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倒霉家庭：大儿子得乙脑 小儿子喝三鹿(图)
不放弃希望
如今，壮壮上了小学，伟伟的饭量也一天天大起来。
韩爱平不敢再轻易有什么梦想了，她不再对丈夫提“大学”这样的字眼，她只希望壮壮“不发病，细胳膊能长粗点儿”，伟伟“尿少一点儿”。
一年多来，伟伟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尿一次。屋里屋外，厨房的菜篮子旁边，房东的大醋缸旁边，院外的煤堆里，都有他的尿迹。
晚上睡觉，韩爱平要起夜三四次，用玻璃瓶给小伟伟把尿，即便如此，早上起来，近一米宽的隔尿布也会湿透。每天起床后，她雷打不动的工作就是晒花花绿绿的尿布，绳子足有4间窑洞那么长，这些尿布占了一半。
喝了7个月三鹿奶粉的伟伟还是很迷恋奶粉，他只有叼着奶嘴，喝足了奶才肯睡。
韩爱平不再相信什么大牌子，也不相信任何一家商店，走到哪家，碰到哪个牌子，她就买哪个。她选择400克一袋的奶粉，价位都在25元至28元之间。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花200多元钱买了豆浆机，打算用豆浆替代牛奶。
总有些时光，这个母亲会忘掉那些“倒霉事”。比如晚上，两个孩子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只从垃圾堆捡来的沙发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高兴时，两个相差7岁的孩子会扭作一团“羊毛”。
周末，孩子们在院子里骑买奶粉送的一台破了一半方向盘的扭扭车。哥哥“很神气”地开车，弟弟抱着哥哥的腰，坐在后头大笑。孩子的笑脸感染了她。可不用多久，扭扭车就把伟伟的尿带到哥哥衣服上，带到院子的角角落落。
韩爱平不得不给他们换衣服，洗衣服。很快又是一轮的换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是她每天的工作。
有时候，洗着洗着，她会哭。她觉得自己大把的青春就这样没了。家里没有闹钟，她也没打算买，她说，那“滴答”声是一种煎熬，“这10年过得像几十年一样长”。
她想过死，可那只是瞬间。“死了是痛快，可俩孩子怎么办？”她还得尽量把日子往红火里过。
乡镇卫生院与小学在同一条尘土飞扬的土泥巴路上，两者相隔不过100米。黑瘦的壮壮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跟同学们追逐、玩耍。他从没意识到，他的命运与这里有什么交织。
壮壮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病，可连学校门口卖泡泡糖的商贩也看出了壮壮是个“笨孩子”。壮壮的功课很糟糕，背课文常常“背一句，丢三句”。别人5分钟能完成的作业，他至少要半个小时。讲故事比赛，他总是“从前从前”很久，然后一两句话就讲完了。
最近，这个梦想着当奥特曼的9岁的孩子正在学4位数，他念4050，不是念成“四百五十”，就是念成“四千零的五”。
如今，韩爱平最担心的是，像电影里的片段一样，自己老了，壮壮大了，在结婚那天抽风，新媳妇跑了……
像天下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这个初中文化的32岁女人并没放弃过孩子。她会给孩子叠千纸鹤，每天晚上讲安徒生的故事。孩子熟睡了，她默默把15只黄色的铅笔削好，放进印有陶图案的铅笔盒。天麻麻亮，她就会叫醒儿子读课文。
3月26日清晨，灯光洒满了这间窑洞。壮壮在灯下读书，妈妈在灶头捏馒头。
他结结巴巴地读着《北京亮起来了》：“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河从天而降，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街道上，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灯，装扮着美丽的北京。”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留宿在他家里。他问道：“阿姨，北京真有那么多灯吗？想都想不出啊！”他的眼睛熠熠发光。
开始绝望
因为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的事，韩爱平越来越迷信了。丈夫出门干活前，孩子在身后大声哭，她都认为是很不祥的预兆，会担心上一天。
那天夜里，高长宏偷偷跟妻子说他想下矿井，“每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韩爱平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她不让，哭着喊：“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再经不起一点点风浪！”
但是这时候，连下顿饭的面粉，都还不知在哪里呢。两个孩子，5年的光阴，早已稀释了存折上的5位数存款。如今，红存折早就找不到了，韩爱平也懒得去找，那里面只有几十元钱。
下岗后，高长宏四处找活儿干，修个锅（电视天线），修个车赚上三、五十元，有时当当搬运工，能换回两包烟、几筐煤。
回家的路上，看着墙上白石灰刷的“平时注入一滴水，有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保险广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太平洋”那么远。距离他最近的愿望，是赚到当月的饭钱。他的口头禅是“这年头吃一口算一口”。
