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钉子户“智斗”拆迁，实在是太牛了(组图)
在上海，一项改良的、人性化的政策，却引来了动迁户们五花八门的对策。“本来是应得的，不通过作假和昧良心就拿不到。”结婚、离婚、再结婚，“会是一场持久战”
“你看用这根行不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新村街道乳山一村，老邢把拴螃蟹的细蝇解下伸开，做了一个上吊自杀的姿势。一起吃蟹的“钉子户”们大笑起来——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用既安全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动迁组。
上海人通常把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称作“动迁组”，老邢与“动迁组”打过多次交道。20年前，他正是动迁到现在的这个小区的。去年，他父亲在浦西的房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动迁，老邢未获补偿。他因此拎了一桶汽油找到动迁组，结果立竿见影，拿到了一份补偿款。
不过比起这次，上次的举动实在算不了什么。早在去年3月份，他与妻子便离了婚，然后又各自结了婚，各自多了一个孩子，他们惟一的女儿同样适时结婚，并从医院开出了怀孕证明。这样，按照此次拆迁政策，一家人将可以算作9个应安置人口，靠开面馆为生的老邢，将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一年多来，在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引导下，乳山一村的“钉子户”们目睹和参与了一幕幕荒诞剧的上演。
“老法师”婚变
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
20 年前老邢刚刚搬来时，乳山一村周边还是一片荒野，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小卖部。如今随着浦东的开发，这个被人们习惯称为陆家嘴的地方，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离东方明珠电视塔只有一站路，距十万元一平方米的汤臣一品豪宅步行不过半小时，与号称全球第一高楼的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过一公里之遥。周围一座座高楼崛起，让居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块地要值钱了。
于去年6月24日启动的乳山一村动迁，按照实施单位《告居民书》的说法，动迁的目的是修建地铁站和公交枢纽站，属于市政拆迁而非商业拆迁。这意味着居民们应该无异议搬迁，为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然而，随着动迁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乳山一村居民开始怀疑这块地的真实用途，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此次拆迁用地其实只是借用了市政建设的“名义”，更多地是用作商业开发。
一些“觉悟”的居民开始以动迁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抗争。他们成了“钉子户”，拒绝与动迁组签补偿协议。
动迁组采取传统的办法，仍将大部分居民在拆迁第一阶段“攻下”。他们对最早同意搬迁的居民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由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分头劝说；每搬一户后即将其房屋拆除，以对剩余住户产生心理威慑。
这些办法大都有效。不过，对于一些像老邢这样的特殊户主，则要另当别论。这位曾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上海话，指富有经验人士）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他和不少“钉子户”一样，发现动迁就像讨压岁钱，闹得越凶拿得越多。
截至目前，乳山一村已有1800户人家搬迁而去，还剩下一百五十余户仍在坚守。
老邢做足了一些“钉子户”们普遍会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专心等待动迁组上门。
老邢惟一的遗憾是，没能为自己的面馆提前办好执照，否则房子就能以现在价格的3倍得到补偿。
对于老邢这样的“硬骨头”，动迁组似乎也不急于接触。双方如高手过招，均意在后发制人。
老邢离婚，效仿的是一位浦西的亲戚，后者去年经历了一次因世博会而导致的动迁，曾享受到了“引进人口”的好处。
在那次动迁中，一位曾经被劳教过的居民，正是因为假结婚问题引发的纠纷，捅死了动迁公司的经理。
这一切的根由，来自于去年实施的一项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去年8月，上海市政府发布61号文（《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文件的核心是，将“应安置人口”作为动迁安置补偿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像以前通行的那样参照户口。
