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贵州县长遇害案被扣留 警方竟然设陷阱(组图)
11月27日，家产超千万的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五口及保姆六人惨遭杀害。文建刚夫妇和文的四姐、保姆的尸体横陈客厅；岳母和小儿子的尸体在三楼卧室，4岁的小孩脑壳变形，脑浆浸湿了衬衣。凶手的残忍令人震惊。
12月3日下午，包括7名公安部一流专家、省公安厅20多名各类专家组成的专案组宣称破案，曾因流氓罪获刑17年的本县人曹辉实施了杀戮，目的是劫财。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论是被害人还是“施害人”的家属，都不认可这个结果。
县长为什么会惨遭灭门？曹辉是被买凶杀人还是入室劫财？一个人能够连杀六人而不惊动邻居吗？舆论认为该案疑点重重，当地官方除了500字的新闻发布之后，对于疑问不做任何回应。
案情示意图
口述：《中国青年报》驻贵阳站记者 唐勇林 《新闻晨报》记者 杜琛
《中国青年报》记者唐勇林向本报透露，在写完《贵州县长灭门案背后的猜想空间》之后，他主动地选择忘记一些东西，因为整个采访过程太压抑，连绵阴雨也让人心情郁闷。
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杜琛，则向记者讲述了12月3日至4日，他和《成都商报》、《广州日报》的两位记者在采访犯罪嫌疑人曹辉家属之后，被当地警方扣留一段时间的患难经历。
“我居然对两次新闻发布会充满期待”
◎脸谱◎
唐勇林，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现为该报贵州站记者。
◎声音◎
六天五夜的采访，感觉最深的是遗憾——无论是文建刚一家及保姆的被害，还是相关部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都令人遗憾。
传说中的“新闻发布会”成了“封口会”
11月28日的下午，有读者打电话到我们报社，说兴仁县长一家遭遇灭门惨案，让我们过去采访。我马上打电话就给贵州省公安厅，咨询相关事宜，但一直没有给回音。我等不及了，就立刻直赴兴仁。
到了兴仁才知道，虽然遇害的文建刚是兴仁县长，但他是在70多公里外的兴义市的家中遇害的。兴义市是黔西南州的州府所在地，兴仁是该州下辖的一个县。于是，我又赶紧前往兴义。
到兴义后，我又立刻采访州、市两级公安机关，询问案情进展。但是，他们除了告知，将会在近两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外，并不愿意向我透露任何情况。
说实话，当时我听到他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觉得当地的公安部门还是挺开明的，与其让小道消息在坊间和网络飞短流长，还不如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让谣言止于公开。
有这个好消息垫底之后，我顿觉欣慰。
去兴仁、兴义两地，我听到一些当地人对文建刚的一些议论，我就想：文建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命运？
就在我打算一个个去寻找并访问这些知情人时，11月30日，传说中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了。会议是由黔西南州的一个副书记主持的，州直各机关单位都有人参加，100多人吧，就在我住的盘江宾馆餐厅的二楼会议室召开。
哪知，这竟是个封口会——要求州直各机关干部不要议论此事，一切都要以新华社通稿为统一口径。可是那时候，新华社的通稿除了用不到200字的篇幅介绍了事件的发生，已经成立了公安部专家领衔的专案组之外，没有任何更多的细节，更谈不上对民间和网络上人们的各种疑问的回答。
当时，我就明白：要想从官方、官员这边了解到情况，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让《侦破记》流产
12月2日下午，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警方可能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案件告破。听到这个消息，我这么些天的无奈又退却了很多，心中又充满期待，也许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新闻发布会，把案件告破的来龙去脉好好采采。
新闻发布会定在下午3时在黔山宾馆举行，下午2点左右，就有其他媒体的记者给我发短信，问我为什么还不去，早做准备。当时到场的媒体记者应该有2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问题等着在发布会上求解。
发布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很简短，只有10多分钟，公安部的专家、省公安厅成员、当地官员、警方人员一一上台坐定，黔西南州公安局局长白平拿出一张纸念了5分钟左右，这张纸的内容就是后来新华社通稿的内容，大约500多字。念完之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一干人等就势离开，根本没准备记者问答环节，只是告诉大家，嫌犯已经抓住，是入世抢劫后逃遁。至于抢了多少，为什么抢，怎么杀人，这些细节，对不起，无可奉告，一堆的记者抓了瞎。我的那个《侦破记》也只能放弃。
