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散步”，以环保之名 被忽略的癌症村(图)

　　
　　在广州，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究竟是民心工程还是以“环保”之名的污染？民众与政府部门出现了长久的拉锯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刘刚 周华蕾 (发自广州 北京)

　　广州市城管委把它成立后的第一个局长接访日，留给了一群“散步者”。

　　11月23日，早上八九点，广州市城管委尚未开门，大门外已经聚集了数百人，排队领取入场的信访号码。他们有的戴着口罩，有的穿着自制的文化衫，手里高举白纸黑字的标语。

　　接访九点开始，议题围绕垃圾焚烧场展开。

　　接访进度缓慢。上午11点半，城管委的访单叫号数已达五百多号。

　　人流越聚越多，高峰时有逾千人在现场，他们喊口号，唱国歌，然后“散步”到旁边的市政府门口。与上访群众人数俱增的是警力，警方没有带武器，只是负责分隔人群。有人给警车贴上“反对垃圾焚烧”的标语。午饭时间，也有民众自发端了几笼包子，前来分发。

　　拥挤中，广州市政府通过喇叭要求现场选代表对话，民众一齐喊，“我们不要被代表”，“我只代表我自己”。

　　双方僵持到下午两点半，随着市政府门前的民众撤至人民公园，这一天的群体表达和平落幕，而垃圾焚烧场的拉锯依然未决。

　　“看来，我们是要打持久战了”，“散步”当夜，一位华南板块的业主说。

　　这一天，距离他们首次预见到“垃圾落脚”，刚好过了两个月。

　　垃圾逼身

　　2009年9月24日，广州市华南板块的30万业主们感到了不安。

　　这天，广州本地媒体《新快报》用两个整版，报道了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

　　位于广州“南大门”的番禺，在由番禺县升级为广州的番禺区后，逐渐发展为广州新兴的成熟大型社区华南板块。这里与广州大学城仅一江之隔，栖居于此的，大多是广州的知识分子。

　　近年来，华南板块的身价一路上扬。但突然间，番禺垃圾焚烧厂的轮廓近在眼前，好日子似乎就要到头了。

　　网民“老朽”就是在9月24日的报纸上获悉“噩耗”的。从她自家阳台望出去，“就在山后面”的地方，按规划，将建造一座占地365亩、计划处理垃圾2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网民“老朽”是一名刚退休两年的机械工程师，也是广州市番禺区海龙湾小区一个普通的业主。

　　海龙湾是“华南板块”的楼盘之一，紧邻丽江花园——此次业主的维权中心。早在新闻见报前两天，在丽江花园的业主论坛“江外江论坛”里，要建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广州市政府9号文就已被转贴了。

　　广州市城管委称，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背景，是番禺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面对每日2000多吨的生活垃圾，现有的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疲于应对，预计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缘此，2006年，垃圾焚烧场初步选址于番禺大石街会江村。

　　面对垃圾焚烧发电知识的空白，未来垃圾焚烧厂周围的业主们和网民“老朽”一样，第一动作就是上网查阅资料。很快，他们发现了“二恶英”，这种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产生的、难降解的、有“世纪之毒”之称的化合物，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网民“老朽”用Google卫星地图测距，与焚烧发电厂项目相距不过3公里的，除了海龙湾，还有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等十个小区和街镇。

　　各种负面信息的汇集，让居民们越发不安。

　　9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丽江花园一个房号“206”的房间里，网民“老朽”参加了第一次业主讨论，到场的十几名业主有退休人员、媒体工作者，也有做外贸生意和开工厂的，议题是遥遥在望的垃圾焚烧厂。

　　“新闻报道说国庆节就开工，大家都急得要命，”网民“老朽”记得当时的现场气氛很紧张，感觉天要塌下来了。206会议持续了1个多小时，但当时的会议结果，“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着北”。

　　知识分子维权

　　国庆后，业主们达成共识——维权到底。

　　10月4日，已经做了母亲的“海天一色”，接到了海龙湾3个业主的电话。他们信任她。去年，她曾作为维权代表，推动拆除建在海龙湾小区的中国移动信号发射塔。

　　“虽然我们一家可能明年就从小区搬走，但想到大家的热情和期望，我就想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大家做点事。”“海天一色”说自己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正义感在做事”。

