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道长的浮沉轨迹调查：重庆女干部曾经陪其拜师（图）
[导读]“民宗部门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民宗部门给开了介绍信，干部亲自陪过来，……老爷子不相信政府相信谁？”若干年前，李一曾在北碚区民宗局一位周姓女干部的陪同下到上海道教协会拜师。
李一不乐意与记者面谈，但愿意面对镜头身着道袍漫步竹林薄雾之中。 （叶雨/图）
正和信徒合影的李一见到记者立刻避开
李一和成就他的时代
不知李一来自何处。因为旧城改造，重庆大刀阔斧，拆墙铺路，李一幼时的生活痕迹也很难寻觅；他在这俗世上能够称得上敬畏的人——师父陈莲笙，反对者周志清，还有他的父亲——都已相继离世。不知李一去往何方。他尚在旁人的猜测与争论中“潜水”生存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重庆、上海、北京)
8月之前，李一道长尚还风光，微笑的脸庞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杂志里、养生课堂、EMBA学习班、总裁培训等种种场合，这大概是除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外，在上流社会沙龙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大陆宗教人士的脸。他的声波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不限时不限地的被不限定的人群接收。
这位缙云山上的道长，号称旗下弟子三万，不乏张纪中樊馨蔓夫妇这样的媒体名人、李亚鹏王菲这样的娱乐明星和马云这样的商界名流，在三“名”的感召下，在缙云山云雾缭绕、竹影婆娑的静谧与喧嚣中，有人强身健体，有人修心养性，有人把治疗绝症的希望寄托于此，也有人把人生之路的方向问道此处。无论道长是否有意，其盛名已昭天下。
在这个夏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风云突变。缙云山的讲经堂堂门紧锁，白云观后殿用于修行的院门也紧锁，用于接待养生3日班、5日班学员的鉴湖宾馆因“管网改造”而“暂停营业”。宫观里只有少数几名道人看管，道旗猎猎，跟随父母前来游玩的孩子以为来到了《西游记》里的车迟国。
李一不再说话，有关李一的书籍、音像制品都已停销，天价的养生培训班也已停办。跟他一同走下畅销排行榜的，还有“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在北京，各大书店有关李一的养生书已经全部下架，管理员称“这人出事了，没他的书了。
俗世大众愕然：如果李一是骗子，为什么会风行许久，还招惹名人为其助阵？“道中仙友”亦愕然：为什么昨天的“神仙”师父，今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
于是，政府、宗教界、媒体、民间人士都开始穷尽所能大翻箱底，大家想知道，李一，他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他的轨迹，是一个极平凡的观察视角，可一窥中国社会信仰思潮的起落。
身怀绝技的李二娃
李一，原名李军，出生于196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一说自己出身于道教世家，父亲是道士，三岁得病，遂被抱进道观。但这个说法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信源可以证实。
以李一所说的入道时间1972年来说，李父的这一行为实现起来不太容易。那一时代的道教正在经历着一场从上到下的洗礼。在那场洗礼中，宗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了。道观被整肃成了学校或者工厂，出家的人被迫还俗。
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宗教界人士也不能幸免，那个时候，道教大师任法融正在陕西修行，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使他自此烦恼了10年。在各种宗教的危机中，道教的危机尤其深重。道士信众，人才衰落，正统的神仙学术无以昌明，民间流传的道教思想，往往与巫蛊邪术不分。在人们的心目中，道教成了十足的封建糟粕和精神鸦片，随着那场运动被丢进了垃圾堆。直到改革开放后，道教才逐渐恢复，但与佛教、基督教比起来，这种中国本土的宗教依然谈不上兴盛。
李一是怎样进入这个有点式微的宗教界的？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从缙云山所在辖区的北碚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下简称北碚区民宗局)调查得知，李一在2000年前是没有正式的宗教身份的，充其量有这方面的信仰，最多也只是个散居的正一派道士。
随着李一的成名，他曾经的挚友甜茶道人发帖披露，李一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从小混迹于沙坪坝、石桥铺一带，因在家里排行老二，故街坊邻居都称其为“李二娃”。
李二娃开始懂事的那个年代，也是文化热潮涌动的年代。
80年代的重庆还是个十足的大农村。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思想开始松绑，精神试图寻求新的慰藉。被遗弃的宗教习惯，开始抽枝发芽，佛教、道观的香火又旺了起来。
