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仍在记工分（图）
河北周家庄乡是目前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它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支撑着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体系，但它的何去何从终究是一个问题 
阀门厂是周家庄的经济支柱企业。本报记者倪华初摄
■核心提示
从1962年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44年，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
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周家庄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显示，这个“人民公社”仍具有着一定的活力。但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仍觉得集体经济缺乏相应的积极性。
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何去何从，依旧是个问题。
8月29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第四生产队的副书记
吴振根在办公室里给社员打电话，确定劳动安排。摄影/倪华初
每天清晨6点，梁建中会站在队部的喇叭前，用手拍着话筒，通知：“今天请男的劳动力到东南拔萝卜苗，以下人员要去：建民、造顺、书纤……”
梁建中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由劳动，“队里所有的劳动都要由我来组织、安排的。”他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队长。
周家庄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其他地区早在24年前就已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转换。惟独周家庄的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工分、口粮，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用语，在周家庄仍是社员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5年的财政数字显示，周家乡的人民公社依旧表现出某些活力，其人均财政贡献名列全市第一。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18元，高出了晋州市的农民人均收入。
雷宗奎还在寻找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他是周家庄党委书记。在他看来，集体经济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不自由的工分制劳动
社员张顺说，队长让平整菜地，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
8月31日的傍晚，周家庄第四队的张顺（音）扛着大锄等在白菜地旁边，与几个同队社员正在聊天，等地里的妇女把白菜全部砍完，他就和其他几人平整菜地。
“在这里，自己不能选择，队长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了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
“哪块地种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去操心。”梁建中说：“队里有社员代表，也有劳动监督员，都由我来指定，一般会挑选劳动认真负责的人。”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生产队长不是行政村村长，要履行很多行政职能，生产队长只是组织上挑选出一个管理能力强，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的人去当就行了，必须要有技术，懂得如何派活。
梁建中已连续当了22年的队长。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工人们将一锅铁水送进浇铸车间。这家生产阀门
的农村集体企业，其收入占到该乡工业收入的3分之一。
强留公社的雷金河
雷金河对这个人民公社起到了灵魂作用，因为他在1982年的坚持，公社才得以延续至今
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直到在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为此，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增加了4.8倍。
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即使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有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周家庄也在昼夜讨论。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刘建中66岁，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大会。
但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多次与雷金河接触，听说雷金河还找到时任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坚持20余年的农民福利
如今在周家庄的社员可享受免费用水等10项农民福利
梁民志是周家庄的社员。他说，即使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觉得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如今这些福利政策还在执行。”梁民志说，他10岁的儿子现在上学还是免费的。“生活中很多事不用操心。”
即使劳动上的不自由，梁民志也发现有不少省心的地方。“在这里只管干活就行了，干什么都是队里统一安排。”梁民志说，种子、化肥、农药也是统一采购，不用自己花费。“
他看到周边分了地的村庄，农民还需要自己购置农机具，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跑。
提起周家庄，与该乡相邻的马于镇东四村的杜秋荣说：“他们那边在一起少废不少心，哪像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还挣不了多少钱。”
今年45岁的杜秋荣，家里4口人，有近5亩地，一年可以种一季小麦，再种一季玉米。“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
但每亩的投入却不少，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租机器耕地、粉碎秸杆，每亩的开支在220元左右，5亩就是1100元，杜秋荣一年的净利润也就是1000多元。“虽然比周家庄自由，但却赚不了什么钱。”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划一。
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即使只购买材料也会吃力，乡合作社便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
梁民志家两层高的楼房建于1990年，当时只把建筑材料买了回去，乡合作社的建筑队给予免费施工。
“将来老了，每月还会有30元的生活补助。”梁民志觉得这些好处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以工业支撑公社福利
周家庄的工业收入支撑着公社福利，也使得乡的财政收入全市排名第一
对于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雷宗奎知道，主要是靠着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我们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
孟华就在阀门厂上班，“挣的也是工分，按劳分配，到年底分红。”
2005年阀门厂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2.6元，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分到了1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
“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
目前，周家庄有9个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人数是1400多人。但农业的人均分红不过六七千元。
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去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到250个之间。
