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先发制人，首先使用核武器？（图组）
在国际强国的战略对弈中，北京当局往往出奇制胜或者化险为夷。其决策机制究竟有什麽强项和特点？什麽是中国核导弹部队的三级发射命令、四级导弹戒备体制和五类打击目标？为什麽外国永远不可能破译中国核导弹部队的发射命令？
“无论作战手段、作战能力甚至作战意志，解放军均非美军对手。今后在一场高技术战争中，解放军直接面对美军”，必输无疑。但是，一旦中国使用核武器，就等於剥夺了美国使用高科技常规手段的所有选项，因为“高技术手段在核武器面前是无济於事的”，结局是美国要麽同中国打惨绝人寰的核大战，要麽甩手不管台湾，似乎没有什麽有效中间选项。
这是美国两位知名学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在其合著《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中文版由薛理泰编译，明镜出版社出版）中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断言。作者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当然，这在国际危机管理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豪赌。”
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从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日就宣布，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日后又多次信誓旦旦。但是世界各国对此都半信半疑：这虽说事关政治诚信，但更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如果到了这样的关头：不是首先使用，就是就永远没机会用，该如何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军方有人放出风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指的与外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台湾“并不是外国”。刘易斯和薛理泰在其新着中还披露：中国军方一些人在2004年发出了一个信号，“为维护中国统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列爲一种选项。要麽“先下手为强”，要麽在敌方空袭中全部丧失作战实力。中国以吓阻战略对付敌方的吓阻战略，现在也在考虑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虽然这种信号后来沉寂下去，对敌方却不失为一种警告：对中国的核威胁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刘易斯和薛理泰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出这一思路符合中国一贯的军事哲学。
书中写道，作为中国领导人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应付国际危机的军事策略，假如北京判断战争终究不可避免，则往往先发制人，首先以强大的军力主动出击，从而实现以一场小战避免一场中战、以一场小战、中战避免一场大战的战略目的。这个策略的运用，从朝鲜战争直到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屡试不爽。
该书接着说，我们想深一层，如果军委将这个处理国际危机的军事策略引伸到是否对台湾使用核武器的考量中，则完全有可能以首先对台湾使用数量很少、当量有限的核武器，最终倒反而可能慑止美国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甚至还可能慑止美国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海冲突。这就是承担了中强度的风险，反而避免了高强度的灾难。这层评估在理论上符合军委以往审势料敌的一贯做法，在战略学上也是符合相反相成的道理的。
书中写道：“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固然，大陆在美国核攻击下会被打得稀巴烂。然而，美国是否会为了台湾的不确定的未来，冒着本国数十座甚至数百座大城市化为灰烬的巨大风险？这个问题是不待智者而决的。”
美国的中国军事专家最新力作
两位作者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
薛理泰在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任职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着，出版了关於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着：《中国核弹揭秘》、《中国海基核打击力量》、《中苏联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均由史丹福大学出版。他们还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共同署名发表了多篇英文论文，分析有关东北亚安全的诸项问题。
20年来，他们一直集中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尤其主要研究在中国政治制度下，大规模军事和技术工程项目及其与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本最新力作《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就是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於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出了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
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演变
两位学者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并用了很多实例，来分析中国数十年来的基本战略思想“积极防御”的演变。
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讲，“积极防御”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自从三十年代毛泽东接手指挥中国革命以来，这条方针一直作为中国战略思想的基本支柱。对这条战略方针的长期坚持可以追溯到现实主义和哲学理念，该方针的内容经历过调整，以适应各种新的情况。中国同强敌一再发生过军事对抗，屹立不坠，证明了这一术语的长久有效性。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审视，“积极防御”也涵盖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解读的古代谋略。在当代中国，这条方针从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获得支撑，或者像一句中国谚语“哀兵必胜”所说。最佳的防御态势建立在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中国作为受害国而广泛获得国际支持的基础之上。
1955年4月，毛泽东再次阐释“积极防御”的涵义，赋予这条战略方针以一种新的模糊含义：“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对其他国家）先发制人”。可是，他又解释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说：“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打出去。”两年以后，他又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毛泽东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对这个方针给予非常灵活的解释，尤其是在战斗开始以后。一旦冲突发生，不得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行动的禁令随之消失了，并且由於不被“犯”同被进攻之间的界线如此容易地被模糊，这条禁令可以轻易地被抛掷一旁。