不只是乳山一村
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根据乳山一村此次动迁的“补偿安置政策口径”，补偿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按面积，根据住户的实有面积和评估单价计算补偿金额。还有一套更简单的方案，制定出15万元/人的应安置人口价格，与“应安置人口”数相乘即是补偿款基本额度。两个方案中哪一个对住房户合算，便采取哪一种。在上海，这一政策被俗称为 “数砖头不数人头，数人头不数砖头”。
15万元/人的价格如何制定出来，是否体现出所在地段的价值，均受到乳山一村居民的强烈质疑。
更多的争议是关于“应安置人口”的。除了有户口的居民可视为当然的“应安置人口”外，政策口径中还规定了几种“特殊情形”：应安置人口的未成年子女，应安置人口的配偶，均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算做应安置人口，此外，如果怀孕6个月以上，凭相关证明可照顾1人。
于是，有精明的被拆迁户开始围绕“特殊情形”大做文章。而动迁组和“黄牛”，也不可避免掺和进来。
老许在今年国庆期间离婚，和老邢一样，他与妻子仍住在一起。他现在急于找到一个能被动迁组认可的新妻子，最好带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以便引进两个“人口”，为自己争得30万元的补偿款。用这笔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安置房。
老许年轻时曾到新疆插队，吃了不少苦，把此次动迁看作是自己这辈子翻身的惟一机会。
7 月份搬走的阿强已经尝到新政策的甜头。由于家境不济，阿强打光棍一直打到五十多岁，动迁期间，他找到并娶了一个外来妹，对方带来一个孩子，他们因此得到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此外还有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金。阿强用这笔钱装修了房子，还辟出其中一间开了一家麻将馆。他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乳山一村的不少居民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婚姻变故，这些变故的程序往往大同小异：离婚、结婚、再离婚、与前妻复婚。每当一户居民去办离婚结婚手续时，浦东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事实上，出现这种现象的也并不仅仅是乳山一村。在浦东新区很多动迁基地上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活剧。
在浦东新区一次区长网上办公会上，有网民向区长张学兵发问：如何看待浦东多个村庄因为动迁上演“离婚大战”的问题？张回答说，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立专人,进行教育引导,尽量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浦东新区专门开展了“婚姻危机干涉行动”，每逢周二，有一支专门队伍在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者进行教育引导。
乳山一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
寸土寸金之地
“黄牛”当道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
为了这次动迁，老邢一家领了3张结婚证；离婚14年的冯先生则与妻子成功复婚；与女朋友同居数年却未领证的老黄则在犹豫：究竟是与女友结婚，还是到农村找一个有孩子的外来妹，待房子到手后再离掉？
作为“钉子户”，他们均打算靠自已的“能力”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已经走掉的一些居民们则得通过“黄牛”才行。
当动迁成为一项产业的时候，“黄牛”就成为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很难对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他们充当的是被动迁居民与动迁组之间的中介。他们不是动迁组成员，却对动迁政策特别是政策中的漏洞了如指掌；他们的身份显然不合法，但对被拆迁户做出的承诺——通常要高于政策标准——却往往能够兑现。
在乳山一村动迁中，“黄牛”的职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可以帮居民跟动迁组谈判，还可以帮他们“引进户口”。不少有结婚离婚想法的居民接到“黄牛”暗示，他们可以提供包括离婚、结婚、再离婚、开怀孕证明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当事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到民政部门去几趟而已。
有居民称，在一段时期，甚至不必到民政局领证，直接通过“黄牛”办个假证即可。但随着政策的收紧，假证行不通了。