　　10月16日，“海天一色”和一名业主草拟了一份倡议书，标题“坚决反对番禺大石垃圾焚烧发电厂，30万业主生命健康不是‘儿戏’”。

　　同日，江外江论坛首页，在显眼位置开辟出“垃圾焚烧发电厂专版”。

　　犹如一枚枚石子，发到业主手中的倡议书，很快在海龙湾小区和丽江花园里掀起波浪。此前不知情的业主纷纷响应。广州碧桂园、南国奥园也加入进来。

　　200个名额的QQ群很快被加入的业主塞满，一些网友不得不再建新群。几个业主代表走出网络，开始通过上访等传统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

　　10月23日，广州市环卫局每月例行的局长接待日。网友“海天一色”和网民“老朽”携带《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的意见书》和业主签名，相约来到广州市环卫局，“一个处长接待了我们，答应2个月内给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包括负责环评的华南环科所、番禺区市政园林局、番禺区政府都留下了业主们的足迹。

　　同时，“海天一色”分别向广州各大媒体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乃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打电话，呼吁他们关注此事。

　　与传统途径表达诉求相呼应的是，一些小区居民自发行动，以行为艺术表达个人意见。

　　10月25日，几十位居民在洛溪百佳超市门口上演口罩秀：大家戴着写有“拒绝毒气”的口罩签名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有居民还在背后打出横幅：“反对焚烧”“反对二恶英”。接着，印刷着“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环保T恤和车贴面世。

　　后来，有一身穿环保T恤、头戴防毒面具、手举环保车贴的女子，现身广州地铁线路，“散步”达2个小时。这个网名“樱桃白”的女子被网友称作“史上最牛环保妹妹”。

　　被忽略的癌症村

　　业主们为未知的恐惧奔走呼吁，很大程度源自既成事实的“李坑”噩梦。

　　10月18日，海龙湾、丽江花园的业主代表，赶到30公里外的白云区太和镇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考察。这是广州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先后被评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和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但现场走访感受到的臭气、废水污染，以及畸高的癌症数字，让网民“老朽”等人触目惊心。

　　起初，这里建的是李坑垃圾填埋场。不几年，永兴村的地下水就被污染了。水井抽上来的水出现异味和黑色沉淀。鱼大面积死亡，几百亩的池塘最后只得填平。

　　垃圾填埋场2004年封顶，之后，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来了。根据广州市城管委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30日，该厂共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27万吨，平均每年处理34万吨，累计发电4亿多度。

　　垃圾焚烧厂2005年9月点火运行后，周边村民的抱怨有增无减。按规定，焚烧发电厂离建筑物的安全距离至少300米，但永兴村委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干部称，至少有10户在300米范围内，最近的是谢记娣一家，房屋离焚烧厂直线距离180米。

　　“每天早晨都需要扫地、擦桌，要不然，就会积满黑灰，窗户从来没有打开过”。而垃圾焚烧的臭味，有村民称，夜里甚至能把人从睡梦中熏醒。

　　村民最怕无风的日子，烟囱排出的烟尘散不开，就罩在村落的上空。村民们自此不敢端着饭碗去串门。

　　菜农袁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开始，用水渠里泛黄的水浇地后，蔬菜成片死亡。焚烧的灰尘到底有什么成分？水有没有毒？村委会数度要求广州有关部门检查或送检，皆无下文。

　　如果不是广州华南板块业主大炒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影响，永兴村估计还不会把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最近几年村里奇怪的癌症死亡现象联系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根据永兴村委会提供的一份统计材料发现，1989年至2005年间，永兴村死于癌症的村民一共9人，1人死于呼吸系统癌症。

　　2005年1月1日至今，这组数据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短短4年间，这个8000人的村庄，先后有42人因癌症死去，时间集中在2006年以后，死于鼻咽癌、肺癌等呼吸系统癌症的村民高达36人。

