一台小电视，上面滚动播放着摇奖信息，和中国福利彩票的宣传语：“扶老，济困，救孤，助残”，与之相对的，则是一尊面容可亲的财神爷。这家店上个月出了一个10万元的大奖，中奖的是村里的一个小老板，“当时他真是惊慌失措啊！”
在一个人均收入偏低，“都没什么人打车”(一的哥语)的地方，彩票店多少能够满足一下人们对于财富的幻想，每周二、四、日的晚上尤其如此。唐家岭玩双色球的人最多，这3天是开奖的日子，虽然白天一样可以买，但彩民总愿意在20点50分开奖前一个小时排起长队，好像买得越晚中奖几率越大似的。在这样一个烟雾缭绕的晚上，小老板们热烈地讨论可能出现的数字，农民工带着一身白灰观察着红蓝球的走势，上班族也忍不住要花掉手上的零钱来“刮一个”，手里还提着隔壁旺家超市的购物袋。
任智觉得，虽然自己和小老板们要为上班族提供服务，但上班族们活得不如自己滋润，“他们平时接触的是白领，要和上层的人去比”，而他则可以“把自己放平”，和底层打成一片。
“我这里海纳百川，喝醉酒的人也来我这里玩儿，舌头还没捋直呢，你只要把他哄好了，他就高兴了。有一来趴桌上睡一天的，也有把兜里的钱花完了第二天后悔的。来者都是客，我也不能不卖给他呀。而且你不让他买，他会认为你是挡他财路，所以我只能把嘴巴闭上，希望他能中奖。”
“还有一个人，经常过来翻看被刮过的彩票，有时候还真能给他捡到。大老爷们，30多岁，啥也不干，都认识他。每个行业都有寄生虫嘛，他就专门干这个。后来我就不给他兑奖了，我说，你真要兑奖咱们对半分，这毕竟是我租的房子。”
“有花钱特别疯狂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些就是来穷人里头炫富的，北京有钱的人多得是，你算什么呢？有一个人，手上戴着很粗很粗的金戒指，和金链子，晚上我指给你看。”
说了那么多，任智又开始抱怨自己消息封闭，“现在整天在唐家岭不出去，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小奥来北京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接近中午的时候，邓老爷子来取自己的投注彩票，不出意料，他又小小地失望了一回。这是一位68岁的“北漂”，十几年前就来了北京，但依旧一口浓重的武汉普通话。他一个人住在唐家岭6年了，从没回过湖北，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在哪里。
他总是戴一顶NBA的帽子，待人友善，但没有什么人去和他闲聊。他的报摊是唐家岭仅有的一家，以前北站附近也有一家，奥运会前被拆了架子，国庆前后，连报带人都消失不见了。老爷子的说法是，“那个人卖盗版书，被抓了撒！”虽然卖报，但老爷子自己并不怎么看报，“只看天气预报，”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也看杀人的新闻，杀一两个还不看，杀多了才看！”
老爷子说自己以前在武汉当过正局级干部，刚来北京时做生意，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买彩票赔了23万，最高中奖纪录是500元，现在还欠朋友的钱。冬天报纸不如夏天好卖，夏天每天能赚40块，冬天只能赚个25块。
这里最畅销的4份报纸是《京华时报》、《新京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后两者再次证明了它们的发行量和渗透力，虽然有人每次都说“老板，来一份《参政消息》”，而前两者则体现了唐家岭本地人与外地人口味的差异，“本地人买《京华》多一点，上班的、关心形势的就买《新京报》。”老爷子说。
唐家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数量对比接近17：1，但外地人对这个村子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几乎每周唐家岭都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但从没邀请外地人参加过，“上级也没要求……” 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
11月北京接连下了3场大雪，许多小巷成了泥水沟，不往脚上绑一个塑料袋就没法出行，24岁的诗人杨海明在一个雨夜几乎毁掉了一双鞋子，他写道：
在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我终于一脚踩进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违了的情人
在我鞋里缠绵
“操他妈的！”
我不知道那些灯光去了哪儿
只好一路抱怨着回到家
打开电视
调到凤凰卫视
可只看见一个油光满面的胖子在作报告
说要彻底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国庆期间唐家岭镇的安保工作