多位居民称，在“黄牛”的帮助下，崂山西路501弄23号一户人家，凭4个户口引了6个人进来，共拿到186万元的补偿款。乳山一村11号三层一户人家，凭一个户口竟引进了10个人进来，计算下来补偿款可高达200万。
乳山一村61号居民苏永发双腿残疾，妻子姜剑萍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他们有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儿子。由于只有三个户口，按此标准无法拿到他们所期望的两套房子。动迁组多次提醒他们，儿子这么大了，要“动动脑筋”。“黄牛”则干脆劝姜剑萍利用这个机会与丈夫离掉，不仅可以拿到一笔钱，还可以甩掉一个包袱。
每一种力量，无论是来自动迁组、“黄牛”还是来自金钱，都在劝说这个平凡女人放弃她以往信奉的生活伦理。但是，姜剑萍坚决回绝了。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姜剑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的动迁居民也当起了“黄牛”。除了靠做“黄牛”本身发财，他们在动迁中也往往能获得较大收益。一个外号叫“小黑皮”的居民，原本吃低保，动迁之后，不仅拿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辆新车。
至少在一点上，“黄牛”的工作目标与动迁组完全一致：让居民们尽快搬走。
动迁组也是人
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乳山一村餐厅老板老葛是第一次经历动迁，经过最初的焦虑之后，这位精明的餐厅老板很快平静下来。
或许以前广交朋友的习惯起了作用，在一位中间人的引见下，动迁组原来的一个副组长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有困难可以帮忙。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老葛在乳山一村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商用房，一套为住房。前者的房主是他本人，后者则是妻子。
副组长通过中间人向老葛委婉表示，待拿到补偿之后，最好向对方“表示”一下。于是老葛知道，动迁政策原来像“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而拆迁中所谓“公开、公正、公平”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他还发现，动迁组其实也是一些普通人，而不是想象中的妖魔鬼怪。他们多是动迁公司临时组织而来，之前各有各的工作，经过培训后上岗。他一度不明白，动迁组为什么不辞劳苦甚至冒着挨骂被打的风险做这项工作。后来才知道，每“攻”下一户，就可以得到1800元的奖金。
在与动迁组成员的交流中，老葛注意到，对方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心理价位”。在动迁组看来，比起各种烦琐的计算公式来，摸清对手们的心理无疑更为重要。
老葛在租房卡的附页上无意中发现了妻姐女儿的名字，这让他激动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还意味着“房子”和“票子”。
按照动迁政策，租房卡上写的合住人可以申办户口——有一定难度——经过一番运作之后，一个户口有可能变成三个安置名额。
老葛曾疑惑，为什么有的人家一二两个户口可以变成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安置名额。但在经过认真“学习”相关政策之后，渐渐也就明白。道理很简单，可以通过连环套式的离婚、结婚以及生孩子来实现。
陶妍之死
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
在乳山一村离婚、结婚潮涌动之际，在这里经营着餐厅生意的顾老板经常提醒自己要谨慎。这位被认为是乳山一村首富的生意人，本也可以靠离婚、结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过，与那些原本一穷二白的低保户们不同，他这样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正如顾老板所说的，离婚容易，找一个人结婚也不难，但能否轻易再离呢？如果无法顺利离婚，他将可能损失一半的财产。实际上，乳山一村采用此种做法的人都将面临类似风险。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居民通过“黄牛”与人假结婚，事成之后迅速离婚。付给对方几万元作为补偿。但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因为按相关规定，办理拆迁安置房的房产证，需要签约各方均在场。而该居民那位曾经的妻子却在拿钱后一走了之，从此杳无音讯。
居民们说，有的夫妻在假离婚之后，由于各自结婚，导致假戏真做，几十年的夫妻从此分道扬镳。还有被引进来的“妻子”，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原来不止几万元之后，临时又提高了价码，否则便拒绝离婚。
凡此种种麻烦，通常被居民们称作假离婚或假结婚的“后遗症”。不过，为了更大的利益，大多居民认为可以忍受，要留心的只是尽量选择可靠的引进对象。
