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的诚信度呈现下降趋势（四）

安徽省一项有关青少年群体诚信现状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中小学学生的诚信度呈下降趋势。

中国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去年对合肥市上千名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的诚信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诚信出现负增长：小学生的诚信优于初中生，初中生优于高中生。在上次节目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谈到匈牙利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博兰尼的知识论，林毓生教授认为，博兰尼知识论中的“支援意识”对人的行为、特别是诚信度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孩子们得到较好的积极的“支援意识”，那么不需要对孩子进行教条式的道德说教，孩子也会比较具有道德感。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赞同，他说，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这种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而意识形态往往无人相信，所以这种道德教育也沦为作秀：

“对这种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抵触情绪就越严重，因为社会环境就摆在那里。大学生也很难了解整个社会的情况。所以，学校里虚假的道德教育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诚信品质呢？林毓生教授认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我讲的治是治理的治，因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机构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据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则是违反法律后设原则的。法律必须是抽象的跟普遍的，所谓普遍就是应该在每个人，每个制度身上，抽象是不能为某个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自然会产生一些浅规则，不讲口号，孩子们也会 比较诚信。”

就中国青少年诚信品质的培养，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语文教师陈老师表示需要一个过程，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采用他律和自律两者结合起来的手段：

“西方这方面有一个外在尝试性的作用，比方年轻时发生了很大的过错，或者诚信上有了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烙印，以后在整个社会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强迫他守信用。中国不是这样，完全靠自律来守信已经是失效了。必须是自律和他律两者结合起来。”

安徽省合肥市的这项调查还涉及合肥市73个大中小企业的高级主管，结果显示，企业对近年来就业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诚信状况评价也不太高，71％的企业主管认为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太真实，99％企业主管建议大学建立大学生诚信记录，认为这也许会促进他们的诚实守信度。对这一建议，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蓝云博士表示赞同，他说，应当让青少年知道，不诚信的行为要负担后果：

“不守诚信，以后在社会上就没有信誉可谈。对不诚信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作用，在美国你要是信用卡有问题，那么产生的影响就是以后借钱不方便，更大的后果就是个人信誉受到损害。像在学校作弊，可能惩罚是停止学籍，开除不能继续读书，不诚信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补充说，除了建立诚信档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诚信度，还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道德环境的改善，他举韩国为例说：

“八，九十年代实行了宪政改革以后，这个国家的道德，公德意识空前提高，诚信度也空前提高。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多韩国人拿自己家里的金银首饰献给国家，这就说明人民群众认同了这个国家，认同了这个国家制度。整个社会的道德就越来越进步。所以，只有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才会使诚信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