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中国的崛起

崛起不仅是经济概念

　　今天的中国与1890年相比，有一个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国家，有保卫自己主权和独立的军事能力，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创造能力。

　　自2003年以来，中国崛起的问题就一直是理论界乃至大众热衷讨论的话题。这既有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结果，也有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大众心理变化的深层原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跨入世界前列。在此背景下提出“大国崛起”的问题，既反映了我国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也概括了我们国家的目标。

　　不过，在充分珍视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评估现状，审视在哪些方面中国已经崛起，在哪些意义上还面临差距与困难，从而既充满信心，又不盲目自大，保持不骄不躁之心态，坚忍不拔，锐意努力，抓住近几百年来难得的机遇，奠定中华民族万世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基业。

　　不少人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崛起的核心标准，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长一些，就会发现，经济的发展固然是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些经济史专家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济一直占世界经济的很大比重，即使在我们觉得十分屈辱的时代，经济总量也不小。这里有几个数据：1700年时，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23.1%，当时整个欧洲的GDP占23.3%，俄罗斯占3.2%。182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32.2%，欧洲占26.6%，美国占1.8%。即使是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GDP仍占整个世界比重的13％，而日本仅占2.5%。

　　今天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是5%左右，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天中国在崛起，而1890年的中国尽管GDP比重更大时反而不是崛起呢？这表明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概念。今天的中国与1890年相比，有一个具有较强整合能力的国家，有保卫自己主权和独立的军事能力，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创造能力。

　　不过，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我们和最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这个差距比仅仅以GDP反映的差距更大。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尚处于崛起的初步阶段，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崛起，我们至少必须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构建现代国家

　　最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转化的改革有所停滞，甚至出现逆转。在所谓加强监管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都在扩张。　　

　　这里的国家指的不是通常人们所指的国家(country)，而是狭义的从制度层面定义的国家(state)。欧洲近代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从中世纪晚期，一些欧洲国家发展出一套有力的国家机器，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凝聚社会力量，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身份对外竞争，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晚清社会在应对外部危机时软弱无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现代国家制度，缺乏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缺乏公共财政的能力，从而无法应对在现代国家主导下的强权的挑战。

　　1949年之后，我国以全能主义的组织形态整合社会，将政治的统治深入到社会所有层面，实现了亘古未有的最广泛的政治动员。但是，这种国家全面渗透社会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经济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改革一直以转化政府职能为核心，试图建立一种现代意义的国家制度，使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实现有机的均衡，从而既保证国家的整合能力，又实现市场与社会的活力。

　　但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一，公共财政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所谓政府“缺位”的问题。许多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财政的不足而无法提供。第二，政府职能转化不彻底甚至出现逆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最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转化的改革有所停滞，甚至出现逆转。在所谓加强监管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都在扩张。最近有的人大代表注意到我国行政费用的支出以大大超出GDP增长的速度增加。政府部门以形形色色的许可证、审批制度等方式扩张权力，谋求部门或个人利益的现象十分突出。前一段药监局局长的腐败案，其实就是政府部门利用扩张的权力来谋求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如果把这种情形仅仅解释为个人的腐败就会使我们忽略更深层的问题。现在的危险是不仅传统上被视为掌握实权的政府部门可能利用权力寻租，而且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提供公益产品的政府部门，如环保、文物保护，甚至测绘等权力机构都可能通过许可证等方式扩张权力，追求部门乃至个人的利益。

　　政府权力的缺位与越位都会削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承担者的角色，都会削弱政府的公共性，从而削弱现代国家的构建，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与动员社会的力量。　　

　　农村的国家与社会构建

　　中国将来存在一个巨大的农村人口是长期的。构建一个有限、高效、廉洁的政权以及有较强功能的市民社会是农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前提条件。　　

　　与宽泛的国家构建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的国家构建问题。最近几年中央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专门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学者们大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三农问题，将三农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发展问题。我理解，“三农问题”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农业问题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的问题；农民问题可以理解为农民身份问题；而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它是涉及农村的社会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综合性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政权设置只到县一级，这使中国农村一直不能够纳入到国家构建的体系之中，国家在农村的政治整合能力与动员能力十分弱。1950年代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以政社合一的方式将农村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实现了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整合。但这种政社合一的方式无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

　　 19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社会建设与国家建设面临新的挑战。由于公共财政的困难，农村政权在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本来应该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如提供社会治安的职能，提供司法服务的职能，往往也变成需要交费才能获得的产品。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建设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传统上能够扮演社会职能的家族、村落等机制，经过人民公社制度的冲击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调节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新的市民社会尚未在农村建立起来。广大农村国家构建的脆弱以及市民社会的脆弱将严重影响农村的秩序、凝聚力、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影响在危机事件时国家权力整合农村的能力。

