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秘闻：中央军委首次发出“尚方宝剑”
1958年6月，国防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一份外军情报汇总和几则外国电讯放在办公桌上。
聂荣臻元帅认真地读着。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从1954年初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为止，总航程达6万多海 里，其间大部分是潜航，“鹦鹉螺”号仅消耗了几公斤铀；而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大约8000吨燃油。运输这么多燃料需要217节油罐车，所组成的列车长达3.2公里，要耗费197万美元。
美国海军披露，“鹦鹉螺”号在历次演习中遭受了五千余次攻击。据推演，若是常规动力潜艇，它将被“击沉”至少300次以上，而动作迅速的“鹦鹉螺”号仅被“击中”3次。“鹦鹉螺”号展示了核潜艇的作战能力以及令人恐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
核潜艇拥有绝对的报复力，有了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至少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聂帅缓缓地把手中的情报放在桌上，久久不语。
几天后，这些资料和一份聂帅亲自写的更详细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两天后，中共中央批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海军科学研究部部长于笑虹具体负责。审批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首批核潜艇研制人员集结了各科专家共29名，这都是全国潜艇和舰船方面的精英。那时，别说核动力潜艇，就是核物理方面的人才也没几个。那时的资料非常少，能见到的国外核潜艇资料，只有公开发行的《简氏防务年鉴》上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以及一件我外交人员从国外带回来的核潜艇儿童玩具。玩具很逼真，听说这种玩具在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泄密。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始终守口如瓶。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客气地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当初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意图控制中国海军时，毛泽东就曾愤怒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气呼呼地对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说：“要是这样，你们把中国所有海岸线都拿去好了，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这次毛泽东没有再发火，他冷冷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
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事后愤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然而，研制核潜艇的道路上布满荆棘。1960年初，二机部组建反应堆研究室，开始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老军工专家武杰回忆：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由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兼任主任。这在当时海军里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位负责人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工作时，无意中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其实仅仅是个代号，其他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娄子，立刻被免职。
聂荣臻签发“尚方宝剑”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核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核潜艇装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信、导航都是空白。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们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核潜艇工程开始进入冬眠期。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以后，船舶工业各工厂、科研单位普遍陷入瘫痪状态。核燃料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核潜艇反应堆燃料棒的生产被迫中断。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三百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中很多人是从批斗会场赶来的。9时多，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场。很长时间没穿军装的聂荣臻元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元帅的话掷地有声：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
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核潜艇技术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一千三百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两千六百多项、四万六千多台件，电缆三百多种、总长达九十余公里，管材二百七十多种、总长三十余公里。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两千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美国人折腾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
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中国有了船用核反应堆，但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中枢，却茫然无所知。
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与总设计师黄旭华为此事一起商量了很久。有一次，黄旭华突然冒出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对啊，夏桐猛地想起，我们闭门造车在这里空想管什么用，难道就不能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完善？夏桐的一个奇想引出了做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颇为有趣的是，一时间研制部门中最为忙碌的竟是几个木匠，他们都是通过最严格的政审和技术考核筛选出来的，即便不是鲁班再世，也是诸葛重生。核潜艇的模型完全是按1∶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甚至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宛如一个超级大玩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加快核潜艇研制步伐较为关键的转折。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197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
聂荣臻元帅认真地读着。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从1954年初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为止，总航程达6万多海 里，其间大部分是潜航，“鹦鹉螺”号仅消耗了几公斤铀；而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大约8000吨燃油。运输这么多燃料需要217节油罐车，所组成的列车长达3.2公里，要耗费197万美元。
美国海军披露，“鹦鹉螺”号在历次演习中遭受了五千余次攻击。据推演，若是常规动力潜艇，它将被“击沉”至少300次以上，而动作迅速的“鹦鹉螺”号仅被“击中”3次。“鹦鹉螺”号展示了核潜艇的作战能力以及令人恐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
核潜艇拥有绝对的报复力，有了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至少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聂帅缓缓地把手中的情报放在桌上，久久不语。
几天后，这些资料和一份聂帅亲自写的更详细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两天后，中共中央批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海军科学研究部部长于笑虹具体负责。审批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首批核潜艇研制人员集结了各科专家共29名，这都是全国潜艇和舰船方面的精英。那时，别说核动力潜艇，就是核物理方面的人才也没几个。那时的资料非常少，能见到的国外核潜艇资料，只有公开发行的《简氏防务年鉴》上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以及一件我外交人员从国外带回来的核潜艇儿童玩具。玩具很逼真，听说这种玩具在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泄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始终守口如瓶。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客气地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当初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意图控制中国海军时，毛泽东就曾愤怒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气呼呼地对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说：“要是这样，你们把中国所有海岸线都拿去好了，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这次毛泽东没有再发火，他冷冷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
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事后愤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然而，研制核潜艇的道路上布满荆棘。1960年初，二机部组建反应堆研究室，开始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老军工专家武杰回忆：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由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兼任主任。这在当时海军里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位负责人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工作时，无意中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其实仅仅是个代号，其他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娄子，立刻被免职。
聂荣臻签发“尚方宝剑”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核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核潜艇装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信、导航都是空白。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们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核潜艇工程开始进入冬眠期。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以后，船舶工业各工厂、科研单位普遍陷入瘫痪状态。核燃料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核潜艇反应堆燃料棒的生产被迫中断。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三百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中很多人是从批斗会场赶来的。9时多，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场。很长时间没穿军装的聂荣臻元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元帅的话掷地有声：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
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核潜艇技术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一千三百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两千六百多项、四万六千多台件，电缆三百多种、总长达九十余公里，管材二百七十多种、总长三十余公里。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两千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美国人折腾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
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中国有了船用核反应堆，但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中枢，却茫然无所知。
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与总设计师黄旭华为此事一起商量了很久。有一次，黄旭华突然冒出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对啊，夏桐猛地想起，我们闭门造车在这里空想管什么用，难道就不能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完善？夏桐的一个奇想引出了做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颇为有趣的是，一时间研制部门中最为忙碌的竟是几个木匠，他们都是通过最严格的政审和技术考核筛选出来的，即便不是鲁班再世，也是诸葛重生。核潜艇的模型完全是按1∶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甚至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宛如一个超级大玩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加快核潜艇研制步伐较为关键的转折。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197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