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兴仁县长灭门惨案的悬疑：嫌疑人家庭富裕
夏一周／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在距县城60公里的兴义市住宅中遇害，行凶者没有放过11月27日晚间这幢三层小楼里的任何人──文建刚和他的妻子、姐姐、年近七旬的岳母、保姆，还有卧室中熟睡的5岁幼子，6人无一幸免。一楼，文建刚夫妇和姐姐的尸体呈三角状躺在客厅的门口，保姆的尸体也在一楼。三楼卧室，岳母和小儿子被杀，5岁的小孩脑壳变形，脑浆浸湿了衬衣。从11月28日早晨开始，被目击者和警方记录的凶案细节的血腥，使得关于杀戮动机的猜测指向各种版本。
12月3日，警方以新闻发布会形式通报案情，抓获嫌疑人1名，动机为劫财杀人。“1人连杀6人，按常理说的确不太容易，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却符合情理”──警方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解答受害者亲属们的疑惑，他们列举了并没有更多财物丢失的细节来质疑，比如文建刚手上价值两万多元的手表依旧还在。在亲属们看来，除了财富，危险更可能来自文建刚的仕途，尤其是他整治当地非法小煤窑的“铁腕政策”招致的仇恨，“经常被人恐吓，最近的一封恐吓信就在凶案前10 天”。
县长文建刚有钱，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并不是秘密。更具体说，在2002年5月成为县长前，作为成功生意人的文建刚就已经有钱了，财富甚至成为他从政的一种底气，“我不缺钱，根本不需要贪污、受贿，也没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我不怕什么”。
文建刚的钱来得并不容易。在当地屠宰场做工人的父亲和合作社里当售货员的母亲并不能给这个有6个子女的家庭更宽裕的条件，一家人住在兴义市文化馆边，当地曾经的“贫民窟”。孩子们的成长更多依靠个人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家庭的子女们的确非常努力──文建刚五姐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任兴义市税务局副局长，现已升任州国税局局长;三姐是州审计局纪检组长;大哥退休前在州人民银行做办公室主任;六姐和遇害的四姐分别在地税局和国税局工作。
排行老六的文建刚也许相对幸运一些，虽然升中学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但兄长和姐姐们都已经开始工作，不至于让他因此辍学。1983年，文建刚考入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回到母校兴义市一中任教，一年内升任校团委书记兼教导处副主任，期间结婚，1992年调任州监察局做了一名科级检察员。
1993年停薪留职下海进入建材行当的时候，文建刚债台高筑，大儿子意外摔伤后脑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和“高压氧”持续治疗，耗尽了家庭的全部积蓄，这也被认为是刺激他从商的重要原因。下海初期的文建刚很拼命，到昆明用大卡车进货，为了防止小偷爬车偷盗货物，他可以不坐驾驶室，拿一张帆布盖着货物，自己就坐在上面。300多公里的路程，就这么熬过来。
还有一次运货车超载“整个车都翘起来了”，回来他跟朋友说自己“拣回了一条命”。诸多细节里，好友李良农感叹，文建刚“一直说我是理论派，而他是靠苦干出来的”。下海3年后，文建刚成为当地装饰建材市场最大户，财产据说达到数百万元。他盖起了两栋3层楼的新房，一栋给大哥，一栋给自己，这也是后来凶案发生的地方，将近10年之后，这栋房子相比周围的其他建筑，依旧显得颇有气派。
1995年文建刚重回监察局，一开始是边上班边做生意，后来把生意交给大舅子方如松打点。1998年34岁的文建刚调入兴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以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身份主持工作，成为黔西南当时最年轻的县级干部。此时的兴义市运输总公司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4年前公司管辖权从省下放到州后，财政不再拨款，公司已累计负债达1400余万元。
兴义市运输总公司下属客运公司经理聂天虎回忆，文建刚到任后，对运输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已经停运的车全部卖掉，以节约每年空耗的几十万元养路费。将机关14个处减为10个处，仅保留48人，其余全部下放到一线经营单位。