随后的武侠热红火了少林、武当，一佛一道成了国人的寻根之地。
“80年代的文化热，其中有周易热，禅宗热，气功热，最早的还有养花热……是当代人人精神解放的一种表现。”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刘仲宇教授说。
坐守嘉陵江、码头文化发达的重庆，是跑江湖之人时常光顾的地界，各种文化热也都有着市井方式的表达。甜茶道人记得，小时候“街上一鸣锣就都跑出去”。在他的印象里，“耍猴的都是河南的，杂耍的都是河北的”，所以当初李一据说跟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人走了，甜茶道人就觉得，李一是去河北了。“80年代武功热，他也是很迷。”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1990年，李一从河北回来，随即参加了重庆电视台和广州太阳神主办的巴蜀绝技大赛，表演项目为人体通电，当时还有另外一名选手表演同样的技艺。据重庆谐星、李一的朋友仇小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李一着装太朴素、道具简陋，镜头画面不甚理想，因此他差点被淘汰。”但仇小豹还是力保李一，因为他“表演相对其他人更简单直观，冲击力更强”。这次比赛使得李一出了点小名。
据甜茶道人回忆，当时李一的父亲已经从棉纺厂退休，安排李一回去接班，李一虽然办了手续，但心有不甘，最终还是没要老国企的铁饭碗，一心想着弘扬自己的绝技去了。
在重庆电视台露脸并获得绝技称号后，李一先后开办了巴蜀绝技团、气功班、道医馆。因为比赛而结识的仇小豹为彼时处境艰难的李一提供了不少帮助，包括义务主持绝技团的演出，尽管仇小豹认为演出没有多少“艺术含量”。
但这一时期李一依然有所收获。他拥有了首批“信徒”，目前绍龙观的二号人物吴心道长，就是从气功班开始追随李一的。吴心，本名吴至平，是绍龙观地位仅次于李一的人物，据说吴心此前只是个发廊的学徒。而巴蜀绝技团则成为日后绍龙观道家绝技团的主力班底。
在绍龙观成立初期，到处表演绝技，是绍龙观扩大影响，结识社会名流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在绍龙观大事记上有诸多体现，但表演范围始终局限在重庆各区，也曾参加一些电视绝技、奇闻类节目。除此之外，由于他的道医馆开在“市委大院的小礼堂旁边”，让他积累了不少政商资源，民间相传他曾治好了某位副市长的病，因此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除了仇小豹这位当地颇有名气的谐星，李一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名叫刘宗朝。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疗养室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刘宗朝。他已然不记得什么“国光探险队”的事情。他嘴上念的、心里想的，除了“我是个坏人”“我要吃烟”之外，最多的就是一个叫做“飞天船”的物件。
在重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刘宗朝是个赫赫有名的人，20年前他在重庆的名望远胜于今天的李一。这个当年重庆国光集团(原重庆中药总厂)的厂长，国企改革的先头兵，曾经的重庆富豪，后因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而致使厂子陷入困境，刘宗朝也因为“非法集资”罪被判入狱。2000年出狱，无儿无女，父母妻子都相继离世，连清醒的神志也离他而去。但始终没有离开的是他坚持的理想，他想发明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让人民大众都“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他给这个物件起了个名字，叫“飞天船”。
刘宗朝的理想，体现着改革开放以后甚至是延续至今的，人们对于健康和长寿的渴望。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过程中，有人诉诸神药，有人诉诸功法，有人诉诸信仰。
在90年代初那样各种热潮澎湃的时代，刘宗朝与李一相遇了。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刘宗朝资助李一带领“国光探险队”去湖北神农架“抓野人”。而国光集团的退休员工刘菊一也能够证实，八九十年代交界的几年间，刘宗朝总裁确实赞助过神农架探险活动。
刘宗朝当时的举动受到手下人的质疑：搞宣传搞到神农架去，有什么用？这个可笑的举动加上刘宗朝信奉风水，手下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是他精神病开始累积的前兆——他首先推行的六五工作制(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工作六小时)在当时也被视为“疯了”的举动。
作为改革开放中国企改革的先锋人物又是失败者的极端代表，刘宗朝没有抵挡住时代的洪流，而与他擦肩而过的李一，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实现绝技盖世，扬名天下。