　　而至今还在化疗的20名癌症患者名单中，11人罹患呼吸系统癌症。

　　赵章元无法解释近年永兴村癌症高发的原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赵章元说，“垃圾填埋场周边出现癌症高发病率，目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垃圾焚烧厂和癌症高发病率的关系需要做毒理实验，需要很长的过程。”

　　实地走访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后，有华南板块的业主作诗《李坑，我为你难过》。他们预感，自己的家园马上就要成为第二个李坑。

　　“攻破利益集团”

　　业主们的大声疾呼逐渐得到社会的回应。10月14日，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学者李公明纷纷表态，对政府决策的程序是否公正、透明表示了质疑。

　　10月30日，在媒体公开报道一个月后，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召开情况通报会。通报会持续2个小时，番禺区市政园林局局长周剑辉和请来的4位专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广州记者评论：“感觉就是请一些他们认可的专家给媒体洗洗脑。”

　　“如果比较二恶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专家舒成光的观点是，只要选用合适技术，垃圾焚烧最有利于控制不利因素。因为这个比喻，舒成光被网友冠名“烤肉专家”。同时，舒成光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的身份，成为网友诟病的依据，卡万塔控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投资和运营商之一。

　　有网友检索发现，官方专家之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2007年曾在《人民日报》上称二恶英是“定时化学炸弹”，座谈会上却更名为“可以控制的老虎”。

　　另一位专家许振成，是负有本次环评之责的环保部华南所副所长。

　　番禺官方和权威专家给出建厂的理由，主要是“垃圾围城”“处理技术先进”和“焚烧无害无污染”。

　　然而，这些“没有污染、可以控制”的观点，在国内反垃圾焚烧派主要代表赵章元看来，实际上是“事先就准备好的焚烧商的广告语言”。

　　赵章元认为，“垃圾焚烧不适合我国国情，不能走弯路”。处理垃圾难题，国外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开始是填埋，随后是焚烧，焚烧技术曾一度被认为是解决垃圾问题的“良策”。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大家慢慢发现焚烧带来的危害更大，而现行技术尚无法做到无害化，最终又纷纷选择分类处理。

　　他表示，以分类为基础，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才是解决当前垃圾危机的最终途径。

　　10月30日的通报会上，番禺区市政园林局承诺“在项目环评未通过前决不开工”，一度让网民“老朽”看到一线希望。她发现，报纸集中报道后，原本国庆后开工的项目至今也不见动静。但长期关注该维权活动的当地媒体，到11月6日后，却集体沉默了。

　　与此同时，与垃圾场相关的民意调查亦在进行。

　　11月5日，第三方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调查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而如果垃圾发电厂通过环评，几乎所有受访居民均表示不信任该结果。

　　而同日，《番禺日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

　　11月23日，对于“郊区李坑垃圾发电致癌”的传闻，出来接受市民投诉的环卫局局长张建国表示，政府还在依法调查中。他还强调，垃圾焚烧符合国情，大家要相信政府，环评不通过不建。也有官员竭力说服民众，一定要建，而且要多建。

　　李坑，我们为你难过

　　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当地的“环保样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有着与上述表述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

　　本刊特约撰稿/陈剑杰(发自广州)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像一个卷曲的银色铁盒子，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的东侧，“盒子”上90米高的烟囱，吐着烟气，傲视着村庄与背后的小山。

　　这个焚烧厂被广州市政府称为“引进了国际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日焚烧量1000吨，承担着全广州1/12的垃圾处理量。焚烧厂的烟囱冒出的是带着焦味的古怪气息，弥漫全村。

　　陈爱娣家就在离垃圾焚烧厂不足400米的永兴村第10社。进入她家时，她正在和邻居打牌。后来，这位50岁的女人说，这其实是她等待死亡的一种方式，因为她得了癌症。

　　她称，以前她的身体很好，但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于2006年开始运转后，她的体质就每况愈下。2008年11月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已得了鼻咽癌。

　　她的回忆有些艰难。由于是鼻咽癌，她话一说多就痛，所以要靠不断地喝水，来缓解咽喉的疼痛。

　　她说：“我的病和垃圾焚烧厂有关系。我知道你不一定相信，那你可以去我们全社、全村看一看。”

