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辣评：世纪大旱痛彻西南大旱原因何在?
这个春天，万物没有复苏。在云南，河水干枯、田地荒芜、野草枯死、死气沉沉。为了缓解旱情和保障生存，久违的马帮也开始重新派出拉水。许多昔日的“鱼米之乡”甚至变成了“黄土高坡”。
数字对于旱灾带来的伤害描述更为清楚，仅以云南省陆良县的资料为例，3月17日，全县小春作物受灾面积达52.99万亩，占总播面积的99%。预计小春作物产量损失近1.5亿公斤，经济损失2亿多元。
自2009年8月以来，西南五省陆续遭遇罕见旱灾，云南犹甚。来自气象部门的资料显示，云南全省125个气象站点出现重旱以上等级干旱的站有 114个，其中91站达到特别干旱等级。在云南，3月时受灾人数已超越700万人。
然而，从目前综合到得各方资料来看，我们对于如此严峻的旱灾应对显得颇为无力。旱灾的发生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损害情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各界方才较为高调的动员起来。
然而，目前，对于大旱的根子在哪里，目前尚无权威说法。此次西南大旱较之国内其他地方的干旱，烈度尤甚，因此，对于云南大旱的成因，还需要多方的猜想。
猜想一:水资源分配的失败，就是权利的失败
不管是以往的旱灾，还是此次的西南大旱，都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农业缺水。而此次西南大旱，都到了农民缺水的程度。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
国内的城市也不是没有过缺水的体验，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城市中的缺水，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水源地的严重污染。比如吉林石化的爆炸导致松花江的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导致的自来水恶臭，内蒙古赤峰市部分区因水井污染引发腹泻导致的缺水。无论何时的大旱，也不曾见过城市有过缺水的体验。
和城市享受同等待遇的，就是工业。工业生产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然而即便是地下已经被抽出了大漏斗的河北地区，也未曾见到炼钢、发电等高耗水企业因缺水受到影响。
相对而言，农业同样是高耗水的产业，可是就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同样在缺水的河北，农民就不得不种植蓄水量较少但市场价值也较低的作物。甚至于那些居住在水库边的农民，也无法随意使用近在咫尺的水源，因为那属于特供北京的水库，为了保障首都人民可以充分的生产生活外，还要保障人工水景观、洗浴产业、洗车、城市绿化等等诸多需水的地方。
北京开风气之先，外地也纷纷效仿。在山东，一个同样缺水的地方，有的城市为了保证城市景观，营造山环水绕的氛围，用橡胶水坝将河水围在城区范围内。下游数公里之外的农村，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这同样不是个案，中国的橡胶水坝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头地位。
在这样的水资源分配思路之下，本身中国旱灾的发生率就大，而缺水的地方也多，因此，一旦面临干旱缺水，农业生产就首先被牺牲掉。
在水资源的分配上，本次西南大旱亦是如此。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虽然今年的两会上，农民终于和城市居民永远同等的选举权了，但是在同等三个多月没有下雨的钱情况下，农民的马都因为运水而累死了，城市居民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巨变。仅仅知道最近，部分县城终于开始了限制洗浴和洗车等行业的用水。
城市和工业，不仅仅过多的消费了水资源，同时也严重污染了水资源。云南久治未清的电池，和爆出重大污染的阳宗海，污染源都来自城市污水和工业污水。
仅仅从计算经济账的角度，将资源调配到最“经济”的领域不为过。虽然农村和城市、工业一样的要消耗大量的水，但是城市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无疑是几何倍数于农村。因此，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农业生产因为缺水所受到的影响，工业的一个零头就可以补上。
如果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竞争，水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工业是可以接受的，接受的前提条件，就是对于这种隐性的新时代“剪刀差”需要通过正面反哺的方式，对于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进行补助。
不过，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此次的大旱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到农业生产的问题，而是农民生活用水，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生产用水影响的只是收入，而生活用水，影响的是生命、健康、卫生防疫，也就是一个人生存的尊严。水资源分配如此悬殊的问题，不能用市场行为来做注脚，不能用价高者得的逻辑来解释，因为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
一个有尊严的社会里，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农村和农民也要和城市和市民有着同等的用水权。