说实话，我并没觉得有多生气。这种事情，很正常，就不告诉你，你能怎样？只不过，我会觉得自己比较奇怪，居然两次，我都对所谓新闻发布会充满期望。
文建刚死了一次又在网上被杀了无数次
很多原先列入采访计划中的人都是当地的公职人员，打电话联系采访，要么说我打错了，要么说要我直接找宣传部门，也有人很坦率地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几乎每一个我试图联系的官员都没有给予回答。
直接去找本人，也多是避而不见。我去文生前工作过的汽车运输公司找一经理采访时，因为不认识他，就被他当面指到错误的房间，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自己被他“晃点”了。
到我离开时止，文在官场的同事、警方这些核心消息源都保持沉默。那个时候，采访是陷入一种尴尬境地的，人都在那，你都可以去问，但是没有人会回答你。
惨绝人寰的灭门案尽管告破，议论却没有停止，没有一个声音能够很好地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的疑问。就像一位学者的评论：文建刚死了一次，又在网上被杀了无数回。
“生平第一次被警察带去问话作笔录”
◎脸谱◎
杜琛，《新闻晨报》特稿记者。南昌大学毕业后，参加过很多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全国最早报道马家爵：《一个大学生屠夫的成长》。
◎声音◎
在震惊全国的灭门案的报道中，我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虽然经历一些意外，但这是职业记者都能够面对的。
发布会后有记者被带走
12月3日下午3时，当地警方在兴义黔山宾馆的新闻发布会结束，这个不到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给出了下一段我的采访目标：犯罪嫌疑人曹辉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会灭文建刚一家？
我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到，我要立即赶赴80公里外的兴仁县城，寻找凶手曹辉的亲友，揭开这个杀手真实的面纱。很奇怪，当时现场有不少记者，最后真正不约而同想着立刻动身去找曹辉家人进行采访的就是我、《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三个人。
后来，听龙灿说，刚下楼，他看见《云南都市时报》的3个同行在与一群陌生人争执。
几分钟后，三个记者被分开，带上了3辆汽车，驶出了宾馆。他感觉不妙，上前询问。一个自称是公安的人告诉他，他们要找这几个记者了解情况。
我们来不及细想，立刻打的，奔波了一小时，赶到了兴仁。这时候天已擦黑，还下着小雨。感觉非常阴冷。在警方公布的片区，费尽了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曹辉的家。
其实，曹辉的家与县长文建刚工作的县政府大院仅一墙之隔，对面则是兴仁县公安局。
警方用计让我们自投罗网
曹辉的母亲和哥哥接受了我们1个小时左右的采访，还把曹辉的一些生活照片提供给我们。晚10点多，我最后一个写完稿子，并从网吧发回报社，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天只中午吃了点东西。
12月4日是龙灿35岁生日，我们想着回到兴义好好喝上一杯。
正准备动身，柯学东接到曹辉的哥哥的电话，称说老人气病了。想着老人当天一知道儿子杀人的消息，就接受采访，我们有一些愧疚，当即买了一箱苹果，赶到曹家慰问。
敲开门，看到曹辉的妈妈好好地坐着，没有任何病痛的样子。他们旁边有三个陌生男人，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们是兴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有些情况想向你们了解一下，请跟我们走。”语气很礼貌，但没给我们拒绝的余地，就把我们带到了离曹辉家10米开外的县公安局。
搭档在警察面前装不认识
到公安局，他们说领导会找我们问些情况，但等了约40分钟，都没人来找。我们三人被带上2辆警车，开往兴义。当时，我还想，免费送我们回去，可省200元打的费，划算。
凌晨1时许，警车直接开进了兴义市公安局，我们被带进刑警大队，几个警察开始分开询问，做笔录。问我们来自何方，姓名，身份证号码，为谁工作，何时到兴义，住何处，线索从何而来。采访了谁、写了什么报道……
一个多小时后，警察见问不出什么东西，便让我在笔录材料上签字盖手印，放我走了。
警察们要我和龙灿赶紧离开，但《广州日报》的柯学东一直没有出来。在与警方的交涉中，我们强调，如果记者在报道中有什么问题，警方可以起诉，但用强制手段是否应该？但没有人回答。
从公安局出来之后，我们又冷又饿，就在阴冷的街边的小摊上炒了两个小菜，还是要了一瓶冰冷的啤酒，给35岁的龙灿送上第一个生日的祝福，掺杂着极为复杂心情的祝福，也给生平第一次被警察问话作笔录的自己一个纪念。
凌晨4时，我们返回宾馆。准备休息前，我打了个电话给柯学东，他告诉我，自己被警察陪着还在公安局。
我后来才知道，老柯打电话给了龙灿，让还在宾馆的《广州日报》的窦丰昌赶紧离开，警察正在找他。龙灿和窦迅速下楼，但刚下电梯，就看见几个警察带着柯迎面而来。窦吓了一跳，转身就想躲，但来不及了。龙灿赶紧告诉他，直接走，别回头。柯显然会意了他们的意思，直接带着警察从他们的身边走了过去。
好在警察不认识窦，他们镇定地走出宾馆，迅速离开。我则继续留在了宾馆。