还是喜欢大师的感觉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又席卷过一场集资热，结识了一定政商资源的李一手上有了些钱，开始涉足商界，先后成立龙人集团等企业。想赚钱是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的共同理想，李一也不例外，但成为商人的李一并不喜欢别人称呼其为“董事长”“总经理”这类的头衔，他身边的人更习惯称其为“大师”。甜茶道人说，当时李一仍没有放弃他办道医馆的目标，于是他想到去找重庆老君洞的周志清道长，希望能够承包一个殿堂搞他的道医。结果被保守、严谨的周道长痛骂而归。
李一皈依道教的时刻，正是个全民练气功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一种“功法”诞生，每周至少有一位大师横空出世，每一本气功杂志都有大篇幅的广告，不遗余力地鼓吹着那些亦真亦假的神奇功法和奇功异能的人物，各种号称“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的气功训练班，遍布大小城镇甚至乡村。
在那个全民疯狂的年代里，道士任法融记述道，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道观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大师任法融思考着中国之道的出路，而李一也在思考着营销与中国之道的交集。后来，李一成了举世皆知的活神仙。
头脑灵活的李一后来在民政部门注册了重庆缙云山道教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绍龙观的网站称，“1997年11月10日，(北碚)区府[1997]113号文，批准修建缙云山‘三缙公路’及修复绍龙观，白云观。”据此开始修建绍龙观。
绍龙观、白云观建立起来，但李一彼时仍然没有正式的宗教身份。1994年参加上海台“天下第一”节目录制、表演“水下生存”的时候，主持人介绍其为“昆仑宗太乙道第十六代传人”，但请其出场时称其为“演员李军”。
至于他的师父，没有人见过。一位熟悉李一当时情况的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一自称师父是昆仑上的一个隐者，听起来“很像古龙的武侠小说”，“他处事的风格也很像古龙小说里的人物，看不到具体的应付难题的招数，就是打死也不说师父是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神仙。”并且，李一还找了一个画画的，给他的师父画了一张素描像，“看起来有点像他父亲”。
重庆的道教协会建立于2002年，李一修建绍龙观时，重庆地界上尚还没有正式的道教组织，身份认定比较模糊。
道士与道观的关系在1987年有了明文规定。在此之前，道士和道观都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关系。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而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当时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
李一正式有了师承是在2000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五)，拜上海城隍庙的陈莲笙道长为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上海城隍庙，城隍庙的负责人吉宏忠道长介绍，当时李一在北碚区民宗局(当时还叫民宗办)一位周姓女干部的陪同下，拿着该局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上海道教协会，要求拜陈莲笙老道长为师。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现任副会长刘巧林道长的证实。
“从资料上的感觉，他是组织推荐一样的，民宗部门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民宗部门给开了介绍信，干部亲自陪过来，……我个人感觉，对老爷子(陈莲笙道长)来说，不相信政府相信谁呢？这也不能算是他本人毛遂自荐，这是地方上推荐。”吉宏忠道长说。
而重庆据北碚区民宗局综合科科长张选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9年中国道教协会曾发给重庆市道教协会筹委会一信函，对于当时正一派道士身份认定意见如下：
“道教正一派是道教传统的教派，关于正一派道士的认定审核问题，请按我会制定的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程序办理。由于目前你市道教组织尚不健全，请在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扶持下积极做好工作。”
对这一信函的解释，张选成说，中国道协的意见就是如果有正一派道士的认证需要，就“介绍到上海的城隍庙”。
在绍龙观的官网上记载有绍龙观大事记(截止到2003年1月8日)，其中也提到了拜师一事，“2000年9月25日我观李一道长由市民宗委和中国道协安排，并由区政府宗教办周本玲科长陪同，赴上海授录。”当年的12月，李一当选为重庆道协副会长，此时一直反对李一进入道教界的重庆道协会长周志清已患病在床，虽有会长身份，但实际上无法付诸具体行动了。
绍龙观修建以来，不少政府和道协领导到此视察过。根据绍龙观大事记，“市领导肖祖修、邓宗文”(1998年)、“副市长王鸿举”(2000年)、“中国道协闵智亭会长及袁炳栋秘书长”(2000年)、“包叙定市长”(2001年)、“许忠民副市长”(2002年)、“黄奇帆副市长”(2002年)、“程贻举副市长”(2002年)。据说，每次有领导来缙云山观光，李一都会尽力跟领导合影。
