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煤老板命运：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组图)
原文标题：煤矿重组故事
中国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攻守进退总是5年一个轮回。5年前有戴国芳的铁本，5年后杜双华在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中，远不止有杜双华，山西煤炭国有化运动逐渐蔓延到内蒙、河南；东星航空被国航收编；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企大集团的身影……
我们的记者赶赴温州和山西临汾，近距离观察山西煤矿重组下的投资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种种世相，观察这次改革的底层——投资者和底层政府，试图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给微观层面带来的影响。
产权从来都和国家形态连在一起，财产的支配要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有组织、合法的强制力，问题是，这个合法的强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矿重组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温州平阳
头镇的“网”
11月5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
“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小叶和小蔡猛抽着烟，在宾馆的窗前走来走去，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两人是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的大股东。都很年轻，30岁上下，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干练，自十来岁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灾区，尤其是这个人口不过30来万的水头镇。当地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按50%的保守估计，水头镇至少20万人在山西有煤矿投资。
水头镇的商业主干道上，高档红酒庄、咖啡馆毗邻，摆设着巨幅阿玛尼、LV等世界大牌橱窗的奢侈品商场，飞扬的尘土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高档轿车和人力三轮车抢道。商业的繁华程度远甚于一个内地大县城。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频繁的水灾，逼着水头人另谋生路。90年代兴起制革业，使得这里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内地的煤矿投资。
对温州人来说，把钱放在银行一天不生利都会觉得发慌。2003年起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小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等前赴后继地都加入炒煤大军。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律师吴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调研浙商在外矿产投资。“最保守有500个亿，商会估计有700到900个亿。其中，仅温州平阳县有300个亿资金量，拥有200多家矿。”
在临汾的煤矿中，小叶个人投入资金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和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自己投了几百万，他带进来参股的有几百万。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一旦发现有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迅速地调动巨额民间资金。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模式，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谋取丰厚的利润。
叶、蔡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们的矿里。“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载记者从温州机场到平阳的大陈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贵州煤矿搭股。他嘲笑自己胆子小，只投了20万。“光景最好的时候，大股东们一到时候就会背一包钱从山西回来分钱，每次能分到个5万、10万。大家也不查账本，彼此就有这个信任。”
谁也不愿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大陈把分得的红利陆陆续续又投了进去。“我现在就想能把当初的20万块给要回来就好，就当损失几年利息。最苦的是那些大老板们，还有就是拿房子去银行做抵押贷款的那些。”
当地一位银行职员向记者透露，在水头，这两年放抵押贷款最多的是工行、农行和建行。至于3家银行办了多少抵押贷款，其中的具体流向，银行方面以“必须上报到温州市分行，经批准才能回复”拒绝了采访。
“我可以打包票地和你说，房产抵押有85%的人都拿去投煤矿了。水头是个小地方，各家拿钱去干什么，心里都很清楚。”小叶掐死了烟蒂，茫然地望着窗外。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一个前公务员的噩梦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回死也死在外头了！”谢有富猛地灌下一口白酒，带着些亢奋的醉意和决绝。此时，离他被正式公告除去公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四十出头的谢有富不幸地成为这波整合的最后“接棒者”。在2008年5月到山西投煤矿之前，他本是平阳县政府里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这个地方消费很高，像我这样的主任科员，工资太低了，到这个年纪上又上不去了，还不如辞职做生意。”当时，他的几个朋友在山西经营煤矿，发了大财，这让他很心动。他到山西实地走了走，觉得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决心放手一搏。
从单位里办了长假后，谢有富搜罗了所有的积蓄，把家中房子办了抵押凑了七八十万，再拉上姐姐、朋友、战友的份子钱，凑出1000万，联合另外几个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以1亿8000万从一个煤老板手里买下一座小煤矿。
“我们上网查资料，知道山西煤矿整合是迟早的事，但是时间没有这么快，政府文件上说2010年底整合完毕。那我们起码有两年半时间。我们买下的那个矿资源是比较好的，一年半把本钱拿回来，再经营个一年，利润还是很高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一连串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噩梦。