他很聪明，他甚至申请到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的国家专利。他会修车，可小煤窑都关了，货车很少。他会修电脑，可临街门面房房租一年要5000元，“贵得吓人”。为了讨生计，他甚至去了趟灾后重建的都江堰，力图找一份在隧道开铲车的工作。可工地拖欠工钱严重，他只好悻悻地回家。这一路，他“浪费”了1000元。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看山对面被关停的小煤窑烟囱是否在冒烟，马路上的大货车是不是多起来了。那意味着国家的政策“松了还是紧了”，他能不能再回到铁厂开铲车。
今年春节，这家人只剩下50元钱了，连包饺子的面粉都是找房东赊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除夕夜，韩爱平在窑洞门前，糊上手机充话费免费送的大红对联，把50元分成两份，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向“列祖列宗”说了很多保佑孩子平安的话。
正月里，俩孩子四处拜年，靠亲戚给的压岁钱，才算把“日子续上了”。
韩爱平开始常常感慨这个世道的不公。汶川大地震，他们家捐了500元钱。丈夫义务献血3次了。丈夫看到街边乞讨的孩子，会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企图收留孩子。
“为什么这样好心的家庭没有好报？”她靠着窑洞外的墙皮说。只要上街，她就买两元钱一注的体育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可连着几十次，“一次也没中过”。
希望好像又来了
最近，随着这些倒霉事被媒体关注，这一家人的希望一度又被点燃起来。
夫妇俩通过网络，知道了山西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正在反映山西“高温疫苗”的问题。他们突然醒悟：“壮壮的病跟这个疫苗，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高长宏把材料寄给了陈涛安。
疫苗事件被报道后，一夜之间，他家的窑洞门口塞满了各种小汽车，这家人隐隐觉得事情有点希望的苗头。
慰问的电话、短信，高长宏一天要接几十个。有的短信是“四川广元人民支持你们”，有的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有的干脆说“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同情”。有的人表示要资助他们，希望他们公布账号，有个长沙大夫说，能提供帮助让两个孩子来长沙检查身体……
甚至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外国人用声调不准的中国话问候他：“你是高——长——宏？”为了这些电话，他不得不给他的“山寨手机”每天充两次电。以前一个月三、四十元钱的手机费，现在不到一周花掉了300元。
连乡镇上不太相熟的街坊都认为“这倒霉的一家子总算有盼头了”。他去街上的一家复印店复印材料，复印店的老板用沾着墨迹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网上我看见你了！这回他们还不赔你个百八十万的！记者们都来了，别再让上面的给糊弄了！”
这个平静已久的家庭突然热闹起来了。韩爱平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她问来访的记者，能不能把丈夫的专利写进稿子。这个女人甚至“妄想”，能不能跟县长提提她丈夫专利的事，把技术免费带到上海的世博会展出，那样他们的“日子或许会重新开始”。
可他们很快就烦透了。
高长宏被记者反复追问，儿子是怎么发病的，怎么抽搐的，抽了多少次，还要仔细描绘儿子抽的时候，身体、手脚甚至嘴巴、眼睛、鼻子是怎样的，还有记者要求他“比画模仿一下”。
那些问题像刀子一样往他心窝捅，说着说着，他就会哭。电视台趁机把镜头拉得很近，他想“自己的脸一定涨满了整个电视”。
好几天下来，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孩子抽风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后来，他也学会了看记者证，区别地方记者与中央记者。他拒绝了很多采访，可刚挂掉电话回绝了这一拨，就另有一拨记者架着机器，堵在他家窑洞门口了。
让他担心的是，有的电视台记者跟着壮壮拍，镜头对准了学校、老师，他担心节目播出后，歧视壮壮的同学更多了。他也阻挠记者去乡镇卫生院“取景”，他担心得罪了医院，小儿子再也打不上预防针了。
“记者走了，农民还是农民啊！”他用因工伤被机器切掉一截指头的手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山香烟，闷声闷气地说。
准确地说，这个农民汉子内心认定，真正能给他希望的是“政府”。
3月25日下午，距离这个窑洞近200公里之外，高长宏在太原的一幢大楼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得过乙脑的儿子高智强被认定为“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落款是：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