道可，道非
2005年是李一人生轨迹的最大转折点。仇小豹发现，从这一年开始，李一“变得繁忙起来”， “他很努力，读了很多经书，提升很快”。
而就在这一年，著名导演张纪中的妻子樊馨蔓慕名而来，她陪同朋友上缙云山找李一道长看病。此后，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记者、“感动中国”的总导演根据自己在缙云山上的经历，写出了《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生命不仅仅如此》《生命可以如此》三本书，介绍她跟李一道长的交流和她在缙云山上的收获，2009年开始陆续出版。一时间，李一名声鹊起。
巧合的是，近两年间，李一比较敬畏之人相继去世——师父陈莲笙，反对他入道的老君洞的住持周志清，还有他的父亲。
也是这一年，李一开始频繁出现在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大众媒体，接受采访或录制节目。在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里，李一跟脱口秀主持人们打成一片。他极好的口才和始终微笑的面容，让人对道家的玄幻少了几分陌生，平添了亲切。
当然，李一宣讲最多的还是道医的理论，运用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词汇，给大众讲解如何养生。
在一次养生课堂上，有学员对他说：“大家都是你的粉丝嘛，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就是您大概修炼到什么层次了？”众人哄笑。李一亦笑着说：“这个问题都要回答呀……可不可以申请不回答？”颔首浅笑片刻，接着说道：“再要回答，万一变成铁丝了怎么办？”就此化解了“无可奉告”可能造成的冷场和尴尬。
李一的信徒，彼此见面会互道“无量寿福”，但见到李一则呼“天尊慈悲”。中国道教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天尊慈悲”本来是相当于“阿弥陀佛”的宗教问候语，但李一道众给人的感觉，或者说外界对于道众问候李一的用语，存在误解，“这个说法并不是称李一为‘天尊’的意思。”“或许是道众误解了，而李一没有纠正。”
没有得到纠正的还有有关王菲、马云、杨锦麟等人拜李一为师的说法，在李一被公开质疑之后，一夜之间，当事人纷纷否认，但在其作为绍龙观宣传作料甚至是猛料的几年间，却很少有人出来撇清关系。而在风波中始终力挺李一的樊馨蔓也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樊曾另开博客对一些攻击进行反击，但只发表两篇后就彻底关闭。曾经观察、采访李一所引发社会养生热潮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何伊凡说，“樊馨蔓有一种情结，她希望帮助一些人，那些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人。”在何的报道里，樊馨蔓是这么解释她写书宣传李一道长的初衷：“我为什么把道长的言行这么强化到书里？我和他，马云，张纪中，说到底，都是被借助的渠道，这个渠道所散布的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心灵共振。”
中国宗教协会的刘仲宇却对如此高调的宣传感觉不好，在一个月前的中国道协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的刘仲宇告诫刚刚当选中道协副会长的李一：“不要多宣传，就闷着做。他们写的书啊肯定是帮倒忙的事。”不料被刘言中。
刘仲宇见识过李一的人体通电，在德国慕尼黑一个学术会议上，李一并没有被邀参加，只是不知为何跑来“客串”，给一群外国友人表演了人体通电，据说德国某市的市长还被他治好了病，一些欧洲的企业家也很推崇李一。
在去年的嵩山论道研讨会上，陈莲笙的儿子陈耀庭提交了一份有关李一道医思想研究的论文，被作大会总结发言的刘仲宇点名表扬了，他认为李一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道教发展的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成效明显，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依恋感增强，对传统宗教发展的基础慢慢在扩大，某种意义上在恢复，因为之前是硬性打掉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刘仲宇说，当然，在传统宗教的复兴中，“领头的是佛教”，原因是民国时期“人间佛教”的开创和逐步发展，使得当今的佛教“适应现代生活的自觉性特别强”。相较之下，道教中有言“道不言道，道不外传”，“客观上也造成了道教现在跟其他宗教比比较弱势，道教以前在弘道方法上比较保守，不喜欢——用一个不准确的词——叫自我推销，一个好的义理好的思想，你不传播，人家也不知道。”上海城隍庙负责人吉宏忠道长说。
刘仲宇认为，这对于式微的道教发展来说，对于玄而又玄无法普及的道教理念来说，李一套用现代理论而进行的重新阐释，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太一般了，是七八十年代的理论”，“这个解释模型，不能说他错，就是不够成熟。”