通过资产整合和重组，并购了原黔西南州运输公司，成为总公司下属的客运公司。几年努力，公司重新上了轨道，“职工的收入起码翻了一番”。共事者还会提到文建刚的不徇私情，“在他手下干事的姐夫，几年内都没得到升迁”，以及他的毅力，“上任时为了节省公司接待费用，真的自己戒烟”而且持续4年，直到升任兴仁县县长。
2001年，文建刚到上海交大读MPA。3个月里，妻子的姐姐带着他认识了很多企业界人士。回来后文建刚向李良农大发感慨，“看了这么多企业，才知道我原来沾沾自喜的运输公司多么不值得一提，而且那些企业家都比我年轻”。他也更加认定“人生要多一点体验，才不枉此生”。2002年5月，文建刚迎来了人生中全新的一次历练，出任兴仁县县长。
县长文建刚上任伊始，就显现出了在企业时的果断作风，从城市建设入手，先后启动了县城新区二级主干道长兴路、陆关至流水沟大道，县城外环西路、环东路、师范路等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大规模建设引发出拆迁等各种预期之外的问题，文建刚力主的旧城区改造遭到当地居民激烈反对，解东路、环市南路的改建计划都是如此，一时间针对文建刚的上访和各种抗议不断。州政协的一名官员后来这样解读文建刚遭遇的激烈批评，“他试图以管理一个不算太大企业的风格和经验，去管理一个有着四十几万人口的大县”。
文建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新城建设构想，2005年末，文建刚对当地媒体记者说，“今年县委县政府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掀起了兴仁县继1998年后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热潮。目前，县城内外形成了建设大工地，到处都是一片火热的施工场面，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兴仁县城里最终落实的改变同样清晰可见，反映在数据上，“十五”期间兴仁县财政收入从全州第四跃到第二，2006年综合经济实力也从第三跃居第二。当地也有官员评价，“文建刚是兴仁县近年来最有作为的县级官员”。
被家属们认为是凶案可能动机之一的仇恨，来自于文建刚整治当地非法煤窑的“铁腕”。在兴仁县的“三色经济”──煤炭(黑色)产业、黄金、烤烟(黄色)产业、草地畜牧业(绿色)产业中，煤炭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按当地说法，“一个背篓一把铁锹，一天就能挖出1000元”。由此而来的安全隐患以死亡数字直接显现出来，在2005年一度成为文建刚仕途的最大挫折。
2005年1月至8月，兴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12起，死亡25人。其中无证非法煤矿的8起，死亡16人。省里先后3次下达了整改建议书，但收效甚微。这被上级认为“均未引起重视”。正值中央要求整顿小煤窑，兴仁在全省首当其冲。2005年9月，文建刚被停职检查。
如果说忽视了非法煤窑的整治导致了诸多的事故，实在有些冤枉文建刚。从2003年开始，文建刚就组团前往山东、四川等地招商引资，寻找“技术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合营煤炭开采，希望改变兴仁以小煤矿开采为主的局面。他也因此招来怨言，随着外地人大规模的开采和本地人小煤矿的关闭，老煤区相当多人不满。
“以前自己挖煤，1天挖20吨，1吨煤能卖150元到260元不等，一个月一个人可以有1000到3000元”，“现在只能给别人打工，好的能有1000 元，差的就只能种点包谷吃了”。而且“外地人因为语言不通，不愿意聘用我们本地人”。文建刚也意识到了这点，并且有所举措，比如对于煤区房屋因采煤倒塌的，政府出一半钱重盖;“每年发300元买煤钱，200元生活费”。
停职初期的文建刚有点闷闷不乐，曾对好友李良农说过，“干脆申请去州委党校当校长算了，自己再搞个农场”，农场就选在他做生意期间买下的20亩地里。不过 3个月后，文建刚就复职了，并且在后来的换届选举中获得连任。复职后的文建刚加大了对非法煤窑的打击力度，放下“狠话”，“达不到国家规定产量的，一律关闭，这是死规定！”被强制关闭的非法煤窑，意味着投资者们数百万的投入作废之外，财源也被切断。
由此而来的威胁，文建刚曾经对李良农流露过，“做官其实很不容易，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仅仅死亡威胁我就接到好几起了”。更早以前，作为县长的文建刚坚决查处原兴仁县煤炭管理局局长金武能贪污公款259万余元、挪用公款460万余元一案时，就给自己惹来了一些麻烦，2004年金武能被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而文建刚开始被恐吓“小心性命”。
