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淹没村庄 离北京中关村大街仅3公里(图)
后八家村,离北京中关村大街仅3公里,满眼随意搭建的平房,堆积如山的废旧电器,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烧焦和生锈金属混合着的刺鼻气味。偶尔几个抄近路上班的“白领”夹着公文包从这里穿行,急匆匆掩鼻而过。
1月13日傍晚5点半,隐藏在巨大的垃圾山阴影下的小村子亮起了灯光。不一会儿,这儿的常住人口便陆续从不同方向回来了。这是一群蹬着平板三轮车的废品收购者,车头都挂着一个“专业回收家电”的牌子,车上载着各种外壳发黄的电脑、电视机和电冰箱。
小饭馆里,劣质烟草、汗味儿、脚臭味儿与饭菜的味道搅和在一起,几个忙了一天的废旧家电收购者埋怨着当天碰到的倒霉事,河南安阳的刘水(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31岁的刘水与这个行当打交道6年了。他和妻子、8岁的儿子在村里租了一间平房,月租250元。因为“村子里有人做这个发了财”,2000年,刘水从老家来到北京,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旧三轮车,回收旧电器。
这是个男人干的活儿,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这种要求四肢力量超强的工作。废品收购者终日骑着三轮车,在各个胡同、街道、社区里穿进穿出,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常从楼上扛下重达上百公斤的旧冰箱,还要冒着危险,拆下卖主安装在窗外的旧空调。
后八家村的垃圾山
在后八家村里,收购废旧电器者几乎都来自河南,他们的作业面遍布北京城所有主要街道和社区,并划分了各自的收购地盘。如果有不识趣的“外省人”想加入进来,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白眼、辱骂甚至找碴儿揍一顿。
运气好的人,一天能收到几台旧电器,如果还能用,就卖给临近的中关村二手电子市场,每台能赚50~100元钱,不能用的,就拆解后按废品处理。
“我经常去那些 写字楼,这些地方的废旧家电通常会很多,大不了被他们赶出来。”用这样的方法,刘水第一年就赚了两万多元钱。
后八家村里,像刘水这样的收购废品者,不过是这个行业链上的第一个环节。手头资金雄厚的“大户”,会在村里租上一个仓库,做一些货品的囤积和仓储。他们多以家族作坊式的方式经营,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专做电视的,有专做打印机的,还有专做旧电脑的。
在后八家村口的一个仓库里,占地五六百平方米的地方,堆放着小山一样高的旧电器。几个女人坐在小山堆中,将各种旧电器的塑料外壳和线路板分开。仓库外,分类堆放着大量的线路板和旧电脑主机,两个工人在成堆的电脑键盘中翻检,将一些塑料外壳部件归拢到一起,看上去都是些被淘汰下来的老式电脑。
每天从早到晚,后八家村的这些仓库前,都会停满各式各样的货车。车厢很严实,外人很难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刘水说,每天,至少会有一辆满载电子垃圾的大货车从这里起程,开往南方的电子垃圾集散地。他估计:“要是没车来了,用不了两天,村子就得被这些‘破烂’给淹了。”
事实上,中国的电子垃圾也像刘水住的八家村一样,正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着。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估计,从2003年起,我国每年将报废电视机500万台,电冰箱4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500万台,手机上千万部。“电子垃圾”的日产生量约为3000吨,相当于1000头大象的重量。
有资料显示,在这些电子垃圾中,7个废弃手机线路板就能提取一条金项链,其“矿床品位”比最好的金矿还高出许多。1吨废旧线路板,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价值达到6000美元,加上铁、铝、镉、镍等,价值可能达到7000美元。
据悉,一些意识到电子垃圾潜在价值的官员和专家们,正在紧急寻求措施,希望能建立正规、绿色无污染的电子垃圾回收系统,但效果令人失望。据称,全北京只有一个电子垃圾环保回收站;中国移动曾与几家手机厂商联合发起“绿箱子环保计划——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公益行动,在全国40个重点城市的约1000家移动营业厅,设立专门用于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的“绿箱子”。然而,半年下来,“绿箱子”的一个网点回收废旧手机不到10部;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很多电子垃圾处理场正尴尬地面临着“无米下锅”的窘境。
不错的回报催熟了地下电子垃圾回收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从像刘水这样用现金收购电子垃圾的三轮车小贩,到后八家的集散仓库,再到负责运输的货车司机,都是这个灰色链条上的组成部分。眼下,越来越多的电子垃圾正通过这个链条蔓延到原本干净的土地上。毁掉一个又一个居民生活区、农田及工业区。