但李一和他的信徒却认为，“李一应该是个新道学家，对经典有新的阐释和理解在里面。”在绍龙观旁边的鉴湖宾馆外墙上写着“道可道 非常道”，而其实李一给道德经第一句的断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他和他的信徒都对大师的妙解深信不疑。
李一和成就他的时代
不知李一来自何处。因为旧城改造，重庆大刀阔斧，拆墙铺路，李一幼时的生活痕迹也很难寻觅；他在这俗世上能够称得上敬畏的人——师父陈莲笙，反对者周志清，还有他的父亲——都已相继离世。不知李一去往何方。他尚在旁人的猜测与争论中“潜水”生存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重庆、上海、北京)
8月之前，李一道长尚还风光，微笑的脸庞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杂志里、养生课堂、EMBA学习班、总裁培训等种种场合，这大概是除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外，在上流社会沙龙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大陆宗教人士的脸。他的声波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不限时不限地的被不限定的人群接收。
这位缙云山上的道长，号称旗下弟子三万，不乏张纪中樊馨蔓夫妇这样的媒体名人、李亚鹏王菲这样的娱乐明星和马云这样的商界名流，在三“名”的感召下，在缙云山云雾缭绕、竹影婆娑的静谧与喧嚣中，有人强身健体，有人修心养性，有人把治疗绝症的希望寄托于此，也有人把人生之路的方向问道此处。无论道长是否有意，其盛名已昭天下。
在这个夏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风云突变。缙云山的讲经堂堂门紧锁，白云观后殿用于修行的院门也紧锁，用于接待养生3日班、5日班学员的鉴湖宾馆因“管网改造”而“暂停营业”。宫观里只有少数几名道人看管，道旗猎猎，跟随父母前来游玩的孩子以为来到了《西游记》里的车迟国。
李一不再说话，有关李一的书籍、音像制品都已停销，天价的养生培训班也已停办。跟他一同走下畅销排行榜的，还有“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在北京，各大书店有关李一的养生书已经全部下架，管理员称“这人出事了，没他的书了。
俗世大众愕然：如果李一是骗子，为什么会风行许久，还招惹名人为其助阵？“道中仙友”亦愕然：为什么昨天的“神仙”师父，今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
于是，政府、宗教界、媒体、民间人士都开始穷尽所能大翻箱底，大家想知道，李一，他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他的轨迹，是一个极平凡的观察视角，可一窥中国社会信仰思潮的起落。
身怀绝技的李二娃
李一，原名李军，出生于196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一说自己出身于道教世家，父亲是道士，三岁得病，遂被抱进道观。但这个说法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信源可以证实。
以李一所说的入道时间1972年来说，李父的这一行为实现起来不太容易。那一时代的道教正在经历着一场从上到下的洗礼。在那场洗礼中，宗教似乎已经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被清除了。道观被整肃成了学校或者工厂，出家的人被迫还俗。
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宗教界人士也不能幸免，那个时候，道教大师任法融正在陕西修行，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使他自此烦恼了10年。在各种宗教的危机中，道教的危机尤其深重。道士信众，人才衰落，正统的神仙学术无以昌明，民间流传的道教思想，往往与巫蛊邪术不分。在人们的心目中，道教成了十足的封建糟粕和精神鸦片，随着那场运动被丢进了垃圾堆。直到改革开放后，道教才逐渐恢复，但与佛教、基督教比起来，这种中国本土的宗教依然谈不上兴盛。
李一是怎样进入这个有点式微的宗教界的？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从缙云山所在辖区的北碚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下简称北碚区民宗局)调查得知，李一在2000年前是没有正式的宗教身份的，充其量有这方面的信仰，最多也只是个散居的正一派道士。
随着李一的成名，他曾经的挚友甜茶道人发帖披露，李一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从小混迹于沙坪坝、石桥铺一带，因在家里排行老二，故街坊邻居都称其为“李二娃”。
李二娃开始懂事的那个年代，也是文化热潮涌动的年代。
80年代的重庆还是个十足的大农村。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思想开始松绑，精神试图寻求新的慰藉。被遗弃的宗教习惯，开始抽枝发芽，佛教、道观的香火又旺了起来。
随后的武侠热红火了少林、武当，一佛一道成了国人的寻根之地。
“80年代的文化热，其中有周易热，禅宗热，气功热，最早的还有养花热……是当代人人精神解放的一种表现。”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刘仲宇教授说。