“5月从上家买下后，8月份开奥运会让我们停工。等到9、10月份，我们开始搞基建，一边办理过户和其他手续，从乡镇市县再到省里，一级级往上申报批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县政府许诺，等到2009年春节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生产了。”
正月初七八，一干人等就从温州赶到山西，“这么多钱投在里头，在家过节也没心思”。正要开工，3月全国召开两会，会后决议山西马上整合。“那时，听说省里领导向中央表态，2009年年底整合完毕，原来1500个矿砍到1000多个。”
他接到县的通知——他的矿由一家指定的国有企业来兼并收购，让他停工等待具体的政策和方案。想做整合者的谢有富，如今只有被吃的结局。
让谢有富心痛的是，自买下煤矿以来，他的矿没有开采过一天、没有赚过一文钱，荒了整整18个月。“花钱雇人看管矿，再加上井下维护，一个月至少要花费100多万，还别算上借贷利息。白花花的钱每天都在流失。完了！全部完蛋了！”
胳膊“拧”大腿
“你们这些人就是冰棍，哪个不配合，阻拦改革，就慢慢把你们融化掉。”
耳朵旁一响起某领导在煤改会上指着他们的鼻子抛出的这句话，谢有富和林祖光就感觉背脊袭来一阵寒意。林祖光刚刚和身在大同的亲戚通了一个电话，情形很不妙，大同的小煤矿已经被强行封掉，“直接武警开进去，房子什么的都拆掉。”
自己运气虽然不好，还不是最坏的。他们所在的地区，一共有15家中小煤矿被通知整合，其中3家是福州人投资，其余12家都是温州老板的。
谢有富和当地政府、国企有过3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我们还挺高兴，因为（政府）开会让我们提意见，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回去。”
第二次谈判的景象，在谢有富眼中就像是医院里的专家门诊了。“一天三五家排着队谈，我们报个价，他们说降一点，我说降价也可以，但是付款方式是什么。他们做不了主，也不表态。我说这样你就是给我10个亿，说10年20年还清，没有意义了。”还没等问个清楚，工作组的人就喊“下一个”，把郁闷的谢有富丢在一边了。
根据拟订的框架协议，煤矿兼并的收购价由3块组成：资源价款退还，实物评估，此外，县政府还出了一个浮动补偿政策。“像我们这样2006年以后进入的，资源费能退还50%；再由评估公司评估基建投入。”按这次结果，谢有富的矿能拿回1.4亿，其中4000万为浮动补偿。
按协议，这笔钱分4期支付：协议签好时付40%，进场实物交接时再支付20%，办过户证支付20%，剩下的20%则在两年内付清。
“我们不同意，尾款比例太高，这样就有3000万被卡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创业，这关系到千家万户。我们就不肯签。”3天后，县政府再次通知谢有富去签字，“他们告诉我们，不签也得签。”
到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煤老板们人手发到一份新的《指导性意见》。“我一看，浮动补贴的4000多万就没有了，说是‘未尽补偿事宜以补充协议为准’；至于付款方式，‘以县政府统一发文’。我说这叫我怎么签？”
签了字的小叶和小蔡也不比谢有富走运。因为进入得早、已经赚了钱，他们本来退出的成本比较低。工作组告诉他们，之前的协议作废，他们得重新签协议。
谢有富口袋里揣着协议，以“我的主要老板不在，要等他看过”的理由拖着，一天接到县里几个电话催他去签字。局势很快让他骑虎难下了：他的采矿证年底就要过期，“我不签，他们就不给我换证，我一分钱都拿不回去。我想还是签掉算了，等后面的补充协议下来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集团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办理采矿证的过户手续。
“付款方式都不知道，补偿协议还没有出来，竟然要我把证拿去过户！”一直表示“非常理解政府难处”的谢有富忽然激动了起来。“有人劝我们说，你证不给他是死路一条，给也是死。我们听听也是，把证抛给他们，我就跑回来了。”
一道跑回来的，还有林祖光、蔡、叶在内的几十个温州商人。他们的心态极为矛盾，一边希望借助媒体争取舆论支持，但一到关键之处就躲闪回避，“我们的矿还在山西。如果让那边知道我们出来讲，别说8000万的赔偿了，就是8块钱都拿不到。”
不久前，温州电视台播出一位温州老板对兼并整合有异议的采访。随即，山西某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对此老板点名批评。吓得该老板立刻回山西，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们就想投了1亿，还给我们8000万，回去大家凑一万退八千地分。拿着本钱，我再去找其他行业，二次创业。”谢有富重重地放下酒杯。“现在被卡在那里，走也走不掉。”
盲婚哑嫁
这并不是温州商人在山西遭遇的第一次兼并重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对煤矿进行整顿，搞过第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当时，由地方政府牵头，让煤老板们自行谈判。小叶和小蔡在怀仁地区买下的第一个煤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合收购的。“老实说，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补偿的钱都拿到了。”
而今，这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运动与3年前的改革思路截然不同。
“就是关起门来搞的改革，完全和市场规律不相关。我们总结过：指定的兼并公司，指定的兼并地块，指定的评估公司，指定的价格。”林祖光评价。
“民不与官斗。”这是温州人几十年的基本信条。他们只是生意人，都只想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尽快退出这个曾经或者梦想为他们带来滚滚财富的金矿。
对于政府给出的“收购”和“国有控股”，温州老板们首先否决的是后一种选择。“让国有大集团占51%，我们就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等于把矿白白送掉。”而且，“国有企业效益差、人浮于事，他们是拿工资混日子，不像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这也是事实，即使是在2007年煤炭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当私营煤矿赚得个钵满盆满，几大国有企业仍然没有起色。
只有“卖”这一条路了。让煤老板们不满的：一是补偿方案不明，却被强迫签字；二是实物评估只算基建费用，不算煤矿储量，“我们买矿的时候，储量越大，价格越贵。现在1万吨和1000吨一个价格”；最大的顾虑是拿不到全部的收购款。
“欠钱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付款期这么长。要天天去和政府讨债，还要送礼求他们还钱。地方班子3年一换届，中间再发生点政策变故，最后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国有矿业集团对这个“娶新娘”也不积极。一方面，自身现金流很紧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收购。另一方面，收进来的私营小煤矿都是地下矿脉的边边角角，对垄断优质资源的国有企业来说，价值有限，维护和开采的成本却很高。“企业当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在，这个兼并整合却是个上头的政治任务。”
一个县领导说，逼近年底了，如果完成不了“限定时间完成签约”，就是生产安全不达标，那就是干部责任考核不合格，那就会被“一票否决”。所以，“不管如何，都要让他们赶快签掉协议”。
层层高压之下，兼并重组呈现出一派“喜人”气象。记者拿到临汾市领导9月9日向省里汇报的一份文件，声称该市“应签订交易协定的316座矿井中已有265家签订了交易合同，签约率高达83.86%。
