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学术“超女”于丹是怎样练成的？（组图）
人怕出名猪怕壮，如今用红透半边天来形容于丹一点都不为过，可学术“超女”的帽子不好戴，你没看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10位博士联名呼吁于丹下课，更有人出了本专门给《于丹〈论语〉心得》纠错的书，而她的成功也都归功于了父荫……有人狂踩，有人力挺，学术“超女”于丹在经历着学术以外的另一种修炼。
“野蛮”老爸，逼出学术超女
当四岁的于丹被父亲逼迫着阅读那些国文经典时，她也许不会想到老爸的这个“野蛮”举动，会让她在很多年后通过发表这些经典的心得而一举成名，甚至被冠上“超女”名头。接踵而来的骂名和争议，多多少少让她早年接触经典的经历变得更加奇妙和不可捉摸。而她那位曾居中华书局高位的父亲，让这些留言更加激烈。
“其实我小时候不爱说话，是很孤独的孩子，那时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学习很好，但不善跟人玩，很受歧视。中学我上了北京四中，那是铸造我人格的地方。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创造性。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北师大‘玩委会主任’，大家都知道我能玩，很多喜欢玩的人都来找我。”
这就是于丹的童年，对于她来讲，父亲的职务与她的过去毫无关联，父亲的强硬管制让她的童年显得有点枯燥。但就是家庭的培养，让她能言善辩，大方得体，加上经典的熏陶，是成就她一炮而红的基础。
在于丹看来，自己的吸引力大都来自经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和自己本身的特质并无太大关系，当然对传播的学习及研究也是一个助力。十几年来，她保持着紧张的节奏，上课、管理学生，平均每个月都飞到一两个省去做研究。 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执教本科生课程《影视学概论》、《经典名片分析》、《电视新闻采编》、《中国古典文学》及研究生课程《电视理论思潮》等，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研究生班固定授课。如今讲堂上落落大方的于丹，也曾经历过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她的养分，从而才能在短短七天，达到爆发。
于丹资料图片
临危受命，为救场身陷大讲坛
其实，于丹从1998年便已开始从事影视工作，先后为许多大型电视专题撰稿，也担任过央视许多电视节目的策划。做电视做传媒，是她的兴趣所在。但是到讲坛讲论语，却是一次意外和救场。
讲《论语》本已是《百家讲坛》早已确定的内容，但是多次试讲之后，合适的主讲人还是没能确定下来。作为节目策划之一的于丹只好临危受命，被剧组拉来救场。这次救场的结果众所周知，于丹在各种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频频出现。她以论语无非是孔子的弟子的课堂笔记为讲授中心，不再膜拜国文经典，而是适当的用现代的价值观稀释它，让它走进大众。
于丹一再强调自己做出的不是解读，而是心得。她承认《论语》的极度重要，这成为她之后备受争议的根源所在，因为重要，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她在稀释经典之后，才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议。
“孔子是一个我爱的朴素圣贤”于丹说。她明白《论语》与《三国》、《红楼梦》不同，前者相对缺乏故事性和情节，于是用更贴近现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去讲述《论语》心得是她在荧屏上最主要的任务。不同于阎崇年等人讲学的刚健之风，有古典文学知识基础的于丹在自己传媒知识的运用下讲出了漂亮的人气。抛开学术争议不谈，在研究观众心理的情况下，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的确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于丹说她的2006是两个“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孩子，一个很老很老，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很远很远，一个很近很近，孔子给我的是一种灵魂的温暖，孩子给我的是现实的温暖。”她在讲座中融入的感受，很多都是有了小孩儿之后的改变。她坦承论语心得在没有孩子之前上讲坛，肯定与现在不同。这些不同的感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她的小孩儿，《论语》心得得到的反响也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下课呼声，学术外另一种修炼
《于丹心得》迅速发行了290多万册，《于丹心得》首发当天十个半小时签售15260本，这一个个出版记录被不断创造。于丹也在讲坛之后饱受争议。