1月9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国际法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有广东贵屿镇、龙塘镇、大沥镇、浙江台州地区、河北黄骅市、湖南及江西等地,尤以广东和浙江最为严重。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工作人员岳毅桦,从2005年3月起,就对广东贵屿镇做过详尽的调查。当时,贵屿地区已从此前一个贫穷的、以种植稻米为主的乡村,转变成中国最大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提供给了上百个小型私营电子废物回收作坊。
岳毅桦曾亲见,人们把电路板放在一个浅平底锅上,在燃煤的炉子上加热,到晶片可以移动时,马上用镊子拔起,放进身旁的桶内。这些晶片被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再销售,另一类被送到回收作坊去回收稀有金属。
处理电子废物的平均工资为每天16元,这些劳动力中不乏妇女和儿童,有超过80%的劳动力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大量的电子废物材料和处理残渣并没有被回收,只是简单地倾倒在田地、水塘、湿地、河流和灌溉渠里。
有资料显示,一块旧手机块电池里的镉,能够污染6万升的水,这些水可以装满3个标准游泳池。尽管新手机电池正在淘汰镉的使用,但里面仍有许多有毒物质,比如铅,会对人的免疫系统、分泌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配线板和塑料配件上的溴化物也会引发癌症、肝脏损害以及神经、免疫和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岳毅桦说:“贵屿镇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很多人都在从事电子垃圾处理工作,不辞辛劳地将金和铜等金属从旧电器上拆解出来。随后,这些电子垃圾被丢弃在房前屋后的空地、河渠里,没有任何处理措施。
刘水的妻子每天就是这样工作的。当刘水从小饭馆回来时,她正在屋外用榔头敲敲打打,拆解着当天收购回来的旧家电,一些拆解后卖不了钱的部件被随意丢弃。
在刘水家那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家电。墙角堆放着显示器和旧电视、从旧电脑上拆下的光驱几乎堆到了 天花板,床头挂满了鼠标,他8岁的儿子在床上用两个鼠标对撞做游戏。
刘水不懂电脑,他甚至不知道鼠标是做什么用的。但他的生活显然与这些电子垃圾密不可分:“一个月净赚千把两千的,过两三年,在家盖座好房子,肯定没问题。”这是他的梦想。
但有些事依然无法改变,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刘水8岁的儿子始终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当他和妻子忙碌的时候,儿子只能和村里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数倍于自己身高的垃圾山中捉迷藏,要么用旧手机电池搭积木,有时,会不知不觉把这些“玩具”放进嘴里。
1月13日傍晚5点半,隐藏在巨大的垃圾山阴影下的小村子亮起了灯光。不一会儿,这儿的常住人口便陆续从不同方向回来了。这是一群蹬着平板三轮车的废品收购者,车头都挂着一个“专业回收家电”的牌子,车上载着各种外壳发黄的电脑、电视机和电冰箱。
小饭馆里,劣质烟草、汗味儿、脚臭味儿与饭菜的味道搅和在一起,几个忙了一天的废旧家电收购者埋怨着当天碰到的倒霉事,河南安阳的刘水(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31岁的刘水与这个行当打交道6年了。他和妻子、8岁的儿子在村里租了一间平房,月租250元。因为“村子里有人做这个发了财”,2000年,刘水从老家来到北京,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旧三轮车,回收旧电器。
这是个男人干的活儿,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这种要求四肢力量超强的工作。废品收购者终日骑着三轮车,在各个胡同、街道、社区里穿进穿出,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常从楼上扛下重达上百公斤的旧冰箱,还要冒着危险,拆下卖主安装在窗外的旧空调。
后八家村的垃圾山
在后八家村里,收购废旧电器者几乎都来自河南,他们的作业面遍布北京城所有主要街道和社区,并划分了各自的收购地盘。如果有不识趣的“外省人”想加入进来,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白眼、辱骂甚至找碴儿揍一顿。
运气好的人,一天能收到几台旧电器,如果还能用,就卖给临近的中关村二手电子市场,每台能赚50~100元钱,不能用的,就拆解后按废品处理。
“我经常去那些 写字楼,这些地方的废旧家电通常会很多,大不了被他们赶出来。”用这样的方法,刘水第一年就赚了两万多元钱。
后八家村里,像刘水这样的收购废品者,不过是这个行业链上的第一个环节。手头资金雄厚的“大户”,会在村里租上一个仓库,做一些货品的囤积和仓储。他们多以家族作坊式的方式经营,各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专做电视的,有专做打印机的,还有专做旧电脑的。
在后八家村口的一个仓库里,占地五六百平方米的地方,堆放着小山一样高的旧电器。几个女人坐在小山堆中,将各种旧电器的塑料外壳和线路板分开。仓库外,分类堆放着大量的线路板和旧电脑主机,两个工人在成堆的电脑键盘中翻检,将一些塑料外壳部件归拢到一起,看上去都是些被淘汰下来的老式电脑。