“都是应付上头的表面文章。就是一个框架协议，补偿条款都还没出来，哪个老板会愿意签。”林祖光既不屑又忧心：“这样会误导中央的决策，对我们民营老板越来越不利。”
原罪与“被妖魔化”
子夜。三五位温州煤老板们睁着红血丝的眼，围在一起，商议着下一步如何在舆论上造势。兼并重组倒计时的最后时刻迫近，他们困兽犹斗地做最后抵抗。
他们很清楚，在社会舆论中，他们不占优势。“黑心煤老板”、“温州人”、“炒煤团”，身上贴着的每一个标签都足够触动当下中国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此起彼伏的矿难，被媒体曝光的官商勾结，处处让他们陷于道德的弱势。
一位常到省外跑外联的平阳干部感慨：“开煤矿的同学请我吃饭。酒桌上都是当地党政、公安的一把手。”有两家矿的林祖光也承认：“如果在当地打不通关系，根本办不下这么多证件。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自然，这笔额外支付的“隐性成本”是没法摊到桌面上说的。
他们很难理直气壮。譬如，为了少交资源使用费，少报、瞒报储量是普遍做法，甚至“一手开白口子（合法），一手开黑口子（非法采矿）”。在这轮兼并重组中，一批原本实际储量在90万吨以上的煤矿因为登记储量不达标，直接被“关”、“停”，连被收购的资格都没有。不少人吃了“哑巴亏”。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这是中国式资本之原罪，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分赃关系。只是，人们在口诛笔伐资本原罪的同时，常常忘了追讨权力的原罪。
“不管如何，不能拿着这个借口就把民营小煤矿给吞了。”律师吴族春替煤老板鸣不平：“首先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行政腐败？为什么在出让采矿权时不严格把关？为什么安检会出问题？”“这些煤老板的压力很大，钱虽然赚，风险也很大，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还有地方政府的卡、拿、要。”
据记者调查，温州煤老板在当地多少做过公益事业：办学修路造桥，设立奖学金。一些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一些纯粹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的摊派行为。
他们对于当地官员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彼此勾连着，又夹杂着怕与恨。过年、过节、交资源费则是例行进贡的日子。“我们只有包红包，五千、一万地送，每次没有个30万根本搞不定。想想啊，他们一天要收几回。”林祖光恨恨地说：“要说多腐败就有多腐败。大矿、好矿都在当官的手里，某县一个主管煤炭的副县长手头就有13个矿。我们根本拿不到最好的。”
尾声：山西样本
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内蒙古政府已经邀请温州煤老板到内蒙古投资。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已经涉足陕西、甘肃、内蒙、贵州、广西等地的煤炭和其他有色金属矿藏。
“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同样的事在山西发生，其他地方也是早晚的事。”林祖光和几位老板讨论着下一步资金转移的去向：“这次山西煤炭整合究竟怎么搞？问题怎么处理？怎么保护民营资本的权益？很重要。以后，其他各地都会参考山西的样本。”
在采访途中，大陈聊起他在贵州替大老板看管一年煤矿的见闻。
“那里的人活得真是简单啊，一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过年的时候杀掉，到集市卖一半，自己留一半，半年的肉和油都有了，手头也有余钱。”良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温州人活得累啊！人各有命，认了！”
临汾煤改现象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山西太原、临汾
这是一场私营企业不乐意、地方政府有顾虑、大企业没有热情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
临汾市近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矿难史，最多的时候一年因矿难死亡数百人。这些矿难除了让这个地级市有独特的记者文化（记者站林立，一年交50万元就能获得4个证件，最多的时候，这个地级市有上百个记者站），更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官场文化，如果一个副市长从分管煤炭的位置调到社保等部门，他也要庆贺一番，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同级位置相对安全地等待晋升。
在临汾的官员们看来，如果这次煤炭改革完成了，那么今后如果再有矿难，撤职的不会是地方的官员，而是国企老总。
如果说临汾的官场死结是因为煤，那么这场煤炭资源整合改革在官员们看来正是化解这一问题的良药。
临汾市的官员因为矿难换得太频繁了，14年换了9任煤炭局长，9年换了5任书记，还不包括书记空缺期间行使书记职权的一名省委常委。
推卸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权力，可是他们更愿意在私底下抱怨，虽然他们也不清楚改革后是否真的能让他们卸责。
综合各方面看来，这是一场私营企业不乐意、地方政府有顾虑、大企业没有热情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且不说改革的手段和措施公平、透明与否，改革是否符合法治原则以及与国家之前的政策是否相悖，推动改革的两大原因，安全和资源有效开采问题，真的能够通过民营企业退出、国有企业接盘达到吗？
谁的玉米？
“山西的乡镇企业就是一个字，煤，没有煤就没有山西的乡镇企业。”说这句话的人叫樊纪亨，临汾市撤地改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
煤炭值钱，煤炭公司老总就成了香饽饽。在计划经济年代，山西省分管煤炭的干部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会是开不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曾把山西省11个统备煤矿中最好的7个直接收归中央管理，这一逻辑在一些人看来恰似现在山西省属企业要兼并私营煤矿。
1986年胡耀邦到山西考察，继续提倡他在1983年就提出的“有水快流、扬长避短、发挥地方资源优势”的经济改革思路，于是山西的小煤矿迅速崛起。
年过花甲的樊纪亨1984年就在临汾市洪洞县任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2001年起任临汾市委书记，对临汾市煤炭经济发展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说，临汾的经济起飞就在他的任期内完成。
小煤矿最初也并不是私人的，大多是村里或乡政府的，他们有关系，能从信用社贷款。只是到了后来，这些乡干部或村干部自己不干煤矿了，纷纷将之承包给私人老板。那时候煤并不好销，樊纪亨经常要到火车站拉关系要车皮。
再后来，承包的矿就基本上变为私人的了，那时候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临汾就采取了温州模式，也就是个体经济。”
一位在当地煤校毕业，从普通煤矿工人做到煤老板的皮肤黝黑的老板向本刊记者讲述了煤炭政策变迁历程。在他看来，临汾市的煤炭政策大概从2002年开始折腾就没有停止过。先是关闭整顿，不奏效，于是提出产权明晰，还不行，再提出产煤方法改革，以至到后来的“五证”变“六证”、“标准化矿井建设”和换发新证等一系列措施接连出台。