猜想二:不是没有水利，而是没有农民的水利
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调配水资源的能力不足，不仅仅在西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西南地区集中了全国75%的水电资源，是新一轮水电开发高峰的黄金地域，目前集中了大量的水电工程。云南尤其典型，是目前水电行业 “跑马圈水”的乐园，正在进行着最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而这正是水利部主管的。
在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已经长期成为国内的环保组织和水电开发单位争论的焦点。水电的开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呢？
龙开口水电站的建设，是水电站所在地云南省鹤庆县“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两年建设期间，华能集团已为鹤庆县贡献了超过7000万元的地方税收。而在水电站建成后，保守估计每年至少为地方财政贡献5亿元税收，而鹤庆县原来每年税收仅过亿元。
对于水电开发方来讲，水电的效益稳定，建成后是一本万利的事。基于此，银行对于水电项目的贷款也很慷慨。有资料显示，在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开发项目中，银行给开发方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贷款高达200亿元。
一拥而上的水电开发，水电开发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银行三方是大赢家，而对于环境的影响、对于当地普通居民生活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这也是为何环保组织近几年来一直在西南水电开发上对水电开发方进行质疑。
不仅仅是国内的环保组织，由于怒江是国际河流，下游的湄公河国家对于中国在境内进行的大量水电开发也多次提出强烈的意见。最近，不仅云南大旱，泰国等湄公河下游国家也遭遇大旱，于是泰国环保团体和其他组织将部分甚至全部原因归咎于中国。他们说中国在澜沧江上大兴水坝的管理模式加重了旱情危机。泰国媒体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上个月《曼谷邮报》的头条是一篇题为《中国扼杀了湄公河》的社论。“暹罗的生命之河”（暹罗是泰国旧称），一个设立在泰国清迈的非营利性组织，已经呼吁泰国政府“立即停止所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电站工程与河流开发。”而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则表示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就在大型水电站顶着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如火如荼的加紧建设时，对于农业生产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心水库和水塘则完全被忽视。云南省水利厅一名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
当大旱过去后 ，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到，尽管已经建成的水电站对于缓解大旱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尽管真正需要的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水利设施的维修建设，但是，大型水电站的开发方，会打着环保、促进农业发展、抗旱的名义，来鼓吹新一轮的大型水电开发。
所以，当下一轮水电开发热潮来临时，我们必须质问一句:这是谁的水利，这是谁的开发。
猜想三:外来的抽水机，橡胶和桉树能否压垮云南生态
这次云南的大旱，被归结为“百年一遇”的大旱，虽然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百年前云南有过如此严重的大旱。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今天的云南，已经完全不是百年前的那个云南了。云南的整个生态环境，已经被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给云南自然环境带来最大改变的植物中，橡胶、桉树和烟草，三项的可疑度最高。
橡胶树不产于云南，属于热带雨林植物，国际上一般认为只能在不超过北纬15度内生长，海南岛都不被包括在内。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鼻祖是钱仿周，他在二战期间将橡胶成功引进云南，但是经营惨淡，1953年3月，胶园遭遇火灾，300亩胶林仅存九十一棵。大规模的种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伟大领袖的一身号令之下，成都、北京、上海、四川、昆明数万名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西双版纳加到植胶农场的行列中。在云南的大森林里，他们毁林开荒，为了生产重要的战备资源——橡胶。第二轮热潮，是1994年到2007年，生胶收购价疯涨百分之九百。橡胶投资在云南如房市一般狂热，橡胶林这个外来的物种，如燎原之火遍及每一个村庄、每一片山林、每一个角落，版纳只要种得下一棵胶苗的土地就绝不会空置。在刚通车的昆曼公路中国境内两旁，从橡胶树进入眼帘的那一时刻起，就是在告之已经进入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景哈乡与缅甸接壤，从过了澜沧江到国境线一路上，公路两边全是胶林。政府机关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正科、副科，不如橡胶树栽几棵；正处、副处，不如两棵老茶树。”