柯被警察陪着在宾馆睡了几个小时，一大早就又被带走了。直到下午2时许，老柯他终于出来了，但被要求立刻回广州去。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我们三个采访到曹辉的家人，之后，其他记者无法联系到他们。
12月3日下午，包括7名公安部一流专家、省公安厅20多名各类专家组成的专案组宣称破案，曾因流氓罪获刑17年的本县人曹辉实施了杀戮，目的是劫财。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论是被害人还是“施害人”的家属，都不认可这个结果。
县长为什么会惨遭灭门？曹辉是被买凶杀人还是入室劫财？一个人能够连杀六人而不惊动邻居吗？舆论认为该案疑点重重，当地官方除了500字的新闻发布之后，对于疑问不做任何回应。
《中国青年报》记者唐勇林向本报透露，在写完《贵州县长灭门案背后的猜想空间》之后，他主动地选择忘记一些东西，因为整个采访过程太压抑，连绵阴雨也让人心情郁闷。
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杜琛，则向记者讲述了12月3日至4日，他和《成都商报》、《广州日报》的两位记者在采访犯罪嫌疑人曹辉家属之后，被当地警方扣留一段时间的患难经历。
“我居然对两次新闻发布会充满期待”
◎脸谱◎
唐勇林，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现为该报贵州站记者。
◎声音◎
六天五夜的采访，感觉最深的是遗憾——无论是文建刚一家及保姆的被害，还是相关部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都令人遗憾。
传说中的“新闻发布会”成了“封口会”
11月28日的下午，有读者打电话到我们报社，说兴仁县长一家遭遇灭门惨案，让我们过去采访。我马上打电话就给贵州省公安厅，咨询相关事宜，但一直没有给回音。我等不及了，就立刻直赴兴仁。
到了兴仁才知道，虽然遇害的文建刚是兴仁县长，但他是在70多公里外的兴义市的家中遇害的。兴义市是黔西南州的州府所在地，兴仁是该州下辖的一个县。于是，我又赶紧前往兴义。
到兴义后，我又立刻采访州、市两级公安机关，询问案情进展。但是，他们除了告知，将会在近两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外，并不愿意向我透露任何情况。
说实话，当时我听到他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觉得当地的公安部门还是挺开明的，与其让小道消息在坊间和网络飞短流长，还不如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让谣言止于公开。
有这个好消息垫底之后，我顿觉欣慰。
去兴仁、兴义两地，我听到一些当地人对文建刚的一些议论，我就想：文建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命运？
就在我打算一个个去寻找并访问这些知情人时，11月30日，传说中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了。会议是由黔西南州的一个副书记主持的，州直各机关单位都有人参加，100多人吧，就在我住的盘江宾馆餐厅的二楼会议室召开。
哪知，这竟是个封口会——要求州直各机关干部不要议论此事，一切都要以新华社通稿为统一口径。可是那时候，新华社的通稿除了用不到200字的篇幅介绍了事件的发生，已经成立了公安部专家领衔的专案组之外，没有任何更多的细节，更谈不上对民间和网络上人们的各种疑问的回答。
当时，我就明白：要想从官方、官员这边了解到情况，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让《侦破记》流产
12月2日下午，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警方可能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案件告破。听到这个消息，我这么些天的无奈又退却了很多，心中又充满期待，也许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新闻发布会，把案件告破的来龙去脉好好采采。
新闻发布会定在下午3时在黔山宾馆举行，下午2点左右，就有其他媒体的记者给我发短信，问我为什么还不去，早做准备。当时到场的媒体记者应该有2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问题等着在发布会上求解。
发布会之前的准备工作很简短，只有10多分钟，公安部的专家、省公安厅成员、当地官员、警方人员一一上台坐定，黔西南州公安局局长白平拿出一张纸念了5分钟左右，这张纸的内容就是后来新华社通稿的内容，大约500多字。念完之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一干人等就势离开，根本没准备记者问答环节，只是告诉大家，嫌犯已经抓住，是入世抢劫后逃遁。至于抢了多少，为什么抢，怎么杀人，这些细节，对不起，无可奉告，一堆的记者抓了瞎。我的那个《侦破记》也只能放弃。
说实话，我并没觉得有多生气。这种事情，很正常，就不告诉你，你能怎样？只不过，我会觉得自己比较奇怪，居然两次，我都对所谓新闻发布会充满期望。
文建刚死了一次又在网上被杀了无数次
很多原先列入采访计划中的人都是当地的公职人员，打电话联系采访，要么说我打错了，要么说要我直接找宣传部门，也有人很坦率地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几乎每一个我试图联系的官员都没有给予回答。