煤炭价格的起落和矿难的频繁发生是煤炭行业“反复折腾”的直接原因。最大规模的变革始于2003年左右。这一年，樊纪亨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到了人大。那年全国两会，他作为牵头人提了一个议案，国家应当加征煤炭企业的所得税。这一提议得到回复，次年开始实行，仅仅煤炭企业所得税临汾市就增加数亿元的收入，占到全省增加量的80%以上。
煤炭价格一路疯涨，眼红的人越来越多。“好比是玉米，玉米是你的，你掰下来卖的钱是你的。如果玉米不是你的，你掰下来卖的钱怎么能全归你呢？”
于是，资源价款的提法就顺势而出——煤炭资源是国家的，煤老板只是开采资源，也就是“掰玉米的人”，他必须向国家交钱。
推行这一决策难上加难，因为这等于在煤老板头上割肉，而煤老板又与一些官员私下勾结，他们早已成为利益上的攻守同盟。直至2004年隰县矿难，时任山西省省长张宝顺在现场拍板，要求临汾进行矿产资源产权明晰改革试点，探明矿产资源储量，煤老板需购买资源后才能开采。
没有一个人愿意交资源费，老板们都在观望等待。僵持数月，突破出现了，已被判刑的前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所在县的一个煤老板首先交纳了这笔费用，后来响应者众。
至于判罪的苗元礼本人，“大笔一挥就能让煤老板少交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源使用费”。
勾结
外界多把5年前的那场改革称为“民进国退”，而将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称为“国进民退”，认为政府在大方向上的逆转是目前改革推进艰难的原因。
而其实，私下利益勾兑可能是更大的阻力。既然要交纳资源使用费，那么就需要先探明可开采资源量，“有不少煤老板私下送礼给官员，他们少交了很多本应交给国家的钱。”现在，“国进民退”改革，资源使用费有明确的退还标准，但退回的钱依据是“明规则”——也就是他们登记的储存量。
这是一场最为错综复杂的纠结和博弈，在“政府有意压低矿储量”的哭诉中，煤老板并不完全都是冤屈。
煤老板和官员之间的幕后交易有多深是一个谁也不知道底的黑洞。在苗元礼案调查中，有一笔煤老板送给苗的钱，煤老板坚持说是50万，而苗只承认收到了10万，后来调查发现原来苗的司机就独吞了40万。苗元礼的秘书曾在办公室大骂，“这个球娃，可把头儿给害惨，你说说，人家给头50万，他竟然……”
当地一个官员分析说，私人煤老板其实有三类，一类是近年已经赚了大钱的；第二类是花大钱买了矿，还没有投产的；第三类是已经投产但还不见效益的。这三种类型意味着他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勾兑”的程度和所花费的成本不一样。而目前敢于站出来维权的多属第二类，他们是这次改革的彻底失败者。大多数煤老板虽然利益受损，但并不愿意见记者。
目前，临汾市的煤炭改革表面上协议签定率不低，但大多只签订了框架协议，矿场设施设备的评估价一栏都是空。
三段论
2009年11月10日，临汾市下起了罕见大雪，暖气却没有来，即便来了，也传说要涨价一大截。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却以临汾缺煤，需要从外地进口煤为借口涨价。当地甚至传播着“临汾有十多个县发不出工资”的小道消息。如此种种在一些人看来都不过是在释放烟雾弹，借此制造改革的阻力。
国有大企业、私营老板、市县官员——这三方在煤炭改革谈判中直接碰撞，反反复复，曲折而艰辛。而这其中，官员的态度最摇摆不定——他们的言行并不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执行省里的政策，但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之。
地方官员们的表态是典型的“三段论”，“穿靴戴帽”。有一位来自基层的临汾市干部被要求谈自己的看法，他开头先说了一段表态支持的话，“好，这个就是好。”然后开始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当过乡长、县长，爱去小饭店吃饭。这个东西我只是说说，都是听来的……”结束时，他又话锋一转，“其实这个也好解决，市长就把县长压住，县长就把乡长压住，那些老板还能不听乡长、县长的？”
这场改革之初政府并不是这样强硬一刀切。参与的核心人士对记者说，当初“比如你要一杯水，我要一包烟，我们可能都会做个妥协，你要半杯水行不行？先给你半包烟怎么样？我们那时和老板谈，把市政府的难处也讲清楚，互相让一步”。这位人士还受托去和新上任的煤炭局长牛立东谈话，告诉他“要多调研，少表态”。
他们针对不同的老板当时还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你这个老板是不是投产了还没有效益？或者是还没有投产？这个老板在浙江还有没有其他产业，如果有，能不能引进到临汾，在这些产业合作上给些照顾？”他们还向省政府建议，“国有大企业划地盘的方式不好，应该允许国有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私营老板可以自由选择兼并主体。”
下半年以来，改革速度加快。9月23日，山西省长王君在山西省政府召开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座谈会上强调，“都要在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临汾某县的干部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过去地方上，让矿上给盖个学校、他不得不盖。叫他修条路，他不敢不修。今后矿归省里了，叫他们修个厕所可能都不修了。”
从现实的政治逻辑分析，这点担忧绝不为过。如何协调矿场周边百姓和大企业的关系将是个考验。然而，对官员们来说，除开灰色利益外，矿归省属企业后，矿上的税收地方能得多少？他们拿什么来制衡大国企？
为什么不是999家或者1001家？
根据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担当此次山西煤炭产业大整合的主体只有7家企业，即大同煤矿、山西焦煤、平朔煤业、阳泉煤业、潞安矿业、晋城煤业五大煤炭集团再加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这其中的一些大公司尽管在今年获得了几十亿的信贷额度，但对收购民营小矿并不积极，且条件相当苛刻，大多提出以“零成本”收购。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民营煤矿大多处于矿脉的边角料，没有多大开采价值，维护成本还不小，有还不如无。
10月底，面对被媒体放大的种种质疑声音，山西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场专家座谈会，会议的结论是“（煤炭资源整合改革）顺应世界煤炭工业发展的趋势，是优化山西煤炭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此前，《山西日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煤炭资源整合恰逢其时》为改革定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教授担心：“过去有地方政府做保护伞。现在如果收编上去，以后这个保护伞就不是由地方政府了，可能是由集团的那一级政府，比如说是央企，或者是省级的集团，或者是市一级的集团公司，那么这个保护伞就上移了。”
当然她并不认为“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哪个更好，“关键是能不能解决安全生产和资源保护的问题，这个是我质疑的。”
有些私营老板质问，“为什么兼并后是1000家，而不是999或者1001家呢？”煤炭行业严重依赖于地理条件，“比如临汾的汾西县，矿产资源分布比较散，大多只适合小型开采，那怎样给不同的地理条件分指标呢？”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目标其实无法达到。从7月份以来，临汾市政府分别以临政[2009]第30号、38号和44号文件向山西省政府汇报改革方案，三易其稿。在11月10日由市政府编制的一份通报材料上，对改革目标的表述，修饰词已经从“必须”、“都要”悄然变为更缓和的“争取完成”等词汇。