直到得知那起震动乳山一村的悲剧，人们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
1月31日，原乳山一村居民陶妍，入住新的安置房尚不足3个月，自杀身亡了。
27岁的陶妍属于乳山一村第一批走掉的拆迁户之一。在经办人员的提示和“帮助”下，她与男友陈某仓促结婚，尽管当时两人感情已经出现隔阂。他们各自的家人亦支持他们的决定。
通过结婚以及陶妍腹中胎儿的医院证明，陶家多增加了两个人口，成功拿到了两套房子。陶母称，为此他们付给经办人6万元佣金。
巧合的是，男方家中此时也恰逢面临拆迁，这样，通过结婚，陶妍亦算作男方家的一个安置名额。两人此时结婚，原本可以一举两得。
然而，悲剧很快上演。
第一起发生在陈家。据说同样因为拆迁，陈某的父母也选择了离婚，由于之后出现的某种变故，陈父于10月11日自杀身亡。陈某受此刺激，突然提出与陶妍离婚，陶再三挽回无果，深感无颜见人，于是留给父母3封遗书，服药身亡。此时，陶陈二人甚至未来得及操办婚礼。
考虑到此事可能引发的麻烦，失去女儿的父母一直不愿声张，每当有邻居问及，他们通常都说女儿出国去了。直到现在，事情发生将近一年，新安置的小区中知晓此事的人仍然不多。
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因陶妍之死，陶家与男方彻底决裂。按照补偿协议，陶家以陶妍名义分得的一套房子有男方的一半。陶妍死后，他又可以丈夫名义再分得一半。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陈某并不想放弃这套房子，陶妍父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对方如真来索要，他们将以死相拼。如今，这对夫妇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面对独生女儿的遗像以泪洗面。
一些原本准备引进人口的居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钉子户”之一的王黎明有了女友，他从动迁组口中得到暗示，要得到自己理想的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他拒绝这样做。
可是，悲剧并没有警醒太多的人。据沪上媒体报道，今年1—5月，浦东新区有2100多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比去年同期上升10%。之后几个月更是屡创离婚率新高。 “内行人明白，‘10%’是个较高的数字。”浦东新区婚登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会是一场持久战”
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
今年10月，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双规。这位涉嫌受贿24套住房而被媒体冠名“炒房区长”的官员，曾任职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后者正是乳山一村所在地块的拆迁人之一。
康慧军出事的当月，乳山一村没有一户居民与动迁组签订协议。
一年多来，居民们也目睹了动迁组由强到弱的变化。
居民们注意到，近来，街道、居委会等原本协助做动迁组的人员已不再出面。“钉子户”们的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不是因为这类事件，或许他们早就被赶走，而此处也已经夷为平地了。如今，“裁决书”仍不断到来，要求他们尽快搬离，但“钉子户”们相信，在物权法生效之后动迁组已不大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强迁。
对于折迁人和动迁组而言，最让人沮丧的莫过于一份内部资料落到了“钉子户”们的手中。这份由陆家嘴集团于去年3月份打给浦东新区政府的报告称，早在2001 年9月，其旗下的股份公司就以毛地批租的方式购下了乳山一村所在的SN1地块。按9号线车站动迁范围，SN1地块尚剩余1/3的土地不能同时完成动迁工作，将不利于地块的整体开发，为此恳请政府同意尽早以公交枢纽站的名义申办动迁许可证。
有了这个“内幕消息”，钉子户们更是坚定了继续呆下去的决心。
最近，居民们惊讶地看到，一户已经搬走空出的门面房，竟然被动迁组重新起用开起了店。拆楼后留下的一处空地，则被改造成了一个收费停车场。经居民多次电话投诉，停车场被取缔了，然后又搬至另一处地方。
老葛判断，这些明摆着要被居民抓把柄的做法，或许是动迁组的无奈之举，他们总得有些收入来弥补各种开支。
老邢则据此判断，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他打算坚守到最后。对于自己努力引进的“人口”能否得到动迁组认可，老邢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与妻子离婚、结婚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且在动迁启动之前完成，不像有的居民到了动迁开始时才临时抱佛脚，甚至制作假的结婚证。
在多数“钉子户”们看来，如果不是顾及已经搬走的居民，15万元/人的安置“口径”也可能提高。他们相信，即便是现在才搬迁，仍照样可享受到提前搬迁的政策奖励，甚至可以附带“大病”、“残疾”等特殊补贴，而前期走的人，即便是真的生病或残疾，有的也无法享受得到。