杨海明去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卖过“人民大会堂指定用品”，干过央视广告代理，当过书店里的小伙计、图书编辑，推销过炒股软件，一年多来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是很傻很天真的小盆友，现在初步了解了国家机器是怎么神秘地运转着的。”
对于村里的问题，外地人习惯在百度贴吧上抱怨，本地人则有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我们就跑到北边的村委会骂去了！”一位大妈说。后来，村里运来一些碎石子儿，铺在路上，总算救了急。
廉思告诉我，“蚁族”高度关注时事，包括近年一系列网络事件，他们租房时可以不要厨房、不要厕所，但是不能没有宽带。
调研报告显示，“蚁族”的网络使用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9.61%的人相信，网络行为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百度唐家岭吧里，经常有房客抱怨房东“黑心”，比如房间供暖不足啊，比如网速慢得连QQ都上不去还照收每月40元的上网费啊，比如想提前搬走押金不退啊，还有人发起倡议，要搞房东黑名单与白名单。而房东也会责怪一些房客的“素质”：往楼道里吐痰啊，招呼狐朋狗友来住处闹翻了天啊，而其中占绝对多数的本地人还会说，以前唐家岭清静，不是这么脏乱差的。这自然会被外地人视作得了便宜还卖乖，“没有我们这些外来人，你们哪来的退休金，你们的年轻人哪来的工作，你们的别墅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给的！如果我们都不在唐家岭了，你们指着什么活，种地活？种什么能让你们年薪几十万？等我们全部走了，唐家岭除了虫子，还有什么？”
本地人与外地人最大的矛盾集中在每月一次的“收水费”上。村委会对“收水费”的解释是，唐家岭的水源是村里自己打的深井，因为租房者众多，逐户安装水表并不现实，所以便统一强制收取每人每月10元的水费(小卖部等则至少收取40元)。
收水费的执行者是村里70名左右的联防队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队伍。早几年，唐家岭治安不好，联防队员通过威慑和巡逻，赶跑了盘踞京郊向商家收保护费的社会人。这两年，他们又因为“执法”严格、敢于出手而闻名网络——联防队员身着“综治”制服，会在某一天清晨守住唐家岭各条胡同的大小出口，留下10元换取一张“水票”即可走人，否则，不论你是“忘记带了”，还是“不住这儿，看朋友来了”，都无法蒙混过关。有上班族说，因与联防队员起口角而被打的情况并不鲜见，
有人总结说，在唐家岭，“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无处不在的“混搭”气质
工作日的白天，唐家岭暂时消减了喧嚣和人气，村西的张老汉，得以闲下来听一听电视里的豫剧。他是河南漯河人，3年前来唐家岭开小卖店，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里开了“分店”，小儿子找到了一个替房东收房租的工作。现在，他们一大家子11口都住在唐家岭，过年没有回老家的打算，“那边都没人了，回去做啥？”
老爷子对经济危机这个词没什么概念，但明显地觉得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去年，十五六块的烟一星期能卖好几条，今年，只要是10块以上的烟，一星期也走不了一条。”
1986年出生的小林也感到了“外贸转内销”的压力，他在一家毛绒玩具厂工作，订单下滑已经见怪不怪。几个月前，他从酒仙桥搬过来，那边的房租，对于月薪2000元的他来说，即便合租，还是贵了。
这位邓玉娇的老乡、恩施土家族小伙子热情又外向，这一天被迫请假，在出租屋里宅着。头天晚上，他穿着拖鞋一路小跑去邻近超市买烟，结果右脚大拇指重重磕在超市门口的石头上，流了很多血，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拖着长长一条血迹，进超市买了创可贴，自己包扎上了，“没事，不用看医生，我们农村出来的，这点伤算什么。”
可是在其他方面，他已经不再是个农村孩子了，他每天都上鲜果网，关心Twitter为什么上不去。韩寒的博客更是他的最爱，他认为郭敬明“很4”，“就是2上加2呀”。他能飞快地背出韩寒接受专访时说的那句话：“郭敬明输出的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好像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富二代，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钱，他没有告诉读者这些东西的获取要靠个人努力。”