有评论者指出，资本在追利上本是中性的，没有所有制之分，只有效率高低，而如何让资本的贪婪不至于危害工人的安全、危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并且保证市场稳定的需求，这本是政府公共治理的问题，如果不治理政府自身，而治理煤矿，是否是本末倒置呢？
中国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攻守进退总是5年一个轮回。5年前有戴国芳的铁本，5年后杜双华在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中，远不止有杜双华，山西煤炭国有化运动逐渐蔓延到内蒙、河南；东星航空被国航收编；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企大集团的身影……
我们的记者赶赴温州和山西临汾，近距离观察山西煤矿重组下的投资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种种世相，观察这次改革的底层——投资者和底层政府，试图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给微观层面带来的影响。
产权从来都和国家形态连在一起，财产的支配要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有组织、合法的强制力，问题是，这个合法的强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矿重组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温州平阳
头镇的“网”
11月5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
“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小叶和小蔡猛抽着烟，在宾馆的窗前走来走去，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两人是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的大股东。都很年轻，30岁上下，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干练，自十来岁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灾区，尤其是这个人口不过30来万的水头镇。当地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按50%的保守估计，水头镇至少20万人在山西有煤矿投资。
水头镇的商业主干道上，高档红酒庄、咖啡馆毗邻，摆设着巨幅阿玛尼、LV等世界大牌橱窗的奢侈品商场，飞扬的尘土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高档轿车和人力三轮车抢道。商业的繁华程度远甚于一个内地大县城。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频繁的水灾，逼着水头人另谋生路。90年代兴起制革业，使得这里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内地的煤矿投资。
对温州人来说，把钱放在银行一天不生利都会觉得发慌。2003年起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小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等前赴后继地都加入炒煤大军。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律师吴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调研浙商在外矿产投资。“最保守有500个亿，商会估计有700到900个亿。其中，仅温州平阳县有300个亿资金量，拥有200多家矿。”
在临汾的煤矿中，小叶个人投入资金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和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自己投了几百万，他带进来参股的有几百万。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一旦发现有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迅速地调动巨额民间资金。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模式，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谋取丰厚的利润。
叶、蔡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们的矿里。“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载记者从温州机场到平阳的大陈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贵州煤矿搭股。他嘲笑自己胆子小，只投了20万。“光景最好的时候，大股东们一到时候就会背一包钱从山西回来分钱，每次能分到个5万、10万。大家也不查账本，彼此就有这个信任。”
谁也不愿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大陈把分得的红利陆陆续续又投了进去。“我现在就想能把当初的20万块给要回来就好，就当损失几年利息。最苦的是那些大老板们，还有就是拿房子去银行做抵押贷款的那些。”
当地一位银行职员向记者透露，在水头，这两年放抵押贷款最多的是工行、农行和建行。至于3家银行办了多少抵押贷款，其中的具体流向，银行方面以“必须上报到温州市分行，经批准才能回复”拒绝了采访。
“我可以打包票地和你说，房产抵押有85%的人都拿去投煤矿了。水头是个小地方，各家拿钱去干什么，心里都很清楚。”小叶掐死了烟蒂，茫然地望着窗外。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一个前公务员的噩梦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回死也死在外头了！”谢有富猛地灌下一口白酒，带着些亢奋的醉意和决绝。此时，离他被正式公告除去公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四十出头的谢有富不幸地成为这波整合的最后“接棒者”。在2008年5月到山西投煤矿之前，他本是平阳县政府里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这个地方消费很高，像我这样的主任科员，工资太低了，到这个年纪上又上不去了，还不如辞职做生意。”当时，他的几个朋友在山西经营煤矿，发了大财，这让他很心动。他到山西实地走了走，觉得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决心放手一搏。
从单位里办了长假后，谢有富搜罗了所有的积蓄，把家中房子办了抵押凑了七八十万，再拉上姐姐、朋友、战友的份子钱，凑出1000万，联合另外几个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以1亿8000万从一个煤老板手里买下一座小煤矿。
“我们上网查资料，知道山西煤矿整合是迟早的事，但是时间没有这么快，政府文件上说2010年底整合完毕。那我们起码有两年半时间。我们买下的那个矿资源是比较好的，一年半把本钱拿回来，再经营个一年，利润还是很高的。”
随后发生的，就是一连串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噩梦。