12月4日上午9时30分，文建刚等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兴义市殡仪馆悼念厅举行。当地主要领导和文建刚生前同学、好友、同事及群众数百人前往送行。文建刚的大儿子因为在中学寄宿逃过一劫，不难想象这个突然成为孤儿的孩子心里的创伤。而对于兴仁县的百姓来说，突来的变故也让他们有些迷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他们个人在这个县城中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路还修不修，新房还盖不盖，煤矿还挖不挖？”
“通过姐姐与被害人文建刚之妻相识，知道文建刚经过商，如今又是县长，家里肯定很有钱，于是心生歹念，打算谋财害命。”这是兴义警方公布的嫌疑人曹辉的犯罪动机。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曹辉1983年因流氓罪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获减刑，于2000年刑满释放。他的家与文建刚工作的县政府大院仅一墙之隔，对面就是兴仁县公安局。
母亲吴志芬被突然的消息震惊，她对儿子的评价是“孝顺”。曹辉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是一名连级转业干部，在贞丰县委工作，母亲吴志芬则在该县招待所上班。曹辉不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辍学。丈夫去世后，吴志芬改嫁到兴仁县，曹辉的继父王鑫是兴仁县卫生局的局长。对于经历了牢狱生活的曹辉，家人并没有歧视，继父不停想法子为他找工作。
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已经变得非常富裕，哥哥姐姐都在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医院工作，大哥曹刚在兴义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舞厅，二哥生意更大，在海南、北京、新疆都有业务。回家的曹辉也表露出浪子回头的决心，一个人去广西打工，一去5年，直到去年9月份。回来时，给每个人买了礼物。回来之后到兴义市大哥开的舞厅上班，租了房子住，偶尔回一次兴仁，今年年初，继父瘫痪在床，曹辉替继父擦洗身子，处理屎尿，堪比亲生儿子。
警方专案组锁定的嫌疑人曹辉，则是另一副模样，“因为特殊经历，心理素质超出常人，反侦察意识极强。在杀死6人后，没有表现异常”。在排查走访阶段时，他表现得很“配合”。“落网后，很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表情却麻木而冷酷。”在曹辉的供述里，他通过姐姐和文建刚的妻子相识，11月27日是星期一，他推测在外县工作的文建刚不在家，文家里全是女性，便于作案，于是便暗藏凶器在当晚来到文家，准备实施抢劫。
来到文家后，曹辉便和文妻拉家常，没想到文建刚正好在州里开会，晚上回家来了。早有睡意的文妻便让丈夫陪客人，自己和家里其他人都去休息了。见是妻子的熟人，文建刚出于礼貌，只好陪着曹辉东拉西扯。快24点时，早有预谋的曹辉悄悄拿出榔头，朝着毫无戒备的文建刚头上砸去。随后，曹辉又将文建刚的妻子、姐姐、保姆及岳母杀死，最后杀红眼了连5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连续杀死6口人后，曹辉便在四处翻箱倒柜，寻找钱物后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的曹辉回到了距离凶案现场仅6公里的舞厅，12月1日中午12点多，就从这里被警方带走。根据房东的回忆，曹辉打开门看见有警察向他招招手，就对一个正在与他打招呼的男子说，“他们喊我，我有事，你一个人去”，然后十分顺从地被警察带上警车，警车马上开走。根据亲属从警方获得的消息，警方破案的重要线索是文建刚价值1万多元的手机，里面装有全球定位系统，曹辉刚刚打了两个电话，就被警方锁定方位。
至于承认劫财杀人的曹辉具体从文建刚家中拿走了多少钱财，警方并没有公布，但家属们得到的说法，是杀害6人后，曹辉除了盗走文建刚那部价值1万多元的手机外，只拿走了一个装有1万多元的信封，和一个钱包里的700元钱。不过对于“文建刚家中有80万现金歹徒拿都没拿”的说法，警方断然否认。“1人连杀6 人，按常理说的确不太容易，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却是符合情理的”，警方相关负责人这样解答其他的疑惑。
吴志芬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上月18日，曹辉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对劲，照旧问母亲:“家里的洗衣粉还有没有？”母亲说:“你就别操心了，上次买的一大包还剩 3小袋呢。”10天后，即“灭门”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曹辉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在山东遭遇车祸的三叔。谈话间，吴志芬向儿子提到了前一天发生的血案: “你看，我们的县长好端端地就被杀了。”电话那头的曹辉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嗯”了两声，随即挂断了电话。之后，曹辉成为被公布的冷血疑凶。