离婚后，尽管老邢夫妇仍住在一起，但邻居们明显感觉到，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他们发现，醉酒之后，老邢甚至会当面比较原配妻子与自己新找的对象。
“你看用这根行不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新村街道乳山一村，老邢把拴螃蟹的细蝇解下伸开，做了一个上吊自杀的姿势。一起吃蟹的“钉子户”们大笑起来——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用既安全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动迁组。
上海人通常把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称作“动迁组”，老邢与“动迁组”打过多次交道。20年前，他正是动迁到现在的这个小区的。去年，他父亲在浦西的房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动迁，老邢未获补偿。他因此拎了一桶汽油找到动迁组，结果立竿见影，拿到了一份补偿款。
拆迁的生活万象就在环球金融中心的注视下上演
伦理与权益不能两全，坚持和“智斗”是乳山一村“钉子户”们的理性选择
乳山一村90%以上的村民已经迁走
不过比起这次，上次的举动实在算不了什么。早在去年3月份，他与妻子便离了婚，然后又各自结了婚，各自多了一个孩子，他们惟一的女儿同样适时结婚，并从医院开出了怀孕证明。这样，按照此次拆迁政策，一家人将可以算作9个应安置人口，靠开面馆为生的老邢，将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一年多来，在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引导下，乳山一村的“钉子户”们目睹和参与了一幕幕荒诞剧的上演。
“老法师”婚变
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
20 年前老邢刚刚搬来时，乳山一村周边还是一片荒野，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小卖部。如今随着浦东的开发，这个被人们习惯称为陆家嘴的地方，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离东方明珠电视塔只有一站路，距十万元一平方米的汤臣一品豪宅步行不过半小时，与号称全球第一高楼的环球金融中心也不过一公里之遥。周围一座座高楼崛起，让居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块地要值钱了。
于去年6月24日启动的乳山一村动迁，按照实施单位《告居民书》的说法，动迁的目的是修建地铁站和公交枢纽站，属于市政拆迁而非商业拆迁。这意味着居民们应该无异议搬迁，为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然而，随着动迁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乳山一村居民开始怀疑这块地的真实用途，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此次拆迁用地其实只是借用了市政建设的“名义”，更多地是用作商业开发。
一些“觉悟”的居民开始以动迁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抗争。他们成了“钉子户”，拒绝与动迁组签补偿协议。
动迁组采取传统的办法，仍将大部分居民在拆迁第一阶段“攻下”。他们对最早同意搬迁的居民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由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分头劝说；每搬一户后即将其房屋拆除，以对剩余住户产生心理威慑。
这些办法大都有效。不过，对于一些像老邢这样的特殊户主，则要另当别论。这位曾经历过几次拆迁的“老法师”（上海话，指富有经验人士）总结出一条规律：老实人吃亏。他和不少“钉子户”一样，发现动迁就像讨压岁钱，闹得越凶拿得越多。
截至目前，乳山一村已有1800户人家搬迁而去，还剩下一百五十余户仍在坚守。
老邢做足了一些“钉子户”们普遍会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专心等待动迁组上门。
老邢惟一的遗憾是，没能为自己的面馆提前办好执照，否则房子就能以现在价格的3倍得到补偿。
对于老邢这样的“硬骨头”，动迁组似乎也不急于接触。双方如高手过招，均意在后发制人。
老邢离婚，效仿的是一位浦西的亲戚，后者去年经历了一次因世博会而导致的动迁，曾享受到了“引进人口”的好处。
在那次动迁中，一位曾经被劳教过的居民，正是因为假结婚问题引发的纠纷，捅死了动迁公司的经理。
这一切的根由，来自于去年实施的一项新的动迁补偿政策。去年8月，上海市政府发布61号文（《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文件的核心是，将“应安置人口”作为动迁安置补偿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像以前通行的那样参照户口。
不只是乳山一村