　　致命的距离

　　在陈爱娣家斜对面，是范添仔家。范家距垃圾焚烧厂也不到400米。2009年10月29日白云区太和镇医院的检查显示，62岁的范添仔已得肺癌，是癌症晚期。

　　范添仔并不知道自已得了癌症。记者来的时候，他穿着军绿色大衣，佝偻着背，坐在家口门晒太阳。

　　从范添仔家往前走十余米，就是黄玉甜家。这是一幢3层小楼，离垃圾焚烧厂只有300多米。黄玉甜说，夜里一吹风，烟就直吹到家里，经常被熏醒。

　　2007年，在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行后的第二年，黄玉甜的丈夫范振标开始经常气喘、咳嗽不止。黄玉甜回忆，以前丈夫“身体很好，什么都能做”。但广州一五七医院的检查发现，范振标已是肺癌晚期。同年底，范振标去世，时年48岁。

　　2009年农历二十八，噩耗再次降临。46岁的黄玉甜在南方医院也被检出患有癌症——乳腺癌。

　　现在，黄玉甜已非常排斥一眼就可望到的垃圾焚烧厂，即使在广州40度高温的天气中，她都要关上窗户，担心焚烧厂的烟气吹进屋内。这种心理在永兴村很普遍。但即使窗关着，黄玉甜家的窗台上还是积满了黑尘。“这些烟尘都是焚烧厂吹过来的，建厂以前都没有。”黄玉甜说。

　　在永兴村12社320人中，与黄玉甜家同样不幸的，还有范桂发、范元彩，在2007年、2009年也因肺癌死去。

　　与12社混住的，还有癌症患者陈爱娣所在的10社。该社180人，已有范美容、范国彬两人，分别于2008年、2009年因肺癌去世。范美容死时也是48岁。

　　另有11社也混住其间，在350人中已有范记钦、范记新、徐玉萍3人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09年，同样因肺癌死去。该社的范国华也得了肺癌，尚在治疗中。

　　这三个村社离垃圾焚烧厂均不足400米，是永兴村离垃圾焚烧厂最近的3个村庄。

　　这些癌症病人的共同特征是，除了住处靠近垃圾焚烧厂外，病情都在焚烧厂运转(2006年)之后发现，以呼吸道癌症鼻咽癌、肺癌等为主。

　　查阅永兴村10、11、12三个村社自1993年以来的死亡名单登记手册(注，由永兴村委编制，在警方开死亡证明前作为证明之用)发现，自1993〜2005年这12年间，这3个村庄没有出现过一例呼吸道癌症，且只有12社的张梅英死于乳腺癌。而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转后的短短3年间，这3个村社一下子出现了13例癌症病人。

　　癌症高发现象不只是存在于10、11、12这3个最靠近焚烧厂的村社。全村19个社的癌症病人在垃圾焚烧厂运营后全部上升。第14社尤其严重，只有300人，但已在2006〜2009年间有10人死于癌症，除了曹贵清死于肝癌外，其他均死于肺癌和鼻咽癌这两种呼吸道疾病。14社离垃圾焚烧厂不超过800米。

　　永兴村被广丛公路一分为二，被公路相隔的另一部分，与垃圾焚烧厂的距离超过了1公里。垃圾焚烧厂运营后，此处村民的癌症比例则较低，只有数例。

　　“你一定是看错了”

　　以前永兴村村民打井饮用地下水，村庄小山上的涟窿水库和李坑水库，水源清澈，灌溉永兴村近千亩农田和瓜果。

　　但1992年发生转折，其时李坑水库被选址为李坑垃圾填埋场。事后统计，李坑填埋场占地面积518亩，从1992开始投入使用，12年来共收纳约900万2吨生活垃圾。

　　村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回忆，当时有村民冲进施工现场砸机器。最终，抗议被“平息”。

　　此后，李坑填埋场的垃圾废水逐渐渗入到涟窿水库，目前唯余一潭死水，村民说，水中已没有任何鱼类能生存，也没有村民敢取地下水饮用了。

　　2000年，广州市决定要在永兴村附近建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村民反对激烈，没有村干部愿在约152亩的村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白云区龙归镇政府越权代替村委，在2001年6月14日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了征地协议。