刘易斯和薛理泰说，无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战时，“积极防御”是始终如一的战略，有的解放军将领几乎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一种“寓攻於防，主要以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的战略。一些直率的解放军理论家承认，在“积极防御”的名义下，中国军队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区域性冲突中采取攻势行动，几乎没有例外。例如，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中，解放军在珍宝岛上伏击苏军，中国军方把这次伏击称为“积极防御”。
中国试验发射新型战略DF-41导弹。（资料图片）
作者分析说，按照这个观点，“积极防御”可以证明即使在敌人进攻之前就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势的合理性，因为敌人首先“意图”进攻，“意图”等同於行为。先发制人或者首先采取打击行动，在中国军队常规战略和核战略中已经越来越有吸引力，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如此，演变过程令人费解的“积极防御”经常被人理解为“积极进攻”，尤其因为在当今世界，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已经模糊化了和平与战争的区别，也急剧增加了延迟和不作为的代价。
针对中国的大规模集结就意味着“第一枪”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披露，中国人似乎已经部份地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思想，即通过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己方可以设定战斗在哪儿发生并且常常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尽管当前经济发展仍然被置於优先地位，可是整个军事系统必须被动员起来对国内外形势作出及时回应。在知识层面上，凡是有助於掌握主动权的可能选项都应该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一些被长期搁置的选项——即使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是预防性战争——都不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分析：目前在中国军方领导人的头脑中，答案似乎比较明确：假如一个敌国侵犯中国的主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则被认为已经首先动手了。至此，解放军就有权进行反击，即使那种侵犯主权的行为仅止於政治行动。这是因为在敌对国家完成海、空军的集结以后，一旦发起进攻性战役，即具备“一剑封喉”的效果，给予中国军队重创。鉴此，军委认为，任何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就意味着在战略上构成了敌国的“第一枪”，如果这种军事态势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对解放军的“决不打第一枪”的限制随即消失。
据信，在国际学术界，这《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在下述领域是首创：
第一，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进行了条分缕析，对由於其独具的特点而带来的利弊作了剖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举例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一场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究竟如何影响了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
第三，对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作出详述和剖析；
第四，对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如何对可怖的核武器实行严密控制，首次作了披露；
第五，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情况。
在国际强国的战略对弈中，北京当局往往出奇制胜或者化险为夷。其决策机制究竟有什麽强项和特点？什麽是中国核导弹部队的三级发射命令、四级导弹戒备体制和五类打击目标？为什麽外国永远不可能破译中国核导弹部队的发射命令？什麽是中央军委对台海爆发战争作出决策的三层依据及其存在的变数？
作者说：现代技术的现实正在无情地、逐步地侵蚀数百年的传统。这种演变的过程将确定我们的研究结论的方向。
“无论作战手段、作战能力甚至作战意志，解放军均非美军对手。今后在一场高技术战争中，解放军直接面对美军”，必输无疑。但是，一旦中国使用核武器，就等於剥夺了美国使用高科技常规手段的所有选项，因为“高技术手段在核武器面前是无济於事的”，结局是美国要麽同中国打惨绝人寰的核大战，要麽甩手不管台湾，似乎没有什麽有效中间选项。
这是美国两位知名学者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在其合著《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中文版由薛理泰编译，明镜出版社出版）中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断言。作者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当然，这在国际危机管理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豪赌。”
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从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日就宣布，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日后又多次信誓旦旦。但是世界各国对此都半信半疑：这虽说事关政治诚信，但更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如果到了这样的关头：不是首先使用，就是就永远没机会用，该如何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军方有人放出风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指的与外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台湾“并不是外国”。刘易斯和薛理泰在其新着中还披露：中国军方一些人在2004年发出了一个信号，“为维护中国统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列爲一种选项。要麽“先下手为强”，要麽在敌方空袭中全部丧失作战实力。中国以吓阻战略对付敌方的吓阻战略，现在也在考虑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虽然这种信号后来沉寂下去，对敌方却不失为一种警告：对中国的核威胁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刘易斯和薛理泰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出这一思路符合中国一贯的军事哲学。
书中写道，作为中国领导人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应付国际危机的军事策略，假如北京判断战争终究不可避免，则往往先发制人，首先以强大的军力主动出击，从而实现以一场小战避免一场中战、以一场小战、中战避免一场大战的战略目的。这个策略的运用，从朝鲜战争直到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屡试不爽。
书中写道：“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固然，大陆在美国核攻击下会被打得稀巴烂。然而，美国是否会为了台湾的不确定的未来，冒着本国数十座甚至数百座大城市化为灰烬的巨大风险？这个问题是不待智者而决的。”
美国的中国军事专家最新力作
两位作者都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刘易斯在史丹福大学创立了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在该校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主持有关亚太地区安全和合作的研究项目。
