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我们应该做好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类危机不断，但全球性危机少有，因而也没有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几十万、上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会战。但要看到的是，当今时代，战争形态的演变及社会文明的发展虽对大战爆发有着强力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大战的消失;发生持续性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因此，对这种作战行动我们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做好相关的研究和准备。
大规模作战与维护战略机遇期
新世纪新阶段，维护战略机遇期是我军的重要历史使命，一旦发生大规模作战，是否会影响甚至失去战略机遇期呢?
当前，我国的周边环境仍然复杂。这种复杂的环境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会明天就彻底改变;即使国力发展了，周边环境依然是复杂的;而且随着国家发展利益的拓展，周边环境可能会更加复杂。这种复杂的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难保不会撞出大规模作战的惊雷来，进而对我战略机遇期的维护产生大的影响和冲击。但要看到的是，维护战略机遇期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是必须打赢可能的大规模作战，尤其是当这种作战不可避免时。
当下，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变得简单了，肤浅了，甚至出现了某些偏见。有的认为，大力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战争和军事活动会影响和平的宁静生活;有的认为，战争是对经济建设的破坏，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都会影响社会发展;有的认为，战争是人性中的“恶性”造成的，所以世界上战争不断，战火不息，一些影视作品中宣扬“普世价值”、“另类英雄”，鼓励人们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被淡化。这是不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更不利于打赢大规模作战。
局部战争环境中的大规模作战
信息时代不能用往日的大规模作战观念去展望未来的大规模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诸多大规模作战，中国革命战争也有大规模作战，两者却有深刻的区别，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战争规模大小的认识上。对于局部战争环境中发生的大规模作战，我们要用更强的战略意识、更敏锐的战略眼光去分析，去研究。
信息化条件下的大战潜伏在小战之中。超级大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也是全面动员战争资源。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一架新型飞机被击落，一艘航母被击沉，结果是灾难性的，影响是战略性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一架F-117“夜鹰”攻击机被南斯拉夫击落，引起世界舆论广泛关注，有的美国政要发出呼吁：一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都称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些战争都摆开了大规模作战的架势，只是战争双方的实力太不对称，才没有出现以往那种形式的大规模作战。
军事斗争基点的转变与大规模作战
大规模作战不等于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斗争基点的逐次转变也是对大规模作战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作出了新的判断，明确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科学论断，据此，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亦由立足于应付全面反侵略战争，向重点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建立在“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不会发生的基础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部战争中不会发生大规模作战。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特点、海湾战争后高新科技及新军事变革的新发展，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意味着大规模作战将在高技术条件下进行。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的新战法和高技术武器的运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亦从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应对信息化战争转变。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三次重大变化，推动我军走上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信息化水平对大规模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开始凸现。
当前，我们虽然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东、西、南、北的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在此形势下，必须科学把握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心，没有重心就没有战略、就没有发展。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小问题也可能引发大动荡。筹划军事斗争准备，不能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最重要，要有全局性的战略考虑。应对不同方向的安全形势，维护不同方向的国家利益，需要强化相应的战略能力，尤其是打赢大规模作战这一基础能力。
和平时期，人们想得更多的是稳定，是经济，是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容易弱化，这对确保我国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因此，加强军事斗争准备，要应战与止战相结合，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和挑战的大规模作战来说，提高打赢它的能力至关重要。
信息化条件下的大规模作战
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局部战争，推动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上世纪70年代的中东战争，大量应用精确制导武器和先进的电子器材。80年代的马岛战争，导弹和现代化的作战指挥系统广泛应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对阵双方集中了189万军队，由于高技术的推动，显露出信息化的基本特征，亦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大规模作战的一个历史性拐点，即由强强对抗转向强弱对抗，大规模作战主要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不是表现在战场搏杀上;战场的威慑功能强化，搏杀功能弱化。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出现这一拐点的主导因素。信息化条件下，大规模作战不仅是众多军队的集结，更是科技和智慧的大规模集结和对撞。
体系破击改变作战规模。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作战体系的对抗，体系破击是基本的作战思想，打敌节点，破坏体系，使对手难以组织有效的对抗，是未来战争的基本特点。这使未来战争中特种作战的形式增多，高技术对抗不等同大兵团对抗。
战略谋划控制作战规模。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主要从时间、空间、信息、心理4个方面进行控制，胜负的标准是多元的。军队不仅要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战争不以获取暂时的、局部的、单方面的利益为胜利，而要追求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评价战争胜利的最终标准，是能否征服人心，不是歼灭多少军队。
大规模作战与军事力量发展
军事力量发展必须适应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安全的需求，而大规模作战能力则是对军事力量发展的强大牵引。因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大规模作战的基本考虑，也是军事力量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新形势下，巩固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成果，推进大规模作战准备特别是能力的稳步提升和有的放矢，首先要把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矛盾解决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技术是第一战斗力。如果我们的军队建设仍停留在人多势众的机械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含量不高，战斗力生成就不强，在未来战争中，就会处于能力素质的低端，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与对手较量，打赢大规模作战的美好愿望就无法实现。
近年来，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频率提高，但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发展的“抓手”作用没有弱化。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是长期的，未来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都难以预知。军事斗争准备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战争检验，就要深刻剖析两者的关联，科学处理军事斗争准备强度与军队发展速度的关系，军事斗争准备重点与军事力量发展难点的关系，尤其要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提升核心战斗力。
大规模作战与维护战略机遇期
新世纪新阶段，维护战略机遇期是我军的重要历史使命，一旦发生大规模作战，是否会影响甚至失去战略机遇期呢?