　　2002年12月18日，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开建。在村民的反对声中，于2005年11月14日试运行，2006年正式运行。

　　这座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进了日本三菱的焚烧炉，总投资7.25亿元。“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广州市城管委说。

　　该厂被作为样本工程，广州明年将预计建4座垃圾发电厂。作为“十一五”规划中的扶持产业，全国各大城市亦在兴建垃圾焚烧厂。

　　然而生活在焚烧厂附近的永兴村民，有着与上述表述不同的生活感受。村民反映，恶臭、粉尘，还有半夜的噪音，是最可见可感的污染。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诉于2009年8月31日写了道歉书，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焚烧厂流出的废物水更是触目惊心。

　　在李坑垃圾烧厂外墙的一个直排渠道，恶臭外冲，水呈乳白色，管口已集了厚厚一层水泥状的垢。这些废水又流入附近农田，转而流入下游的上千亩菜地。按环评要求，这些废水都须作专门处理，不应排入农田。

　　村民已不敢种这些菜地。村民把菜地承包给了外地人，外地人又把这些菜销售到广州各个菜市场。

　　村民们更担心的是因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污染。

　　二恶英无色无臭，是一级致癌物，目前全世界的垃圾焚烧厂均无对二恶英的实时监测手段。李坑垃圾焚厂的运营商威立雅李坑项目助理厂长闵延军认为不必为此担忧。他称：垃圾焚烧在低温下会产生二恶英，在773度时二恶英基本分解完成，炉温的行业标准是850度，李坑的焚烧炉温高达979度，所以二恶英会全部分解。并且，通过活性炭、石灰、布袋等过滤，可以使重金属和二恶英排放达标。

　　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在调查李坑垃圾焚烧厂的炉渣发现，在“979度高温”中出炉的黑色残渣中，居然还残留有绳子、布条、红色塑料袋，甚至还有没烧尽的球鞋。这种类似的垃圾残渣，小山似地堆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一侧。

　　记者就此采访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张建国听后愣了愣，然后坚定地回答：“979度的高温怎么会烧不掉这些东西呢，你一定是看错了！”

　　第二座垃圾焚烧厂

　　11月22日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情况新闻通报会上，当多名记者就李坑附近出现的大量癌症病例提出质疑时，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答复，“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他提出了证据，现在国内外有80多个运营集体，李坑有80多人全年排班，还没有因为垃圾焚烧发电二恶英引起的癌症，在国内同行当中也没有发现因二恶英单项引起癌症。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肿瘤专家指出，呼吸道癌症并不一定是由“单项二恶英”造成的，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的有害粉尘，长期摄入后也可能引发癌变。并且，工作人员一天只需呆8小时，而居民24小时都身处其中。

　　中国抗癌协会病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邓大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全国来看，癌症发生率在上升，但增高是缓慢的，“如果这些癌症名单是真实的话，从局部人群来看，就可能有环境问题造成的变异因素”。对病例中肺癌比例特别高的现象，邓大君认为：“生活垃圾成分太复杂了，现在国内垃圾分类做得不好，焚烧过程什么都可能产生，二恶英只是一部分。”

　　广东省肿瘤学会常务委员、广州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刘魁凤认为，大范围来讲，广州市的肿瘤发病率、死亡率是在逐年增高，但永兴村2006年后的癌症发病率比之前的高太多。刘魁凤表示，排除不良生活习惯，还有基因遗传等因素，大环境的污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这么多的肺癌，跟空气污染会有很大的关系。”

　　多篇学术论文指出，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在293.3/100000，即大约每千人中出现3个癌症病人。永兴村全村共7000人，其癌症人数显然已超过这一全国平均值。

　　不管专家如何分析，受访的村民均表示，除去癌症，他们普遍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等各种疾病，他们期望环境有改善的可能。

　　但现状是，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在李坑垃圾焚烧厂旁动工。

　　期间村民多次表示反对，但均被阻止，工程至今仍在进行，预计在2010年投产运行。

　　永兴村民范志辉担心，以后随着村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村民可能会病的病，死的死，搬的搬，村庄可能会日渐萧条，“以后村里的祠堂，还会不会有人去祭拜呢？”