“5月从上家买下后，8月份开奥运会让我们停工。等到9、10月份，我们开始搞基建，一边办理过户和其他手续，从乡镇市县再到省里，一级级往上申报批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县政府许诺，等到2009年春节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生产了。”
正月初七八，一干人等就从温州赶到山西，“这么多钱投在里头，在家过节也没心思”。正要开工，3月全国召开两会，会后决议山西马上整合。“那时，听说省里领导向中央表态，2009年年底整合完毕，原来1500个矿砍到1000多个。”
他接到县的通知——他的矿由一家指定的国有企业来兼并收购，让他停工等待具体的政策和方案。想做整合者的谢有富，如今只有被吃的结局。
让谢有富心痛的是，自买下煤矿以来，他的矿没有开采过一天、没有赚过一文钱，荒了整整18个月。“花钱雇人看管矿，再加上井下维护，一个月至少要花费100多万，还别算上借贷利息。白花花的钱每天都在流失。完了！全部完蛋了！”
胳膊“拧”大腿
“你们这些人就是冰棍，哪个不配合，阻拦改革，就慢慢把你们融化掉。”
耳朵旁一响起某领导在煤改会上指着他们的鼻子抛出的这句话，谢有富和林祖光就感觉背脊袭来一阵寒意。林祖光刚刚和身在大同的亲戚通了一个电话，情形很不妙，大同的小煤矿已经被强行封掉，“直接武警开进去，房子什么的都拆掉。”
自己运气虽然不好，还不是最坏的。他们所在的地区，一共有15家中小煤矿被通知整合，其中3家是福州人投资，其余12家都是温州老板的。
谢有富和当地政府、国企有过3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我们还挺高兴，因为（政府）开会让我们提意见，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回去。”
第二次谈判的景象，在谢有富眼中就像是医院里的专家门诊了。“一天三五家排着队谈，我们报个价，他们说降一点，我说降价也可以，但是付款方式是什么。他们做不了主，也不表态。我说这样你就是给我10个亿，说10年20年还清，没有意义了。”还没等问个清楚，工作组的人就喊“下一个”，把郁闷的谢有富丢在一边了。
根据拟订的框架协议，煤矿兼并的收购价由3块组成：资源价款退还，实物评估，此外，县政府还出了一个浮动补偿政策。“像我们这样2006年以后进入的，资源费能退还50%；再由评估公司评估基建投入。”按这次结果，谢有富的矿能拿回1.4亿，其中4000万为浮动补偿。
按协议，这笔钱分4期支付：协议签好时付40%，进场实物交接时再支付20%，办过户证支付20%，剩下的20%则在两年内付清。
“我们不同意，尾款比例太高，这样就有3000万被卡在这里，我们还要去创业，这关系到千家万户。我们就不肯签。”3天后，县政府再次通知谢有富去签字，“他们告诉我们，不签也得签。”
到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煤老板们人手发到一份新的《指导性意见》。“我一看，浮动补贴的4000多万就没有了，说是‘未尽补偿事宜以补充协议为准’；至于付款方式，‘以县政府统一发文’。我说这叫我怎么签？”
签了字的小叶和小蔡也不比谢有富走运。因为进入得早、已经赚了钱，他们本来退出的成本比较低。工作组告诉他们，之前的协议作废，他们得重新签协议。
谢有富口袋里揣着协议，以“我的主要老板不在，要等他看过”的理由拖着，一天接到县里几个电话催他去签字。局势很快让他骑虎难下了：他的采矿证年底就要过期，“我不签，他们就不给我换证，我一分钱都拿不回去。我想还是签掉算了，等后面的补充协议下来吧。”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集团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办理采矿证的过户手续。
“付款方式都不知道，补偿协议还没有出来，竟然要我把证拿去过户！”一直表示“非常理解政府难处”的谢有富忽然激动了起来。“有人劝我们说，你证不给他是死路一条，给也是死。我们听听也是，把证抛给他们，我就跑回来了。”
一道跑回来的，还有林祖光、蔡、叶在内的几十个温州商人。他们的心态极为矛盾，一边希望借助媒体争取舆论支持，但一到关键之处就躲闪回避，“我们的矿还在山西。如果让那边知道我们出来讲，别说8000万的赔偿了，就是8块钱都拿不到。”
不久前，温州电视台播出一位温州老板对兼并整合有异议的采访。随即，山西某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对此老板点名批评。吓得该老板立刻回山西，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们就想投了1亿，还给我们8000万，回去大家凑一万退八千地分。拿着本钱，我再去找其他行业，二次创业。”谢有富重重地放下酒杯。“现在被卡在那里，走也走不掉。”
盲婚哑嫁
这并不是温州商人在山西遭遇的第一次兼并重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对煤矿进行整顿，搞过第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当时，由地方政府牵头，让煤老板们自行谈判。小叶和小蔡在怀仁地区买下的第一个煤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合收购的。“老实说，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补偿的钱都拿到了。”
而今，这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运动与3年前的改革思路截然不同。
“就是关起门来搞的改革，完全和市场规律不相关。我们总结过：指定的兼并公司，指定的兼并地块，指定的评估公司，指定的价格。”林祖光评价。
“民不与官斗。”这是温州人几十年的基本信条。他们只是生意人，都只想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尽快退出这个曾经或者梦想为他们带来滚滚财富的金矿。
对于政府给出的“收购”和“国有控股”，温州老板们首先否决的是后一种选择。“让国有大集团占51%，我们就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等于把矿白白送掉。”而且，“国有企业效益差、人浮于事，他们是拿工资混日子，不像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这也是事实，即使是在2007年煤炭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当私营煤矿赚得个钵满盆满，几大国有企业仍然没有起色。
只有“卖”这一条路了。让煤老板们不满的：一是补偿方案不明，却被强迫签字；二是实物评估只算基建费用，不算煤矿储量，“我们买矿的时候，储量越大，价格越贵。现在1万吨和1000吨一个价格”；最大的顾虑是拿不到全部的收购款。
“欠钱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付款期这么长。要天天去和政府讨债，还要送礼求他们还钱。地方班子3年一换届，中间再发生点政策变故，最后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国有矿业集团对这个“娶新娘”也不积极。一方面，自身现金流很紧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收购。另一方面，收进来的私营小煤矿都是地下矿脉的边边角角，对垄断优质资源的国有企业来说，价值有限，维护和开采的成本却很高。“企业当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在，这个兼并整合却是个上头的政治任务。”
一个县领导说，逼近年底了，如果完成不了“限定时间完成签约”，就是生产安全不达标，那就是干部责任考核不合格，那就会被“一票否决”。所以，“不管如何，都要让他们赶快签掉协议”。
层层高压之下，兼并重组呈现出一派“喜人”气象。记者拿到临汾市领导9月9日向省里汇报的一份文件，声称该市“应签订交易协定的316座矿井中已有265家签订了交易合同，签约率高达83.86%。
“都是应付上头的表面文章。就是一个框架协议，补偿条款都还没出来，哪个老板会愿意签。”林祖光既不屑又忧心：“这样会误导中央的决策，对我们民营老板越来越不利。”