搭上“国学热”，于丹被各种观点包围，加上前期没时间回应观点，她顺理成章的拥有了一大批粉丝——鱼丸，有人在百度为她成立“于丹吧”，发表不计其数的主题、观点和辩论。同时，读者挑错质疑于丹的学术水准，签售现场有人穿着自制的抗议文化衫出现。“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在这样的气氛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六名博士、一名硕士、一名学士联手签名发文，表示对于丹讲解的论语感到愤怒，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霎时，网上网下争议四起。
“其实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态。一个人进入一种学问，越深越胆怯，越深越不敢说什么”，于丹强调自己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而是学术的外延。在她看来，文化选择是一个多选题，不是非此即彼，非错即对，文化应该越多越健康。在她谋求和而不同的同时，于丹说大家都关注就是一件好事：“我所能做的就是普及，对于别人的评价，人不必刻意关注任何东西。他们对我的评价，让我看到了好的两点，其他都被我忽略掉了。”
于丹在事后以一种期待文化所得差异的心态娓娓道出自己的观点，仅仅希望大家理性等待文化的成长。而与之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刻不容缓对他们理解中于丹“扭曲”经典的强烈反对。
走自己路，让其他人说去吧！
“做传媒，是我的使命，因为传媒没有历史，只有未来。”于丹对传媒始终有着不可抑制的兴奋。她在“以直报怨”之后依旧自己的忙碌，不想误学生的课，也不能停下对学科前沿的研究。她觉得在十年之中，她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每周的前半周在学校不离开，在后半周到电视台讲课和做媒体的分析，经过这一番历练，工作对她已经不是一种枯燥。
身在“国学热”浪潮之中，她却强烈的表示自己不会开博客。“首先我没有时间维持这个博客”，学校事务第一的她，相当看重自己为人师表的责任，剩下有家人有朋友，觉得睡觉都可能不够。仍然喜欢纸质文字的书写和阅读，相信也是传统文化滋养的结果。
4岁读《论语》，练魏碑，5岁读红楼，9岁喜欢李商隐的于丹，要在文化上亲近草根，还期待着奥运。“相比于平淡的逗号句号，奥运给予我们无数的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给了我们一个多元文化的坐标。”始终秉承多元文化理念的她如是说，将奥运当作起点，希望自己的心得是一种方式、一种起点，不惑之年的于丹，似乎仍然挟着这股乐观之气在人生之路上信步向前。
“野蛮”老爸，逼出学术超女
当四岁的于丹被父亲逼迫着阅读那些国文经典时，她也许不会想到老爸的这个“野蛮”举动，会让她在很多年后通过发表这些经典的心得而一举成名，甚至被冠上“超女”名头。接踵而来的骂名和争议，多多少少让她早年接触经典的经历变得更加奇妙和不可捉摸。而她那位曾居中华书局高位的父亲，让这些留言更加激烈。
“其实我小时候不爱说话，是很孤独的孩子，那时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学习很好，但不善跟人玩，很受歧视。中学我上了北京四中，那是铸造我人格的地方。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创造性。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北师大‘玩委会主任’，大家都知道我能玩，很多喜欢玩的人都来找我。”
这就是于丹的童年，对于她来讲，父亲的职务与她的过去毫无关联，父亲的强硬管制让她的童年显得有点枯燥。但就是家庭的培养，让她能言善辩，大方得体，加上经典的熏陶，是成就她一炮而红的基础。
在于丹看来，自己的吸引力大都来自经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和自己本身的特质并无太大关系，当然对传播的学习及研究也是一个助力。十几年来，她保持着紧张的节奏，上课、管理学生，平均每个月都飞到一两个省去做研究。 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执教本科生课程《影视学概论》、《经典名片分析》、《电视新闻采编》、《中国古典文学》及研究生课程《电视理论思潮》等，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研究生班固定授课。如今讲堂上落落大方的于丹，也曾经历过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她的养分，从而才能在短短七天，达到爆发。
临危受命，为救场身陷大讲坛
其实，于丹从1998年便已开始从事影视工作，先后为许多大型电视专题撰稿，也担任过央视许多电视节目的策划。做电视做传媒，是她的兴趣所在。但是到讲坛讲论语，却是一次意外和救场。