大面积种植橡胶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原始植被，热带植物园的专家马友鑫认为:“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10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西双版纳降雨量年均1100多毫米，并不算高，而且分配不均，每到干季几乎滴雨不下。冬天如果没有雾罩着，水份就被太阳蒸发了。到三四五月，土壤里的水被植物耗尽了，阳光直射下水分蒸发很厉害，如果有雾的话，雾可以提供一部分水份给植物。马友鑫说: “温度升高本来就不利于雾的形成，况且胶林本身也不容易形成雾。胶林只有一个物种，还不能种得太密，胶林中的空间使土壤中的水份都跑了。”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肖桂秀称，如果不顾原有环境条件，在海拔超过1100米的高寒山地种植橡胶，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会造成开垦地土层变薄、变瘦、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山洪爆发等生态破坏。一份公开的气象资料也表明，在景洪、勐海和勐腊几个橡胶主产区，年平均雾日数从上世纪70年代的115天、128天和 159天，锐减到2005年的30天、97天和98天。中科院勐仑植物园的一则研究显示，每亩天然林每年可蓄水25立方米，保土4吨，而每亩产前期橡胶林平均每年造成土壤流失1．5吨，开割的橡胶林每年每亩吸取地下水量9．1立方米。对于缺水的云南而言，情何以堪。
烟草在云南发展的历史，要早于橡胶。早在1914年就从美国引入了烟草，并在此后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如今，云南的卷烟业为全国第一。烟草本身对于环境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有来自云南的朋友提出，由于地方政府对烟草的重视，因此每年雨季会打防雹弹降低冰雹对烟草的影响，但是防雹弹又影响了雨季的降水。不过从对防雹的原理来看，这种说法还有待证实。根据研究资料，防雹亦可以增加降雨量。
但是桉树就无法排除它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了。桉树的大规模种植，是随着木浆造纸工业的发展而进入中国的。尤其在云南地区，纸业公司为了建立庞大的木材储备，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征地，圈下了大片的山地和林地，几年之内，3000万亩桉树和其他一些速生树种取代这片亚热带山地的天然林和高原植被。大面积的桉树林被称作上无小鸟、下无植被的“绿色沙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被视为和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并列。
对于桉树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如同水电站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一样，存在着来自开发方的巨大反对声音，尤其是林业部门的专家。在他们眼中，桉树不仅仅不会抽干地下水分、影响其他植被和动物、影响土壤等等问题，而且是一种节水的、可以改良土壤状况的树种。失去了最高领袖支持的橡胶树一定很羡慕今天桉树的待遇，因为橡胶在战备竞争结束以后，不再是国家统一管理下的种植园，趋于分散多元，而桉树则是由国际巨头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广的项目，因此也有雄厚的游说力。披露地沟油的专家都可以封口，何况涉及到木浆造纸如此巨大的产业。
支持桉树的专家也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们谈到经济效益的时候用的是密集种植的速生桉，而谈到生态影响的时候使用的是自然状态下的桉树，就如同餐馆里招牌上写的一定是土鸡，不过端上来的大多都是肉鸡。土鸡当然优点很多，和桉树一样，但是它不能高密度的养殖，不能几个月就出栏，还要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自得其乐。如果资本家们能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土鸡的利润，那肉鸡早就不复存在了。
现实也与林业界的专家们意见相左的，就广东、海南等大面积种植速生桉作为经济林的地区来说，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种植桉树以后，溪流、水库开始出现干涸的状态。
而云南，本来就是一个缺水的省份，如今左肩压上了橡胶，右肩压上了桉树，两台巨大的抽水机将水分源源不断的抽走。
作为食物链最低端的农业和农民，他们的历史，或许可以从选举权的平等作为一个新的开端。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论，贫困的根源是权利的贫困，发展的瓶颈在于发展的自由。作为主要的受害者和承受者的农民，没有决定水资源分配的权利，没有参与水利设施建设方向决策的权利，也没有在重大发展模式上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和自由。
当大旱来临的时候，农民们就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在旱灾加剧的时候，贵阳不允许城市的菜价上涨一毛，而无人问津农村的水价几何。