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根据乳山一村此次动迁的“补偿安置政策口径”，补偿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按面积，根据住户的实有面积和评估单价计算补偿金额。还有一套更简单的方案，制定出15万元/人的应安置人口价格，与“应安置人口”数相乘即是补偿款基本额度。两个方案中哪一个对住房户合算，便采取哪一种。在上海，这一政策被俗称为 “数砖头不数人头，数人头不数砖头”。
15万元/人的价格如何制定出来，是否体现出所在地段的价值，均受到乳山一村居民的强烈质疑。
更多的争议是关于“应安置人口”的。除了有户口的居民可视为当然的“应安置人口”外，政策口径中还规定了几种“特殊情形”：应安置人口的未成年子女，应安置人口的配偶，均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算做应安置人口，此外，如果怀孕6个月以上，凭相关证明可照顾1人。
于是，有精明的被拆迁户开始围绕“特殊情形”大做文章。而动迁组和“黄牛”，也不可避免掺和进来。
老许在今年国庆期间离婚，和老邢一样，他与妻子仍住在一起。他现在急于找到一个能被动迁组认可的新妻子，最好带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以便引进两个“人口”，为自己争得30万元的补偿款。用这笔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安置房。
老许年轻时曾到新疆插队，吃了不少苦，把此次动迁看作是自己这辈子翻身的惟一机会。
7 月份搬走的阿强已经尝到新政策的甜头。由于家境不济，阿强打光棍一直打到五十多岁，动迁期间，他找到并娶了一个外来妹，对方带来一个孩子，他们因此得到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此外还有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金。阿强用这笔钱装修了房子，还辟出其中一间开了一家麻将馆。他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乳山一村的不少居民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婚姻变故，这些变故的程序往往大同小异：离婚、结婚、再离婚、与前妻复婚。每当一户居民去办离婚结婚手续时，浦东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经办人总是皱紧眉头：又是乳山一村！
事实上，出现这种现象的也并不仅仅是乳山一村。在浦东新区很多动迁基地上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活剧。
在浦东新区一次区长网上办公会上，有网民向区长张学兵发问：如何看待浦东多个村庄因为动迁上演“离婚大战”的问题？张回答说，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立专人,进行教育引导,尽量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浦东新区专门开展了“婚姻危机干涉行动”，每逢周二，有一支专门队伍在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者进行教育引导。
“黄牛”当道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
为了这次动迁，老邢一家领了3张结婚证；离婚14年的冯先生则与妻子成功复婚；与女朋友同居数年却未领证的老黄则在犹豫：究竟是与女友结婚，还是到农村找一个有孩子的外来妹，待房子到手后再离掉？
作为“钉子户”，他们均打算靠自已的“能力”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已经走掉的一些居民们则得通过“黄牛”才行。
当动迁成为一项产业的时候，“黄牛”就成为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很难对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他们充当的是被动迁居民与动迁组之间的中介。他们不是动迁组成员，却对动迁政策特别是政策中的漏洞了如指掌；他们的身份显然不合法，但对被拆迁户做出的承诺——通常要高于政策标准——却往往能够兑现。
在乳山一村动迁中，“黄牛”的职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可以帮居民跟动迁组谈判，还可以帮他们“引进户口”。不少有结婚离婚想法的居民接到“黄牛”暗示，他们可以提供包括离婚、结婚、再离婚、开怀孕证明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当事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到民政部门去几趟而已。
有居民称，在一段时期，甚至不必到民政局领证，直接通过“黄牛”办个假证即可。但随着政策的收紧，假证行不通了。
多位居民称，在“黄牛”的帮助下，崂山西路501弄23号一户人家，凭4个户口引了6个人进来，共拿到186万元的补偿款。乳山一村11号三层一户人家，凭一个户口竟引进了10个人进来，计算下来补偿款可高达200万。