坐守嘉陵江、码头文化发达的重庆，是跑江湖之人时常光顾的地界，各种文化热也都有着市井方式的表达。甜茶道人记得，小时候“街上一鸣锣就都跑出去”。在他的印象里，“耍猴的都是河南的，杂耍的都是河北的”，所以当初李一据说跟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人走了，甜茶道人就觉得，李一是去河北了。“80年代武功热，他也是很迷。”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1990年，李一从河北回来，随即参加了重庆电视台和广州太阳神主办的巴蜀绝技大赛，表演项目为人体通电，当时还有另外一名选手表演同样的技艺。据重庆谐星、李一的朋友仇小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李一着装太朴素、道具简陋，镜头画面不甚理想，因此他差点被淘汰。”但仇小豹还是力保李一，因为他“表演相对其他人更简单直观，冲击力更强”。这次比赛使得李一出了点小名。
据甜茶道人回忆，当时李一的父亲已经从棉纺厂退休，安排李一回去接班，李一虽然办了手续，但心有不甘，最终还是没要老国企的铁饭碗，一心想着弘扬自己的绝技去了。
在重庆电视台露脸并获得绝技称号后，李一先后开办了巴蜀绝技团、气功班、道医馆。因为比赛而结识的仇小豹为彼时处境艰难的李一提供了不少帮助，包括义务主持绝技团的演出，尽管仇小豹认为演出没有多少“艺术含量”。
但这一时期李一依然有所收获。他拥有了首批“信徒”，目前绍龙观的二号人物吴心道长，就是从气功班开始追随李一的。吴心，本名吴至平，是绍龙观地位仅次于李一的人物，据说吴心此前只是个发廊的学徒。而巴蜀绝技团则成为日后绍龙观道家绝技团的主力班底。
在绍龙观成立初期，到处表演绝技，是绍龙观扩大影响，结识社会名流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在绍龙观大事记上有诸多体现，但表演范围始终局限在重庆各区，也曾参加一些电视绝技、奇闻类节目。除此之外，由于他的道医馆开在“市委大院的小礼堂旁边”，让他积累了不少政商资源，民间相传他曾治好了某位副市长的病，因此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除了仇小豹这位当地颇有名气的谐星，李一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名叫刘宗朝。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疗养室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刘宗朝。他已然不记得什么“国光探险队”的事情。他嘴上念的、心里想的，除了“我是个坏人”“我要吃烟”之外，最多的就是一个叫做“飞天船”的物件。
在重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刘宗朝是个赫赫有名的人，20年前他在重庆的名望远胜于今天的李一。这个当年重庆国光集团(原重庆中药总厂)的厂长，国企改革的先头兵，曾经的重庆富豪，后因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而致使厂子陷入困境，刘宗朝也因为“非法集资”罪被判入狱。2000年出狱，无儿无女，父母妻子都相继离世，连清醒的神志也离他而去。但始终没有离开的是他坚持的理想，他想发明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让人民大众都“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他给这个物件起了个名字，叫“飞天船”。
刘宗朝的理想，体现着改革开放以后甚至是延续至今的，人们对于健康和长寿的渴望。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过程中，有人诉诸神药，有人诉诸功法，有人诉诸信仰。
在90年代初那样各种热潮澎湃的时代，刘宗朝与李一相遇了。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刘宗朝资助李一带领“国光探险队”去湖北神农架“抓野人”。而国光集团的退休员工刘菊一也能够证实，八九十年代交界的几年间，刘宗朝总裁确实赞助过神农架探险活动。
刘宗朝当时的举动受到手下人的质疑：搞宣传搞到神农架去，有什么用？这个可笑的举动加上刘宗朝信奉风水，手下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是他精神病开始累积的前兆——他首先推行的六五工作制(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工作六小时)在当时也被视为“疯了”的举动。
作为改革开放中国企改革的先锋人物又是失败者的极端代表，刘宗朝没有抵挡住时代的洪流，而与他擦肩而过的李一，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实现绝技盖世，扬名天下。
还是喜欢大师的感觉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又席卷过一场集资热，结识了一定政商资源的李一手上有了些钱，开始涉足商界，先后成立龙人集团等企业。想赚钱是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的共同理想，李一也不例外，但成为商人的李一并不喜欢别人称呼其为“董事长”“总经理”这类的头衔，他身边的人更习惯称其为“大师”。甜茶道人说，当时李一仍没有放弃他办道医馆的目标，于是他想到去找重庆老君洞的周志清道长，希望能够承包一个殿堂搞他的道医。结果被保守、严谨的周道长痛骂而归。
