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美军走了 伊拉克会崩溃吗（多图）

　　8月31日，驻伊美军正式宣布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将安保任务移交给伊拉克安全部队。奥巴马说，作战部队的离开意味着这场战争“结束”，伊拉克将自己“作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撤军仪式上表示：“我们会好好的，他们会好好的”。

　　尽管依然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威胁，但是毫无疑问，伊拉克在迈向正常国家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自治能力的提高，则是社会秩序改善的结果——这源于民众对暴力的极度厌恶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伊拉克曾被列入“邪恶轴心”，萨达姆的高压统治被推翻后，“爆炸”又一度是伊拉克的标签，也许，一切苦难行将过去。

　　经过两场战争后，伊拉克“在路上”

　　2004—2009伊拉克部分民意调查

　　上面的调查显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虽然伊拉克人对具体的水、电、医疗、就业很不满意，但是对教育、地方政府的满意度比较稳定，尤其是对地区安全很有把握。这说明伊拉克局势已经比较稳定，民生问题亟待改善。

　　此外，在上述调查中，几乎每一个选项都是V形走势，这是伊拉克近几年社会形势的形象反映：2004、2005年形势比较好，民众对新政权抱有期待；2006、2007年形势急剧恶化，说明恐怖分子挑起的混乱局面让民众怨声载道；2008、2009年形势又转好，说明恐怖势力被有效遏制，逐步走上正轨。

　　2006—2007年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几乎是一场准内战，交战的一方是美军和伊拉克新政府军队组成联军，另一方为各色恐怖组织，这是伊拉克人的第二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最终，彻底厌倦暴力的人们联合起来，配合联军反恐维和，压制住了恐怖势力，给国家带来新生。

　　库尔德地区早就进入“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是库尔德人的说法，他们比其他伊拉克人幸运，没有遭受恐怖袭击的摧残，从萨达姆政权结束后，就“进入伊拉克建国近百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大型建筑遍地开花，可大多当地人不屑于当劳工。项目投资者多为各国阿拉伯商人，劳工不少是东南亚引入的外劳。

　　库尔德地区位于伊拉克东北部。伊拉克将近一半是沙漠（西部），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狭长地带。库尔德面积占这个地带的三分之一，人口占五分之一。库尔德人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们在萨达姆时期经历过内战的洗礼，相对成熟，因而能够直接进入经济建设的黄金期。这对其他地区的伊拉克人来说很值得借鉴。

　　美国撤军不会让局势逆转

　　2006年开始的混乱局面也反过来促使人们进行反思，不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对立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他们走到一起，直接对话，学会协商，在谈判桌上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最近几年选举发生的情况说明，伊拉克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终学会了妥协。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阿拉伯语的妥协(mosawama)一词是个肮脏的词汇，但现在人们理解了妥协的含义和作用。

　　民众觉醒：最有力的保障

　　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人们终于认识到，不能再被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利用，不能再受他们的挑拨自相残杀，而应共同保障和维护难得的和平。

　　“觉醒”不只是思想认识，还是切实有效的针对性行动。伊拉克的“觉醒运动”，有点类似我国的“人民战争”，发动普通民众做宣传工作，策反恐怖分子，并且积极提供情报，使恐怖组织没有藏身之地。这导致“基地”组织内部产生了“恐慌、畏惧与厌战情绪”，组织结构“完全崩溃”。

　　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在减弱

　　伊拉克最糟糕时期是2006年中至2007年中。当时伊拉克教派分歧严重，而新的军队和警察还没有准备好，恐怖分子乘虚而入，制造恐惧和混乱，激化各派矛盾，混水摸鱼。

　　随着伊拉克人民的“觉醒”，恐怖组织的活动空间日益萎缩，破坏力也大不如前。2008年暴力袭击事件比2007年下降85%，2009年重大袭击事件比2008年同比又减少60%。

　　一方面，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不断压缩恐怖组织活动范围，另一方面，伊拉克民众对恐怖组织广泛厌倦，这使得恐怖组织的“再生”越来越困难。

　　伊拉克人应该感谢美国吗？
　　怎样看待大国的干预？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互不干涉内政”，但是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说，这样的立场不太合适。

　　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问题是，一些民族国家行不义之政，而且它们自身无法作出改变，必须靠外界力量。从逻辑上讲，如果大国不干预，就会产生很多问题，甚至是纵容反人类罪行；如果大国干预，同样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涉嫌强权政治。

　　具体到伊拉克，这个选择倒没那么复杂，如果美国不出兵，伊拉克会比现在更好吗？恐怕不可能。既然没有一个有效的超越国家的机构，那么“国际警察”就有合理性。

　　美国重建了伊拉克的社会秩序

　　首先是对安全的保障。7年来美国武装力量是保障伊拉克安全的中坚力量，以至于很多人对今后伊拉克的安全局势感到担忧，甚至担心伊拉克会爆发内战。

　　重建社会秩序，除了保障社会安全外，更重要的是推广民主协商的议政作风。现在，政治家们仍然会喧闹，甚至怒气冲冲离去，将讨论推向破裂边缘，但他们总是能回到讨论席上。反对派领袖不再片面抵制政府，而是选择成为体制内反对派。各宗教派别和世俗力量能坐到一起对国家大事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伊拉克的隐痛

　　在伊拉克感受中东问题是具体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在伊拉克，只要问到以色列，几乎无一例外毫无商量余地地持敌对情绪，哪怕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犹太人。即使一向对大阿拉伯主义反感的库尔德人，也因为处于伊斯兰宗教文化圈而持有同样强烈的感受。

　　美国外交政策有它非常恒定的一面，它不可能放弃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角色在伊斯兰国家的国民眼中，永远是另外一种色彩。…[详细]

　　伊拉克不会菲律宾化，但也有自己的隐忧

　　1946年独立后的菲律宾，曾被视为“东方民主橱窗”。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为254美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头羊，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也居领先地位。同年韩国只有156美元、泰国只有97美元。

　　到了1987年，菲律宾人均GDP为590美元，反比韩国的2690美元、泰国的850美元落后许多。现在，地球人都知道菲律宾政府的腐败、低效率以及司法不公。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总结菲律宾的教训，仅仅推行了一个全国性的选举，但是不仅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反而在宗主国的支持下建立寡头统治；缺乏系统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权力在“政治世家”中世袭；军队没有国家化，军人干政成风……

　　伊拉克不会步菲律宾覆辙

　　伊拉克已经实行了两次全国性选举，各政治势力之间体现了一定的竞争性，而且经过“觉醒运动”，民众得到了基本的政治训练，寡头统治的局面较难出现。

　　由于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发生军人干政的风险也不大。

　　综合而言，伊拉克最大的风险是，伊拉克人的政治热情已经被点燃，一旦经济和社会改革不到位，贫富分化和腐败可能让政治热情变成政治怒火——象在吉尔吉斯发生的那样。