12月3日，警方以新闻发布会形式通报案情，抓获嫌疑人1名，动机为劫财杀人。“1人连杀6人，按常理说的确不太容易，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却符合情理”──警方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解答受害者亲属们的疑惑，他们列举了并没有更多财物丢失的细节来质疑，比如文建刚手上价值两万多元的手表依旧还在。在亲属们看来，除了财富，危险更可能来自文建刚的仕途，尤其是他整治当地非法小煤窑的“铁腕政策”招致的仇恨，“经常被人恐吓，最近的一封恐吓信就在凶案前10 天”。
县长文建刚有钱，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并不是秘密。更具体说，在2002年5月成为县长前，作为成功生意人的文建刚就已经有钱了，财富甚至成为他从政的一种底气，“我不缺钱，根本不需要贪污、受贿，也没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我不怕什么”。
文建刚的钱来得并不容易。在当地屠宰场做工人的父亲和合作社里当售货员的母亲并不能给这个有6个子女的家庭更宽裕的条件，一家人住在兴义市文化馆边，当地曾经的“贫民窟”。孩子们的成长更多依靠个人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家庭的子女们的确非常努力──文建刚五姐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任兴义市税务局副局长，现已升任州国税局局长;三姐是州审计局纪检组长;大哥退休前在州人民银行做办公室主任;六姐和遇害的四姐分别在地税局和国税局工作。
排行老六的文建刚也许相对幸运一些，虽然升中学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但兄长和姐姐们都已经开始工作，不至于让他因此辍学。1983年，文建刚考入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回到母校兴义市一中任教，一年内升任校团委书记兼教导处副主任，期间结婚，1992年调任州监察局做了一名科级检察员。
1993年停薪留职下海进入建材行当的时候，文建刚债台高筑，大儿子意外摔伤后脑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和“高压氧”持续治疗，耗尽了家庭的全部积蓄，这也被认为是刺激他从商的重要原因。下海初期的文建刚很拼命，到昆明用大卡车进货，为了防止小偷爬车偷盗货物，他可以不坐驾驶室，拿一张帆布盖着货物，自己就坐在上面。300多公里的路程，就这么熬过来。
还有一次运货车超载“整个车都翘起来了”，回来他跟朋友说自己“拣回了一条命”。诸多细节里，好友李良农感叹，文建刚“一直说我是理论派，而他是靠苦干出来的”。下海3年后，文建刚成为当地装饰建材市场最大户，财产据说达到数百万元。他盖起了两栋3层楼的新房，一栋给大哥，一栋给自己，这也是后来凶案发生的地方，将近10年之后，这栋房子相比周围的其他建筑，依旧显得颇有气派。
1995年文建刚重回监察局，一开始是边上班边做生意，后来把生意交给大舅子方如松打点。1998年34岁的文建刚调入兴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以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身份主持工作，成为黔西南当时最年轻的县级干部。此时的兴义市运输总公司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4年前公司管辖权从省下放到州后，财政不再拨款，公司已累计负债达1400余万元。
兴义市运输总公司下属客运公司经理聂天虎回忆，文建刚到任后，对运输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已经停运的车全部卖掉，以节约每年空耗的几十万元养路费。将机关14个处减为10个处，仅保留48人，其余全部下放到一线经营单位。
通过资产整合和重组，并购了原黔西南州运输公司，成为总公司下属的客运公司。几年努力，公司重新上了轨道，“职工的收入起码翻了一番”。共事者还会提到文建刚的不徇私情，“在他手下干事的姐夫，几年内都没得到升迁”，以及他的毅力，“上任时为了节省公司接待费用，真的自己戒烟”而且持续4年，直到升任兴仁县县长。
2001年，文建刚到上海交大读MPA。3个月里，妻子的姐姐带着他认识了很多企业界人士。回来后文建刚向李良农大发感慨，“看了这么多企业，才知道我原来沾沾自喜的运输公司多么不值得一提，而且那些企业家都比我年轻”。他也更加认定“人生要多一点体验，才不枉此生”。2002年5月，文建刚迎来了人生中全新的一次历练，出任兴仁县县长。