这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汉子，在7页纸的鉴定书上，重重地将这句话用黑笔划出，墨水渗透了纸背。
3月26日，政府说要派人来跟他谈。整个早上，这个扛200斤煤毫不费力的汉子，坐立不安，小伟伟碰响了扭扭车，他就“蹭”地一下站起来，捶着胸口，以为政府的人来了。韩爱平细心地蘸了点儿水，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当然，高长宏也没忘记把蓝色的疫苗本、医院的诊断书等原始材料放在妻子陪嫁的大箱子里，上了把大锁。他说，本子被人撕了抢了，就完了。
等的空当儿，他跟妻子猜想着几种可能，比如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两万元，让他带孩子先去查病？
终于有辆黑色的本田车停到了他家窑洞门口。乡里的干部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采访，别当了炮灰。另外，他要去太原，乡里派车派人，提供方便，“你的事也是政府的事”。
谈话间，小伟伟又尿湿了裤子，韩爱平一边忙着给孩子换裤子，一边忙着去房东的小卖部给客人买烟。
政府的人走后，高长宏显得很沮丧，这些谈话不是他期待的。又过了几天，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后，高长宏又担心，“这事几乎到头了”。
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照亮了韩爱平凹下去的脸，她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哲理：“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尾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除了这些零食，那场突如其来的热闹并没带来太大变化。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壮壮开始在晚上偷偷问妈妈：“我得过病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我，不看别人？”
韩爱平说：“不，你跟别的孩子一样。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媒体曝光后，连着好几个晚上，韩爱平等孩子睡着后在网上看新闻，当看到几个月大的孩子抽风后死去的视频，她再也忍不住地哭了。“那抽风的场景，真是身临其境啊！”壮壮最后的路也是那样的？她想想都害怕。
如今，每次抱着小儿子，拿着蓝色的疫苗接种本，走出放着三鹿奶粉的窑洞，下山，左拐，再上山，到乡卫生院打疫苗，韩爱平一路心情复杂极了。她说，那像一场赌博，“不打不放心，打了更不放心”。
关于“倒霉”，这个女人最近也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看央视12频道，喜欢看那些“无奇不有”的法制节目。一边看，她一边安慰自己：“原来我们不是最不幸的人。”
如今，壮壮上了小学，伟伟的饭量也一天天大起来。
韩爱平不敢再轻易有什么梦想了，她不再对丈夫提“大学”这样的字眼，她只希望壮壮“不发病，细胳膊能长粗点儿”，伟伟“尿少一点儿”。
一年多来，伟伟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尿一次。屋里屋外，厨房的菜篮子旁边，房东的大醋缸旁边，院外的煤堆里，都有他的尿迹。
晚上睡觉，韩爱平要起夜三四次，用玻璃瓶给小伟伟把尿，即便如此，早上起来，近一米宽的隔尿布也会湿透。每天起床后，她雷打不动的工作就是晒花花绿绿的尿布，绳子足有4间窑洞那么长，这些尿布占了一半。
喝了7个月三鹿奶粉的伟伟还是很迷恋奶粉，他只有叼着奶嘴，喝足了奶才肯睡。
韩爱平不再相信什么大牌子，也不相信任何一家商店，走到哪家，碰到哪个牌子，她就买哪个。她选择400克一袋的奶粉，价位都在25元至28元之间。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又花200多元钱买了豆浆机，打算用豆浆替代牛奶。
总有些时光，这个母亲会忘掉那些“倒霉事”。比如晚上，两个孩子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只从垃圾堆捡来的沙发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高兴时，两个相差7岁的孩子会扭作一团“羊毛”。
周末，孩子们在院子里骑买奶粉送的一台破了一半方向盘的扭扭车。哥哥“很神气”地开车，弟弟抱着哥哥的腰，坐在后头大笑。孩子的笑脸感染了她。可不用多久，扭扭车就把伟伟的尿带到哥哥衣服上，带到院子的角角落落。
韩爱平不得不给他们换衣服，洗衣服。很快又是一轮的换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是她每天的工作。
有时候，洗着洗着，她会哭。她觉得自己大把的青春就这样没了。家里没有闹钟，她也没打算买，她说，那“滴答”声是一种煎熬，“这10年过得像几十年一样长”。
她想过死，可那只是瞬间。“死了是痛快，可俩孩子怎么办？”她还得尽量把日子往红火里过。
乡镇卫生院与小学在同一条尘土飞扬的土泥巴路上，两者相隔不过100米。黑瘦的壮壮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跟同学们追逐、玩耍。他从没意识到，他的命运与这里有什么交织。
