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社会的争议二代：从富二代、穷二代到官二代
[导读]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南风窗2010011期封面：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
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
在政策层面，各级党政系统也出台或者酝酿应对之道。比如党校对富二代的培训，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而在社会层面，“快乐男声”中富二代和评委的交锋，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等等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导读：
富二代群体自称有更大的压力和烦恼
胶囊公寓成为穷二代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
官二代现象演变成“仇官”社会心态
抢的哲学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因此，不奇怪的是，这些词汇每一个的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飙车，基层的官位世袭现象，大学生自杀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就演变成网络上的对骂战。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
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抢行业就是抢上游产业，资源垄断性产业；抢身份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而正是在抢的过程中，各种潜规则和壁垒暗地丛生。我们不否认明规则依然存在，不断健全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了仍然有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底层人士占到了那个决定腰包的“屁股”。但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建设总是赶不上潜规则滋长的速度。这些“屁股”们也日益形成自己的买卖“价格”体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
成功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在煎熬挣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网络一抒胸臆。
共识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恐怕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现象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穷人的上升问题。虽然二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很明显，但无论是富、官还是穷，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无论何人，上面还有一个掌握最强大塑造能力的国家权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荣耀，但价值观和伦理拷问，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着他们。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而官二代，在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崭新的形象出现，而不堕入中国历史上的衙内魔咒？什么时候，民众才不会普遍地只是从一个个腐败案件中“子女”、“身边人”等词汇中才看到他们的影子？
财富总归是要回报给社会，权力终究要被圈在为民服务的笼子里。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财富、权力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仇恨只能带来恶性循环，而形成能够共享的共识是无论何种出身的人们都要面临的问题。财富和权力只能带来外在的物质的差别，但心灵上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悲剧。转型中国需要的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欢宴，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尤其是在社会性报复和泄愤事件频发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些事件会刺激不同群体之间隔阂的加深。二代们应该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让历史不在更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对改革造成的断裂和隔阂，要从二代们开始实现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仅仅是着眼于“政治上可靠”这样的宏大层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竞争方面应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富二代”凭什么接力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
大约从2009年夏天开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
在政策层面，各级党政系统也出台或者酝酿应对之道。比如党校对富二代的培训，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而在社会层面，“快乐男声”中富二代和评委的交锋，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等等这样的新闻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导读：
富二代群体自称有更大的压力和烦恼
胶囊公寓成为穷二代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
官二代现象演变成“仇官”社会心态
抢的哲学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因此，不奇怪的是，这些词汇每一个的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飙车，基层的官位世袭现象，大学生自杀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就演变成网络上的对骂战。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
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以及全国总工会公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下降22年的数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结而言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屁股决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抢行业就是抢上游产业，资源垄断性产业；抢身份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而正是在抢的过程中，各种潜规则和壁垒暗地丛生。我们不否认明规则依然存在，不断健全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了仍然有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底层人士占到了那个决定腰包的“屁股”。但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建设总是赶不上潜规则滋长的速度。这些“屁股”们也日益形成自己的买卖“价格”体系。
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
成功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在煎熬挣扎之余，也就不能不借助网络一抒胸臆。
共识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恐怕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现象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穷人的上升问题。虽然二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很明显，但无论是富、官还是穷，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无论何人，上面还有一个掌握最强大塑造能力的国家权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荣耀，但价值观和伦理拷问，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着他们。
比如富二代，接班并非仅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而官二代，在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崭新的形象出现，而不堕入中国历史上的衙内魔咒？什么时候，民众才不会普遍地只是从一个个腐败案件中“子女”、“身边人”等词汇中才看到他们的影子？
财富总归是要回报给社会，权力终究要被圈在为民服务的笼子里。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财富、权力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仇恨只能带来恶性循环，而形成能够共享的共识是无论何种出身的人们都要面临的问题。财富和权力只能带来外在的物质的差别，但心灵上的隔阂才是真正的悲剧。转型中国需要的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欢宴，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尤其是在社会性报复和泄愤事件频发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担心，这些事件会刺激不同群体之间隔阂的加深。二代们应该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让历史不在更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对改革造成的断裂和隔阂，要从二代们开始实现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仅仅是着眼于“政治上可靠”这样的宏大层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竞争方面应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富二代”凭什么接力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可是，不久前几番传出“富二代”在公路上狂飙名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之类的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划上等号。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今年31岁的季伟特是“接力中国”监事会监事，他父亲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上海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接力中国”是“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把他们吸引过来，教育好”。有了“接力中国”，“父辈们放心多了”，他们甚至托关系介绍儿子加入这个组织。而加入“接力中国”，除了一次性8万元的会籍费，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推荐，还需经过长达3~6个月严格审核。“接力中国”强调“上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