“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冯平均说。
雷宗奎说，目前周家庄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附加值低是雷宗奎一直所忧虑的，“不过整个工业状况还在发展。”
根据2005年市政府定下的税收任务，周家庄三年不变每年是949.6万，2005年实际完成了1447万，今年已经完成1600万，估计全年能完成2214万。
周家庄一名妇女在家缝被子。她家的房子是按照生产队
统一规划建造的。每户农民的住宅面积都是统一的。
留给自由经济的出口
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但必须交纳不等的公社公积金
在周家庄，还是有些人不愿意受集体经济的束缚。周洁就是其中一位。她是5队的社员，在乡里的“赛车玩具大世界”里做着小生意。每月也有千把元的收入。
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
玩具大世界女老板的孩子今年5岁，等孩子6岁以后，她每年还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
这是乡合作社统一规定的，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公社的各种福利。
具体数额为男的每年交1500元，女的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的小孩者免交），56岁到64岁的男性和41岁到55岁的女性看成半劳力，公积金减交一半，男女超过半劳力岁数以上人员从事个体不用再交纳公积金。
在周家庄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如果不想从事个体经营，经营者仍可以回到集体做工。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在2001年曾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
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为新一代年轻人打开了生活空间。同时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31岁的彭勤家现在县城里开出租车，他从高中一毕业就没有在集体里劳动。原因很简单，希望能够自由一点。
还在上学期间，有一次代姐姐下地，完工时，他放推车没有和别人的放齐，遭到了队长一阵怒斥。
“我当时就很看不惯队长，觉得他态度太凶了。”彭勤家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他看来，每年向队里交1500元公积金，买到的是自在。
几名负责犁地的农民在田边休息。他们必须
等负责割菜的农民割完菜才能开始工作。
公社酝酿最后的突破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意识到生产缺乏积极性，工业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集体经济的局限性，他酝酿最后的突破
对于这个人民公社还能存活多久，雷宗奎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从合作社层面，雷宗奎开始探索提高社员积极性的办法，葡萄园、果园已经实行集体承包制度，超产有奖。
四队的160亩葡萄园从2004年开始承包给30人管理，队里跟他们约定，葡萄园要确保每年的收入达到20万元，每少35元，30人集体扣工一个，每超40元，30人集体奖励一个工。去年最终超出了1000多元。
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觉得从目前的现状看是可以的，关键是人的因素。
“周家庄的制度得以延续，是很多历史因素促成的。”刘增玉说，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产物，也不具有普遍性。
目前，周家庄以阀门厂为龙头的9个集体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这几年也在思考上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
“但要取得突破是很难的。”雷宗奎说，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提升阀门厂生产的阀门档次，提高技术含量。
另一个让他思考的问题是，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他的一个设想是提高农业机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劳力。
阀门厂是周家庄的经济支柱企业。本报记者倪华初摄
■核心提示
从1962年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44年，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
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周家庄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显示，这个“人民公社”仍具有着一定的活力。但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仍觉得集体经济缺乏相应的积极性。
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何去何从，依旧是个问题。
8月29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第四生产队的副书记
吴振根在办公室里给社员打电话，确定劳动安排。摄影/倪华初
每天清晨6点，梁建中会站在队部的喇叭前，用手拍着话筒，通知：“今天请男的劳动力到东南拔萝卜苗，以下人员要去：建民、造顺、书纤……”
梁建中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由劳动，“队里所有的劳动都要由我来组织、安排的。”他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队长。
周家庄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其他地区早在24年前就已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转换。惟独周家庄的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工分、口粮，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用语，在周家庄仍是社员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5年的财政数字显示，周家乡的人民公社依旧表现出某些活力，其人均财政贡献名列全市第一。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18元，高出了晋州市的农民人均收入。
雷宗奎还在寻找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他是周家庄党委书记。在他看来，集体经济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不自由的工分制劳动
社员张顺说，队长让平整菜地，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
8月31日的傍晚，周家庄第四队的张顺（音）扛着大锄等在白菜地旁边，与几个同队社员正在聊天，等地里的妇女把白菜全部砍完，他就和其他几人平整菜地。
“在这里，自己不能选择，队长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了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
“哪块地种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去操心。”梁建中说：“队里有社员代表，也有劳动监督员，都由我来指定，一般会挑选劳动认真负责的人。”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生产队长不是行政村村长，要履行很多行政职能，生产队长只是组织上挑选出一个管理能力强，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的人去当就行了，必须要有技术，懂得如何派活。
梁建中已连续当了22年的队长。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工人们将一锅铁水送进浇铸车间。这家生产阀门
的农村集体企业，其收入占到该乡工业收入的3分之一。
强留公社的雷金河
雷金河对这个人民公社起到了灵魂作用，因为他在1982年的坚持，公社才得以延续至今
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直到在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为此，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增加了4.8倍。