他有时要教训隔壁同龄的小赵，“简历不能马虎，要写得有针对性一点，可以夸张一点，用人单位说要求两年经验，你就写，先面试进去再说，进去以后能不能留下，就看你能力了嘛。”
小赵因为迟迟找不到工作，多少有些垂头丧气，总是在网吧打游戏到很晚才回来。他是石家庄人，来到北京有点“逃婚”的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和85年以前出生的“80后”是两代人，“你们更成功，更传统”，其实他说的是他80年和82年的姐姐，她们都有孩子啦，而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在我们村里，24岁都应该有小孩了才对，”他的母亲急得不行，摆出了跳楼价大甩卖的架势，“她的意思是，只要是个女的，你就给我娶过来！”
小林和小赵周围住的多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晚上11点以后，“那个声音真是此起彼伏啊！”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小林感觉心驰神往，“毕竟我们是这个年纪嘛！”但很快，他们就对这种带着压抑的“低音炮”感到了厌烦。
在唐家岭，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店常常有一种奇特的“混搭”气质：话吧提供保健服务，照相馆内可以免费测手诊观健康，而去5元一次的大众洗浴则需要穿过一家药店。这样看来，英子那个兼售保健品的小卖店就不仅仅是小卖店，而是一个多少能够抚慰人心的去处。1985年出生的英子，甚至成了一些人的知心姐姐。一个女孩子，丈夫很想要孩子，但她不想要，就偷偷来吃一种叫毓婷的避孕药；另一个更小一些的女孩，有一阵子两三天就买一次药，她一个人住，街坊传闻说她是被村里一个小老板包了，“我就劝她，说女孩子最后还是要生孩子，能用避孕套尽量用避孕套吧！”
只消在唐家岭车站站上半小时，就能发现这里男女比例之不协调，实在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廉思团队调查了“蚁族”的性与爱情婚姻状况，与异性同居者占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却占了33%。
从2007年到现在，26岁的王劲一共和朋友去过两次洗浴中心，“吃点饭喝点酒，然后就过去玩一玩”，当然去的不是北站那家24小时按摩店，而是市郊那些“比较正规、有档次的”，因此也比较放心，一次要花四五百块钱，“安全措施很好”。不过他同时也认为，“现在观念比较开放，你也不是没有这个就不能活——一年没有也很正常啊！”
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的地方，私密空间会被最大程度地压缩，除了被窝——这也说不准，有时候，两个男生得挤一张单人床，大概只剩下那台设置了密码的电脑。荆州小哥是这里为数不多的“90后”，从不忌讳当着朋友的面看A片，“我们90后脑残嘛！”他重复最多的，就是学校性教育的失败，然后吹嘘自己启蒙得早，按他自己的说法，初一时，一切就都发生了。他和小马上了同一个软件培训班，上课时老师找他借U盘用，结果不小心点开了少儿不宜的画面，那个70后的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开玩笑：英语的啊？有没有德语的？
我问他：“你的U盘多大？”
“8个G。”
“有多少片儿啊？”
“电脑里要多少有多少啊！”
“谈过几个女朋友？”
“我哪知道？靠，我还数一下啊？”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
王燕24岁了，从没谈过恋爱，实际情况是，她很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如果能在晚上10点前回到唐家岭，就已算幸运，接着还得到乌烟瘴气的网吧查一个小时资料，“每次回来我都要崩溃了。”
毕业不过半年，她已经在北京换了4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只干了7天，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她的一位同伴被空中落下的球砸中头部，看伤花了200多块钱，“客人还不说正经的，不给医药费”。第二份工作是朋友的公司，结果发现他对自己比对别的下属严苛多了，“苛刻到一般人都受不了，包括发福利，别人都给了，就是不给我，他的理由是，我给你你也都花了……”第三份工作是在一个物流公司，这次老板挺好，但是碰到一个该死的女主管——“86年的，比我还小，就是参加工作早”——处处压着她，不教她东西。