　　公民维权的建设性

　　从这个角度看，居民的维权活动，表面上看是在反对政府决策，效果却是在帮助政府，帮助政府更加严格按照法律、尤其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处理公共事务

　　秋风

　　广州番禺部分业主反对在自家门口兴建垃圾焚烧厂的维权活动，呈现出公民维权活动的一个新动向。由此动向，人们、主要是官员，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公民维护其实具有建设性。

　　此次抗议时间的起因，是政府决定番禺大石街会江村现有之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的基础上，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动议遭到周围几乎所有城乡居民的反对。

　　这种反对确实属于私人利益的范畴。几乎所有的公民维权事件，最初都起因于个人认为自己的权利，更经常地是认为自己的利益遭到了侵害，通常是法律或政府决策的侵害。

　　不过，当居民基于这种自利而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之后，就完全有可能带来公共之善。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假如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基本上可以推定，政府的决策存在某些问题。可以假设居民是理性的，如果不是他觉得确实遭到了或即将遭到相当严重的侵害，他已付出或将付出的成本很大，他通常不会愿意花费很多精力、并且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进行抗争。政府决策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不同方面，可能是政策的实体内容有问题，也可能是决策程序存在问题。

　　公民基于私人利益考虑而进行的抗争，将迫使政府对自己的决策程序或政策内容进行“第二次思考”。通过第二次思考，政策、决策将可以更为完善。从这个角度看，居民的维权活动，表面上看是在反对政府决策，效果却是在帮助政府，帮助政府更加严格按照法律、尤其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处理公共事务。政府如果能够对居民抗争做出理性的回应，则居民的每一次维权活动其实是在推动政府向着优良治理的方向逼近一步。

　　同时，维权活动也可以启动全社会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而如果没有这些戏剧性的维权事件，此类问题就很可能长期被遮蔽、被忽视，人们、包括政府也始终缺少机会寻找有效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民众的维权活动可以启动解决某些重要问题的社会过程。以本次番禺居民维权为例。维权活动的重要后果是，广州市民对垃圾围城的危机有了尖锐而深切的认识，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之认识也大有提高。

　　不过，上述效果对居民而言，乃是一种“非意图的后果”。居民这类维权活动的建设性效果尚是比较消极地，而番禺居民的维权活动则显示了公民身上更为积极的一面。在这次维权活动中，居民一方面反对在自家门口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另一方面，不少具有公共精神、具有反思意识的居民也提出了一个替代这个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问题解决方案。有很多居民提出，可以通过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减少垃圾排放。

　　也就是说，维权的居民们不只是在消极地反对他们眼里不合理的做法，也在有意识地设计新的制度，设计新的社会治理机制。这些维权居民就不再只是主张自己利益的私人，而是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公民。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公共利益之外，而是希望构建出一种新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同时地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增加公共利益。这个时候的居民们就是共和主义意义上的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公民了。在这一次番禺居民维权中我们看到，一种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在从底层生长。

　　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样的维权活动及其动员起来的社会共识与热情，其实已经打开了制度变革的一个时间窗口。换言之，这是认真实施垃圾分类制度及其它有效解决垃圾处理与社区治理领域诸多问题的最有利时机。有很多参与及支持番禺居民维权的人士已经提出，整个番禺可以先行快速推进垃圾分类，并以此为基点再全盘谋划番禺乃至广州的垃圾处理出路。

　　应该说，番禺区政府还算明智。番禺区政府在民众上街抗议后马上发出一份倡议，“举全区之力，集全区之智，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但是，这份倡议书的内容虚多实少。其实，政府现在完全可以暂时放开垃圾焚烧厂的计划，在其他方面采取实质性措施，以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鼓励社区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垃圾分类，环卫垃圾处理体系对此予以配合。广州市政府、至少番禺区政府现在完全可以立刻成立一个半官方的垃圾处理问题委员会，除了行政部门官员、人大代表、专家之外，还可以吸收本次维权活动中理性而活跃的人物，因为他们对民众更有说服力。这将树立起官民互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