每天从早到晚,后八家村的这些仓库前,都会停满各式各样的货车。车厢很严实,外人很难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刘水说,每天,至少会有一辆满载电子垃圾的大货车从这里起程,开往南方的电子垃圾集散地。他估计:“要是没车来了,用不了两天,村子就得被这些‘破烂’给淹了。”
事实上,中国的电子垃圾也像刘水住的八家村一样,正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着。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估计,从2003年起,我国每年将报废电视机500万台,电冰箱4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500万台,手机上千万部。“电子垃圾”的日产生量约为3000吨,相当于1000头大象的重量。
有资料显示,在这些电子垃圾中,7个废弃手机线路板就能提取一条金项链,其“矿床品位”比最好的金矿还高出许多。1吨废旧线路板,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价值达到6000美元,加上铁、铝、镉、镍等,价值可能达到7000美元。
据悉,一些意识到电子垃圾潜在价值的官员和专家们,正在紧急寻求措施,希望能建立正规、绿色无污染的电子垃圾回收系统,但效果令人失望。据称,全北京只有一个电子垃圾环保回收站;中国移动曾与几家手机厂商联合发起“绿箱子环保计划——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公益行动,在全国40个重点城市的约1000家移动营业厅,设立专门用于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的“绿箱子”。然而,半年下来,“绿箱子”的一个网点回收废旧手机不到10部;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很多电子垃圾处理场正尴尬地面临着“无米下锅”的窘境。
不错的回报催熟了地下电子垃圾回收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从像刘水这样用现金收购电子垃圾的三轮车小贩,到后八家的集散仓库,再到负责运输的货车司机,都是这个灰色链条上的组成部分。眼下,越来越多的电子垃圾正通过这个链条蔓延到原本干净的土地上。毁掉一个又一个居民生活区、农田及工业区。
1月9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国际法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有广东贵屿镇、龙塘镇、大沥镇、浙江台州地区、河北黄骅市、湖南及江西等地,尤以广东和浙江最为严重。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工作人员岳毅桦,从2005年3月起,就对广东贵屿镇做过详尽的调查。当时,贵屿地区已从此前一个贫穷的、以种植稻米为主的乡村,转变成中国最大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提供给了上百个小型私营电子废物回收作坊。
岳毅桦曾亲见,人们把电路板放在一个浅平底锅上,在燃煤的炉子上加热,到晶片可以移动时,马上用镊子拔起,放进身旁的桶内。这些晶片被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再销售,另一类被送到回收作坊去回收稀有金属。
处理电子废物的平均工资为每天16元,这些劳动力中不乏妇女和儿童,有超过80%的劳动力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大量的电子废物材料和处理残渣并没有被回收,只是简单地倾倒在田地、水塘、湿地、河流和灌溉渠里。
有资料显示,一块旧手机块电池里的镉,能够污染6万升的水,这些水可以装满3个标准游泳池。尽管新手机电池正在淘汰镉的使用,但里面仍有许多有毒物质,比如铅,会对人的免疫系统、分泌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配线板和塑料配件上的溴化物也会引发癌症、肝脏损害以及神经、免疫和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岳毅桦说:“贵屿镇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很多人都在从事电子垃圾处理工作,不辞辛劳地将金和铜等金属从旧电器上拆解出来。随后,这些电子垃圾被丢弃在房前屋后的空地、河渠里,没有任何处理措施。
刘水的妻子每天就是这样工作的。当刘水从小饭馆回来时,她正在屋外用榔头敲敲打打,拆解着当天收购回来的旧家电,一些拆解后卖不了钱的部件被随意丢弃。
在刘水家那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家电。墙角堆放着显示器和旧电视、从旧电脑上拆下的光驱几乎堆到了 天花板,床头挂满了鼠标,他8岁的儿子在床上用两个鼠标对撞做游戏。
刘水不懂电脑,他甚至不知道鼠标是做什么用的。但他的生活显然与这些电子垃圾密不可分:“一个月净赚千把两千的,过两三年,在家盖座好房子,肯定没问题。”这是他的梦想。
但有些事依然无法改变,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刘水8岁的儿子始终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当他和妻子忙碌的时候,儿子只能和村里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数倍于自己身高的垃圾山中捉迷藏,要么用旧手机电池搭积木,有时,会不知不觉把这些“玩具”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