乳山一村61号居民苏永发双腿残疾，妻子姜剑萍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他们有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儿子。由于只有三个户口，按此标准无法拿到他们所期望的两套房子。动迁组多次提醒他们，儿子这么大了，要“动动脑筋”。“黄牛”则干脆劝姜剑萍利用这个机会与丈夫离掉，不仅可以拿到一笔钱，还可以甩掉一个包袱。
每一种力量，无论是来自动迁组、“黄牛”还是来自金钱，都在劝说这个平凡女人放弃她以往信奉的生活伦理。但是，姜剑萍坚决回绝了。
“我就是不懂，明明是应得的，为什么非得通过作假和昧良心才能拿到？”姜剑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的动迁居民也当起了“黄牛”。除了靠做“黄牛”本身发财，他们在动迁中也往往能获得较大收益。一个外号叫“小黑皮”的居民，原本吃低保，动迁之后，不仅拿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辆新车。
至少在一点上，“黄牛”的工作目标与动迁组完全一致：让居民们尽快搬走。
动迁组也是人
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乳山一村餐厅老板老葛是第一次经历动迁，经过最初的焦虑之后，这位精明的餐厅老板很快平静下来。
或许以前广交朋友的习惯起了作用，在一位中间人的引见下，动迁组原来的一个副组长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有困难可以帮忙。老葛先后请了对方8次客，结果得到一句话：不要着急走，等待最佳时机。
老葛在乳山一村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商用房，一套为住房。前者的房主是他本人，后者则是妻子。
副组长通过中间人向老葛委婉表示，待拿到补偿之后，最好向对方“表示”一下。于是老葛知道，动迁政策原来像“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而拆迁中所谓“公开、公正、公平”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他还发现，动迁组其实也是一些普通人，而不是想象中的妖魔鬼怪。他们多是动迁公司临时组织而来，之前各有各的工作，经过培训后上岗。他一度不明白，动迁组为什么不辞劳苦甚至冒着挨骂被打的风险做这项工作。后来才知道，每“攻”下一户，就可以得到1800元的奖金。
在与动迁组成员的交流中，老葛注意到，对方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心理价位”。在动迁组看来，比起各种烦琐的计算公式来，摸清对手们的心理无疑更为重要。
老葛在租房卡的附页上无意中发现了妻姐女儿的名字，这让他激动不已。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还意味着“房子”和“票子”。
按照动迁政策，租房卡上写的合住人可以申办户口——有一定难度——经过一番运作之后，一个户口有可能变成三个安置名额。
老葛曾疑惑，为什么有的人家一二两个户口可以变成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安置名额。但在经过认真“学习”相关政策之后，渐渐也就明白。道理很简单，可以通过连环套式的离婚、结婚以及生孩子来实现。
陶妍之死
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
在乳山一村离婚、结婚潮涌动之际，在这里经营着餐厅生意的顾老板经常提醒自己要谨慎。这位被认为是乳山一村首富的生意人，本也可以靠离婚、结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过，与那些原本一穷二白的低保户们不同，他这样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正如顾老板所说的，离婚容易，找一个人结婚也不难，但能否轻易再离呢？如果无法顺利离婚，他将可能损失一半的财产。实际上，乳山一村采用此种做法的人都将面临类似风险。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居民通过“黄牛”与人假结婚，事成之后迅速离婚。付给对方几万元作为补偿。但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因为按相关规定，办理拆迁安置房的房产证，需要签约各方均在场。而该居民那位曾经的妻子却在拿钱后一走了之，从此杳无音讯。
居民们说，有的夫妻在假离婚之后，由于各自结婚，导致假戏真做，几十年的夫妻从此分道扬镳。还有被引进来的“妻子”，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原来不止几万元之后，临时又提高了价码，否则便拒绝离婚。
凡此种种麻烦，通常被居民们称作假离婚或假结婚的“后遗症”。不过，为了更大的利益，大多居民认为可以忍受，要留心的只是尽量选择可靠的引进对象。
直到得知那起震动乳山一村的悲剧，人们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
1月31日，原乳山一村居民陶妍，入住新的安置房尚不足3个月，自杀身亡了。
27岁的陶妍属于乳山一村第一批走掉的拆迁户之一。在经办人员的提示和“帮助”下，她与男友陈某仓促结婚，尽管当时两人感情已经出现隔阂。他们各自的家人亦支持他们的决定。