当前，我国的周边环境仍然复杂。这种复杂的环境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会明天就彻底改变;即使国力发展了，周边环境依然是复杂的;而且随着国家发展利益的拓展，周边环境可能会更加复杂。这种复杂的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难保不会撞出大规模作战的惊雷来，进而对我战略机遇期的维护产生大的影响和冲击。但要看到的是，维护战略机遇期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是必须打赢可能的大规模作战，尤其是当这种作战不可避免时。
当下，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变得简单了，肤浅了，甚至出现了某些偏见。有的认为，大力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战争和军事活动会影响和平的宁静生活;有的认为，战争是对经济建设的破坏，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都会影响社会发展;有的认为，战争是人性中的“恶性”造成的，所以世界上战争不断，战火不息，一些影视作品中宣扬“普世价值”、“另类英雄”，鼓励人们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被淡化。这是不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更不利于打赢大规模作战。
局部战争环境中的大规模作战
信息时代不能用往日的大规模作战观念去展望未来的大规模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诸多大规模作战，中国革命战争也有大规模作战，两者却有深刻的区别，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战争规模大小的认识上。对于局部战争环境中发生的大规模作战，我们要用更强的战略意识、更敏锐的战略眼光去分析，去研究。
信息化条件下的大战潜伏在小战之中。超级大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也是全面动员战争资源。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一架新型飞机被击落，一艘航母被击沉，结果是灾难性的，影响是战略性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一架F-117“夜鹰”攻击机被南斯拉夫击落，引起世界舆论广泛关注，有的美国政要发出呼吁：一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我们都称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些战争都摆开了大规模作战的架势，只是战争双方的实力太不对称，才没有出现以往那种形式的大规模作战。
军事斗争基点的转变与大规模作战
大规模作战不等于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斗争基点的逐次转变也是对大规模作战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作出了新的判断，明确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科学论断，据此，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亦由立足于应付全面反侵略战争，向重点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建立在“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不会发生的基础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部战争中不会发生大规模作战。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特点、海湾战争后高新科技及新军事变革的新发展，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意味着大规模作战将在高技术条件下进行。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的新战法和高技术武器的运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亦从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应对信息化战争转变。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第三次重大变化，推动我军走上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信息化水平对大规模作战的决定性影响开始凸现。
当前，我们虽然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东、西、南、北的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在此形势下，必须科学把握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心，没有重心就没有战略、就没有发展。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小问题也可能引发大动荡。筹划军事斗争准备，不能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最重要，要有全局性的战略考虑。应对不同方向的安全形势，维护不同方向的国家利益，需要强化相应的战略能力，尤其是打赢大规模作战这一基础能力。
和平时期，人们想得更多的是稳定，是经济，是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容易弱化，这对确保我国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因此，加强军事斗争准备，要应战与止战相结合，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和挑战的大规模作战来说，提高打赢它的能力至关重要。
信息化条件下的大规模作战
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局部战争，推动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上世纪70年代的中东战争，大量应用精确制导武器和先进的电子器材。80年代的马岛战争，导弹和现代化的作战指挥系统广泛应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对阵双方集中了189万军队，由于高技术的推动，显露出信息化的基本特征，亦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大规模作战的一个历史性拐点，即由强强对抗转向强弱对抗，大规模作战主要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不是表现在战场搏杀上;战场的威慑功能强化，搏杀功能弱化。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出现这一拐点的主导因素。信息化条件下，大规模作战不仅是众多军队的集结，更是科技和智慧的大规模集结和对撞。
体系破击改变作战规模。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作战体系的对抗，体系破击是基本的作战思想，打敌节点，破坏体系，使对手难以组织有效的对抗，是未来战争的基本特点。这使未来战争中特种作战的形式增多，高技术对抗不等同大兵团对抗。
战略谋划控制作战规模。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主要从时间、空间、信息、心理4个方面进行控制，胜负的标准是多元的。军队不仅要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战争不以获取暂时的、局部的、单方面的利益为胜利，而要追求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评价战争胜利的最终标准，是能否征服人心，不是歼灭多少军队。
大规模作战与军事力量发展
军事力量发展必须适应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安全的需求，而大规模作战能力则是对军事力量发展的强大牵引。因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大规模作战的基本考虑，也是军事力量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新形势下，巩固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成果，推进大规模作战准备特别是能力的稳步提升和有的放矢，首先要把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矛盾解决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运用科学技术是第一战斗力。如果我们的军队建设仍停留在人多势众的机械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含量不高，战斗力生成就不强，在未来战争中，就会处于能力素质的低端，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与对手较量，打赢大规模作战的美好愿望就无法实现。
近年来，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频率提高，但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发展的“抓手”作用没有弱化。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是长期的，未来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都难以预知。军事斗争准备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战争检验，就要深刻剖析两者的关联，科学处理军事斗争准备强度与军队发展速度的关系，军事斗争准备重点与军事力量发展难点的关系，尤其要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提升核心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