壮壮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病，可连学校门口卖泡泡糖的商贩也看出了壮壮是个“笨孩子”。壮壮的功课很糟糕，背课文常常“背一句，丢三句”。别人5分钟能完成的作业，他至少要半个小时。讲故事比赛，他总是“从前从前”很久，然后一两句话就讲完了。
最近，这个梦想着当奥特曼的9岁的孩子正在学4位数，他念4050，不是念成“四百五十”，就是念成“四千零的五”。
如今，韩爱平最担心的是，像电影里的片段一样，自己老了，壮壮大了，在结婚那天抽风，新媳妇跑了……
像天下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这个初中文化的32岁女人并没放弃过孩子。她会给孩子叠千纸鹤，每天晚上讲安徒生的故事。孩子熟睡了，她默默把15只黄色的铅笔削好，放进印有陶图案的铅笔盒。天麻麻亮，她就会叫醒儿子读课文。
3月26日清晨，灯光洒满了这间窑洞。壮壮在灯下读书，妈妈在灶头捏馒头。
他结结巴巴地读着《北京亮起来了》：“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河从天而降，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街道上，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灯，装扮着美丽的北京。”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留宿在他家里。他问道：“阿姨，北京真有那么多灯吗？想都想不出啊！”他的眼睛熠熠发光。
开始绝望
因为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的事，韩爱平越来越迷信了。丈夫出门干活前，孩子在身后大声哭，她都认为是很不祥的预兆，会担心上一天。
那天夜里，高长宏偷偷跟妻子说他想下矿井，“每个月能赚好几千块”，韩爱平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她不让，哭着喊：“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了，再经不起一点点风浪！”
但是这时候，连下顿饭的面粉，都还不知在哪里呢。两个孩子，5年的光阴，早已稀释了存折上的5位数存款。如今，红存折早就找不到了，韩爱平也懒得去找，那里面只有几十元钱。
下岗后，高长宏四处找活儿干，修个锅（电视天线），修个车赚上三、五十元，有时当当搬运工，能换回两包烟、几筐煤。
回家的路上，看着墙上白石灰刷的“平时注入一滴水，有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保险广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真的有“太平洋”那么远。距离他最近的愿望，是赚到当月的饭钱。他的口头禅是“这年头吃一口算一口”。
他很聪明，他甚至申请到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的国家专利。他会修车，可小煤窑都关了，货车很少。他会修电脑，可临街门面房房租一年要5000元，“贵得吓人”。为了讨生计，他甚至去了趟灾后重建的都江堰，力图找一份在隧道开铲车的工作。可工地拖欠工钱严重，他只好悻悻地回家。这一路，他“浪费”了1000元。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看山对面被关停的小煤窑烟囱是否在冒烟，马路上的大货车是不是多起来了。那意味着国家的政策“松了还是紧了”，他能不能再回到铁厂开铲车。
今年春节，这家人只剩下50元钱了，连包饺子的面粉都是找房东赊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除夕夜，韩爱平在窑洞门前，糊上手机充话费免费送的大红对联，把50元分成两份，压在孩子的枕头下，向“列祖列宗”说了很多保佑孩子平安的话。
正月里，俩孩子四处拜年，靠亲戚给的压岁钱，才算把“日子续上了”。
韩爱平开始常常感慨这个世道的不公。汶川大地震，他们家捐了500元钱。丈夫义务献血3次了。丈夫看到街边乞讨的孩子，会掏空所有的口袋，甚至企图收留孩子。
“为什么这样好心的家庭没有好报？”她靠着窑洞外的墙皮说。只要上街，她就买两元钱一注的体育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可连着几十次，“一次也没中过”。
希望好像又来了
最近，随着这些倒霉事被媒体关注，这一家人的希望一度又被点燃起来。
夫妇俩通过网络，知道了山西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正在反映山西“高温疫苗”的问题。他们突然醒悟：“壮壮的病跟这个疫苗，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高长宏把材料寄给了陈涛安。
疫苗事件被报道后，一夜之间，他家的窑洞门口塞满了各种小汽车，这家人隐隐觉得事情有点希望的苗头。
慰问的电话、短信，高长宏一天要接几十个。有的短信是“四川广元人民支持你们”，有的是“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还有的干脆说“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同情”。有的人表示要资助他们，希望他们公布账号，有个长沙大夫说，能提供帮助让两个孩子来长沙检查身体……
