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 专家建议允许生二胎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专家建议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新华网北京12月10日电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经济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研究认为,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到26.8%。
“虽然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但社会发展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上海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说,“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已经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成果。”
人口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近日,南昌市王女士临产前想找一位保姆,可在家政公司登记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现在请保姆的家庭太多,保姆挑雇主简直就像挑对象一样苛刻。”她不禁感叹。
据记者了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保姆荒”“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左学金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王丰分析说,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蔡昉及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蔡昉说。
如何规避人口红利枯竭的负效应?
短短近1个月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公开表态,就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当前的人口红利、规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时产生的负效应等问题,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教育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建议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
左学金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现阶段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显得比较轻松,但其结果势必加重未来人口的负担。“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
12月4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建议目前可选择实行“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建议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蔡昉说。
日前结束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这为积极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提供了新的契机。
胡鞍钢撰文指出,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蔡昉也认为,人口红利消失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能催促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必然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做好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关键。
建议三: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蔡昉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的养老保险目前尚未完全做实个人账户,农民工人口还没有完全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两项改革都会降低未来的养老负担率,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也有人提出,可以采用延长退休年龄办法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减少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对此,蔡昉认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他说,由于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总体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因此,“只有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时,延长退休年龄才恰逢其时。”
新华网北京12月10日电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 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经济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研究认为,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到26.8%。
“虽然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但社会发展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上海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说,“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已经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成果。”
人口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近日,南昌市王女士临产前想找一位保姆,可在家政公司登记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现在请保姆的家庭太多,保姆挑雇主简直就像挑对象一样苛刻。”她不禁感叹。
据记者了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保姆荒”“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左学金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王丰分析说,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蔡昉及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蔡昉说。
如何规避人口红利枯竭的负效应?
短短近1个月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公开表态,就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当前的人口红利、规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时产生的负效应等问题,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教育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建议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
左学金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现阶段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显得比较轻松,但其结果势必加重未来人口的负担。“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
12月4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建议目前可选择实行“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建议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蔡昉说。
日前结束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这为积极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提供了新的契机。
胡鞍钢撰文指出,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蔡昉也认为,人口红利消失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能催促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必然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做好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关键。
建议三: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蔡昉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的养老保险目前尚未完全做实个人账户,农民工人口还没有完全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两项改革都会降低未来的养老负担率,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也有人提出,可以采用延长退休年龄办法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减少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对此,蔡昉认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他说,由于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总体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因此,“只有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时,延长退休年龄才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