李一皈依道教的时刻，正是个全民练气功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一种“功法”诞生，每周至少有一位大师横空出世，每一本气功杂志都有大篇幅的广告，不遗余力地鼓吹着那些亦真亦假的神奇功法和奇功异能的人物，各种号称“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的气功训练班，遍布大小城镇甚至乡村。
在那个全民疯狂的年代里，道士任法融记述道，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道观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大师任法融思考着中国之道的出路，而李一也在思考着营销与中国之道的交集。后来，李一成了举世皆知的活神仙。
头脑灵活的李一后来在民政部门注册了重庆缙云山道教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绍龙观的网站称，“1997年11月10日，(北碚)区府[1997]113号文，批准修建缙云山‘三缙公路’及修复绍龙观，白云观。”据此开始修建绍龙观。
绍龙观、白云观建立起来，但李一彼时仍然没有正式的宗教身份。1994年参加上海台“天下第一”节目录制、表演“水下生存”的时候，主持人介绍其为“昆仑宗太乙道第十六代传人”，但请其出场时称其为“演员李军”。
至于他的师父，没有人见过。一位熟悉李一当时情况的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一自称师父是昆仑上的一个隐者，听起来“很像古龙的武侠小说”，“他处事的风格也很像古龙小说里的人物，看不到具体的应付难题的招数，就是打死也不说师父是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神仙。”并且，李一还找了一个画画的，给他的师父画了一张素描像，“看起来有点像他父亲”。
重庆的道教协会建立于2002年，李一修建绍龙观时，重庆地界上尚还没有正式的道教组织，身份认定比较模糊。
道士与道观的关系在1987年有了明文规定。在此之前，道士和道观都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关系。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而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当时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
李一正式有了师承是在2000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五)，拜上海城隍庙的陈莲笙道长为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上海城隍庙，城隍庙的负责人吉宏忠道长介绍，当时李一在北碚区民宗局(当时还叫民宗办)一位周姓女干部的陪同下，拿着该局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上海道教协会，要求拜陈莲笙老道长为师。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海市道教协会现任副会长刘巧林道长的证实。
“从资料上的感觉，他是组织推荐一样的，民宗部门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民宗部门给开了介绍信，干部亲自陪过来，……我个人感觉，对老爷子(陈莲笙道长)来说，不相信政府相信谁呢？这也不能算是他本人毛遂自荐，这是地方上推荐。”吉宏忠道长说。
而重庆据北碚区民宗局综合科科长张选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9年中国道教协会曾发给重庆市道教协会筹委会一信函，对于当时正一派道士身份认定意见如下：
“道教正一派是道教传统的教派，关于正一派道士的认定审核问题，请按我会制定的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程序办理。由于目前你市道教组织尚不健全，请在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的领导扶持下积极做好工作。”
对这一信函的解释，张选成说，中国道协的意见就是如果有正一派道士的认证需要，就“介绍到上海的城隍庙”。
在绍龙观的官网上记载有绍龙观大事记(截止到2003年1月8日)，其中也提到了拜师一事，“2000年9月25日我观李一道长由市民宗委和中国道协安排，并由区政府宗教办周本玲科长陪同，赴上海授录。”当年的12月，李一当选为重庆道协副会长，此时一直反对李一进入道教界的重庆道协会长周志清已患病在床，虽有会长身份，但实际上无法付诸具体行动了。
绍龙观修建以来，不少政府和道协领导到此视察过。根据绍龙观大事记，“市领导肖祖修、邓宗文”(1998年)、“副市长王鸿举”(2000年)、“中国道协闵智亭会长及袁炳栋秘书长”(2000年)、“包叙定市长”(2001年)、“许忠民副市长”(2002年)、“黄奇帆副市长”(2002年)、“程贻举副市长”(2002年)。据说，每次有领导来缙云山观光，李一都会尽力跟领导合影。
道可，道非
2005年是李一人生轨迹的最大转折点。仇小豹发现，从这一年开始，李一“变得繁忙起来”， “他很努力，读了很多经书，提升很快”。