薛理泰在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任职研究员。从1988年开始，他同刘易斯合着，出版了关於中国安全和军事战略的四部英文专着：《中国核弹揭秘》、《中国海基核打击力量》、《中苏联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均由史丹福大学出版。他们还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共同署名发表了多篇英文论文，分析有关东北亚安全的诸项问题。
20年来，他们一直集中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尤其主要研究在中国政治制度下，大规模军事和技术工程项目及其与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本最新力作《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就是北京决策机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运转现状，尤其是其对高度爆炸性的台海局势的演变而作出的判断及如何付诸於晴天霹雳式的军事行动，首次作出了前瞻性的、理性的探索。
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演变
两位学者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并用了很多实例，来分析中国数十年来的基本战略思想“积极防御”的演变。
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讲，“积极防御”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自从三十年代毛泽东接手指挥中国革命以来，这条方针一直作为中国战略思想的基本支柱。对这条战略方针的长期坚持可以追溯到现实主义和哲学理念，该方针的内容经历过调整，以适应各种新的情况。中国同强敌一再发生过军事对抗，屹立不坠，证明了这一术语的长久有效性。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审视，“积极防御”也涵盖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解读的古代谋略。在当代中国，这条方针从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获得支撑，或者像一句中国谚语“哀兵必胜”所说。最佳的防御态势建立在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中国作为受害国而广泛获得国际支持的基础之上。
1955年4月，毛泽东再次阐释“积极防御”的涵义，赋予这条战略方针以一种新的模糊含义：“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对其他国家）先发制人”。可是，他又解释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说：“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打出去。”两年以后，他又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毛泽东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对这个方针给予非常灵活的解释，尤其是在战斗开始以后。一旦冲突发生，不得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行动的禁令随之消失了，并且由於不被“犯”同被进攻之间的界线如此容易地被模糊，这条禁令可以轻易地被抛掷一旁。
刘易斯和薛理泰说，无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战时，“积极防御”是始终如一的战略，有的解放军将领几乎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一种“寓攻於防，主要以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的战略。一些直率的解放军理论家承认，在“积极防御”的名义下，中国军队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区域性冲突中采取攻势行动，几乎没有例外。例如，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中，解放军在珍宝岛上伏击苏军，中国军方把这次伏击称为“积极防御”。
作者分析说，按照这个观点，“积极防御”可以证明即使在敌人进攻之前就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势的合理性，因为敌人首先“意图”进攻，“意图”等同於行为。先发制人或者首先采取打击行动，在中国军队常规战略和核战略中已经越来越有吸引力，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如此，演变过程令人费解的“积极防御”经常被人理解为“积极进攻”，尤其因为在当今世界，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已经模糊化了和平与战争的区别，也急剧增加了延迟和不作为的代价。
针对中国的大规模集结就意味着“第一枪”
《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披露，中国人似乎已经部份地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思想，即通过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己方可以设定战斗在哪儿发生并且常常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尽管当前经济发展仍然被置於优先地位，可是整个军事系统必须被动员起来对国内外形势作出及时回应。在知识层面上，凡是有助於掌握主动权的可能选项都应该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一些被长期搁置的选项——即使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是预防性战争——都不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分析：目前在中国军方领导人的头脑中，答案似乎比较明确：假如一个敌国侵犯中国的主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则被认为已经首先动手了。至此，解放军就有权进行反击，即使那种侵犯主权的行为仅止於政治行动。这是因为在敌对国家完成海、空军的集结以后，一旦发起进攻性战役，即具备“一剑封喉”的效果，给予中国军队重创。鉴此，军委认为，任何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就意味着在战略上构成了敌国的“第一枪”，如果这种军事态势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对解放军的“决不打第一枪”的限制随即消失。
据信，在国际学术界，这《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在下述领域是首创：
第一，首次对中国党、政、军决策机制进行了条分缕析，对由於其独具的特点而带来的利弊作了剖析，并与西方国家的决策机制逐条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举例分析北京决策体系在涉及政权生死存亡的历次国际军事危机中具体运作的得失，尤其是剖析了在1969年中、苏之间一场严峻的核危机中，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究竟如何影响了北京决策体系运转的效率及其后果；
第三，对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在未来应付信息化战争或者高科技局部战争时将如何运转，作出详述和剖析；
第四，对中国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究竟如何运作、如何对可怖的核武器实行严密控制，首次作了披露；
第五，对今后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了预估，剖析了中央军委对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背景情况。
在国际强国的战略对弈中，北京当局往往出奇制胜或者化险为夷。其决策机制究竟有什麽强项和特点？什麽是中国核导弹部队的三级发射命令、四级导弹戒备体制和五类打击目标？为什麽外国永远不可能破译中国核导弹部队的发射命令？什麽是中央军委对台海爆发战争作出决策的三层依据及其存在的变数？
作者说：现代技术的现实正在无情地、逐步地侵蚀数百年的传统。这种演变的过程将确定我们的研究结论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