讲《论语》本已是《百家讲坛》早已确定的内容，但是多次试讲之后，合适的主讲人还是没能确定下来。作为节目策划之一的于丹只好临危受命，被剧组拉来救场。这次救场的结果众所周知，于丹在各种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频频出现。她以论语无非是孔子的弟子的课堂笔记为讲授中心，不再膜拜国文经典，而是适当的用现代的价值观稀释它，让它走进大众。
于丹一再强调自己做出的不是解读，而是心得。她承认《论语》的极度重要，这成为她之后备受争议的根源所在，因为重要，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她在稀释经典之后，才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议。
“孔子是一个我爱的朴素圣贤”于丹说。她明白《论语》与《三国》、《红楼梦》不同，前者相对缺乏故事性和情节，于是用更贴近现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去讲述《论语》心得是她在荧屏上最主要的任务。不同于阎崇年等人讲学的刚健之风，有古典文学知识基础的于丹在自己传媒知识的运用下讲出了漂亮的人气。抛开学术争议不谈，在研究观众心理的情况下，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的确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于丹说她的2006是两个“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孩子，一个很老很老，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很远很远，一个很近很近，孔子给我的是一种灵魂的温暖，孩子给我的是现实的温暖。”她在讲座中融入的感受，很多都是有了小孩儿之后的改变。她坦承论语心得在没有孩子之前上讲坛，肯定与现在不同。这些不同的感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她的小孩儿，《论语》心得得到的反响也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下课呼声，学术外另一种修炼
《于丹心得》迅速发行了290多万册，《于丹心得》首发当天十个半小时签售15260本，这一个个出版记录被不断创造。于丹也在讲坛之后饱受争议。
搭上“国学热”，于丹被各种观点包围，加上前期没时间回应观点，她顺理成章的拥有了一大批粉丝——鱼丸，有人在百度为她成立“于丹吧”，发表不计其数的主题、观点和辩论。同时，读者挑错质疑于丹的学术水准，签售现场有人穿着自制的抗议文化衫出现。“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在这样的气氛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六名博士、一名硕士、一名学士联手签名发文，表示对于丹讲解的论语感到愤怒，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霎时，网上网下争议四起。
“其实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态。一个人进入一种学问，越深越胆怯，越深越不敢说什么”，于丹强调自己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而是学术的外延。在她看来，文化选择是一个多选题，不是非此即彼，非错即对，文化应该越多越健康。在她谋求和而不同的同时，于丹说大家都关注就是一件好事：“我所能做的就是普及，对于别人的评价，人不必刻意关注任何东西。他们对我的评价，让我看到了好的两点，其他都被我忽略掉了。”
于丹在事后以一种期待文化所得差异的心态娓娓道出自己的观点，仅仅希望大家理性等待文化的成长。而与之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刻不容缓对他们理解中于丹“扭曲”经典的强烈反对。
走自己路，让其他人说去吧！
“做传媒，是我的使命，因为传媒没有历史，只有未来。”于丹对传媒始终有着不可抑制的兴奋。她在“以直报怨”之后依旧自己的忙碌，不想误学生的课，也不能停下对学科前沿的研究。她觉得在十年之中，她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每周的前半周在学校不离开，在后半周到电视台讲课和做媒体的分析，经过这一番历练，工作对她已经不是一种枯燥。
身在“国学热”浪潮之中，她却强烈的表示自己不会开博客。“首先我没有时间维持这个博客”，学校事务第一的她，相当看重自己为人师表的责任，剩下有家人有朋友，觉得睡觉都可能不够。仍然喜欢纸质文字的书写和阅读，相信也是传统文化滋养的结果。
4岁读《论语》，练魏碑，5岁读红楼，9岁喜欢李商隐的于丹，要在文化上亲近草根，还期待着奥运。“相比于平淡的逗号句号，奥运给予我们无数的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给了我们一个多元文化的坐标。”始终秉承多元文化理念的她如是说，将奥运当作起点，希望自己的心得是一种方式、一种起点，不惑之年的于丹，似乎仍然挟着这股乐观之气在人生之路上信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