旱灾是一盘很大的局，但是农民不是旗子，他们也要成为下棋的人。
数字对于旱灾带来的伤害描述更为清楚，仅以云南省陆良县的资料为例，3月17日，全县小春作物受灾面积达52.99万亩，占总播面积的99%。预计小春作物产量损失近1.5亿公斤，经济损失2亿多元。
自2009年8月以来，西南五省陆续遭遇罕见旱灾，云南犹甚。来自气象部门的资料显示，云南全省125个气象站点出现重旱以上等级干旱的站有 114个，其中91站达到特别干旱等级。在云南，3月时受灾人数已超越700万人。
然而，从目前综合到得各方资料来看，我们对于如此严峻的旱灾应对显得颇为无力。旱灾的发生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损害情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各界方才较为高调的动员起来。
然而，目前，对于大旱的根子在哪里，目前尚无权威说法。此次西南大旱较之国内其他地方的干旱，烈度尤甚，因此，对于云南大旱的成因，还需要多方的猜想。
猜想一:水资源分配的失败，就是权利的失败
不管是以往的旱灾，还是此次的西南大旱，都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农业缺水。而此次西南大旱，都到了农民缺水的程度。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
国内的城市也不是没有过缺水的体验，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城市中的缺水，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水源地的严重污染。比如吉林石化的爆炸导致松花江的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导致的自来水恶臭，内蒙古赤峰市部分区因水井污染引发腹泻导致的缺水。无论何时的大旱，也不曾见过城市有过缺水的体验。
和城市享受同等待遇的，就是工业。工业生产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然而即便是地下已经被抽出了大漏斗的河北地区，也未曾见到炼钢、发电等高耗水企业因缺水受到影响。
相对而言，农业同样是高耗水的产业，可是就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同样在缺水的河北，农民就不得不种植蓄水量较少但市场价值也较低的作物。甚至于那些居住在水库边的农民，也无法随意使用近在咫尺的水源，因为那属于特供北京的水库，为了保障首都人民可以充分的生产生活外，还要保障人工水景观、洗浴产业、洗车、城市绿化等等诸多需水的地方。
北京开风气之先，外地也纷纷效仿。在山东，一个同样缺水的地方，有的城市为了保证城市景观，营造山环水绕的氛围，用橡胶水坝将河水围在城区范围内。下游数公里之外的农村，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这同样不是个案，中国的橡胶水坝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头地位。
在这样的水资源分配思路之下，本身中国旱灾的发生率就大，而缺水的地方也多，因此，一旦面临干旱缺水，农业生产就首先被牺牲掉。
在水资源的分配上，本次西南大旱亦是如此。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虽然今年的两会上，农民终于和城市居民永远同等的选举权了，但是在同等三个多月没有下雨的钱情况下，农民的马都因为运水而累死了，城市居民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巨变。仅仅知道最近，部分县城终于开始了限制洗浴和洗车等行业的用水。
城市和工业，不仅仅过多的消费了水资源，同时也严重污染了水资源。云南久治未清的电池，和爆出重大污染的阳宗海，污染源都来自城市污水和工业污水。
仅仅从计算经济账的角度，将资源调配到最“经济”的领域不为过。虽然农村和城市、工业一样的要消耗大量的水，但是城市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无疑是几何倍数于农村。因此，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农业生产因为缺水所受到的影响，工业的一个零头就可以补上。
如果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竞争，水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工业是可以接受的，接受的前提条件，就是对于这种隐性的新时代“剪刀差”需要通过正面反哺的方式，对于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进行补助。
不过，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此次的大旱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到农业生产的问题，而是农民生活用水，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生产用水影响的只是收入，而生活用水，影响的是生命、健康、卫生防疫，也就是一个人生存的尊严。水资源分配如此悬殊的问题，不能用市场行为来做注脚，不能用价高者得的逻辑来解释，因为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
一个有尊严的社会里，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农村和农民也要和城市和市民有着同等的用水权。
猜想二:不是没有水利，而是没有农民的水利