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即使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有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周家庄也在昼夜讨论。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刘建中66岁，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大会。
但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多次与雷金河接触，听说雷金河还找到时任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坚持20余年的农民福利
如今在周家庄的社员可享受免费用水等10项农民福利
梁民志是周家庄的社员。他说，即使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觉得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如今这些福利政策还在执行。”梁民志说，他10岁的儿子现在上学还是免费的。“生活中很多事不用操心。”
即使劳动上的不自由，梁民志也发现有不少省心的地方。“在这里只管干活就行了，干什么都是队里统一安排。”梁民志说，种子、化肥、农药也是统一采购，不用自己花费。“
他看到周边分了地的村庄，农民还需要自己购置农机具，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跑。
提起周家庄，与该乡相邻的马于镇东四村的杜秋荣说：“他们那边在一起少废不少心，哪像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还挣不了多少钱。”
今年45岁的杜秋荣，家里4口人，有近5亩地，一年可以种一季小麦，再种一季玉米。“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
但每亩的投入却不少，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租机器耕地、粉碎秸杆，每亩的开支在220元左右，5亩就是1100元，杜秋荣一年的净利润也就是1000多元。“虽然比周家庄自由，但却赚不了什么钱。”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划一。
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即使只购买材料也会吃力，乡合作社便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
梁民志家两层高的楼房建于1990年，当时只把建筑材料买了回去，乡合作社的建筑队给予免费施工。
“将来老了，每月还会有30元的生活补助。”梁民志觉得这些好处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以工业支撑公社福利
周家庄的工业收入支撑着公社福利，也使得乡的财政收入全市排名第一
对于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雷宗奎知道，主要是靠着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我们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
孟华就在阀门厂上班，“挣的也是工分，按劳分配，到年底分红。”
2005年阀门厂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2.6元，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分到了1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
“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
目前，周家庄有9个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人数是1400多人。但农业的人均分红不过六七千元。
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去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到250个之间。
“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冯平均说。
雷宗奎说，目前周家庄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附加值低是雷宗奎一直所忧虑的，“不过整个工业状况还在发展。”
根据2005年市政府定下的税收任务，周家庄三年不变每年是949.6万，2005年实际完成了1447万，今年已经完成1600万，估计全年能完成22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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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庄一名妇女在家缝被子。她家的房子是按照生产队
统一规划建造的。每户农民的住宅面积都是统一的。
留给自由经济的出口
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但必须交纳不等的公社公积金
在周家庄，还是有些人不愿意受集体经济的束缚。周洁就是其中一位。她是5队的社员，在乡里的“赛车玩具大世界”里做着小生意。每月也有千把元的收入。
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
玩具大世界女老板的孩子今年5岁，等孩子6岁以后，她每年还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
这是乡合作社统一规定的，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公社的各种福利。
具体数额为男的每年交1500元，女的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的小孩者免交），56岁到64岁的男性和41岁到55岁的女性看成半劳力，公积金减交一半，男女超过半劳力岁数以上人员从事个体不用再交纳公积金。
在周家庄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如果不想从事个体经营，经营者仍可以回到集体做工。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在2001年曾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
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为新一代年轻人打开了生活空间。同时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31岁的彭勤家现在县城里开出租车，他从高中一毕业就没有在集体里劳动。原因很简单，希望能够自由一点。
还在上学期间，有一次代姐姐下地，完工时，他放推车没有和别人的放齐，遭到了队长一阵怒斥。
“我当时就很看不惯队长，觉得他态度太凶了。”彭勤家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他看来，每年向队里交1500元公积金，买到的是自在。
几名负责犁地的农民在田边休息。他们必须
等负责割菜的农民割完菜才能开始工作。
公社酝酿最后的突破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意识到生产缺乏积极性，工业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集体经济的局限性，他酝酿最后的突破
对于这个人民公社还能存活多久，雷宗奎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从合作社层面，雷宗奎开始探索提高社员积极性的办法，葡萄园、果园已经实行集体承包制度，超产有奖。
四队的160亩葡萄园从2004年开始承包给30人管理，队里跟他们约定，葡萄园要确保每年的收入达到20万元，每少35元，30人集体扣工一个，每超40元，30人集体奖励一个工。去年最终超出了1000多元。
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觉得从目前的现状看是可以的，关键是人的因素。
“周家庄的制度得以延续，是很多历史因素促成的。”刘增玉说，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产物，也不具有普遍性。
目前，周家庄以阀门厂为龙头的9个集体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这几年也在思考上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
“但要取得突破是很难的。”雷宗奎说，现在主要的精力是提升阀门厂生产的阀门档次，提高技术含量。
另一个让他思考的问题是，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他的一个设想是提高农业机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劳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