县长文建刚上任伊始，就显现出了在企业时的果断作风，从城市建设入手，先后启动了县城新区二级主干道长兴路、陆关至流水沟大道，县城外环西路、环东路、师范路等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大规模建设引发出拆迁等各种预期之外的问题，文建刚力主的旧城区改造遭到当地居民激烈反对，解东路、环市南路的改建计划都是如此，一时间针对文建刚的上访和各种抗议不断。州政协的一名官员后来这样解读文建刚遭遇的激烈批评，“他试图以管理一个不算太大企业的风格和经验，去管理一个有着四十几万人口的大县”。
文建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新城建设构想，2005年末，文建刚对当地媒体记者说，“今年县委县政府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掀起了兴仁县继1998年后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热潮。目前，县城内外形成了建设大工地，到处都是一片火热的施工场面，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兴仁县城里最终落实的改变同样清晰可见，反映在数据上，“十五”期间兴仁县财政收入从全州第四跃到第二，2006年综合经济实力也从第三跃居第二。当地也有官员评价，“文建刚是兴仁县近年来最有作为的县级官员”。
被家属们认为是凶案可能动机之一的仇恨，来自于文建刚整治当地非法煤窑的“铁腕”。在兴仁县的“三色经济”──煤炭(黑色)产业、黄金、烤烟(黄色)产业、草地畜牧业(绿色)产业中，煤炭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按当地说法，“一个背篓一把铁锹，一天就能挖出1000元”。由此而来的安全隐患以死亡数字直接显现出来，在2005年一度成为文建刚仕途的最大挫折。
2005年1月至8月，兴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12起，死亡25人。其中无证非法煤矿的8起，死亡16人。省里先后3次下达了整改建议书，但收效甚微。这被上级认为“均未引起重视”。正值中央要求整顿小煤窑，兴仁在全省首当其冲。2005年9月，文建刚被停职检查。
如果说忽视了非法煤窑的整治导致了诸多的事故，实在有些冤枉文建刚。从2003年开始，文建刚就组团前往山东、四川等地招商引资，寻找“技术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合营煤炭开采，希望改变兴仁以小煤矿开采为主的局面。他也因此招来怨言，随着外地人大规模的开采和本地人小煤矿的关闭，老煤区相当多人不满。
“以前自己挖煤，1天挖20吨，1吨煤能卖150元到260元不等，一个月一个人可以有1000到3000元”，“现在只能给别人打工，好的能有1000 元，差的就只能种点包谷吃了”。而且“外地人因为语言不通，不愿意聘用我们本地人”。文建刚也意识到了这点，并且有所举措，比如对于煤区房屋因采煤倒塌的，政府出一半钱重盖;“每年发300元买煤钱，200元生活费”。
停职初期的文建刚有点闷闷不乐，曾对好友李良农说过，“干脆申请去州委党校当校长算了，自己再搞个农场”，农场就选在他做生意期间买下的20亩地里。不过 3个月后，文建刚就复职了，并且在后来的换届选举中获得连任。复职后的文建刚加大了对非法煤窑的打击力度，放下“狠话”，“达不到国家规定产量的，一律关闭，这是死规定！”被强制关闭的非法煤窑，意味着投资者们数百万的投入作废之外，财源也被切断。
由此而来的威胁，文建刚曾经对李良农流露过，“做官其实很不容易，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仅仅死亡威胁我就接到好几起了”。更早以前，作为县长的文建刚坚决查处原兴仁县煤炭管理局局长金武能贪污公款259万余元、挪用公款460万余元一案时，就给自己惹来了一些麻烦，2004年金武能被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而文建刚开始被恐吓“小心性命”。
12月4日上午9时30分，文建刚等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兴义市殡仪馆悼念厅举行。当地主要领导和文建刚生前同学、好友、同事及群众数百人前往送行。文建刚的大儿子因为在中学寄宿逃过一劫，不难想象这个突然成为孤儿的孩子心里的创伤。而对于兴仁县的百姓来说，突来的变故也让他们有些迷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他们个人在这个县城中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路还修不修，新房还盖不盖，煤矿还挖不挖？”