　　一些人在讨论农村问题时过分强调农村问题是发展问题，甚至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逐步脱离农村和农业，实现城市化、工业化。这种看法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估计不足。无论中国将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有多高，存在一个巨大的农村人口是长期的、必然的。构建一个有限、高效、廉洁的政权以及有较强功能的市民社会是农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前提条件。而且，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由于中华文化与道德的许多核心内涵是与农业社会紧密联系的，如家庭观念、重视教育的观念等，农村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是强国之本，而且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必要前提。

　　把握政治现代化需要大智慧

　　在民主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忽视现代政治在合法性模式上的基本变化，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的倾向，忽视中国实现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　　

　　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某种方式让社会大众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并通过这种参与重构政权的合法性。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主要是通过代议制民主方式实现的。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且地域差异极大的国家，并且有和西方不同的传统。

　　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在中国探索一条比较有序的民主道路，把大众纳入政治进程之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民主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忽视现代政治在合法性模式上的基本变化，以为我们可以长期维持传统合法性的模式，维持传统的治理方式。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的倾向，忽视中国实现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这种艰巨性不仅导源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导源于我国多民族大国的国情，而且还导源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最近一些年来，一些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努力往往成为外部力量干预或介入内部事务的契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大国，其崛起可能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挑战现行秩序，所以其民主化受到外部力量干扰的可能性就更大。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中，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巨大的智慧来审时度势，把握民主化的转型过程。

　　打造国家“软实力”

　　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最终要看其有没有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有没有一流的大学与研究机构。

　　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是一种可持续的崛起，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崛起，就必须依靠某种“软实力”。民族的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和理念就是一种“软实力”。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或者生活方式，在别人看来不具有吸引力，这个民族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就会有限。中国直到近代衰落之前，一直是一个泱泱大国，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一直是“崛起”的大国。但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道德的、文化的力量。当然，无庸讳言，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但自从唐代之后，中国的影响更多地来自文明的力量，而不是军事的力量。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直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今天中国的崛起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重振中华文明的道德影响力与感召力，如何复兴礼仪之邦的素质。

　　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伴随着它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英国早期的科技革命造就了英国的产业革命，确立了英国在世界经济、军事中的强国地位。德国在19世纪率先发展出现代意义的大学，到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创造的重镇，德国大学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典范。这些因素是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欧洲强国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模仿德国改革自己的大学，发展科学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大学逐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今天世界主要的科学技术创造都在美国。

　　中国现在尽管在经济总量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大学的水平来讲，与美国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最终要看其有没有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有没有一流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崛起，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别人的一些科技成果，永远受制于人，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崛起的大国。

　　大国崛起任重道远

　　社会舆论中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冲动，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崛起目标是德国、日本、苏联崛起事业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崛起”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概念，它与发展不同。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可能发展，可以让人民过一种富足的生活。但发展不等于崛起。崛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政治概念，表示突然在某一个地方，兴起了一个权力中心，它的兴起挑战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影响了地区的或世界的权力格局。正因为崛起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所以军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19世纪尽管有很高的GDP,但不能被称作崛起，原因之一在于军事力量的软弱，无力保卫自己的主权，保卫经济活动的成果。今天，我国的国防能力已有巨大提高，有了维护主权、保卫经济活动成果的较强能力。但是，我们也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的估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军事实力将维持世界上一家独大的局面。

　　面对崛起道路上的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和冷静的心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崛起的问题：

　　首先，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处于过程之中的人所应该做的是认认真真的把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处理好。事实上，在近代的历史中，许多民族的崛起是一件自己不知不觉的事情，这在英美尤其如此。英国人常常讲自己是在不经意中创建了一个帝国。这种说法既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也有事实的成分。英国在帝国创建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针对现实问题采取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活动。直到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在讨论政治的文献中才有较多的关于帝国的讨论。真正的崛起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可持续的过程，它需要自信与冷静，需要孜孜不倦的艰苦奋斗。

　　其次，对我们崛起的程度及可能性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不应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在短期内，国内如此狂热地讨论崛起的话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崛起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对崛起的长期过程估计不足？从西方近代经验来看，从16、17世纪开始，世界大国的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角色，但是能够保持持续崛起、持续地影响世界的只有英美两个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曾一度雄心勃勃地挑战它们的地位，但都失败了。我国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当经济发展不错时，人们就会过分自信乐观，高估自己的能力，制定过高的目标。从最近几年舆论看，似乎又有这种苗头。我们确定了很多目标，一方面是广泛的社会福利的目标，如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目标，一方面是强国的目标，如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的目标，希望在世界事务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目标都很重要，都要追求，关键是把握个度的问题。社会舆论中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冲动，如果顺着这种冲动的方向发展，可能会在这两方面制定不切实际的、超出我们现实能力的目标。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崛起目标是德国、日本、苏联崛起事业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