而就在这一年，著名导演张纪中的妻子樊馨蔓慕名而来，她陪同朋友上缙云山找李一道长看病。此后，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记者、“感动中国”的总导演根据自己在缙云山上的经历，写出了《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生命不仅仅如此》《生命可以如此》三本书，介绍她跟李一道长的交流和她在缙云山上的收获，2009年开始陆续出版。一时间，李一名声鹊起。
巧合的是，近两年间，李一比较敬畏之人相继去世——师父陈莲笙，反对他入道的老君洞的住持周志清，还有他的父亲。
也是这一年，李一开始频繁出现在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大众媒体，接受采访或录制节目。在以娱乐见长的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里，李一跟脱口秀主持人们打成一片。他极好的口才和始终微笑的面容，让人对道家的玄幻少了几分陌生，平添了亲切。
当然，李一宣讲最多的还是道医的理论，运用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词汇，给大众讲解如何养生。
在一次养生课堂上，有学员对他说：“大家都是你的粉丝嘛，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就是您大概修炼到什么层次了？”众人哄笑。李一亦笑着说：“这个问题都要回答呀……可不可以申请不回答？”颔首浅笑片刻，接着说道：“再要回答，万一变成铁丝了怎么办？”就此化解了“无可奉告”可能造成的冷场和尴尬。
李一的信徒，彼此见面会互道“无量寿福”，但见到李一则呼“天尊慈悲”。中国道教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天尊慈悲”本来是相当于“阿弥陀佛”的宗教问候语，但李一道众给人的感觉，或者说外界对于道众问候李一的用语，存在误解，“这个说法并不是称李一为‘天尊’的意思。”“或许是道众误解了，而李一没有纠正。”
没有得到纠正的还有有关王菲、马云、杨锦麟等人拜李一为师的说法，在李一被公开质疑之后，一夜之间，当事人纷纷否认，但在其作为绍龙观宣传作料甚至是猛料的几年间，却很少有人出来撇清关系。而在风波中始终力挺李一的樊馨蔓也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樊曾另开博客对一些攻击进行反击，但只发表两篇后就彻底关闭。曾经观察、采访李一所引发社会养生热潮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何伊凡说，“樊馨蔓有一种情结，她希望帮助一些人，那些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人。”在何的报道里，樊馨蔓是这么解释她写书宣传李一道长的初衷：“我为什么把道长的言行这么强化到书里？我和他，马云，张纪中，说到底，都是被借助的渠道，这个渠道所散布的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得到心灵共振。”
中国宗教协会的刘仲宇却对如此高调的宣传感觉不好，在一个月前的中国道协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的刘仲宇告诫刚刚当选中道协副会长的李一：“不要多宣传，就闷着做。他们写的书啊肯定是帮倒忙的事。”不料被刘言中。
刘仲宇见识过李一的人体通电，在德国慕尼黑一个学术会议上，李一并没有被邀参加，只是不知为何跑来“客串”，给一群外国友人表演了人体通电，据说德国某市的市长还被他治好了病，一些欧洲的企业家也很推崇李一。
在去年的嵩山论道研讨会上，陈莲笙的儿子陈耀庭提交了一份有关李一道医思想研究的论文，被作大会总结发言的刘仲宇点名表扬了，他认为李一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道教发展的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成效明显，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依恋感增强，对传统宗教发展的基础慢慢在扩大，某种意义上在恢复，因为之前是硬性打掉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刘仲宇说，当然，在传统宗教的复兴中，“领头的是佛教”，原因是民国时期“人间佛教”的开创和逐步发展，使得当今的佛教“适应现代生活的自觉性特别强”。相较之下，道教中有言“道不言道，道不外传”，“客观上也造成了道教现在跟其他宗教比比较弱势，道教以前在弘道方法上比较保守，不喜欢——用一个不准确的词——叫自我推销，一个好的义理好的思想，你不传播，人家也不知道。”上海城隍庙负责人吉宏忠道长说。
刘仲宇认为，这对于式微的道教发展来说，对于玄而又玄无法普及的道教理念来说，李一套用现代理论而进行的重新阐释，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太一般了，是七八十年代的理论”，“这个解释模型，不能说他错，就是不够成熟。”
但李一和他的信徒却认为，“李一应该是个新道学家，对经典有新的阐释和理解在里面。”在绍龙观旁边的鉴湖宾馆外墙上写着“道可道 非常道”，而其实李一给道德经第一句的断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他和他的信徒都对大师的妙解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