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普查大量被拒难以为继：中国人口普查难在政府“无信”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历时三年。为期一个月的北京人口普查入户摸底工作9月15日即将结束，目前，摸底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大部分区县已完成入户，但因普查员遭遇人户分离、空房、隐私、流动人口和超生等问题，还有许多户没完成登记。面对超乎寻常的压力，各区县陆续出现一些打“退堂鼓”的普查员，他们普遍因为“入户难”不堪重负而“请辞”。
虽然入户普查已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普查员遭拒的大量理由主要来自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人口普查员会遇到居民不愿意让人入户或不愿意回答提问的情况。虽然国家媒体一直强调人口普查员必须遵守保密原则，但人们的怀疑并未打消。
“20年里，我做了三次人普，这次是最难的。”做了居委会主任十年的北京市人口普查员罗淑云说，“今年人户分离，相比前两次多很多，虽然每户都走了多遍，但仍有很多户信息没查到。”对比三次普查，她说，人们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1990年普查时，大爷大妈们见到普查员，都客气的迎进家，端茶倒水；2000年时，人们对人口普查心怀抵触，工作稍不细致，就可能出错；到今年，情况更加复杂，总之一次比一次难。
对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称，就因中国对隐私保护措施不够，导致许多人不愿接受人口普查。而外国人口普查进展得较顺利，主要是外国对普查对象隐私的保护措施较完备，而且人口普查数据不做他用，普查对象的信息只有普查员知道，其他人不得接触。
对于有人将隐私泄露归结为入户方式，乔教授表示，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人口普查，是以电子邮件方式，节省人力物力，但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居住环境等，中国采取入户方式是最适宜的。
在京生活6年的日本人小林小百合说，在日本大规模普查不常有。但日本有个好习惯和制度，就是外地人到一个地方后，先要到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这样即使不做大规模人口普查，相关部门也能掌握人口变动的情况。”
中国人口普查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美联社解读道，多年的改革已经逐步削弱了政府在大部分人生活中曾经的主导地位，一些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而且怀疑政府掌握这些个人信息的目的。
究其原因，有分析称，要在中国进行准确的人口普查是一项艰巨工作，因为大量农民工离开了在农村的登记住址到城市寻找更好的谋生机会。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其中很多都没有登记，因此没有合法身份，这些人口可能达到数百万。政府已经表示要降低或取消巨额超生罚款，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有限宽恕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一些人有抵触是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调查他们的财富，比如他们有多少房产，或者公布他们的灰色收入等，这些人要么很富有，要么有贪污行为。
然而，中国人口普查官员顾怡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没有回答滥用人口普查信息或其他潜在侵犯人权的问题，而是说，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人口普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政府未来决策的必要依据。她说，政府需要准确的数字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大家必须配合，这符合普通百姓的最大利益。
评论认为，有关个人信息安全中国已做了立法保护，甚至提升到了刑法的层面，但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从刑法确立这个罪名至今两年多来，个人信息距离安全状态依然遥远，人们依然处在各种商业广告和短信诈骗的包围之中，而且，“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也一直鲜被使用。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社会信用、政府信用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出了问题。近年来，无论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相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一时、一事的利益和目标都在有意无意地透支着各自的信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不稳定。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政府实现公共管理既需要随时借助企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更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而公众的支持对公共政策的推行是至关重要的。而公众的支持一方面源自于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对政府借助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发生动摇，那么，公共政策的推行就会遇到阻碍，公共服务总是难如人意，又怎能敲开住户那扇紧闭的房门！
虽然入户普查已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普查员遭拒的大量理由主要来自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人口普查员会遇到居民不愿意让人入户或不愿意回答提问的情况。虽然国家媒体一直强调人口普查员必须遵守保密原则，但人们的怀疑并未打消。
“20年里，我做了三次人普，这次是最难的。”做了居委会主任十年的北京市人口普查员罗淑云说，“今年人户分离，相比前两次多很多，虽然每户都走了多遍，但仍有很多户信息没查到。”对比三次普查，她说，人们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1990年普查时，大爷大妈们见到普查员，都客气的迎进家，端茶倒水；2000年时，人们对人口普查心怀抵触，工作稍不细致，就可能出错；到今年，情况更加复杂，总之一次比一次难。
对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称，就因中国对隐私保护措施不够，导致许多人不愿接受人口普查。而外国人口普查进展得较顺利，主要是外国对普查对象隐私的保护措施较完备，而且人口普查数据不做他用，普查对象的信息只有普查员知道，其他人不得接触。
对于有人将隐私泄露归结为入户方式，乔教授表示，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人口普查，是以电子邮件方式，节省人力物力，但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居住环境等，中国采取入户方式是最适宜的。
在京生活6年的日本人小林小百合说，在日本大规模普查不常有。但日本有个好习惯和制度，就是外地人到一个地方后，先要到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这样即使不做大规模人口普查，相关部门也能掌握人口变动的情况。”
中国人口普查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美联社解读道，多年的改革已经逐步削弱了政府在大部分人生活中曾经的主导地位，一些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而且怀疑政府掌握这些个人信息的目的。
究其原因，有分析称，要在中国进行准确的人口普查是一项艰巨工作，因为大量农民工离开了在农村的登记住址到城市寻找更好的谋生机会。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其中很多都没有登记，因此没有合法身份，这些人口可能达到数百万。政府已经表示要降低或取消巨额超生罚款，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有限宽恕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一些人有抵触是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调查他们的财富，比如他们有多少房产，或者公布他们的灰色收入等，这些人要么很富有，要么有贪污行为。
然而，中国人口普查官员顾怡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没有回答滥用人口普查信息或其他潜在侵犯人权的问题，而是说，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人口普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政府未来决策的必要依据。她说，政府需要准确的数字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大家必须配合，这符合普通百姓的最大利益。
评论认为，有关个人信息安全中国已做了立法保护，甚至提升到了刑法的层面，但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从刑法确立这个罪名至今两年多来，个人信息距离安全状态依然遥远，人们依然处在各种商业广告和短信诈骗的包围之中，而且，“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也一直鲜被使用。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社会信用、政府信用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出了问题。近年来，无论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相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一时、一事的利益和目标都在有意无意地透支着各自的信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不稳定。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政府实现公共管理既需要随时借助企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更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而公众的支持对公共政策的推行是至关重要的。而公众的支持一方面源自于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对政府借助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发生动摇，那么，公共政策的推行就会遇到阻碍，公共服务总是难如人意，又怎能敲开住户那扇紧闭的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