原罪与“被妖魔化”
子夜。三五位温州煤老板们睁着红血丝的眼，围在一起，商议着下一步如何在舆论上造势。兼并重组倒计时的最后时刻迫近，他们困兽犹斗地做最后抵抗。
他们很清楚，在社会舆论中，他们不占优势。“黑心煤老板”、“温州人”、“炒煤团”，身上贴着的每一个标签都足够触动当下中国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此起彼伏的矿难，被媒体曝光的官商勾结，处处让他们陷于道德的弱势。
一位常到省外跑外联的平阳干部感慨：“开煤矿的同学请我吃饭。酒桌上都是当地党政、公安的一把手。”有两家矿的林祖光也承认：“如果在当地打不通关系，根本办不下这么多证件。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自然，这笔额外支付的“隐性成本”是没法摊到桌面上说的。
他们很难理直气壮。譬如，为了少交资源使用费，少报、瞒报储量是普遍做法，甚至“一手开白口子（合法），一手开黑口子（非法采矿）”。在这轮兼并重组中，一批原本实际储量在90万吨以上的煤矿因为登记储量不达标，直接被“关”、“停”，连被收购的资格都没有。不少人吃了“哑巴亏”。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这是中国式资本之原罪，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分赃关系。只是，人们在口诛笔伐资本原罪的同时，常常忘了追讨权力的原罪。
“不管如何，不能拿着这个借口就把民营小煤矿给吞了。”律师吴族春替煤老板鸣不平：“首先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行政腐败？为什么在出让采矿权时不严格把关？为什么安检会出问题？”“这些煤老板的压力很大，钱虽然赚，风险也很大，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资产风险，还有地方政府的卡、拿、要。”
据记者调查，温州煤老板在当地多少做过公益事业：办学修路造桥，设立奖学金。一些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一些纯粹是在地方政府授意下的摊派行为。
他们对于当地官员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彼此勾连着，又夹杂着怕与恨。过年、过节、交资源费则是例行进贡的日子。“我们只有包红包，五千、一万地送，每次没有个30万根本搞不定。想想啊，他们一天要收几回。”林祖光恨恨地说：“要说多腐败就有多腐败。大矿、好矿都在当官的手里，某县一个主管煤炭的副县长手头就有13个矿。我们根本拿不到最好的。”
尾声：山西样本
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内蒙古政府已经邀请温州煤老板到内蒙古投资。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已经涉足陕西、甘肃、内蒙、贵州、广西等地的煤炭和其他有色金属矿藏。
“大家现在都很害怕。同样的事在山西发生，其他地方也是早晚的事。”林祖光和几位老板讨论着下一步资金转移的去向：“这次山西煤炭整合究竟怎么搞？问题怎么处理？怎么保护民营资本的权益？很重要。以后，其他各地都会参考山西的样本。”
在采访途中，大陈聊起他在贵州替大老板看管一年煤矿的见闻。
“那里的人活得真是简单啊，一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过年的时候杀掉，到集市卖一半，自己留一半，半年的肉和油都有了，手头也有余钱。”良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温州人活得累啊！人各有命，认了！”
临汾煤改现象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山西太原、临汾
临汾市近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矿难史，最多的时候一年因矿难死亡数百人。这些矿难除了让这个地级市有独特的记者文化（记者站林立，一年交50万元就能获得4个证件，最多的时候，这个地级市有上百个记者站），更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官场文化，如果一个副市长从分管煤炭的位置调到社保等部门，他也要庆贺一番，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同级位置相对安全地等待晋升。
在临汾的官员们看来，如果这次煤炭改革完成了，那么今后如果再有矿难，撤职的不会是地方的官员，而是国企老总。
如果说临汾的官场死结是因为煤，那么这场煤炭资源整合改革在官员们看来正是化解这一问题的良药。
临汾市的官员因为矿难换得太频繁了，14年换了9任煤炭局长，9年换了5任书记，还不包括书记空缺期间行使书记职权的一名省委常委。
推卸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权力，可是他们更愿意在私底下抱怨，虽然他们也不清楚改革后是否真的能让他们卸责。
综合各方面看来，这是一场私营企业不乐意、地方政府有顾虑、大企业没有热情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且不说改革的手段和措施公平、透明与否，改革是否符合法治原则以及与国家之前的政策是否相悖，推动改革的两大原因，安全和资源有效开采问题，真的能够通过民营企业退出、国有企业接盘达到吗？
谁的玉米？
“山西的乡镇企业就是一个字，煤，没有煤就没有山西的乡镇企业。”说这句话的人叫樊纪亨，临汾市撤地改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
煤炭值钱，煤炭公司老总就成了香饽饽。在计划经济年代，山西省分管煤炭的干部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会是开不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曾把山西省11个统备煤矿中最好的7个直接收归中央管理，这一逻辑在一些人看来恰似现在山西省属企业要兼并私营煤矿。
1986年胡耀邦到山西考察，继续提倡他在1983年就提出的“有水快流、扬长避短、发挥地方资源优势”的经济改革思路，于是山西的小煤矿迅速崛起。
年过花甲的樊纪亨1984年就在临汾市洪洞县任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2001年起任临汾市委书记，对临汾市煤炭经济发展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说，临汾的经济起飞就在他的任期内完成。
小煤矿最初也并不是私人的，大多是村里或乡政府的，他们有关系，能从信用社贷款。只是到了后来，这些乡干部或村干部自己不干煤矿了，纷纷将之承包给私人老板。那时候煤并不好销，樊纪亨经常要到火车站拉关系要车皮。
再后来，承包的矿就基本上变为私人的了，那时候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临汾就采取了温州模式，也就是个体经济。”
一位在当地煤校毕业，从普通煤矿工人做到煤老板的皮肤黝黑的老板向本刊记者讲述了煤炭政策变迁历程。在他看来，临汾市的煤炭政策大概从2002年开始折腾就没有停止过。先是关闭整顿，不奏效，于是提出产权明晰，还不行，再提出产煤方法改革，以至到后来的“五证”变“六证”、“标准化矿井建设”和换发新证等一系列措施接连出台。
煤炭价格的起落和矿难的频繁发生是煤炭行业“反复折腾”的直接原因。最大规模的变革始于2003年左右。这一年，樊纪亨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到了人大。那年全国两会，他作为牵头人提了一个议案，国家应当加征煤炭企业的所得税。这一提议得到回复，次年开始实行，仅仅煤炭企业所得税临汾市就增加数亿元的收入，占到全省增加量的80%以上。
煤炭价格一路疯涨，眼红的人越来越多。“好比是玉米，玉米是你的，你掰下来卖的钱是你的。如果玉米不是你的，你掰下来卖的钱怎么能全归你呢？”