“通过姐姐与被害人文建刚之妻相识，知道文建刚经过商，如今又是县长，家里肯定很有钱，于是心生歹念，打算谋财害命。”这是兴义警方公布的嫌疑人曹辉的犯罪动机。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曹辉1983年因流氓罪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获减刑，于2000年刑满释放。他的家与文建刚工作的县政府大院仅一墙之隔，对面就是兴仁县公安局。
母亲吴志芬被突然的消息震惊，她对儿子的评价是“孝顺”。曹辉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是一名连级转业干部，在贞丰县委工作，母亲吴志芬则在该县招待所上班。曹辉不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辍学。丈夫去世后，吴志芬改嫁到兴仁县，曹辉的继父王鑫是兴仁县卫生局的局长。对于经历了牢狱生活的曹辉，家人并没有歧视，继父不停想法子为他找工作。
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已经变得非常富裕，哥哥姐姐都在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医院工作，大哥曹刚在兴义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舞厅，二哥生意更大，在海南、北京、新疆都有业务。回家的曹辉也表露出浪子回头的决心，一个人去广西打工，一去5年，直到去年9月份。回来时，给每个人买了礼物。回来之后到兴义市大哥开的舞厅上班，租了房子住，偶尔回一次兴仁，今年年初，继父瘫痪在床，曹辉替继父擦洗身子，处理屎尿，堪比亲生儿子。
警方专案组锁定的嫌疑人曹辉，则是另一副模样，“因为特殊经历，心理素质超出常人，反侦察意识极强。在杀死6人后，没有表现异常”。在排查走访阶段时，他表现得很“配合”。“落网后，很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表情却麻木而冷酷。”在曹辉的供述里，他通过姐姐和文建刚的妻子相识，11月27日是星期一，他推测在外县工作的文建刚不在家，文家里全是女性，便于作案，于是便暗藏凶器在当晚来到文家，准备实施抢劫。
来到文家后，曹辉便和文妻拉家常，没想到文建刚正好在州里开会，晚上回家来了。早有睡意的文妻便让丈夫陪客人，自己和家里其他人都去休息了。见是妻子的熟人，文建刚出于礼貌，只好陪着曹辉东拉西扯。快24点时，早有预谋的曹辉悄悄拿出榔头，朝着毫无戒备的文建刚头上砸去。随后，曹辉又将文建刚的妻子、姐姐、保姆及岳母杀死，最后杀红眼了连5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连续杀死6口人后，曹辉便在四处翻箱倒柜，寻找钱物后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的曹辉回到了距离凶案现场仅6公里的舞厅，12月1日中午12点多，就从这里被警方带走。根据房东的回忆，曹辉打开门看见有警察向他招招手，就对一个正在与他打招呼的男子说，“他们喊我，我有事，你一个人去”，然后十分顺从地被警察带上警车，警车马上开走。根据亲属从警方获得的消息，警方破案的重要线索是文建刚价值1万多元的手机，里面装有全球定位系统，曹辉刚刚打了两个电话，就被警方锁定方位。
至于承认劫财杀人的曹辉具体从文建刚家中拿走了多少钱财，警方并没有公布，但家属们得到的说法，是杀害6人后，曹辉除了盗走文建刚那部价值1万多元的手机外，只拿走了一个装有1万多元的信封，和一个钱包里的700元钱。不过对于“文建刚家中有80万现金歹徒拿都没拿”的说法，警方断然否认。“1人连杀6 人，按常理说的确不太容易，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却是符合情理的”，警方相关负责人这样解答其他的疑惑。
吴志芬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上月18日，曹辉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对劲，照旧问母亲:“家里的洗衣粉还有没有？”母亲说:“你就别操心了，上次买的一大包还剩 3小袋呢。”10天后，即“灭门”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曹辉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在山东遭遇车祸的三叔。谈话间，吴志芬向儿子提到了前一天发生的血案: “你看，我们的县长好端端地就被杀了。”电话那头的曹辉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嗯”了两声，随即挂断了电话。之后，曹辉成为被公布的冷血疑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