通过结婚以及陶妍腹中胎儿的医院证明，陶家多增加了两个人口，成功拿到了两套房子。陶母称，为此他们付给经办人6万元佣金。
巧合的是，男方家中此时也恰逢面临拆迁，这样，通过结婚，陶妍亦算作男方家的一个安置名额。两人此时结婚，原本可以一举两得。
然而，悲剧很快上演。
第一起发生在陈家。据说同样因为拆迁，陈某的父母也选择了离婚，由于之后出现的某种变故，陈父于10月11日自杀身亡。陈某受此刺激，突然提出与陶妍离婚，陶再三挽回无果，深感无颜见人，于是留给父母3封遗书，服药身亡。此时，陶陈二人甚至未来得及操办婚礼。
考虑到此事可能引发的麻烦，失去女儿的父母一直不愿声张，每当有邻居问及，他们通常都说女儿出国去了。直到现在，事情发生将近一年，新安置的小区中知晓此事的人仍然不多。
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因陶妍之死，陶家与男方彻底决裂。按照补偿协议，陶家以陶妍名义分得的一套房子有男方的一半。陶妍死后，他又可以丈夫名义再分得一半。这意味着陶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房子，却有3/4属于别人。陈某并不想放弃这套房子，陶妍父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对方如真来索要，他们将以死相拼。如今，这对夫妇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面对独生女儿的遗像以泪洗面。
一些原本准备引进人口的居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钉子户”之一的王黎明有了女友，他从动迁组口中得到暗示，要得到自己理想的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他拒绝这样做。
可是，悲剧并没有警醒太多的人。据沪上媒体报道，今年1—5月，浦东新区有2100多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比去年同期上升10%。之后几个月更是屡创离婚率新高。 “内行人明白，‘10%’是个较高的数字。”浦东新区婚登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会是一场持久战”
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
今年10月，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双规。这位涉嫌受贿24套住房而被媒体冠名“炒房区长”的官员，曾任职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后者正是乳山一村所在地块的拆迁人之一。
康慧军出事的当月，乳山一村没有一户居民与动迁组签订协议。
一年多来，居民们也目睹了动迁组由强到弱的变化。
居民们注意到，近来，街道、居委会等原本协助做动迁组的人员已不再出面。“钉子户”们的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不是因为这类事件，或许他们早就被赶走，而此处也已经夷为平地了。如今，“裁决书”仍不断到来，要求他们尽快搬离，但“钉子户”们相信，在物权法生效之后动迁组已不大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强迁。
对于折迁人和动迁组而言，最让人沮丧的莫过于一份内部资料落到了“钉子户”们的手中。这份由陆家嘴集团于去年3月份打给浦东新区政府的报告称，早在2001 年9月，其旗下的股份公司就以毛地批租的方式购下了乳山一村所在的SN1地块。按9号线车站动迁范围，SN1地块尚剩余1/3的土地不能同时完成动迁工作，将不利于地块的整体开发，为此恳请政府同意尽早以公交枢纽站的名义申办动迁许可证。
有了这个“内幕消息”，钉子户们更是坚定了继续呆下去的决心。
最近，居民们惊讶地看到，一户已经搬走空出的门面房，竟然被动迁组重新起用开起了店。拆楼后留下的一处空地，则被改造成了一个收费停车场。经居民多次电话投诉，停车场被取缔了，然后又搬至另一处地方。
老葛判断，这些明摆着要被居民抓把柄的做法，或许是动迁组的无奈之举，他们总得有些收入来弥补各种开支。
老邢则据此判断，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他打算坚守到最后。对于自己努力引进的“人口”能否得到动迁组认可，老邢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与妻子离婚、结婚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且在动迁启动之前完成，不像有的居民到了动迁开始时才临时抱佛脚，甚至制作假的结婚证。
在多数“钉子户”们看来，如果不是顾及已经搬走的居民，15万元/人的安置“口径”也可能提高。他们相信，即便是现在才搬迁，仍照样可享受到提前搬迁的政策奖励，甚至可以附带“大病”、“残疾”等特殊补贴，而前期走的人，即便是真的生病或残疾，有的也无法享受得到。
离婚后，尽管老邢夫妇仍住在一起，但邻居们明显感觉到，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破裂的家庭能否复原殊难预料。他们发现，醉酒之后，老邢甚至会当面比较原配妻子与自己新找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