于是，资源价款的提法就顺势而出——煤炭资源是国家的，煤老板只是开采资源，也就是“掰玉米的人”，他必须向国家交钱。
推行这一决策难上加难，因为这等于在煤老板头上割肉，而煤老板又与一些官员私下勾结，他们早已成为利益上的攻守同盟。直至2004年隰县矿难，时任山西省省长张宝顺在现场拍板，要求临汾进行矿产资源产权明晰改革试点，探明矿产资源储量，煤老板需购买资源后才能开采。
没有一个人愿意交资源费，老板们都在观望等待。僵持数月，突破出现了，已被判刑的前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所在县的一个煤老板首先交纳了这笔费用，后来响应者众。
至于判罪的苗元礼本人，“大笔一挥就能让煤老板少交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源使用费”。
勾结
外界多把5年前的那场改革称为“民进国退”，而将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称为“国进民退”，认为政府在大方向上的逆转是目前改革推进艰难的原因。
而其实，私下利益勾兑可能是更大的阻力。既然要交纳资源使用费，那么就需要先探明可开采资源量，“有不少煤老板私下送礼给官员，他们少交了很多本应交给国家的钱。”现在，“国进民退”改革，资源使用费有明确的退还标准，但退回的钱依据是“明规则”——也就是他们登记的储存量。
这是一场最为错综复杂的纠结和博弈，在“政府有意压低矿储量”的哭诉中，煤老板并不完全都是冤屈。
煤老板和官员之间的幕后交易有多深是一个谁也不知道底的黑洞。在苗元礼案调查中，有一笔煤老板送给苗的钱，煤老板坚持说是50万，而苗只承认收到了10万，后来调查发现原来苗的司机就独吞了40万。苗元礼的秘书曾在办公室大骂，“这个球娃，可把头儿给害惨，你说说，人家给头50万，他竟然……”
当地一个官员分析说，私人煤老板其实有三类，一类是近年已经赚了大钱的；第二类是花大钱买了矿，还没有投产的；第三类是已经投产但还不见效益的。这三种类型意味着他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勾兑”的程度和所花费的成本不一样。而目前敢于站出来维权的多属第二类，他们是这次改革的彻底失败者。大多数煤老板虽然利益受损，但并不愿意见记者。
目前，临汾市的煤炭改革表面上协议签定率不低，但大多只签订了框架协议，矿场设施设备的评估价一栏都是空。
三段论
2009年11月10日，临汾市下起了罕见大雪，暖气却没有来，即便来了，也传说要涨价一大截。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却以临汾缺煤，需要从外地进口煤为借口涨价。当地甚至传播着“临汾有十多个县发不出工资”的小道消息。如此种种在一些人看来都不过是在释放烟雾弹，借此制造改革的阻力。
国有大企业、私营老板、市县官员——这三方在煤炭改革谈判中直接碰撞，反反复复，曲折而艰辛。而这其中，官员的态度最摇摆不定——他们的言行并不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执行省里的政策，但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之。
地方官员们的表态是典型的“三段论”，“穿靴戴帽”。有一位来自基层的临汾市干部被要求谈自己的看法，他开头先说了一段表态支持的话，“好，这个就是好。”然后开始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当过乡长、县长，爱去小饭店吃饭。这个东西我只是说说，都是听来的……”结束时，他又话锋一转，“其实这个也好解决，市长就把县长压住，县长就把乡长压住，那些老板还能不听乡长、县长的？”
这场改革之初政府并不是这样强硬一刀切。参与的核心人士对记者说，当初“比如你要一杯水，我要一包烟，我们可能都会做个妥协，你要半杯水行不行？先给你半包烟怎么样？我们那时和老板谈，把市政府的难处也讲清楚，互相让一步”。这位人士还受托去和新上任的煤炭局长牛立东谈话，告诉他“要多调研，少表态”。
他们针对不同的老板当时还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你这个老板是不是投产了还没有效益？或者是还没有投产？这个老板在浙江还有没有其他产业，如果有，能不能引进到临汾，在这些产业合作上给些照顾？”他们还向省政府建议，“国有大企业划地盘的方式不好，应该允许国有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私营老板可以自由选择兼并主体。”
下半年以来，改革速度加快。9月23日，山西省长王君在山西省政府召开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座谈会上强调，“都要在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临汾某县的干部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过去地方上，让矿上给盖个学校、他不得不盖。叫他修条路，他不敢不修。今后矿归省里了，叫他们修个厕所可能都不修了。”
从现实的政治逻辑分析，这点担忧绝不为过。如何协调矿场周边百姓和大企业的关系将是个考验。然而，对官员们来说，除开灰色利益外，矿归省属企业后，矿上的税收地方能得多少？他们拿什么来制衡大国企？
为什么不是999家或者1001家？
根据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担当此次山西煤炭产业大整合的主体只有7家企业，即大同煤矿、山西焦煤、平朔煤业、阳泉煤业、潞安矿业、晋城煤业五大煤炭集团再加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这其中的一些大公司尽管在今年获得了几十亿的信贷额度，但对收购民营小矿并不积极，且条件相当苛刻，大多提出以“零成本”收购。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民营煤矿大多处于矿脉的边角料，没有多大开采价值，维护成本还不小，有还不如无。
10月底，面对被媒体放大的种种质疑声音，山西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场专家座谈会，会议的结论是“（煤炭资源整合改革）顺应世界煤炭工业发展的趋势，是优化山西煤炭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此前，《山西日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煤炭资源整合恰逢其时》为改革定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教授担心：“过去有地方政府做保护伞。现在如果收编上去，以后这个保护伞就不是由地方政府了，可能是由集团的那一级政府，比如说是央企，或者是省级的集团，或者是市一级的集团公司，那么这个保护伞就上移了。”
当然她并不认为“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哪个更好，“关键是能不能解决安全生产和资源保护的问题，这个是我质疑的。”
有些私营老板质问，“为什么兼并后是1000家，而不是999或者1001家呢？”煤炭行业严重依赖于地理条件，“比如临汾的汾西县，矿产资源分布比较散，大多只适合小型开采，那怎样给不同的地理条件分指标呢？”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目标其实无法达到。从7月份以来，临汾市政府分别以临政[2009]第30号、38号和44号文件向山西省政府汇报改革方案，三易其稿。在11月10日由市政府编制的一份通报材料上，对改革目标的表述，修饰词已经从“必须”、“都要”悄然变为更缓和的“争取完成”等词汇。
有评论者指出，资本在追利上本是中性的，没有所有制之分，只有效率高低，而如何让资本的贪婪不至于危害工人的安全、危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并且保证市场稳定的需求，这本是政府公共治理的问题，如果不治理政府自身，而治理煤矿，是否是本末倒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