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调配水资源的能力不足，不仅仅在西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西南地区集中了全国75%的水电资源，是新一轮水电开发高峰的黄金地域，目前集中了大量的水电工程。云南尤其典型，是目前水电行业 “跑马圈水”的乐园，正在进行着最大规模的水电站建设，而这正是水利部主管的。
在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已经长期成为国内的环保组织和水电开发单位争论的焦点。水电的开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呢？
龙开口水电站的建设，是水电站所在地云南省鹤庆县“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两年建设期间，华能集团已为鹤庆县贡献了超过7000万元的地方税收。而在水电站建成后，保守估计每年至少为地方财政贡献5亿元税收，而鹤庆县原来每年税收仅过亿元。
对于水电开发方来讲，水电的效益稳定，建成后是一本万利的事。基于此，银行对于水电项目的贷款也很慷慨。有资料显示，在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开发项目中，银行给开发方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贷款高达200亿元。
一拥而上的水电开发，水电开发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银行三方是大赢家，而对于环境的影响、对于当地普通居民生活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这也是为何环保组织近几年来一直在西南水电开发上对水电开发方进行质疑。
不仅仅是国内的环保组织，由于怒江是国际河流，下游的湄公河国家对于中国在境内进行的大量水电开发也多次提出强烈的意见。最近，不仅云南大旱，泰国等湄公河下游国家也遭遇大旱，于是泰国环保团体和其他组织将部分甚至全部原因归咎于中国。他们说中国在澜沧江上大兴水坝的管理模式加重了旱情危机。泰国媒体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上个月《曼谷邮报》的头条是一篇题为《中国扼杀了湄公河》的社论。“暹罗的生命之河”（暹罗是泰国旧称），一个设立在泰国清迈的非营利性组织，已经呼吁泰国政府“立即停止所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水电站工程与河流开发。”而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则表示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就在大型水电站顶着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如火如荼的加紧建设时，对于农业生产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心水库和水塘则完全被忽视。云南省水利厅一名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
当大旱过去后 ，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到，尽管已经建成的水电站对于缓解大旱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尽管真正需要的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水利设施的维修建设，但是，大型水电站的开发方，会打着环保、促进农业发展、抗旱的名义，来鼓吹新一轮的大型水电开发。
所以，当下一轮水电开发热潮来临时，我们必须质问一句:这是谁的水利，这是谁的开发。
猜想三:外来的抽水机，橡胶和桉树能否压垮云南生态
这次云南的大旱，被归结为“百年一遇”的大旱，虽然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百年前云南有过如此严重的大旱。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今天的云南，已经完全不是百年前的那个云南了。云南的整个生态环境，已经被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给云南自然环境带来最大改变的植物中，橡胶、桉树和烟草，三项的可疑度最高。
橡胶树不产于云南，属于热带雨林植物，国际上一般认为只能在不超过北纬15度内生长，海南岛都不被包括在内。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鼻祖是钱仿周，他在二战期间将橡胶成功引进云南，但是经营惨淡，1953年3月，胶园遭遇火灾，300亩胶林仅存九十一棵。大规模的种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伟大领袖的一身号令之下，成都、北京、上海、四川、昆明数万名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西双版纳加到植胶农场的行列中。在云南的大森林里，他们毁林开荒，为了生产重要的战备资源——橡胶。第二轮热潮，是1994年到2007年，生胶收购价疯涨百分之九百。橡胶投资在云南如房市一般狂热，橡胶林这个外来的物种，如燎原之火遍及每一个村庄、每一片山林、每一个角落，版纳只要种得下一棵胶苗的土地就绝不会空置。在刚通车的昆曼公路中国境内两旁，从橡胶树进入眼帘的那一时刻起，就是在告之已经进入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景哈乡与缅甸接壤，从过了澜沧江到国境线一路上，公路两边全是胶林。政府机关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正科、副科，不如橡胶树栽几棵；正处、副处，不如两棵老茶树。”