直接去找本人，也多是避而不见。我去文生前工作过的汽车运输公司找一经理采访时，因为不认识他，就被他当面指到错误的房间，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自己被他“晃点”了。
到我离开时止，文在官场的同事、警方这些核心消息源都保持沉默。那个时候，采访是陷入一种尴尬境地的，人都在那，你都可以去问，但是没有人会回答你。
惨绝人寰的灭门案尽管告破，议论却没有停止，没有一个声音能够很好地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的疑问。就像一位学者的评论：文建刚死了一次，又在网上被杀了无数回。
“生平第一次被警察带去问话作笔录”
◎脸谱◎
杜琛，《新闻晨报》特稿记者。南昌大学毕业后，参加过很多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全国最早报道马家爵：《一个大学生屠夫的成长》。
◎声音◎
在震惊全国的灭门案的报道中，我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虽然经历一些意外，但这是职业记者都能够面对的。
发布会后有记者被带走
12月3日下午3时，当地警方在兴义黔山宾馆的新闻发布会结束，这个不到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给出了下一段我的采访目标：犯罪嫌疑人曹辉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会灭文建刚一家？
我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到，我要立即赶赴80公里外的兴仁县城，寻找凶手曹辉的亲友，揭开这个杀手真实的面纱。很奇怪，当时现场有不少记者，最后真正不约而同想着立刻动身去找曹辉家人进行采访的就是我、《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三个人。
后来，听龙灿说，刚下楼，他看见《云南都市时报》的3个同行在与一群陌生人争执。
几分钟后，三个记者被分开，带上了3辆汽车，驶出了宾馆。他感觉不妙，上前询问。一个自称是公安的人告诉他，他们要找这几个记者了解情况。
我们来不及细想，立刻打的，奔波了一小时，赶到了兴仁。这时候天已擦黑，还下着小雨。感觉非常阴冷。在警方公布的片区，费尽了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曹辉的家。
其实，曹辉的家与县长文建刚工作的县政府大院仅一墙之隔，对面则是兴仁县公安局。
警方用计让我们自投罗网
曹辉的母亲和哥哥接受了我们1个小时左右的采访，还把曹辉的一些生活照片提供给我们。晚10点多，我最后一个写完稿子，并从网吧发回报社，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天只中午吃了点东西。
12月4日是龙灿35岁生日，我们想着回到兴义好好喝上一杯。
正准备动身，柯学东接到曹辉的哥哥的电话，称说老人气病了。想着老人当天一知道儿子杀人的消息，就接受采访，我们有一些愧疚，当即买了一箱苹果，赶到曹家慰问。
敲开门，看到曹辉的妈妈好好地坐着，没有任何病痛的样子。他们旁边有三个陌生男人，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们是兴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有些情况想向你们了解一下，请跟我们走。”语气很礼貌，但没给我们拒绝的余地，就把我们带到了离曹辉家10米开外的县公安局。
搭档在警察面前装不认识
到公安局，他们说领导会找我们问些情况，但等了约40分钟，都没人来找。我们三人被带上2辆警车，开往兴义。当时，我还想，免费送我们回去，可省200元打的费，划算。
凌晨1时许，警车直接开进了兴义市公安局，我们被带进刑警大队，几个警察开始分开询问，做笔录。问我们来自何方，姓名，身份证号码，为谁工作，何时到兴义，住何处，线索从何而来。采访了谁、写了什么报道……
一个多小时后，警察见问不出什么东西，便让我在笔录材料上签字盖手印，放我走了。
警察们要我和龙灿赶紧离开，但《广州日报》的柯学东一直没有出来。在与警方的交涉中，我们强调，如果记者在报道中有什么问题，警方可以起诉，但用强制手段是否应该？但没有人回答。
从公安局出来之后，我们又冷又饿，就在阴冷的街边的小摊上炒了两个小菜，还是要了一瓶冰冷的啤酒，给35岁的龙灿送上第一个生日的祝福，掺杂着极为复杂心情的祝福，也给生平第一次被警察问话作笔录的自己一个纪念。
凌晨4时，我们返回宾馆。准备休息前，我打了个电话给柯学东，他告诉我，自己被警察陪着还在公安局。
我后来才知道，老柯打电话给了龙灿，让还在宾馆的《广州日报》的窦丰昌赶紧离开，警察正在找他。龙灿和窦迅速下楼，但刚下电梯，就看见几个警察带着柯迎面而来。窦吓了一跳，转身就想躲，但来不及了。龙灿赶紧告诉他，直接走，别回头。柯显然会意了他们的意思，直接带着警察从他们的身边走了过去。
好在警察不认识窦，他们镇定地走出宾馆，迅速离开。我则继续留在了宾馆。
柯被警察陪着在宾馆睡了几个小时，一大早就又被带走了。直到下午2时许，老柯他终于出来了，但被要求立刻回广州去。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我们三个采访到曹辉的家人，之后，其他记者无法联系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