甚至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外国人用声调不准的中国话问候他：“你是高——长——宏？”为了这些电话，他不得不给他的“山寨手机”每天充两次电。以前一个月三、四十元钱的手机费，现在不到一周花掉了300元。
连乡镇上不太相熟的街坊都认为“这倒霉的一家子总算有盼头了”。他去街上的一家复印店复印材料，复印店的老板用沾着墨迹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网上我看见你了！这回他们还不赔你个百八十万的！记者们都来了，别再让上面的给糊弄了！”
这个平静已久的家庭突然热闹起来了。韩爱平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她问来访的记者，能不能把丈夫的专利写进稿子。这个女人甚至“妄想”，能不能跟县长提提她丈夫专利的事，把技术免费带到上海的世博会展出，那样他们的“日子或许会重新开始”。
可他们很快就烦透了。
高长宏被记者反复追问，儿子是怎么发病的，怎么抽搐的，抽了多少次，还要仔细描绘儿子抽的时候，身体、手脚甚至嘴巴、眼睛、鼻子是怎样的，还有记者要求他“比画模仿一下”。
那些问题像刀子一样往他心窝捅，说着说着，他就会哭。电视台趁机把镜头拉得很近，他想“自己的脸一定涨满了整个电视”。
好几天下来，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孩子抽风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后来，他也学会了看记者证，区别地方记者与中央记者。他拒绝了很多采访，可刚挂掉电话回绝了这一拨，就另有一拨记者架着机器，堵在他家窑洞门口了。
让他担心的是，有的电视台记者跟着壮壮拍，镜头对准了学校、老师，他担心节目播出后，歧视壮壮的同学更多了。他也阻挠记者去乡镇卫生院“取景”，他担心得罪了医院，小儿子再也打不上预防针了。
“记者走了，农民还是农民啊！”他用因工伤被机器切掉一截指头的手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山香烟，闷声闷气地说。
准确地说，这个农民汉子内心认定，真正能给他希望的是“政府”。
3月25日下午，距离这个窑洞近200公里之外，高长宏在太原的一幢大楼里，拿到了一份鉴定：得过乙脑的儿子高智强被认定为“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落款是：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
这个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汉子，在7页纸的鉴定书上，重重地将这句话用黑笔划出，墨水渗透了纸背。
3月26日，政府说要派人来跟他谈。整个早上，这个扛200斤煤毫不费力的汉子，坐立不安，小伟伟碰响了扭扭车，他就“蹭”地一下站起来，捶着胸口，以为政府的人来了。韩爱平细心地蘸了点儿水，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当然，高长宏也没忘记把蓝色的疫苗本、医院的诊断书等原始材料放在妻子陪嫁的大箱子里，上了把大锁。他说，本子被人撕了抢了，就完了。
等的空当儿，他跟妻子猜想着几种可能，比如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两万元，让他带孩子先去查病？
终于有辆黑色的本田车停到了他家窑洞门口。乡里的干部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采访，别当了炮灰。另外，他要去太原，乡里派车派人，提供方便，“你的事也是政府的事”。
谈话间，小伟伟又尿湿了裤子，韩爱平一边忙着给孩子换裤子，一边忙着去房东的小卖部给客人买烟。
政府的人走后，高长宏显得很沮丧，这些谈话不是他期待的。又过了几天，看到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后，高长宏又担心，“这事几乎到头了”。
电视屏幕发出的蓝光照亮了韩爱平凹下去的脸，她好像突然获得了某种哲理：“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尾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巴，哭喊不已。
除了这些零食，那场突如其来的热闹并没带来太大变化。如果说还有别的，那就是壮壮开始在晚上偷偷问妈妈：“我得过病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我，不看别人？”
韩爱平说：“不，你跟别的孩子一样。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媒体曝光后，连着好几个晚上，韩爱平等孩子睡着后在网上看新闻，当看到几个月大的孩子抽风后死去的视频，她再也忍不住地哭了。“那抽风的场景，真是身临其境啊！”壮壮最后的路也是那样的？她想想都害怕。
如今，每次抱着小儿子，拿着蓝色的疫苗接种本，走出放着三鹿奶粉的窑洞，下山，左拐，再上山，到乡卫生院打疫苗，韩爱平一路心情复杂极了。她说，那像一场赌博，“不打不放心，打了更不放心”。
关于“倒霉”，这个女人最近也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看央视12频道，喜欢看那些“无奇不有”的法制节目。一边看，她一边安慰自己：“原来我们不是最不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