大面积种植橡胶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原始植被，热带植物园的专家马友鑫认为:“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10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西双版纳降雨量年均1100多毫米，并不算高，而且分配不均，每到干季几乎滴雨不下。冬天如果没有雾罩着，水份就被太阳蒸发了。到三四五月，土壤里的水被植物耗尽了，阳光直射下水分蒸发很厉害，如果有雾的话，雾可以提供一部分水份给植物。马友鑫说: “温度升高本来就不利于雾的形成，况且胶林本身也不容易形成雾。胶林只有一个物种，还不能种得太密，胶林中的空间使土壤中的水份都跑了。”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肖桂秀称，如果不顾原有环境条件，在海拔超过1100米的高寒山地种植橡胶，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会造成开垦地土层变薄、变瘦、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山洪爆发等生态破坏。一份公开的气象资料也表明，在景洪、勐海和勐腊几个橡胶主产区，年平均雾日数从上世纪70年代的115天、128天和 159天，锐减到2005年的30天、97天和98天。中科院勐仑植物园的一则研究显示，每亩天然林每年可蓄水25立方米，保土4吨，而每亩产前期橡胶林平均每年造成土壤流失1．5吨，开割的橡胶林每年每亩吸取地下水量9．1立方米。对于缺水的云南而言，情何以堪。
烟草在云南发展的历史，要早于橡胶。早在1914年就从美国引入了烟草，并在此后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如今，云南的卷烟业为全国第一。烟草本身对于环境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有来自云南的朋友提出，由于地方政府对烟草的重视，因此每年雨季会打防雹弹降低冰雹对烟草的影响，但是防雹弹又影响了雨季的降水。不过从对防雹的原理来看，这种说法还有待证实。根据研究资料，防雹亦可以增加降雨量。
但是桉树就无法排除它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了。桉树的大规模种植，是随着木浆造纸工业的发展而进入中国的。尤其在云南地区，纸业公司为了建立庞大的木材储备，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征地，圈下了大片的山地和林地，几年之内，3000万亩桉树和其他一些速生树种取代这片亚热带山地的天然林和高原植被。大面积的桉树林被称作上无小鸟、下无植被的“绿色沙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被视为和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并列。
对于桉树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如同水电站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一样，存在着来自开发方的巨大反对声音，尤其是林业部门的专家。在他们眼中，桉树不仅仅不会抽干地下水分、影响其他植被和动物、影响土壤等等问题，而且是一种节水的、可以改良土壤状况的树种。失去了最高领袖支持的橡胶树一定很羡慕今天桉树的待遇，因为橡胶在战备竞争结束以后，不再是国家统一管理下的种植园，趋于分散多元，而桉树则是由国际巨头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广的项目，因此也有雄厚的游说力。披露地沟油的专家都可以封口，何况涉及到木浆造纸如此巨大的产业。
支持桉树的专家也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们谈到经济效益的时候用的是密集种植的速生桉，而谈到生态影响的时候使用的是自然状态下的桉树，就如同餐馆里招牌上写的一定是土鸡，不过端上来的大多都是肉鸡。土鸡当然优点很多，和桉树一样，但是它不能高密度的养殖，不能几个月就出栏，还要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自得其乐。如果资本家们能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土鸡的利润，那肉鸡早就不复存在了。
现实也与林业界的专家们意见相左的，就广东、海南等大面积种植速生桉作为经济林的地区来说，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种植桉树以后，溪流、水库开始出现干涸的状态。
而云南，本来就是一个缺水的省份，如今左肩压上了橡胶，右肩压上了桉树，两台巨大的抽水机将水分源源不断的抽走。
作为食物链最低端的农业和农民，他们的历史，或许可以从选举权的平等作为一个新的开端。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论，贫困的根源是权利的贫困，发展的瓶颈在于发展的自由。作为主要的受害者和承受者的农民，没有决定水资源分配的权利，没有参与水利设施建设方向决策的权利，也没有在重大发展模式上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和自由。
当大旱来临的时候，农民们就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在旱灾加剧的时候，贵阳不允许城市的菜价上涨一毛，而无人问津农村的水价几何。
旱灾是一盘很大的局，但是农民不是旗子，他们也要成为下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