她现在是一家知名网络公司的商务代表，这是她心仪的公司，但更令她感到残酷，“底薪800块，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加班没有加班费。”最难熬的是月末，没有出单，没法往上报，“压力太大，我们公司很多人一到月末就生病，头疼，吐。”
公司那么多做销售的，只有极少数赚钱，“我们上个月，做了一百多万，只有两个人赚钱，一个人做了50万，一个人做了20多万，其他人呢？那么多人，100多个员工，做了20多万，就都拿800块。”
前几天她生病回承德家里调养了两天，公司规定请病假可以补贴，但她还是请了扣钱更多的事假，“不敢请病假，怕公司知道你身体不好，然后想着办法把你逼走。”
在家时，经理还不停地给她电话，在电话里冲她吼，她妈妈看不下去，说实在不行咱不干了，回老家！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回去的，“我哥当初回老家找工作，母亲到处托关系为他铺路，什么都经历过了，我看到那些亲戚的脸色，不想再让我妈经历那样的事儿。”
王燕不喜欢唐家岭，总谋划着要搬走，但是取暖费已经交够了4个月的，她决定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她住中街，一个好朋友住南站，但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到了这家公司后，我一个新朋友都没认识。”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自己能拿到期权。
正等着崩盘呢
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公交开始不断地把人们从北京的各个角落带回唐家岭，中街再次开始涌动人潮，和早晨相反，现在是在街西侧，方向是由南往北。
小林坐13号线在西二旗站下，然后走到软件园广场，准备搭车回家，正是晚高峰，公交车上拥挤异常，他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往上挤的时候被车上的一个胖子一脚踢了下去。瘦子爬起后马上冲上车把胖子拽了下来，两个人从车旁一直打到路边的草坪上，最后两个人都累了，瘦子在草地上绕着圈子找手机，胖子耳朵被抓破了，跟着小林上了下一趟车。目睹了这场殴斗的乘客都不敢看他，只有售票员依旧用噼里啪啦的京腔嚷着：“刷卡了吗？没刷卡买票！”胖子说，“刚才出了点儿事，上一趟车买过票了。现在身上没钱了。”“那不行！”“那我就下一站下车吧。”
唐家岭南站，邓老爷子收了报摊，准备去彩票店碰当天最后一次运气。公交站牌边，车门打开，下来的上班族有人带着轻松的笑，有人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多数则面无表情。陈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月薪5000元，但仍然选择和女友住在唐家岭，现在迫切的问题是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来自家里的压力也是买比租好。”“那你买房有计划吗？”“有，正等着崩盘呢。”
张老汉的小店又开始顾客盈门，他准备了热水，“那些学生玩电脑玩到12点才会想起肚子饿，要吃泡面。”不少人来小店里打1毛5一分钟的长途电话，有些女孩子，讲着听不懂的方言，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
王劲开着他那辆两万元的二手车，尾随一辆205路，也进了村。他在这里住了6年，对这里越来越有感情，他说，那是一种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
2009年临近岁末的时候，一首《Lilei和Hanmeimei之歌》复活了“80后”的集体记忆，过了这一年，他们就要陆续迈入而立之年，“再过10年15年，他们就是社会的准精英，而这段时期的经历，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廉思说。
《Lilei和Hanmeimei之歌》中有一句：“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而关于唐家岭的命运，被人们猜测了很久，这些天似乎也要尘埃落定了。《北京日报》12月10日的报道说，北京将推广北坞等试点村拆迁改造的成功经验，从明年起整体启动50个难点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工作。唐家岭村榜上有名。
杨海明之前住在北坞村，因为拆迁改造被迫往唐家岭迁徙，“我搬到哪儿就拆到哪，这点比较诡异，如果真是这样，也许我接下来要搬到一些真正应该拆的地方。”
(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